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达
作者简介：林达，著名旅美华裔作家丁鸿富、李晓琳夫妇合用笔名。夫妇二人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曾在黑龙江省插队，1991年移居美国。半生的中国生活经历，使其能以中国人听得懂的语言，全面客观地介绍美国及其踏足的世界其他地方，是华人了解世界的绝好读物。被誉为介绍美国最好的作者之一。林达的文字朴实自然，富有洞见，写作领域涉及宪政、法治、历史、国际关系，是少有的全能型作家。 |
看到一篇关于聂绀弩先生的文章，文章作者感慨聂绀弩当年是由于朋友的告密才被送进监狱。被点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们本身也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后来，我又看到这些说法的来源——一位名叫寓真的作者写了一篇关于聂绀弩档案的长文。爆炸性的揭秘都是来自文中公布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显示，聂先生的罪名部分来自朋友的揭发。
关于道德的讨论冲在最前面，因为既然“告”的是密，告密者和被告之间应有比较亲密的关系，而告密会有恶果，会带来惩罚。把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送入一个受惩罚状态，是人们按常理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负责管理历史档案的年轻历史学家，发现一份1950年的档案，有米兰·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点被判死刑。最后被送到铀矿强制劳动14年。档案材料提到是大学生米兰·昆德拉的揭发，却没有留下他的笔迹。而米兰·昆德拉本人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情。此案至今还是个谜。另外，在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问题公开，涉及面之广，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维护最基本社会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里关系等等，都处在崩裂的可能之中，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曾经“政治运动过来人”的学者指出，告密的根源是几十年严酷政治运动摧残扭曲着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这样的揭秘会带来许多难以料想的伤害，我们应该停止“揭疮疤”。
也有学者认为，告密现象今天还没有绝迹，所以，“揭”有警示作用，让大家知道，告密是坏事，做不得，做了之后，有一天可能会被揭示，会被大家所不齿。那么到底如何是好呢？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时常是含混的。这里所说的“告密”，并不是说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亲近的人正当举报；而是指某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却被告发而导致灾祸。这就是说，关键不在于告发，而是“无罪惩罚”。换句话说，如果在法制健全的社会，哪怕被告发，也不会带来惩罚和灾祸，因为这些言论或行为本来就是“不违法的”。于是，告密也就失去意义。
在一个告密流行的社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为会受到等同犯罪的处理。这样，问题突然就简单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简化复杂的告密问题。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真正的刑事犯罪，对正当举报有种种法律规定，以避免诬陷。也尽可能对人之常情予以照顾。例如，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直系亲属，可以有权不出庭提供对自己亲人不利的证词。可是，哪怕是亲人，你也不能帮助罪犯藏匿罪证、不能协助逃亡，否则就是共谋罪。比如，美国也有亲属举报犯罪的，最出名的是一个校园炸弹手，专给人寄炸弹邮包，寄了好多个了，高额悬赏好多年也没有破案，最终是他弟弟从他的“宣言”里识破真相，告诉自己的母亲。两人商量下来，决定阻止亲人的犯罪行为，举报并谢绝了奖金。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体谅这对母子的内心煎熬，对他们还是很敬重。至于对犯罪集团布下“线民”，更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严重的刑事罪行。法治社会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划出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对罪行依法处置，鼓励正当举报。而对非罪的言论行为则依法保护。
设想如果处在法治社会中，假如有人去报告说，聂绀弩写了什么文章，警察会说，对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错门了。假如有人报告领导说，聂绀弩批评了政府，领导会说，大家都在忙着挣钱，难得聂先生还在关心国家，批评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话我们给发点奖金。这样，自然就杜绝了我们在讨论的、充满贬义的所谓“告密”。
今天，不论是寓真文章的发表，还是接下来的评论，都说明时代在进步。过去唯恐被告密的言论，现在居然公开讨论。这个进步就是我们从“文革”结束后，开始逐渐建立和推进的法治，在一个个不同领域，渐渐划出“罪与非罪”的界限。凡是经历“文革”的人都明白，这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大家也看到，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还远远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的标志，仍然是留有“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带。法律界定应该非常清楚，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三十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就是“突破原来不合理的规矩”。有两种改法，一种是从改规则开始，也就是先制定新的法律，行动在后。而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是行动为先。假如“行”得通，规则的制定再跟上。这样顺序，摸石头的改革者处境就很悬。记得一个很聪明的女孩说过，“摸石头摸出一个鳄鱼背”，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一项改革受肯定的时候叫做勇于创新，被否定的时候就可以说是犯规违法——既然新规则还没出来，突破老规则自然就是违法、就可能受惩罚。这也包括观念革新，它也和“罪与非罪”概念紧紧相连。在聂绀弩的时代，批评政府被划在“罪”的范畴，是大多数人无罪受罚的根源。在今天，划定这一类“罪名”界限时，鉴于历史教训，就理应特别谨慎。政府必须给出非常清晰的刑事罪行的范畴，不属于这个范畴，就是合法的。法律不能随意把一些合法的议题划入“罪”或“类罪”加以惩罚。否则，历史进步就还没有突破本质的转折点：虽然今天在数量上聂绀弩们大大减少，却仍然有人无罪受罚。这些人的存在，也在阻吓其他公民行使自己正当合法的公民权利。受阻吓的人群可能仍然是数量不小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健康的。在这个状态下，“告密者”就不会绝迹。国家没有正确界定“罪与非罪”，民众就不可能有清楚的判断。可能会有大量民众把“非罪”言论行为当作危害国家的罪行去告发举报。这个时候，说要把“历史警醒”落实到对告密者个人的道德教育或者耻辱阻吓，期待以此杜绝告密行为，都是不现实的。很可能有人认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是道德的，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安定，虽“灭亲”却有“大义”在。而对于一些明明知道自己在做错事的告密者，也很方便就给自己提供着合理借口。
再回到寓真文章，也就是再回顾聂绀弩时代。那个时代太残酷，“罪”的范围越划越大，惩治越来越严酷。很多人只是因为说错一句话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一次次运动下来，社会被划分为“整人和被整”两大块，中间地带并不安全，社会在合理借口下鼓励告密者，中间地带就在不断被重新划分。出于各种原因，告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文革”走向极端，民众处在极度惊恐不安的社会状态下，许多人（包括未成年孩子）在逼迫、压力下屈服，或者被扭曲；尤其是孩子在无知状态下，扭曲原本正常的亲情伦理，自以为在行大义，待时过境迁，理性恢复，则终生留下心理阴影难以摆脱。也有许多人在合理借口下释放了人性恶的一面。人性原本复杂，可以说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一个良性社会可以诱发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会激发人性恶。“文革”中一代学生都耳闻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对老师的虐待、酷刑甚至谋杀，这种整整一代人被扭曲的现实，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都在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无法避免涉及一些个人，不论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是小人物。正因为那个时代残酷，正因为被告密的人可能受到严酷对待，聂绀弩就差点死在牢里，所以大家都明白，今天对告密者的揭露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因此，在涉及他们的时候，首先应该以谨慎、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事实。举个例子，对吴祖光，寓真文章提到：“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并没有提到那个“有心人”是谁。在别的文章里，我读到聂绀弩案的举报人名单列有吴祖光。虽然说明，那是“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那么吴祖光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写了些什么？他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告密者，这不应该是一个轻率处置的话题。吴祖光父母在上海的家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读这些文字，我不可能不联想到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文章中的一个名字。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处处都是圈套。例如，在寓真文中提到：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
于是，聂绀弩在交代中坦率承认自己议论了江青的私生活，这在当时可以成为“恶攻”的死罪，他在交代中提到：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又有：在文化大**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了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事实上，这些“胸怀坦诚”的交代，很可能又进入了戴某、罗某女儿的档案，成为聂绀弩“揭发”他们的材料，虽然他自己感觉可能只是襟怀坦白、无意伤害他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文G ”整人和被整的复杂性。从寓真文章的档案材料来看，吴祖光和聂绀弩的谈话，相比聂绀弩交代的“议论中央领导人”，几乎不算什么。所以，即便真是吴祖光写的交代材料，完全可能是在无法逃脱的交代逼迫下，写的一些自己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交代，写出来既应付了逼迫，对朋友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可是，假如我们在今天草率对待历史，我们可能真正伤害一个并无过错的人，置无辜者于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