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董事长，通州是秘书，雄安新区是董事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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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定位

4月1日，新华社发布雄安新区设立消息，一时间各种消息，时评满天飞。关于设立原因的，关于炒房的，关于禁止炒房的，关于各种笑话，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然而各种消息太多，反而会迷失在信息的海洋中，我们是否应该真正思考一下，独立思考一下，什么才是思考雄安新区所有判断的基石。

这个基石，实际上就是定位，先定是什么，然后才能决定你怎么办？

北京的定位是什么？

北京，简称“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中国中部战区司令部驻地。

这是百度百科中对于北京的描述，128个字，然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核心就是“首都”二字，何谓首都，首脑所在的都市，如果换成现代政治语言就是“国家中央政府所在的城市”。

这是北京的定位，北京其他“**中心”的功能无非是在此定位延伸出来的，辅助此定位的，而决定不会超越此定位。

需充分理解什么是首都功能：

1、政治中心

2、国际交往中心

3、文化中心

雄安新区定位官方尚未完全明确，很多人解释为“迁都”、“陪都”等概念，这就是把雄安新区新区定位概念的一种误读。

但可以肯定的是，雄安新区，肯定不是冲着以上首都功能来的。

然后再充分理解什么是非首都功能：

1、经济中心

2、教育中心

3、医疗中心

所以，以上机构北京想留，但会保持中立态度，不强留，鼓励在异地建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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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迁都

迁都，对于中国整个古代史来说并不陌生，这种事情一般发生在王朝变更的时候，迁都能够使王朝有个全新的，完整的政治统治，因而比较常见，但是也不排除在王朝统治中期也发生了迁都，比较有明确记载的有：

公元前770年，西周首都镐京被异族攻破，周平王东迁洛阳；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由北方平城大同迁都洛阳；

公元1272年，忽必烈由和林迁都大都；

明朝前期，朱棣由南京迁都北京；

等等，以上的举例排除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王朝更替或者准更替出现的被迫迁都（司马炎迁都建康），另外一种是在王朝初期或者末期极度混乱中的暂时迁移，比如南明政权的屡次变更首都等等。

迁都最典型的的特征就是政府班子要搬家，最高首脑要搬家，每次搬家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利益方面的再分配，会有巨大的阻力。比如民国初年，孙文让位于袁世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交换条件就是袁要迁都南京，但是袁执意不肯，甚至不惜采用下三滥的手段，就是因为袁的统治基础在北方，一旦迁都南京就是同盟会的势力范围，无意会被架空。

对于所有工作，中央定的基调是“稳中求进”，稳在进前头，稳定是大局，是原则，而迁都在短时间内政局就不容易稳，所以雄安新区绝对不是“迁都”。而且在新闻通稿中，已经明确是“集中疏导非首都功能”，何谓“非首都”，就是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所在地不会变，实际上已经排除了迁都的可能。

3

不是陪都

陪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项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指在首都以外另设都城。在我国设立陪都的情况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适应其游牧生活的需要，在统治区域设立多个中央政府办公城市，比如辽朝以上京临潢为首都，又以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为析津府；以云州为西京大同府；以东平郡为东京辽阳府。

另外一种陪都更多的是一种军事意义上的“政权备份系统”，被我们所熟知的陪都就是重庆。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陪都。以后国民党政府进入重庆，各个部委、各大国使馆进入重庆，蒋介石总统府进入重庆，所有南京的政权系统复制进入重庆。陪都的建立同样需要政府核心机关的剪切或者复制，主要目的防止首都行政系统被入侵势力破坏，国家陷入瘫痪，所以是一种备份系统。

然而雄安新区不具备这种条件，因为它离北京太近了，无法实施“备份”这一陪都最重要的职能。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就像100多年前的甲午战争，日本从辽宁登陆威逼北京政权，难道政府能够迁入雄安，如果北京保不住，100多公里之外的雄安就能保的住吗。因此，雄安定位陪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另外雄安无法成为陪都的重要原因就是“易攻难守”。北京能成为首都，地理上的安全性是很重要的，作为中原政权，主要的军事威胁在于北方游牧民族，北京西北皆为燕山和太行环抱，游牧民族骑兵行军攻击困难，所有才有设都的可能。至于清末以后，主要威胁来自于东边的海上，就不是当时明初、清初年设都的国防考虑范畴了。

雄安新区四周均为平地，在军事上无险可守，从四面都可以攻击，属于四战之地，绝非陪都选择的好地方。

国家政权是否应该设立陪都，如何设立陪都是个大题目，不在此展开说，但是国防意义应该放在第一位，如果设立西安、重庆意义比雄安好的多，所以雄安新区绝不是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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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经济辅都

雄安新区不是迁都，不是陪都，那么何来“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呢，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最权威的官方通稿中找线索。

所以对于很多新闻，我主张一定要先看最权威的“新闻通稿”，尤其是新华社的新闻通稿，这就像读红楼梦，一定要先看《红楼梦》原著，而不应首先去读各种解读一样。对于雄安新区的定位，原著应该就是4月1日新华社的通稿。

对于全文，我不在全文引用，关于定位问题，通稿重点描述如下：

1、 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2、 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重点已经很明确了，这个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辅助型城市”，辅助首都北京做好各种工作，各种北京依托现在实际条件做不好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和环境优化工作。

北京是不是经济中心的争论已经好多年了，很多人认为北京应该建设经济中心，如果不是经济中心，北京本身的财政怎么办，北京那么多的人口收入怎么办。但同样也有很多人反对北京建设经济中心，因为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已经太大，北京承载的中心已经太多，再这样承载下去，资源城市一定会受不了。这种争论从未休止，但是似乎更多人倾向于后者，因此北京作为经济中心的表述被从正式文件中删去。

然而实际呢，北京经济中心实际的地位在近几年从未被削弱反而加强了，国家一半多的央企总部，国企总部迁入不断迁入北京，稍大一些的民企总部也想迁入北京，外企机构的主要中心大多也在北京。

因为我们国家是一种集权模式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各种资源的分配或多或少依赖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倾斜，资源多了，发展就快就好，资源少了发展动力就不足，于是每个企业都不是傻子，靠近大树好乘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思想使得企业纷纷进京，驻京。这种言左而行右的发展使得北京出现了各种问题，包括房价，包括环京，包括人口。

实际上雄安新区的出现就是这种矛盾心态，矛盾发展的一个应对，当雄安新区消息一出现，瞬间就出现的企业迁入名单就是这种民间诉求的体现。虽然这个名单可能是假的，但是这个诉求一定是真的。

所以，对于雄安新区，它的功能是明确的，就是“辅助北京做好经济工作”，他的定位也是明确的就是“北京经济工作助理”。

如果把我们这个国家比喻为一个超级大公司来说，无疑北京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原来这个董事长什么都得干，方针决策（政治）的去干，对外接待（外交）的去干，人事培训（教育）的去干，业务创收（经济），等等。一开始，公司小，事情少，还都能干，但是公司越发展越大，董事长时间越来越少，每一项事情再这样事必躬亲，未必能干好，于是就想招个助理吧。

当然这个助理不是全面接管董事长的工作，更不能夺了董事长的决策权，只是先辅助董事长干干业务创收工作的吧，但是辅助程度还得看董事长的意思。同样，干的好，并且资源用的少就是一种成功的创新，这种模式可以推行到全公司，每个副总都配个助理。

因此对于迁都，就是替换董事长，现在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对于陪都，就是替董事长找个代理人，以便万一董事长身体出了状况，公司不至于群龙无首。

现在国家也没这个打算。

对于通州，很可能就是一个秘书或办公室主任，挨着董事长更近一些，做好一些生活上辅助工作，打扫打扫卫生，整理整理办公室就可以了。

对于雄安新区，比通州级别要高，是个董事长助理，更多的是帮助董事长做好业务工作，但是为了让董事长便于指导工作，所以也不能离得太远，必须让董事长时刻看着，他才放心。

这可能就是雄安新区和北京关心的现实关系定位。

5

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成立了，举国沸腾。但是雄安新区是什么，各有说法。然而改革进入深水区，特别是体制改革，制度改革，无疑雄安新区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有了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经济中心，因为他有雄安这个年轻人作为助理，很多原来有心无力的业务工作变成可能，他能干的工作更多了，他在公司的话语权更重了，这也许就是“千年大计”的某种含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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