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 × 赵普光 × 陆远 | 《乡土中国》与中国社会

2022年6月25日，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以线上对谈的方式，探讨交流费孝通的经典作品《乡土中国》，展开一场社会学、人类学和乡土文学的对话。

本文为论坛纪要，由陈琦整理。

论坛纪要

《乡土中国》与中国社会

文 | 陈琦

陈琦：请老师们谈谈费孝通先生其人其事，以及《乡土中国》的写作背景。

陆远：在解读《乡土中国》之前，应当对费孝通先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先生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学问足够广博，寿命也足够长，不仅活到了改革开放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还活到了21世纪，他生命所涵盖的内容足够丰富。费先生是一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概也不会出现像他这样的人物。这不是说我们在学术上无法超越费先生，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声望、各方面的影响力是历史形成的。

费先生的这种历史地位，不仅在于他是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推动者，也不仅在于他晚年做了很大的官，有很高的社会名望。事实上，在《乡土中国》发表前后的四十年代中后期，费先生就已经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乡土中国》第一个月出版印了2000本，当月卖完，之后每月加印2000本，加印了很长时间，在当时广受好评。这不仅和费先生的文笔、思想倾向密切相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他如何认识传统。费先生自述他年轻时读中国传统的书不多，但1943年他去了美国以后，又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他认为，美国的伟大不在于东部的繁华奢靡，而在于西部农村不断开拓、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牛仔精神，这种美国精神恰恰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东西。相反，对于美国过于奢华铺张的物质文明，费先生始终带有反思和批判的眼光。此后，费先生回过头来关注中国乡土，尝试从中国传统中为人类命运寻找具有方向指引性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两者是有内在关联的。

1947年2月28日，费孝通（中）从英国回国途径新加坡与胡愈之（右）、沈兹九在南洋出版社前留影

我自己对费先生有个界定，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或者“失败的成功者”，当然这是一种比喻。所谓“成功”，是指他当然我们心目中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我们对他的研究、继承、纪念各个方面，在中国社会学界是无出其右的；而所谓“失败”，是指在某种程度上，费先生一辈子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在今天这个时代遭到了忽视和“抛弃”。这种文化理想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也和《乡土中国》这本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一方面，费先生早年的学术思想是基于他所生活的环境——江南比较富庶的一个乡村，由此他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想象，并贯穿终生。费家虽然不是大富之家，但在吴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士绅家庭，同时在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中，亦得风气之先，所以费先生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偏西式的教育。费先生的文化底色是基于江南士绅的传统，他的身上有一种文化的从容，但最可贵的是他能够将其转化为传统士大夫“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志业。从张冠生编写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中可以看到很多细节，费先生晚年到八九十岁，仍然坚持去很多穷地方，和当地人讲有困难告诉他，他帮他们“把条子递上去”。虽然他官做得很大，但他不是为自己去谋求什么，而是有一种从前士大夫的那种使命感。

江村俯瞰

第二方面，费先生对乡村的眷恋，衍生出乡村的文化本位主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对中国社会如何全面发展政治经济有一个最基本的主张，就是他八十年代初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他形象地把小城镇比作海绵，说它可以吸纳大城市多出来的水分，能够既让人们有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又不至于出现过多现代大城市病。所以，费先生一直主张中国社会不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发展大城市上，而应该走小城镇的道路。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是乡土社会，但绝不是没有工业，因为人多地少，仅靠农业养不活那么多人，所以传统工业实际上散布在乡村里；而且城市是消费型的，乡村是生产型的，所以在城乡关系里是乡村占据本位。但今天，我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个思路还是不断发展大城市集群，小城镇多多少少是被忽视的，这里面有制度选择的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费先生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主流观点。

开弦弓村

第三方面，费先生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16字箴言，反映出他对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之间进行融合发展的思路。1943年到1944年，费先生在美国待了一年，回来以后写了《初访美国》，这本书在1946年出版，可以给在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做一个注解。他在书中反思道：“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是否全盘西或者全盘东？”费先生在出访美国以后，一直在思考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如何和谐共处。他担忧虽然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但人们基于民族国家、阶级阶层等本位各自为战，离大同的构想越来越远。然而，费先生去世将近20年了，他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期许似乎没有好转的迹象，我们仍旧是在“各美其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费先生又是一个失败者。

费孝通晚年十六字箴言

从这三方面来讲，我们远远没有能够真正继承费先生的思想，没有把他的思想内核阐发出去。

谭同学：费先生去燕京大学读书，当时系里的吴文藻老师对他影响很大。吴先生是标准的学术带头人，除了学问做得好，各方面活动能力特别强，不仅给年轻的师生找研究基金，培养学生也有全盘的计划。他认为世界上社会学、人类学的流派很多，如果每个流派送一个人去学，学成归来后加以融合，中国就会形成一个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学。

吴文藻晚年生日会。前排左起：吴文藻、冰心、林耀华。后排左起：陈永龄、费孝通、李有义

吴文藻先生最开始是准备让费先生去美国学社会学，但是同年级的杨庆堃特别想去美国，费先生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内要复办社会学、需要教材等资源，费先生去美国找杨庆堃，杨先生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办这件事。后来吴先生认为费先生学人类学也挺好，但当时还没有经费支持，就准备让他在国内先学一段时间。于是，吴先生带着费先生去找了清华大学的史禄国教授。史禄国是现代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理论体系很复杂。他准备按三个阶段对费先生进行五到六年的培养，先从体质人类学入手，然后是社会语言文化，最后到历史演化。费先生学了一年后，吴先生找到了支持费先生出国学习的经费，就建议费先生可以出国了。但史禄国先生觉得他的学生如果到欧洲学习，连田野调查都没做过，是不行的。于是，他就派费先生去大瑶山做田野调查，主要是做体质测量，但费先生后来并没有整理这些材料。费先生在《桂行通讯》里解释他是因为在大瑶山受伤了，把材料带到了广州做手术，再坐船到江苏养伤，伤养好之后，又从上海坐船去伦敦，在船上整理了江村的调查材料，然后去伦敦又读了两年多的书，回来在云南开展了乡村调查，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整理体质测量的材料。但如果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费先生既然从上海到伦敦有时间整理江村的资料，不应该没有时间整理史禄国留给他的作业，更有可能是：他对这类研究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读《桂行通讯》，我们还会发现，费先生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史禄国派他去做体质调查，他天天在思考土地问题，以及由于土地占有不同导致的民族关系问题。究其原因，可能是费先生士绅知识阶级的使命感和学知识的目的和史禄国完全不同。史禄国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缺乏感同身受，所以不会尝试在知识研究上对现实加以回应；而费先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围绕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前途命运来思考的，他是要用专业的工具和技术去达成“志在富民”的研究目的。

史禄国教授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提到最开始让费先生去做江村的田野调查，而不是用瑶山的材料来写博士论文，是他的大弟子雷蒙德·弗思的建议。弗思本科是学经济学的，后来跟着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又因为自己是新西兰移民，所以博士论文做了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研究，并在1929年出版，也由此开创了经济人类学这一分支方向。而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是1939年出版，两者相距10年，在当时刚刚兴起的经济人类学的领域，也算是比较新的作品。但如果比较两书，会发现很多不同：《新西兰毛利人的原始经济》中土地只写了一章，宗教仪式、生活习惯写了很多；《江村经济》也写到了亲属制度、香火崇拜，但在导论中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后面主要是谈经济现象，土地议题占据了很大的篇幅。马林诺夫斯基可能有点担心当时欧洲人类学界不太接受这种经济人类学的民族志，在序言中指出，“费博士在这本书中没有来得及写当地的宗教，相信他将来会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于中国农村宗教的信息”，结果回国后费先生也没有去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其实，费先生终其一生没有对宗教给予太多的关注，他留学回来后就去云南山村做经济研究，不是按照西方标准的经济人类学套路去走，而是带着知识生产的使命感去思考中国社会的前途命运。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

此外，回应陆老师对城镇化问题的判断，谈我的一点不同看法。今年中国公布的城镇化率是71.2%，附带联合国的最新估算，大概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会达到86%左右，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考虑了到2050年中国也许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率可能没有这么高，因为现在把农民工也算进去了，但他们不能在城镇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他们的小孩不能在城镇上学，自己也无法在城镇养老。而且，城镇化严重依赖第二产业，第二产业的利润率决定了我们可以有多少人口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城镇生活下去。如果中国的城镇化率未来达到86%，就算人口有所下降，我们也只有11亿左右的城镇人口，也就是说还有2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如果有11亿左右的城镇人口，那意味着我们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还要更高，但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不会让中国占到那么高的比例？从长远战略上来看，费先生小城镇发展的思路依然是我们的可选项，当我们第二产业的工业品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达不到应有的界限，将来它可能会发挥关键的作用。我们可以跳出西方贫民窟的发展方式，在小城镇依靠现在的摩托化和交通水平，兼顾原来乡村里的农业。

赵普光：费先生是中国学术界一个绕不开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以来最具人文意识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的文章特别有温度，虽然不同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需要严谨、客观、理性，但是从以《乡土中国》为代表的系列著作中，我们能够读出其中和人文学科相结合的感性的一面。费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难以相信这竟然出自一个社会学家笔下，从中可以感受到费先生敏锐的生命意识与他学术研究的融通结合。

费先生还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隐喻——未完成的天才，即在青年时期就已经达到了巅峰。这个现象是很值得思考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生命的厚度，时间越久写出的东西越有味道、越有深度。其实，《乡土中国》虽然给我们的研究开拓了更多可能性，但本身不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里面的很多命题在它以后有所扩展、深化和提升。

《乡土中国》初版本

《乡土中国》的出现正好踩在了时代的基点上。在抗战刺激下，当时的文化思潮迅速抛弃了原来五四反传统的思潮。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开始“寻根”。

《乡土中国》是在世界的维度上发现中国，因为只有跳出中国，才能看更好地看清中国。就像我们只有离开故乡，才会产生无可遏止的重新发现故乡的冲动，而且新的环境能让我们挖掘到故乡异质性的一面。

陈琦：为什么《乡土中国》对于今日中国仍然重要，并被确定为中学全文阅读指定书目？也请老师们分享阅读这部经典的建议。

陆远：《乡土中国》在整个汉语世界的社会学著作里，无论出版的版本、发行量、阅读的范围，都是无出其右的。最近三五年的流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被列入到高中语文“整本阅读”的书目中，让读者的年龄层不断往下拉，使得受众更广。虽然这本书讲得深入浅出，但每次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认知；虽然这本书虽然很薄，但它反映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是在讲一个乡村社会的问题，更是想概括出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秩序，一本小书有一个很大的雄心。

费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思想迅速成熟，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眼光和人类情怀的学者。所以，阅读《乡土中国》要结合他在四十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著作去思考，包括《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等。关键是我们要去理解费先生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东西方文明究竟该怎么走的文化关怀。

谭同学：《乡土中国》背后是中国社会学的世界化问题，西方的人类学过去是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现在虽然不会对外殖民，但也在融入世界。我们需要了解世界，需要发展海外的人类学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设好自己、解决现实问题。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以儒家为代表，历来是以最大多数人的发展为己任的，我们的知识生产不纯粹是为了乐趣，更不是为了侵略别人，而是有文化本体论决定的深切关怀在里面。

费孝通在吴江

赵普光：真正的经典都是有张力的，或者说是超越学科的，在同一作品里不同的学科都可以获得一些启示。形象地讲，学科就像地球仪上的经纬线，它给予人类区隔和定位的便利，逐渐成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地球本身。但费先生和他的代表作恰恰提醒了我们，在分科日益细密的当下，应该重启“非学科化”，让事实而不是学科成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乡土中国”这个概念重在“中国”，“乡土”是对中国性质的一种提炼。《乡土中国》这本书不是在讴歌乡土，也不是赞美乡土，而是进行客观的分析。它之所以成为必读书，也和文学化的写法相关。要了解乡土中国，就不能光读《乡土中国》这个单行本，应该读费先生的作品全集，包括大量的域外随笔，以知晓《乡土中国》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处在什么位置。

陈琦：如何理解“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它之于学术、公众和社会实践有怎样的意义？

陆远：大家一提《乡土中国》一定会讲到“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其实是中国传统礼治秩序内在制度精神的通俗化表述，也是中国社会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贡献出的最有知名度的原创概念之一，但费先生晚年自己很少再提到这个概念。其实，他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用“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这一对概念，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完全就是差序的，中国也有团体，西方也有差序。

实际上费先生用“差序格局”概念是在讲两个问题，一是等级，二是秩序，着眼点是在等级差异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的秩序。虽然《乡土中国》里专门有一章在讲“差序格局”，但整本书的每个角落里都在呼应这个问题。比如，《男女有别》一章指出在中国乡土社会里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其中暗含了对自由恋爱冲击传统社会秩序的隐忧。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等级有相应的角色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差序格局，它能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起到秩序维护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逐渐被破坏掉了。整个社会秩序在动荡，我们究竟是从传统当中来，还是吸收西方的东西，要为中国社会的制度安排找到一条出路，费先生用这本小书来谈这个很关键的问题。

当然，费先生当初用“差序格局”概念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它后面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差序格局”概念的生产史和传播史研究，探索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和这个概念对话。

费孝通（87岁）与姐姐费达生（94岁）

谭同学：如果没有国学文化的底子，无法概括出“差序格局”这样的概念。费先生关注到的恰恰是社会学补充儒家的方面。按照儒家的理想是爱无差等，但他观察到在社会实践中，这个理念并没有被无限推广下去。

费先生晚年用过“差序场”概念，但确实很少再使用有关“差序”的概念。不同于“差序格局”，“差序场”不是一颗石子，而是多颗石子同时扔进一个水面，每颗石子都激起一圈圈的波纹，最后这个水面形成多个同心圆互动出来的波纹结构。费先生后来关心的问题更多是互动的，而不是过去马林诺夫斯基教他基于个体来扩展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想象，互动强调要将心比心，要分析每个个体如何理解另外的个体。费先生晚年觉得关键是不同文明体系下的个体怎样互动和谐地相处，所以反而觉得史禄国的思想确实很重要。

赵普光：“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以及书中的很多表述，反映出费先生的写作语言是一种抽象的形象。我推测费先生之所以后来不再使用这个概念，是因为自身学术不断推进和反省的结果。他原来做社区研究偏向个案研究，之后来做比较研究，包括《乡土中国》，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东方和西方的时候已经预设了前提，东方和西方是刻板化的、铁板一块的，否则是不好谈的。不仅是费孝通先生，还有梁漱溟先生在分析中国的思维和西方的思维时，指出西方是“有对”的，东方是“无对”的。但我们所说的“中国”指的什么时候的中国，是不是所有时期都一样，“西方”也是一个大概念，所以一旦刻板化就会出问题。

其实，西方文化给本土研究提供的更多是激活和打开的作用，而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对比。举个文学的例子，我们谈到莫言在八十年代创作发生的转变，都会把他和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联系起来，认为他是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我们如果了解莫言，就会发现实际上他当时没怎么读过这些作品。莫言自己也说他看了几页《百年孤独》就扔下来，但恰恰是这几页给他提供了很多东西，让他认识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原来自己的老家可以成为自己创作的资源。

前排右起：钱伟长、雷洁琼、费孝通

提问交流环节，书友们表达了各自的体会和思考。

书友1：如何看待费先生从民国时期单纯的学人身份，到共和国时期学人与政治人兼具的双重身份取向？这种身份角色自我认同的内在张力与平衡，能否和韦伯的《以政治为志业》《以学术为志业》两篇著名演讲做一点比较分析。

谭同学：如果用韦伯来做比较，倒是雷洁琼老师更像，她做过人大的副委员长，也是社会学领域重要的专家，但她从政期间和学术期间的作品界限是比较清晰的。费先生更类似于过去的士绅，他是宠辱不惊，做官的时候没有太把自己当成一个官，做学术的时候没有太把自己当成一个学者，主要目标都是去解决现实问题，而他对文化的反思集中在人生最后的十年。

陆远：一方面，我们在进入社会科学之前，首先要对这个学科的无奈感和无力感有清醒的认识，书斋里的学问能够影响和推动现实是非常难的。这和人文科学还不太一样，因为社会科学所关心都是现实的问题，但你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很多人就会困惑，甚至会躺平。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在很多时候会导致巨大的无奈和无力，费先生晚年在很多场合，也和身边的人表达过这种无奈和无力。另一方面，韦伯的《以政治为志业》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政治成熟”，即我明明知道我的政治抱负在现实中会屡屡受挫，但一个真正政治上成熟的人会和自己说“那又怎样”，然后他依然会遵照自己的内心去做，用中国的话说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费先生特别让人钦佩的就是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他晚年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富的地方邀请他他都不去，专门去穷的地方。他对自己能力的界限有清醒的认识，但依然愿意去做，这是我们后辈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

赵普光：对现在的学者来讲，费孝通先生是一面镜子。

中年费孝通参访少数民族地区

书友2：经过土改和农村的一系列整合运动，中国农村还存在《乡土中国》里所讲的差序格局和长老治理吗？宗族势力出现在扫黑除恶文件中是反面名词，这十几年来中国农村迅速地被整合进城市，农村只剩下极少的老年人口，这个进程还在继续，那么《乡土中国》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谭同学：《乡土中国》不只是在说中国乡村社会，它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不是将来农村人口少了，它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估算中国将来就算发展到城镇化的巅峰，起码还有2亿左右人在农村，仍旧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虽然“宗族势力”在现在的一些文件中是反面词，但其他文件中也有“新乡贤”之类的正向表述，所以我们要比较立体和辩证地去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宗族势力去干坏事，那他们是扫黑除恶的对象；如果是好事，那他们是新乡贤。这也是我们基层治理中艺术的一面，所以要领会精神，不能只读白纸黑字，字里行间很重要。而且我们对待传统宗族社会组织的态度，现在其实是更精细化的，重点是看它作为一种社会结合方式被用来干什么。这背后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多元不对称式的转型问题。有的地方已经转得非常现代化，有的地方还非常传统。

陆远：宗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是人群联系的一种方式，具体要看它所嵌入的社会大的秩序结构、文化环境。此外，宗族在中国绵延那么长的时间，不是说我们通过一种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消灭，或者重新建立，它一定是和具体的社会运行态势密切相关，要在具体的情况当中去分析。

书友3：费孝通先生在写完《江村经济》以后写了一本小说《茧》，当前学界对它的解读还不是特别多，特别是从左翼文学的角度来分析，以及如何理解《茧》与《江村经济》在主题方面的关联性。

赵普光：从文学本身来讲，《茧》这部小说并不是一篇特别成功的文学作品，它带有比较粗糙的实验痕迹。小说本身具有一定的乡村意味，这和费先生学术研究的思考重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左翼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除了五四以来所谓的乡土文学，其实中国现代以来绝大多数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乡土的，或者是以乡土为主要背景的。在乡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三条理路：第一条是鲁迅式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批判，批判的主题是文化和精神的层面，批判的对象是愚昧的、需要启蒙的；第二条是沈从文式的，把乡村抽离为相对世外桃源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第三条是茅盾式的，包括叶圣陶、吴组缃在内的社会剖析派，费孝通的《茧》大致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一类作品的创作是社会科学式的，比如茅盾在写《子夜》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当时的上海周边，做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所以他的写作其实是社会学式的，他的主题也比较显豁，但这也是别人诟病他的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过于社会科学化的操作对于文学创作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这和文学的特性有关。文学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的规律和社会现实的规律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文学创作本身还是文学研究，如果直接用社会科学式的方式，和文学本身的特性可能是有撕裂的，需要特别审慎，需要注意限度。

沙龙最后，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对本场沙龙做出总结：

三位老师对《乡土中国》的精彩讨论，与各自的研究背景是互相对应的。赵普光老师有一部著作《斯文的回响》，是研究苏州叶氏家族文化，他对于学人的生命史、创作史，以及社会化家族和历史传承背景下的文化研究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叶圣陶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也是苏州的同乡。陆远老师兼具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术背景，而他个人的求学历程跨越苏州和南京，这两个从宋明以来就堪称江南文化和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代表性城市，所以他对于费先生的理解有一种历史脉络的时间感，而且能够精准把握江南商业与文化相互促进的背景。谭同学老师《作为人类学方法论的文史哲传统》一文对我影响非常大，费先生是一个极具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谭老师也有类似的气质，他和学生共读费先生的作品已经十多年，但到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将其转化为一些学术的成果。

三位老师对待学术如生命、如志业的态度，也给在学院体制之外的我们以非常大的启迪。不管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一个增量、一个存量，还是一个常量，如果都能抱有费先生所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交流融合、互动对话的心态，来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的世界尽管现在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然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像胡适之先生说的，我们在毕业工作之后，要找到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培育一两个终身受益的兴趣爱好，最重要的一点是对自己、对国家、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世界，不管在任何至暗时刻都抱有一点最起码的信心。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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