聚落探访VOL.26 | 滇西回民聚居地——曲硐村

Original HUFUJII Lab. 胡藤井研究室 2023-08-30

收录于合集 #世界聚落研究50年 28个

引言2011年胡·藤井研究室设立后，世界聚落研究的重心转向中国。开启中国居住文化调查，足迹遍布广袤中国大地，调查形态千差万别的聚落。这些中国历史文化村镇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有着传承千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居住文化的传承与演变。本公众号将陆续推出中国聚落与民居调查系列，这些聚落兼具自然环境差异性与地域文化本土性。在丰富的民居形态、顺应环境的建构方式、朴素的生存状态的表象下，隐藏着独特的空间结构、营建秩序与空间图式、族群共同的空间概念与文化，赋予了聚落历久弥新的顽强生命力。

曲硐村位于永平县城南部，距离县城中心4.5公里。曲硐是博南古道的咽喉，也是中国通往缅甸、老挝、泰国、新加坡等国的必经之路。该村位于大保高速出入口，320国道穿村而过，正在建设的大瑞铁路永平火车站位于村落南部，相距不到2公里，距离大理机场、保山机场不到百里。曲硐处于永平坝子的最南端、周边山体环绕的平坝之内，村落四面均为大片良田，环境良好，村落东侧和南侧各有银江河、新河两条河流穿过，村庄内水渠纵横，常年流水不断。

· 曲硐村周边自然环境图（图源：Google earth）

曲硐村是滇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落。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信仰伊斯兰教。村内建有新老两座清真寺，以《古兰经》为宗教经典，由阿訇主持宗教活动与引导教化信教群众。生活习俗固守回族传统，遵循伊斯兰教义，讲究卫生，热爱自然与绿色，不吃猪肉。长期以来因人口多，耕地少，经商一直是当地村民务农以外的主要职业，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地流传的曲硐回族的生计方式叫“盘田，赶马，做生意”。

· 曲硐村认知地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空间形态

曲硐村整体空间形态为集中紧凑型，以清真古寺为村落中心，以南北向和东西向的街巷将村落分成多个块状组团，各个组团共同镶嵌而成紧密联系的村落整体。

· 曲硐村古清真寺（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同时，以银江河及新河为源头的水渠体系与街巷交错，几乎遍布村落每条街巷，形成水渠与街巷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网络结构。村落内部空间主要由民居空间和街巷空间构成，古村落区域和新建区域存在明显的边界，且新旧区域的道路体系与建筑形态均有显著差异，村落外围被农田与山体包围，边界明显。

· 曲硐村村落边界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道路结构

曲硐村外围道路结构由三条过境交通构成：大保高速、320国道以及博南大道，外围道路结构清晰，承载大量过境交通流量。村内交通可分为新建区域和古村落区域两部分，村落北部的新建区域交通网络简单明了，多为规划后的产物，古村落区域空间肌理紧密，交通系统以南北向的任远街和东西向的西化街为主要交通干线，这两条街同时也是原来马帮繁荣时期的茶马古道行进路线。

· 曲硐村村落道路结构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古村落内部的街巷系统整体如自然生长般表现出自组织性，但因缺乏村落历史影像资料而无法知悉其街巷生长过程。传统村落的街巷空间基本都比较紧密，以致密的空间肌理、复杂的街巷系统增加内聚性，为居民之间日常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便利；同时交叉口众多的同时街巷导视性差，非当地人进入村落通常会迷路，体现较强的排外性，增强村落神秘感，提升防御机制，这既是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是防御自保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古代人民筑屋构城的智慧。

· 曲硐村街巷空间（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建筑分布

合院式民居是曲硐村民居建筑的主要形式，以院落为中心，房屋多对称分布，以内向型空间为主，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不论是新建片区还是古村片区，曲硐村建筑整体分布是紧凑而内聚的，形成一种高密度的集中布局模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在此一目了然。古村落内部基本由建筑斑块和街巷廊道覆盖，建筑面积占全村总面积 80%以上，建筑覆盖率较高。长短不一的街巷将民居建筑划分为几大居住片区，每一片区内的四合院檐口相接，比肩而立，各家房屋相互倚靠，密不可分。由街巷划分出的居住片区，位于村落中心区域的居住片区面积小，越往外居住片区的面积越大，由于地形的影响较小，有更多扩张空间使得其生长所受限制更小。外围建筑的生长，初期表现为沿街巷分布，占据交通便利之处，当交通干道沿线的有利位置被分配完之后，才开始填充由各街巷划分出的居住区内部，以尽端巷道到达各家门口。

· 传统民居-马凤仙家（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 新建民居（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曲硐古村落区域的民居基本是自建房，建造年代最早的可追溯至民国初期，但仅存少数几户，村落核心区保存较多的是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间修建的传统民居，总数占据全村民居的60%以上，多采用土木结构、砖木结构及砖混结构等房屋样式，四合院形式居多，院落多为前院，以瓦顶为主，屋面形式多为悬山式，夯土筑墙，土色墙面，木质雕花门窗，较为精美；古村中将近半数的房屋为七十年代后修建，由于古建筑的老化及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有较多老建筑被拆除重建为现代砖混结构房屋，建筑高度也有所提升，虽会保留合院式的格局以及一些装饰元素如清真字样的门头，但建筑整体传统风貌已丧失，成为现代建筑。民居的朝向多以正房面东或东南为主，主要依据是要有充足的阳光和较好的通风条件，并不以风水来定建筑朝向或者选址。

· 曲硐村图底关系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空间营构特征

回族群众通过有意识地保护自身民族、宗教文化，以此为基础，在其聚居区内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村落空间。因此，回族聚落的空间特色是历经发展、积累和沉淀而逐渐形成的，涵盖了族群特有的有形的物质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围寺而居

清真寺作为回族群体宗教核心的场所，是村落营构初期首先具备的要素，穆斯林建造房屋均遵循“围寺而居”的习俗。这种以某一要素为中心构建村落的平面布局形式，由居民自发建造而成，建筑以密集的形态自然生长，在看似无序的空间肌理后隐藏的是族群村落营建的文化基因，呈现出一定的向心秩序。曾经西门村位于大坟院以西的大清真寺，基本是在村落南部的中心位置，而现存的曲硐老清真寺其选址还考虑到地形高度，小狮山脚高度高于民居区域，以高于民居地基的老清真寺来统率民居，是老清真寺偏离几何中心的主要原因。

· 曲硐村老清真寺（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新建的清真寺则结合了地形条件和方位优势，占领区域制高点的同时以大体量建筑形态成为领导周边民居的统率建筑，由此构建教民的视线通廊，安抚民心。

· 曲硐村新清真寺（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围寺而居的传统来源于回族聚落营建的“寺坊”形态，“寺”是聚落的中心和标识，“坊”是围寺而居的民居单元、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空间。回族人把自己的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哲玛尔提(Jamā’t)”，音译自阿拉伯语，具有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意思，意译则为“寺坊”。不同于传统血缘型聚落，寺坊是以宗教作为纽带的回族社区，是教缘型聚落的典型案例。

· 曲硐村清真寺分布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靠山理水

曲硐古村以两处山体作为依托，新河、银江河水为之所用，背山面水的同时引活水入村，形成靠山理水的整体环境。博南山脉在阻挡西北风进入永平坝子的同时，承接来自东南方的暖湿气流，促进曲硐暖湿小气候的形成。

· 曲硐村（图源：永平之声）

引自新河的水源既是曲硐农田的灌溉用水，也是村落内活水的重要来源，对于喜爱清洁的穆斯林来说，活水是日常清洁用水的重要水源，活水代表的更是生机和活力，是其崇尚自然的重要表征。此种理水入村的格局在巍山县永建镇的多个回族村也有相同表现，村民认为活水是干净的水，尽管家里有水井，还是要到水渠里清洗食物,体现回族人民对于活水的喜爱，从而促成村落建构中对于水的引导与利用。

· 曲硐村水系分布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产城分离

回族人擅长农商结合的发展模式，农业耕种的同时兼营小生意，亦农亦商，但总体上农业是根本，商业是脉络，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发展。早期曲硐回民以农业为生，民居集中分布于村落之内，生产农田则在村落四周分布，不在居住区之中，生产性用地和居住性用地界线明确，体现的是产城分离的布局特征。这种形式不仅可以增强“围寺而居”格局的向心性，维护聚落整体性，提高农田完整度，同时也将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分割开来，“生产”是为了生存，而“生活”则应该享受，体现的是回族居民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高质量生活的追求。

营建礼仪与禁忌

基于各民族起源、经历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民俗、礼仪和生活禁忌，而反映在聚落营建上的礼仪和禁忌，也正是其文化及精神世界的底蕴。曲硐回族民居的营建存在着一些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特征，表现在诸如宅基地选址、房屋朝向、日期选择等方面。回族居民力求同族而居，曲硐仅有少数汉族与回族杂居，但两族居民和谐相处已有长久的历史，在长期共处中培养出符合两族礼仪的共处原则，回族群众尊重汉族的礼仪和习俗，汉族人民也理解回族的禁忌和特点，同时对于某些习俗诸如薄葬传统表示支持与肯定。

族群文化对于村落形态的建构

基于曲硐历史梳理与村落形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曲硐村族群文化与村落空间形态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族群文化对于曲硐村落形态建构的重要作用与积极影响，主要是边屯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马帮文化三大部分对于村落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影响和作用。

· 九屯分布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边屯文化作为初始要素促成曲硐的生成，屯兵而来的回族士兵带来伊斯兰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边屯文化，与边屯行为一起促成曲硐城堡式格局的形成以及周边九屯二堡的布置。

· 城门遗址分布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伊斯兰文化作为贯穿历史的重要控制要素约束和引导着曲硐的发展，以伊斯兰教为依托的伊斯兰文化自被边屯行为带到曲硐开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为伊斯兰教的持续传承得以延续，也为村落形态打上深刻的伊斯兰烙印。

马帮文化作为扶持曲硐变迁的引导要素以精神和经济双方面的作用带动曲硐新时期的发展，民国初年马帮贸易的不断扩大加快了曲硐村复苏的脚步，且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促进了村落形态构建与居民心理建设。

· 马帮建筑分布图（图源：胡·藤井研究室）

族群文化从宗教思想、精神观念、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对曲硐回民产生影响，从而对居民生产生活、技术能力、营造法式等方面进行指导和调整，影响着单体房屋建造及至整体村落营构。再族群文化的层次关系上，伊斯兰文化是主导要素，影响边屯文化及马帮文化的生成发展；边屯文化与马帮文化是从属要素，受伊斯兰文化的浸染但逐渐表现出独特性，与伊斯兰文化一起成为影响曲硐村落形态的族群文化要素。

END

往期回顾

「建筑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