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利：八路军的日语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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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自己掌握的武装力量积极抗击日军侵略，同时还通过传单、口号、喊话等方式开展针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为有效开展宣传瓦解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内普遍进行日语学习培训，接受日语培训后，敌军工作干部有较高的日语素养，普通八路军士兵大都能喊几句日语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外语教育应用到军事斗争、舆论斗争中的伟大实践。
日本侵华时期，日伪的奴化教育和日语教育问题一直受学界关注，相关成果也很多。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通过军事手段积极抗击日军侵略，同时还通过传单、口号、喊话等方式开展针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为有效开展宣传瓦解工作，中国共产党也曾在八路军中普遍推行日语学习培训，将日语教育应用到对日军事斗争和舆论斗争中。接受日语培训的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有较高的日语素养，而普通士兵大都能喊几句日语口号。这段历史并不广为人知，也未见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和文献，考察八路军日语培训，包括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概况、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日语学习培训，以及前线八路军部队的日语学习培训，以推进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
一、日语学习培训的发端: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成立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逐渐认识到需要让八路军官兵学说日语，以便有效开展对日宣传，遂通过通知、指示等方式明确学习日语的计划任务，并在延安成立敌军工作训练队，开展系统的日语学习培训。
(一) 日语学习培训的目的
全国抗战的早期，经过战斗包围日军后，八路军战士用中文喊话无法让残余日军听懂、投降。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之后，朱德在接受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James Bertram)采访时，曾强调针对八路军士兵开展日语学习培训的必要性: “我们的兵士不会说日语，因此当日军不肯降顺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宣传感动他们。我们对这一点很感不快。”[1]
1944 年到 1945 年间，美国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深入考察了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政策，并向美国国内发回系列《延安报告》。《延安报告》的第 60 号也有这方面的记录: “抗战初期，八路军在前线接受过日语教育的干部很缺乏，因此敌军工作组织并未有活动。但是，著名的平型关战斗( 1937 年 9 月)让八路军认识到了敌军工作的必要性。对于捕获俘虏的重要性和方法，林彪将军曾对第115师做过重要指示，但由于关键敌人并未理解中文口号‘士兵们，放下武器’的意思，一个俘虏都没俘获。所以，林彪命令 115 师的士兵都要记住三句日语口号。” [2]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部于 1937 年 10 月成立后，立即发布通告，令各部队从师到连，建立敌军工作组织，进行日语口号的教育，配备会日语的干部，注意收集敌人文件等工作。[3]
这种痛感日语教育不足的情况，很快在八路军政治部的文件中得到体现。1937 年 10 月 6 日，八路军政治部发出《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培养日语宣传人才的必要性。指示规定: “宣传队应学会写主要敌［日］文标语和叫敌［日］人口号及几句需要的简单日文问答，亦须培养几个在接近敌人时，组织他们呼叫敌［日］文口号。” [4]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也曾刊文呼吁开展针对八路军士兵的日语培训。1939 年 1 月 15 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的发刊词，指出: “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5]
日语学习培训的必要性得到较为统一的认识之后，出现了如何开展日语学习培训和日语宣传方面的讨论。1939 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第 2 期《八路军军政杂志》刊文列举了具体的对敌宣传工作手段，强调了八路军战士掌握日语口号的必要性。该文指出: “火线上的喊话，是对敌宣传的一种方式，而且这也是我们宣传敌军的最好机会。因为敌我语言不同，我们也不可能做到战士中都能用日语向敌军宣传，因此应编拟由七句到十句最重要的，而且又要能包括一切的( 如上面所提出对敌军宣传的中心内容，及当敌动摇时叫他们不要怕，欢迎他们过来) 口号，使人人学会，个个熟习，在作战时对敌呼喊。”[6]
(二)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成立
在痛感日语教育不足、日语宣传力量不够的背景下，1938 年 11 月，八路军政治部在延安设立了敌军工作训练队，开展日语培训和政治训练。从抗日军政大学 8 个大队中，把曾留学过日本的人集中起来，再选调一批学员，组成了敌军工作训练队。训练队在行政管理上归抗大 5 大队，由邓飞担任队长兼政治指导员。[7]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敌军工作，在全国抗战开始前，就曾设立过敌军工作部。1931 年，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8]在其下设立了敌军工作部，之后改名为“白军工作部”。其主要职责就是瓦解国民党军队。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之后，与之前面向国民党军队的“白军工作”不同，面向日军的“敌军工作”最大的困难是语言的隔阂。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日语学习培训，因此也被称作“日文训练队”。据敌军工作训练队第一期学生刘国霖回忆: “党组织赋予我的任务，是学好做敌军的工作必需的手段———日语。在延安的环境下，日语加上劳动生产、政治学习是三大任务。” [9]徐则浩考证指出，在敌军工作训练队的科目中，有 70% 是日语的专门训练，30% 是政治训练。[10]《八路军军政杂志》的记录显示: “日文课与政治课的比例以四比二较为适合。”[11] 由此可见，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日语学习培训上。
日语人才培养受到高度重视。1939 年 2 月 15 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样描述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意义: “敌军工作训练队:集中懂日语的，和志愿作敌军工作的青年，组成了敌军工作训练队，专门训练作敌军工作的人材。因为争取敌伪军的工作，是我们整个战略上的重要部份。”[12]在第一期敌军工作训练队结束后，日语人才培养问题依然受到高度重视。1940 年 6 月 25 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对敌工作的当前任务》一文，指出，“加强对敌的工作部门，保证每个敌军工作干部有日文素养，懂得日本国情，肯于虚心研究，艰苦的进行工作”; “要求日本文字之精通熟练就不能仅依靠全军人员十句二十句的日文口号上，而必须培养专门的日文人材，必须举办专门的训练班，学习时间应有一年”。[13]
二、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日语学习培训
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成立后，便开始选拔学员、选任教员，正式开展日语学习培训。训练队编写了多种日语教材，推行“生活日语化”的教育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 学员的选拔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主要学员，是从抗日军政大学中选拔出来的。徐则浩在《从俘虏到战友》一书中梳理了敌军工作训练队选拔学员的 4 个条件: (1)中共党员或中共的发展对象; (2)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3)年龄为 20—25 岁; (4)愿意学习日语并热爱对敌军的宣传工作。[14]曾经担任训练队教员的江右书于 1940 年 6 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题为《敌军工作训练队日文教育的一些经验》的文章，列举了敌军工作训练队选调学员的条件: “选调学员时，应当有一个极仔细的考察，就是说每个学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文化程度要初中以上的; 对日文要有兴趣的; 天资要聪明的;性情要活泼的;口齿要清楚的;身体健康的。” [15]上述两项对学员选拔条件的记录略有出入，但都强调了学员要有一定的学历以及学习语言的能力。
学员的来源除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外，从前线各部队选拔出来的士兵也进入了敌军工作训练队。1940年7月，总政治部对120师发出了一封《给一二零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其中提到: “我们还准备在三个月后再开办日文训练队，希望你们迅速地派学生来。” [16]这是加强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和前线八路军部队互动的一个尝试。
第一期敌军工作训练队的学生一共有150名，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有日本留学经历等一些日语能力较高的学生，一共20到40人，被分到了高级班。其他人被分到了初级班，由假名开始学习日语。同时，有的高级班学员也会担任初级班的教员。[17]据刘国霖回忆，他自己所在的初级班被分为12个组，一组大概有10个学生。[18]可见，初级班有 120 人左右，由此推断敌军工作训练队的高级班有30人左右。
(二) 教员的选任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主要任务是日语学习培训，要求教员首先要有很高的日文水平。实际担任教员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日文水平较高的留日归国人员; 另一类是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八路军军政杂志》曾经刊登的《敌军工作训练队日文教育的一些经验》一文列举了选拔教员的条件: “第一，应当是尽忠于教育工作而有相当教育工作经验的。第二，不但对日文应有相当的修养，对政治方面也应有相当修养的。第三，性情应当温和而且细心的。只有这样的教员，才能得到学生的信仰，才能对学生有大的帮助。”[19]
担任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教员，除了有日本留学经历的中国人之外还有日本俘虏。《八路军军政杂志》记载了如何对已经转变立场的日本俘虏进行充分利用。“利用已觉悟的日本俘虏来辅助教育工作，不但对学生，即是对教员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可以教学生正确的发音，好的会话，并能讲日本的风俗和军队生活情形等等。同时还可以解决一些教员所不能了解的问题(如日本的土话等)。”[20]
根据徐则浩的考察，“日语教员开始时是朝鲜人徐辉，两位日本俘虏吉积清(后改名为高山进)和春田好夫教日语发音和会话。”之后，从前线派遣江右书到延安担任主任教员，他在日本留学多年，对日语教育造诣较深，教学方法好，深得学员的赞扬。[21]1941 年 10 月 2 日《解放日报》刊载了题为《日人森建，当选边区参议员候选人》的报道: “森建，日本九州人，27 岁，铁道工人出身，1938 年加入八路军，同年来延安，担任敌训队日文教员。”[22] 可见森建曾在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担任日文教员。而森健与吉积清实际上为同一个人;徐则浩著作中“吉积清(后改名为高山进) ”是错误的，吉积清和高山进为两人。[23]
据刘国霖回忆: 日语教员开始时是朝鲜人徐辉，不久来了一位日本人吉积清，他是日军俘虏。1939 年 3 月，又从八路军第 120 师送来一名日军俘虏，叫做春田好夫，比吉积清年轻，他的口音和吉积清不大一样，他的话比较标准。过了春节之后从前方调来了主任教员江右书。[24]
根据目前资料可以确认的日文教员主要有徐辉(朝鲜人) 、吉积清(日本人，又名森健) 、春田好夫(日本人，又名高山进、川田好长) 、江右书(中国人) 。
(三) 日文教材
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日语教材包括基本课文(读本) 教材、文法教材、会话教材三种，另外包括一些辅助教材。主要日语教材包括《日语速成教材》《争取俘虏会话》《抗战日语读本》等。教材的编辑遵循由浅入深、由短到长的原则，每篇文中的单语也逐步增加。开始用的单语与单句，应是实用的，与日常生活及环境有关的。这样可以引起学员们的学习兴趣，因为他们可以马上把这些单语单句用到日常生活里。各种教材应有密切的联系及很好的配合，这样易于了解而印象深刻。基本课文(读本)类教材的要求如下: (1)文艺与理论文应有很好的调和，不可偏向某一方面。并要选择关于日本问题及与敌军工作有关系的材料。(2)文章要流利好读的，中国人写的日文不适合，由外国文译的日文也不大适合。(3)要多样性，以免枯燥，就是说，只要内容好，论文、小说、诗歌、信札、游记、日记、剧本、敌军文件、新闻……都可编入。[25]
图1: 八路军政治部编印的《抗战日语读本》[26]
除基本课文(读本) 外，文法和会话也配有教材。文法教材要求先口语(白话文) 文法，后文语(文言文) 文法; 不可过于繁杂，目前可以不学的，或开始时还没有能力了解的部分，应尽量避免编入; 例句要活泼新鲜实用; 主语与述语、助词等部分，应尽量详细一些。
会话教材，在开始时因为学生所记的生字还不多，文法的了解还不够，可偏重“记忆的”句子，但当学生所记的生字多了，口语文法已教完时，即应转入“公式”，就是说，应当使学生自己能利用公式及生字，创造更多的新的语句。其次还应多编入日本的习惯句，否则会形成所说的话多是“中国式”的。
(四) 学期安排
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日语学习培训分为3个学期进行。学习日语的过程中，翻译比较容易，会话则比较困难。所以日语学习培训过程中，首先开展翻译培训，经常注意会话，对写作则没有过高的要求。开始时使用“注入式”，后进入“启发式”，最后则应用“自修式”，教员站在帮助的立场上，以逐渐养成毕业后能独立学习的能力。[27]3个学期连贯进行，不可有较长的假期或间断。
第一学期是入门学习阶段。主要内容包括发音、日文字母的写法、单语、短句等。但这个学期不需过长，只要一个月左右。上述《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敌军工作训练队日文教育的一些经验》一文总结了中国人学日语的常见错误，就是在形容词“イ”之后加“ノ”，如“美シイノ花”“悪イノ人” (分别意为“美丽的花”“坏人”，其中“ノ”是多余的。这是中国人学日语时的常见错误。———本文作者注)都是常见的错误。还有一些文法上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日本人不这么说的，如“有らない”，这些经常犯的错误需要不断进行说明和纠正。当学生在短句中发生文法的疑问时，如关于日语动词的活用变形问题，为什么一个动词有好几种变化: “行かない”(不去)、“行きます”(去)、“行く”(去)、“行く人”(去的人)、“行けば”(如果去)等，他们就应当转入第二学期，进行下一阶段学习。
第二学期是打基础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为文法、短文、日常会话、联字、造句等。朗读很重要，训练队要求学员每天早起后朗读一个小时左右。这个过程特别注重让学员养成使用“普通敬语”的习惯，学生经常说半句话或带有命令口气的语句，这样说惯了则不容易改过来，如果在工作中说给刚来的俘虏听，会引起反感的。这个学期需要 5 个月左右。
第三学期是深入与发展阶段。学习的主要内容为较长的文章及文艺作品，阅读理论书籍，翻译敌军文件、信件、报纸，作短文，用日语来举行讲演会及讨论会等。翻译的顺序，先翻译敌军文件，这类文件语句结构简单，比较程式化; 其次翻译信件和敌兵日记，这类是口语，往往有文法错误，所述事情较为琐碎; 再次是翻译日本报纸、杂志等，这类文章都是现代文，但句子较长，句式复杂。小说、诗歌是最难翻译的，所以放在最后。这个学期需要4个月至5个月左右。[28]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尽量用日语授课。但日语授课也不可做得太早，在第一学期及第二学期前半阶段根本不可能，第二学期后半阶段可以中日语杂用。第三学期可全部用日语作时事报告，以及学习讲评等，至于解释课本，还应中日语杂用。[29]
(五) “生活日语化”的教育手段
在实施日语培训时，生活日语化成为重要手段。教员江右书在论文中记载了生活日语化的实施: “学习外国语，环境是很重要的，比如到日本去学日文要比在国内学快得多，因为环境逼得你不能不说，那么我们，就用生活日语化这个办法来造成那样一个环境。就是发动全体教职员及学生，除了特别事故外，不论是各种号令(如起床，集会，开会等) 或随时的谈话，皆应一律使用日语。不过实行时要注意下列诸点: 一、不可提得过早，最好是在可说些简单日常会话时。二、开始时要多少带些强迫性。三、应进行各方面动员工作。四、应防止有些学生因此整日不说一句话的现象。”[30]
在俘虏小林清的回忆录中，生活日语化这种教育手段也得到了确认。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日语训练队，从日本工农学校中选拔学识较高的两名学生，担当训练队的教员，由这两位同志严格地实施日语教育。为了使中国同志更快掌握日语，除了上课之外他们还实施了生活日语化。他们尽可能地与中国同志待在一起，支持中国同志的日语学习。这方面的效果显著，完全不懂日文的中国同志也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掌握基础日语。这些同志后来还用日语表演了自己编的现代剧，得到了很高的评价。[31]
刘国霖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了生活日语化这种教育手段。他说: 在学了基础语法之后，训练队还举行过几次“生活日语化周”。所有学员在一定时间内禁止互相用中国话交谈，不管你干什么都得用日语。不会说就找老师或看书或找日本人吉积清和春田好夫去问去学，“一有空我们就去找他俩练习日语会话”。[32]
除此之外，用日语讲故事、举办日语演讲比赛和讨论会、唱日文歌曲、制作日文板报、捉俘虏演习，都与日语学习培训和敌军工作教育有着很大的联系。
(六) 日语学习培训的成果
敌军工作训练队于 1938 年 11 月成立，第一期敌军工作训练队学员于 1938 年 12 月正式入学，于1940 年 4 月毕业。[33]这 150 名学生一共接受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培训。
150名学员和数名教员通过日常会话、日语辩论大会、日语歌曲的形式进行了日语学习和日语培训。经过学习，150人中有65人(43. 3%)达到了可翻译理论文章、敌军文件信件及报纸且错误不多的水平; 63人(42%)达到了可翻译一般敌军文件而错误较多的水平; 22人(14. 7%)达到了仅能翻译极简单文章的水平(如图2)。在会话方面，有31人(20. 7%)达到了能自由运用寻常语句可说简单理论会话、可教育俘虏的水平; 57 人(38%)达到了可说日常应酬话、询问俘虏的水平;仅能说简单会话的人有52人(34. 7%) ;说话感觉困难的有10人(6. 6%) (如图3)。在写作方面，除了极少数可以写短文之外，大部分是不能写的。[34]
综上，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选拔 150 名有语言天赋的学员，又从懂日文的朝鲜人、日本人以及有留学经历的中国人中选拔教员，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日语培训。除日语培训之外，政治教育也受到重视。政治训练分为政治报告和政治教学。训练队经常召集学生，参加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延安的演讲会或报告会和相关学者开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讲座。例如，聘请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讲授哲学课程，请吴允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苏联共产党史等内容，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科留学的王学文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刘型在训练队开设了对敌宣传工作和敌军工作纪律等方面的讲座。训练队的政治教育所用的必读书籍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级》《矛盾论》《实践论》《联共党史》《论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通俗讲话》等。[35]经过日语培训和政治教育后，学员成长为敌军工作干部，他们毕业后有一些留在延安开展日本俘虏的教育等工作，有一些被派往前线，在前方部队开展日语培训工作。敌军工作训练队在 1941 年停办，新设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日语培训和敌军工作训练得以继续。[36]
三、前线八路军的日语学习培训
接受日语培训和政治教育后，敌军工作训练队的部分学员被派往前线部队，向各级官兵开展日语培训，八路军的日语培训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前线。前线部队的日语培训注重实效，除由中方干部开展外，还积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
(一) 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学员被派往前线部队
全国抗战时期，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工厂和人才熔炉。美国记者白修德在延安采访后在其著作中指出: “延安根据地不给前方输送任何东西。所有的战区多是自给自足的。延安向外输送的是人———是能够传播思想的‘干部’。” [37]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宣传等各方面的主要工作，都是采用这种模式，在延安培养干部，然后派到前方工作。敌军工作训练队亦是如此。据 1941 年 3 月出版的《敌我在宣传战线上》的记载: “总政于六中全会后，成立敌军工作训练队，造就了一百五十名能翻译敌人文件及讯问俘虏的干部，其中少数还能训练俘虏写宣传品，这些干部，有一半分配到前线工作。” [38]据徐则浩的考证，1940 年 5 月，总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约 150 名学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学习和训练，顺利毕业。这是一批经过强化日语训练，掌握了日语的口语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马列主义素养和政策水平的人才，非常之宝贵。毕业学员中，50 多人留在延安的军委二局、军政学院、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工作;其余 100 人则被分配到华中、华北各前方部队。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豫、晋绥等抗日根据地都分配去了毕业学员，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39]上述两份资料的记录存在一定差异，但共同说明，敌军工作训练队的大批学员被送往前线部队开展工作。
刘国霖回忆，1941 年 5 月，“前方要培养更多的敌军工作干部，开办日语训练班，把我调到前方野战政治部做日语教学工作”。[40]新四军第 4 师敌军工作部部长刘贯一在回忆录中指出: “1940 年冬，我任(新四军)第 4 师的敌工部长，当时 4 师敌工部和所属部队就有 6 人是从延安敌工训练班毕业分配来任敌工干部的。他们是张文华、刘滔、赵彤、吕凤翔、吴振中、史克。他们是新四军第 4 师的敌军工作的骨干，对 4 师的敌军工作有很大贡献。”[41]
(二) 中方干部开展的日语培训
前线部队日语口号的教育，开始于 1937 年 9 月平型关战斗以后，在广阳战斗中，由于“干部喊日语口号，竟能把数名日兵喊过来，这一事实，掀起了学习日语口号的热潮”。[42]这是各前线部队开展日语培训的基础。1940 年后，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毕业学员更进一步助力各部队日语培训。
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培养的敌军工作干部被派到各个前线部队，开展日语培训和敌军工作。八路军政治部发出的《给一二零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指出: “我们已经派了一部分敌训队毕业生到你们那里去，关于干部的教育训练，我们正在起草工作大纲、工作手册和日语教材等，限期完成。”[43]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毕业学员为前线部队来带了较为专业的日语知识，八路军、新四军从旅、师到军区都办了短期日语训练班，每期 1 至 3 个月，训练出了大批初级的对日军宣传干部。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布命令，号召前方部队普遍学习日语，开展日语喊话训练，部队中形成了学习日语的热潮，一般战士都能普遍喊三四句日语口号，连队敌工组能喊七八句，并会唱一些日文歌曲。许多主力部队的成绩还更好些。[44]在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毕业学员陆续抵达后，各前线部队纷纷开始开办敌工训练队，开展日语培训。首先开办敌工人员训练班的是八路军第 129 师政治部。之后，115 师、120 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以及晋察冀军区，都陆续开办了训练班。这些训练班的课程，一般是日语、敌军工作、部队政治工作、军事常识等，而以日语为主。[45]
八路军各部队面向各级干部和普通战士的日语培训流程各有特色。115 师采用的办法是先召集连的文化教员来训练，教以日语口号，再由他们回去教战士。第 120 师采取另一种办法，即每班一人到营连学习日语，每学好一二句即归班，再派另一人前去学，如此反复轮流，并让已学会的教未学会的。这样一个战士也能学会好几句日语。有些部队则利用俘虏教日语口号和日文歌。此外，在行军中利用大休息时，在宿营中利用早晚点名时，由敌工组员或教员领导复习日语口号，也是普遍采用的办法。还有在游戏时，大家齐喊，或分成两队，站在山上山下对喊，以此来练习日语口号的。[46]经过这些教育，一般战士普遍能喊 3 句口号，连队敌军工作组能喊七八句口号和唱 3 个日文歌曲。部队中日语培训制度，以第 115 师第 6 团最好，介绍如下。
115师6团的日语培训制度:
(A)对一般战士的教育———规定每礼拜六的文化课时间，由文化教员教日语口号。
(B)对工作组的教育———每周到营部上三次课，两次日语，一次敌军工作，利用休息时间，由见习干事上课。
(C)对连的文化教员和副指导员的教育———每周到营上两次课，教材是《日语速成教材》，由见习干事教他们。
(D)对连排干部的教育———每周到营上一次日文课，由见习干事教他们。
(E)对营见习干事的教育———每周到团上一次日文课，教材是《争取俘虏会话》，由团敌工股日语干事教他们。
(F)对团政治处各股干事的教育———每晨到敌军工作股上日语课，由敌军工股日语干事教。[47]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八路军团一级部队政治处敌军工作股设有专门的日语干事，他们受过专业的日语训练，要对团政治处各股干事和各营见习干事开展日语培训; 接受日语培训后的营见习干事则针对各连排干部、连文化教员、工作组开展日语培训; 连文化教员具体实施针对一般战士的日语培训，如图4。
第 129 师的日语培训与上述的第 115 师较为相似。根据八路军第 129 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卢耀武和刘国霖的回忆，用汉语向日军喊话失败后，第 129 师开始向八路军士兵开展日语喊话的训练。口号有“武器を差し出したら殺さない( 缴枪不杀) ”“捕虜を優待する( 优待俘虏) ”“日本軍閥を打倒する( 打倒日本军阀) ”等。具体的日语培训工作如下:首先，从每个战斗连队抽出 3至5 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聪明的、口齿伶俐的年轻战士，到团政治处集训一周左右。集训的内容是，明确争取瓦解敌军工作的意义、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方法，学习日语喊话。学习结束后，回连队组成敌工小组，在连干部的领导下，教全连学会用日语对敌人喊话，并具体组织平时和战场上瓦解敌军的工作。其次，是敌工干部亲自到连队检查喊话情况，并直接进行补课，这种喊话训练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事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遇到当年的连队干部(今天多是从高级领导岗位上离休的老干部)，他们还能熟练地喊出当时的那些日语喊话。”[48]
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第一期学员刘国霖，从延安毕业后被派到前线野战政治部驻扎地麻田村，向八路军干部和士兵开展日语培训。他经常和觉醒联盟的成员一起去主力部队第 129 师第 358 旅进行日语口号培训。口号包括“日本の兵隊さん(日本士兵们)，捕虜を殺さない(不杀俘虏) ，捕虜を優待する(优待俘虏) ，武器を棄てろ(放下武器) ，止まれ(站住) ，手をあげよう(举起手来) ”等，八路军干部以及部分普通士兵都学会了这些口号。[49]
1941 年 6 月 30 日《解放日报》介绍了晋察冀军区的日语培训的情况: “到过军区部队的任何人，都能听到战斗员们发着伊伊呜呜的声音，在热烈的欢迎会上，他们唱着熟练的日文歌。虽然，被欢迎的人，不一定是敌军的俘虏，但他们却认真和庄重的唱着。这些人在三个月以前，还是一个‘不懂事’的诚朴的农民，现在到部队里来了不久，很快的学会了几门东西。他们除了变成不做中国文盲，而且学会了‘别扭的’日本文字母，而且学了日文的喊话和唱歌。”[50]
(三) 通过日本人开展的日语教育
前方八路军部队的日语教育，除了依靠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毕业学员外，还积极寻求日本俘虏或日本友人的协助。日本人原清志(日本名为“原清子”)并非日本俘虏，她早年受中国留日学生影响，后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在 1937 年末，原清志赴山西省晋城华北干部训练班担任日语教员，教了两个月日语。华北干部训练班之后改名为华北军政干部学校，训练班的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八路军。[51]1938 年 3 月，原清志担任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的敌军工作科科长。根据原清志的回忆，当时她的主要工作是教授士兵们简单的日语会话，使他们能在前线与日本士兵交流。比如，晋豫边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唐天际写出“俘虏优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由原清志教授日语读法，并按照她的发音标上与之相似的汉语发音，之后再分发给前线士兵。全国抗战初期主要由中国士兵们用生硬的日语同日本士兵交流，随着俘虏的增加，同日本士兵的交流工作逐渐由日本人来负责。[52]用汉语发音来标注日语，这种做法在中国人初学日语时颇为常见。长期担任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的王学文在回忆其留日生活时指出，刚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连“タマゴ” (鸡蛋)这样的单词都不懂，日语“タマゴ”的发音与汉语的“他骂我”发音相似，于是他就用“他骂我”来记忆“タマゴ”。[53]
在前线部队中的部分日本俘虏，也参与到了日语教育中。日本俘虏水野靖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为中国士兵教授日语的经历。他接到教授日语的任务后，便与中国同事花费大概一个月时间一起制订日语教育的计划。制作了二三十个日语口号，加上 50 音图，编印了大概五到六页的小册子。第二天就借用小学的教室开始了授课。水野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教授八路军士兵日语。据他回忆: “军政大学的学员大都是从全国各地志愿而来的二十几岁的青年。他们在这里的一年半期间，专门学习军事和行政。然后被委任任务并分配到各地。”“我在这里，教授他们片假名、平假名的 50 音和简单的日常会话、前线的喊话用语、写在墙上的口号等。也把我所知道的日本人生活习惯、生活形态介绍给他们。他们与农民兵不同，毕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对我教授的知识像砂子吸水一样吸收学习。我的课每周有一次，三小时，授课持续了三个月。在这里我教过500名青年男女，我不知道他们之后的情况。但我相信，他们在战中和战后，一定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很大贡献。”[54]
结语
本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考察了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概况、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日语学习培训，以及前线八路军部队的日语学习培训情况，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外语应用到军事斗争、舆论斗争中的伟大实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八路军日语学习培训的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八路军日语学习培训直接服务对日军事斗争和舆论斗争。瓦解敌军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敌军工作的目的是瓦解日军，日语学习培训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开展针对日军的军事斗争和舆论斗争。在陕西省档案馆发现的《抗战日语读本》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捕获日军俘虏所用的日语。日语学习培训的目的正是为了捕获日本俘虏、增长日本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日军。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在通过军事手段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还积极通过传单、口号、喊话等方式开展针对日军的宣传瓦解工作。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的日语培训为敌军工作培养了大量日语人才，是对敌宣传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 前线八路军部队的日语学习培训则提升了中共军队的对日宣传水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将外语应用到军事斗争、舆论斗争中的伟大实践。
第二，八路军日语学习培训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系统性。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敌军工作训练在延安以及前线各地开展的日语学习培训有很强的组织性和系统性。第一期敌军工作训练队于 1938 年 12 月至 1940 年 4 月在延安开展，训练内容以日语教育为主，政治训练为辅。毕业的150人中，少数人被派往八路军军政学院，接受更高水平的政治训练;部分留在延安工作;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前方部队，负责各部队的敌军工作训练，特别是日语培训。在延安敌军工作训练队接受训练的敌军工作干部被派往前线各个部队，培养部队敌军工作组织的日语干事，之后逐级开展日语培训。前线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利用日本俘虏，开展军官和一般士兵的日语培训。日语学习培训流程完备，环环相扣，覆盖面广，如图 5。
第三，八路军日语教育注重实效、讲求科学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物质上和人才上都极其贫乏，但八路军的日语教育却得以科学有效的开展。日语学习培训注重实效，教员力量不充裕，但积极借助朝鲜人、日本人的力量，甚至让高级班学员教初级班学员; 同时，日语学习培训也讲求科学性，学员选拔、教材建设、教学过程、笔译与会话的关系等方面都处理得十分科学。通过全日文授课、生活日语化等教育手段，超过四成的学员可以翻译理论文章、翻译敌军文件且错误不多，达到较高水平; 有两成学员可以进行简单的理论会话，并可以教育日本俘虏。八路军战士大都会喊 3 句左右的日语口号，连队敌军工作组成员会七到八句日语口号和 3 首日语歌曲。日语学习培训的这些效果对八路军的敌军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普遍开展了针对八路军普通士兵的日语培训，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卓有成效。
作者 | 赵新利：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宣传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17BXW002）的研究成果
[2]山本武利編訳『延安リポート: アメリカ戦時情報局の対日軍事工作』、岩波書店、2006 :641
[3][42][45][46][47文化教育研究会:《敌我在宣传战线上》，文化教育研究会出版，1941 年: 211,214,211-212,214,215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政治部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八路军文献》，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4 : 61—62
[5]毛泽东:《发刊辞》，《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1 卷创刊号，1939 年 1 月。
[6]萧向荣:《部队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1 卷第 2 期，1939 年 2 月。
[7][10][14][17][21][35][39]徐则浩:《从俘虏到战友———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36,37,36,37,37,38,35
[8]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 1931 年成立，1932 年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1937 年 8 月改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对外称八路军政治部，同时在前方的八路军政治部改称八路军前方野战政治部。
[9][18][24][32][33][40][49]刘国霖、铃木传三郎:《日本俘虏在延安》，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0: 21,18,17-18,22,18-23,26,56
[11][15][19][20][25][27][28][29][30][34]江右书:《敌军工作训练队日文教育的一些经验》，《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2 卷第 6 期，1940 年 6 月。
[12]许光达:《抗大最近的动向》，《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1 卷第 2 期。
[13]谭政:《对敌工作的当前任务》，《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2 卷第 6 期。
[16][43]《给一二零师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信》，《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2 卷第 7 期，1940 年 7 月。
[22]《日人森建，当选边区参议员候选人》，《解放日报》1941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26]八路军政治部:《抗战日语读本》，陕西省档案馆藏: 2291 － 8 － 14 － 105。
[31]小林清:《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85 : 105 。
[36]田光義、藤原彰『日中戦争下中国における日本人の反戦活動』、東京、青木書店、1999 :247 。
[37]［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北京: 三联书店，1987 :168 。
[38]文化教育研究会:《敌我在宣传战线上》，第 222 页。
[41]刘贯一:《敌军工作谈片》《新四军回忆资料》( 1)，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0 :79。
[44]姜思毅:《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 2)，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 : 239 。
[48]卢耀武、刘国霖:《一二九师的敌军工作》，《八路军回忆史料》(3)，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 93—94 。
[50]《敌军工作在晋察冀》，《解放日报》1941 年 6 月 30 日，第 2 版。
[51][52]水谷尚子『反日以前: 中国対日工作者たちの回想』、東京、文芸春秋、2006 :28—29 ,30.
[53]人民中国雑誌社編『わが青春の日本ー中国知識人の日本回想』、東京、東方書店、1982 :126 。
[54]水野靖夫『日本軍と戦った日本兵: 一反戦兵士の手記』、福岡、白石書店、1974 :92—104 。
综合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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