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 | 白长虹 面向实践的研究：调查、案例与“管理地图”

主编寄语 | 白长虹

面向实践的研究：调查、案例与“管理地图”

20世纪6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发起PIMS调查项目，对管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最初，通用电气公司出于制定战略计划的需要，希望弄清一些事业部比另一些事业部收益更高的原因，委托几位管理学者在公司内部开展调查，了解一些重要变量对事业部收益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项目的调查范围扩展到公司外部，同时哈佛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学者也参与其中，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PIMS数据库中包括了200多个公司的2600多个战略事业单位。如今，PIMS项目已经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有数百个公司的4100多个战略事业单位参加，每个参加者每年向PIMS提供资产负债表，其中包括30多个重要变量的真实数据，以及关于市场地位未来销售的预期，PIMS则为客户保密，并向客户提供根据这一数据库编制的战略分析报告。虽然学界有人对PIMS持批评态度，但也有一些学者利用这个数据库进行学术研究。

调查研究其实是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统计抽样方法出现之前，为了认识和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人们就开始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其中19世纪末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布思对伦敦穷人及贫穷原因的调查，堪称社会调查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查尔斯·布思领导的这项调查持续了十几年，调查内容涉及伦敦地区与贫困相关的职业、收入、移民、血汗工厂等，以及政府政策、公共服务等相关问题。布思的研究成果要比当时的人口普查更为深入，揭示了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而且全景般反映了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状况。他所绘制的《伦敦贫困地图》成为社会地图应用于社会空间分析的最初范例。我在2020年第4期主编寄语“实践转型需要大兴调查研究”中曾经谈到的定县调查，则正式开启了中国社会调查历程，为了解旧中国县域经济与社会情况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调查研究的另一种形式，是针对个案的深入调查，即案例研究。案例研究最早出现在法学和医学领域，后来成为经济、社会、管理及其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钱德勒的名著《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发展的若干篇章》就属于案例研究的经典之作。个案调查与前述调查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使用多种资料，深入探讨一些因果关系，或者清楚地描述一些新事物、新现象、新机理。它不像实验研究那样需要控制许多变量，但又像在实验室里可以对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进行“分析式归纳”。正如罗伯特·殷所说，“单案例研究就好比研究者在实验室进行的新实验，多案例研究可以被看作多个相关实验”。

过去十几年间，管理学界已经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成果，但相对于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而言，这些成果远不足以填补“知与行”的裂隙。更何况持续推进的改革与开放、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管理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成功事例，都在改变着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认知及其行为。管理学界需要开展更多的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包括通过调查研究，用最客观、最真实的方式反映我国企业的经营情况与管理水平、管理者的知识来源和使用知识的方式、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变化及这种关系对企业的影响，以及市场环境和竞争与合作态势的变化，力争拼接出全景式的“管理地图”；通过案例研究以完整、深入和准确的方式，对近年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的代表性事件和代表性企业，面对“百年变局”我国企业的重要探索、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创新成果和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典型事例进行案例分析，在“管理地图”中标出醒目的路标。

杰佛瑞·菲佛教授无疑是管理学界很有批判精神的人物，他在《管理的真相》一书中谈到管理者不能把知识很好地用于实际工作的“知行差距”问题时，将批判锋芒也指向一些管理界流行的说法，像“战略决定命运”“要么创新，要么死亡”等，都受到了菲佛教授的贬斥。知与行存在裂隙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流行观点相互矛盾，有些管理者对管理理论或工具认识片面，有些管理者则只说不做等。为了缩合知行差距，菲佛教授建议把合理的逻辑和确切的事实作为决策的支柱，他倡导的“循证管理”尤其强调了根据事实进行管理，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要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不断调整治疗方案。

在管理学领域，造成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的原因之一，是管理者及其面对的问题和外部环境都在演化之中，即便这种演化不是剧烈的变化，也会是“今非昔比”。这种演化特征意味着，管理学者可以借鉴菲佛教授的循证管理思想进行循证式研究，不断地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及情境与现实情况进行“今昔”对比，用事实这个参照系校准研究思路，让理论成果更加贴近管理实践。

或许有人感到不解：实证研究不就是根据经验数据得出的结论吗？循证的原因是怀疑这些数据不准确吗？对此，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数据准确和资料真实不能等同于现实情况客观地得到呈现。当前，一些研究成果过多地依靠宏观统计数据或简单的自陈式量表，尽管这些数据不是伪造的，却与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有差距；而一些以前已经验证的理论命题经历一段时间以后也有可能不再成立，不能再作为演绎推理的依据。如果不能适时地对理论误差和观测误差进行“校正”，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裂隙就会扩大。

当然，事实作为一个参照系并不是自然的存在，而需要学者和研究机构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不断地构建、修正，逐步拼接起一张反映现实情况的“管理地图”。这张地图能够用来纠正过去的错误认识，用来规划未来的方向，使管理者得以慎重地思考自己的决策，学者们得以重思自己的研究路线。这张图还有助于消除学界的一些理论分歧，因为系统的真相往往是对立观点孰对孰错最好的判别标准。

为此，本刊今年将对版面栏目做适当调整，用以刊发高水平调查研究和案例研究成果，响应中国专业学位案例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加强案例研究，助力中国管理学科整体水平提升”的倡议，为学者们讲好中国管理故事提供空间。

白长虹，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管理评论》主编，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原文刊发于《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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