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如此激荡不安的爱 | 未来荐读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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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贝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如此激荡不安的爱 | 未来荐读

2016-12-08 德米特里·贝科夫 未来文学

“唯有帕斯捷尔纳克一人，直接记录了这些交集着乌云和电闪雷鸣的层面：他的敏感因为爱而更锐利，如此激荡不安的爱，狂热和渴求的爱，就像1917年那个夏天本身。”

帕斯捷尔纳克传（节选）

[俄] 德米特里·贝科夫

王嘎译

帕斯捷尔纳克

生活，我的姐妹

无论风格还是笔法，这部诗集在俄罗斯诗歌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诡谲之处就在于：几乎未曾提及革命的《姐妹》，恰恰成了最革命的诗歌作品。这一事实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尤为离奇。他们解读俄国革命，习惯着眼于革命骇人听闻的后果，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一系列意蕴深长的征兆：大规模的溃逃、对士兵与军官的杀戮、国家政权的瘫痪、愈演愈烈的社会之熵（энтропия），最后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其结果是最有“洁癖”和最为执着之人胜出。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布尔什维克利用了历史，但更可怕的是承认历史实际上利用了布尔什维克，承认俄国生活的自我再造机制将马克思主义者们碾成齑粉，在监牢的废墟上重新建造起牢狱。甚至所剩无几的列宁主义辩护士也并不把俄国革命视为节日——在他们看来，这场革命顶多是一项业绩。帕斯捷尔纳克——绝无仅有的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幅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欢悦与陶醉的生命画卷；我们说的不是那些二月的幻影，也不是三月的自由主义的喟叹（“多么美妙啊，三月里呼吸着你的气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在1918年的诗作《俄国革命》中追忆着往事）。这里所说的是1917年骚动的夏天，内阁如走马灯一般接连更迭（在当时已组建的临时政府中），七月爆发危机，双重政权并立，酝酿着惨烈的乱局。如果浏览1917年的报纸，便不难发现，三月的欢呼与七月的骚动之间反差惊人。但帕斯捷尔纳克并非在书写一部政治编年史，因而他的作品在任何变故下都洋溢着喜庆。从诸多只对诗人和通灵师们敞开的最高层面来看，当下发生的是某种真正世界性的事件，也就是说，除了平淡无奇的社会意义与更广泛的历史哲学意义之外，俄国革命还具有形而上学意义。

唯有帕斯捷尔纳克一人，直接记录了这些交集着乌云和电闪雷鸣的层面：他的敏感因为爱而更锐利，如此激荡不安的爱，狂热和渴求的爱，就像1917年那个夏天本身。

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确乎幸运，那么，这幸运就在于个人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巧合。1918年的知识分子，对于被爱情欺骗之人的自我感受再熟悉不过，也正因如此，后来收入《主题与变奏》的组诗《断裂》成为了帕斯捷尔纳克描述此种氛围的最著名篇章。革命挣脱束缚，沿袭俄罗斯传统，从极其平淡——演变为混乱无序；现实不再是可控的，这成为《姐妹》后半部分的主题。

（本段节选自传记中第九章）

茨维塔耶娃

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却决定将柏林之行推迟一年，既然《施密特中尉》尚未完成：他已写信给里尔克，说不喜欢自1918年以来所做的一切，况且本来也没做什么，倒不如暂时不见茨维塔耶娃及自己的偶像，直到写出无愧于他们的作品来。此类誓言在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人那里屡见不鲜。行程取消刺伤了茨维塔耶娃的心（可是，等到1930年，他已经不被准许出国，他的妻儿却去了柏林）。1926年5月18日，帕斯捷尔纳克终于——通过茨维塔耶娃——收到了里尔克的书信，向他表示感谢和祝福。

里尔克把一首《哀歌》献给了茨维塔耶娃。他们的通信越来越频繁，短暂的间歇过后（因为里尔克提到自己生病，茨维塔耶娃受了委屈，认为他是借此疏远她），变得比此前更密集。误解消除了，书信的罗曼史又焕发了生机。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没有参与其中。他正狂热地埋头于《施密特中尉》的创作，还写下一首十四行贯顶诗，作为这部长篇叙事诗的引言。他后来将它删除了，一向对叙事诗相当苛刻的茨维塔耶娃为此耿耿于怀：她觉得出自他的一切都是宝贵的，甚至包括她不喜欢的《施密特中尉》。他未发表这首诗作，应该不只是出于书报检查方面的考虑，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它本身的朦胧。在处理极其复杂的技术难题的过程中，他不能不留意文字的清晰，茨维塔耶娃坦言，她压根儿不理解这首十四行诗。不过，其中一个绝望的诗句“时代，何以连荼毒都不情愿？！”，已经完美地传达了长诗的本质，历史的形象则犹如一片平静冷漠的树林，帕斯捷尔纳克作品中并非初次出现的毒害，一直都在那里进行着。

茨维塔耶娃对《施密特中尉》的态度让帕斯捷尔纳克失望。从叙事中，她仿佛看到作者抛开了抒情的战果、以往的作品，以及《生活，我的姐妹》和《主题与变奏》当中丰富、悦耳的喧声。帕斯捷尔纳克的许多心迹渐渐让她为之不安：譬如他写信说，家人被打发到德国去度夏，他自己却留下来，唯恐受到各种诱惑：“我害怕爱上一个人，害怕自由。我现在不能。”他怎么敢说害怕爱上一个人，既然不久前还那般痴狂地沉迷于她？她则回复道：“我不可能与你生活在一起，并非因为不理解，而是因为理解。为别人的、同时也是自己的道理而痛苦，为任何道理而痛苦——这种屈辱我是不可能忍受的。（……）远在千里之外，我也能理解你，但假如我发现有所迷恋，势必引发我的漠视，犹若夜莺之歌。我会为此而喜悦。我会立刻摆脱你。（……）请理解我吧：由普叙赫对夏娃难以餍足的夙仇所滋生的那种东西，在我心中找不到任何痕迹。”

他可能会迷上某个人，这样的念头萦绕在她脑海。

在此期间，她几乎一直被个人的心思所困扰：“听着，莱纳，从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是个坏人。鲍里斯是好人。哦，我是坏人，莱纳，我不想要一个同谋，即便他甚至是上帝本人。”

6月，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开始坚决要求茨维塔耶娃别再写信给他。个中原因有许多：他不但激发了她内心的情感，自个儿也受到感染，这些越发强烈的情感把他吓怕了；他需要集中精力来完成《施密特中尉》，而不回复她却又不可能。此外，里尔克写给她的书信也越来越温柔，甚至越来越有些隐秘：“不要拖到冬天！”——茨维塔耶娃恰恰在拖延：“萨伏伊。[1]（沉思）：列车。车票。旅店。（感谢上帝，不需要签证！）以及……轻微的洁癖。某种备好的、攫获的……求讨来的。你会从天上坠落。”

1926年12月26日，里尔克去世了。茨维塔耶娃向他通告了噩耗。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她写道：“我知道我自己：我不能不吻他的手，不能不吻这双手——甚至当着你的面，甚至就像当着自己的面。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心在碎裂，饱受摧折，鲍里斯，因为这世界终究还存在。鲍里斯！鲍里斯！我多么了解那另一个世界！从睡梦，从梦中的空气，从梦的拥塞和急迫，了解那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我却是多不了解，多不喜欢，身在其中多么委屈！”——委屈成为茨维塔耶娃书信的独立主题：在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中，她时常自视为女神，对许多同时代人刻意贬损，极力挖苦阿达莫维奇[2]，说了也写了太多的苛责之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1927年之后，茨维塔耶娃与帕斯捷尔纳克的通信逐渐从有到无；虽然他们后来也有过书信往来，却越来越少。原因有许多，最关键的是：不再有相见的期盼（见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俄国出境很难，茨维塔耶娃回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茨维塔耶娃当真以为帕斯捷尔纳克准备离家出走，她不能理解，他为何一直拖延。她向他说出的每句话和每番表白、其中透出的一片痴心、她的自我奉献和自我主义，无不让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惶恐，最主要的则是——他越来越清楚，他们的这种关系不会有未来。注定不能生活在一起，而保持这种距离间的热度，则属于阿伯拉尔与爱洛漪丝之间的陈年旧事[3]，放在二十世纪却不合时宜。茨维塔耶娃需要精神支柱，不仅在做人方面，而且在文学方面。到头来，帕斯捷尔纳克的影响力和越来越高的声望，却不足以使他成为这样的支柱，尽管她为他们的交往而骄傲，并且经常不厌其烦地说起这些。

“我爱着你，当然，我将会比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恋人都爱得更深，但并非按照自己的尺度。按照自己的——尺度——还不够。”痛苦的表白，略带几分冤屈，又不失真挚。“你轻轻悄悄地——为了不那么忧伤——将我转手奉送给——谁？——阿谢耶夫吗？没关系。只要能保持联系——哦，不是你与我之间，而是我与莫斯科之间。就让我跟这些能使我不至于如此孤单的人们结为知己吧。”早在1926年8月，茨维塔耶娃对情况就有所预料，她料到分手，说过的话成为了谶语。她觉得帕斯捷尔纳克想要她重返俄国文学的语境，这一感觉无疑是正确的。她的确——兴许是平生仅有的一次！——彻底沦入无所适从的境地。“我压根儿不需要任何人，除了你。”她在自我欺骗吗？有可能。她最不能忍受的是，有人猜透她的心思，继而带来先期的打击：放弃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委屈，没有伤害，固然是高尚的——她能做到，他却首先表示希望“仅仅做兄长”，就她的性格（和策略）而言，这是难以接受的事实。

另外，跟他们的聚散离合密切相关的里尔克去世了——茨维塔耶娃本来还可以去找他。再也没有值得投奔的人了。除非等待下去，直到三个人跨越生死之间的界线，才会再度相聚。

三十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只有姓名，或许再加上一些回忆，联结着他和原先那个自己。在他的“苏维埃”时期，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几乎趋于尽头，这或多或少是因为，他不愿再想起那些跟她密切相联的失去的和被颠覆的机遇。她也从他的诗歌中渐渐消失：她的形象在《斯佩克托尔斯基》中一闪即逝，留在其中的恰恰是未能实现的因缘际会。“玛丽娅——并非普通的女人，”《中篇故事》中如是说。选择她，也就意味着选择一种抽象，而帕斯捷尔纳克选择的却永远是生活。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后，在苏联作协的追悼大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向塔拉先科夫[4]说起茨维塔耶娃：“她是杰出的诗人，但我原先不知道，她还是那样愚蠢的女人！简直就是一个穿裙子的魔鬼。”塔拉先科夫认为，这最后一句话所指的正是茨维塔耶娃对苏联的敌意——根据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对所谓敌意加以完全不同的解释。正是在1934年，茨维塔耶娃写下《“切留斯金号”船员》——唯一一首明确表达了亲苏好感的诗作。“今天——苏维埃联盟万岁！”问题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好感或厌恶。真正让帕斯捷尔纳克愈发忧虑的是苏联国内及境外缺乏妥协的氛围。他始终反对茨维塔耶娃浪漫的极端主义，因为它是命令式的，毫不容情的。而如今，当相互表白、诸多巧合和旗鼓相当的天赋带来的沉醉感消散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只得承认，这样的生活策略在他看来是异样的。对众人的极端苛刻、对自我的绝对宽容、不愿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谈得上什么浪漫主义，既然一切都打上了苏维埃的印记？这种反对的立场不难理解，其中也带有几分妒意。他从来无法就这样一个私人问题予以一成不变的回答：“是否比我的境地更加幸福和自由，/抑或更受奴役，更为死寂？”[5]也就是说，需要向自己解释清楚，做一名诗人，究竟在哪里更有希望——在苏联，还是在茨维塔耶娃驻留之地？他甚至一边对极端主义表示鄙夷，一边暗自羡慕：极端主义之于诗人，不失为具有优势的立场。纯属美学意义上的优势。他面向现实、鲜活的女性与肉体之爱，做出了选择（在《斯佩克托尔斯基》中，这种选择以隐喻来呈现），因此收获颇丰，但同时又错失了许多。茨维塔耶娃在他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象，永远让他想起另外一些绝佳的机会，也想起被他在三十年代埋葬的自己，那个改换了妻子、住宅、性格、风格乃至局部地改变了观念的自己。

关于他们的几次会面，将在本书第二部中继续讲述。茨维塔耶娃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未相会”。相逢于1935年的两人，已然不是1926年里那般相爱之人。

[1]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历史地区。

[2]格奥尔基·维克多洛维奇·阿达莫维奇（1894—1972），俄罗斯诗人，文学批评家。

[3]参见本书第三章相关注释。

[4]安纳托里·库兹米奇·塔拉先科夫（1909—1956），俄罗斯文学批评家，诗人，与茨维塔耶娃及其子格奥尔基交往密切。

[5]引自《饥饿的日子里》（1930）。

（本段节选自传记中第十七章）

曼德尔施塔姆

马雅可夫斯基

10年前，盛怒中的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这样一句话：“曼德尔施塔姆，他这人不可靠……他以为可以跟时代讨价还价……”我想，在三十年代，曼德尔施塔姆或许也会以同样坚决的口吻把这句话用在帕斯捷尔纳克身上。

“做一个犹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会是这样？这种无力的挑战，除了痛苦，什么都不会带来，又有什么能作为对它的补偿呢？”——这个问题，折磨着《日瓦戈医生》中的小戈尔顿；也就在这部小说中，问题得到了解答。小说的第一部第四章第11—12节专门谈论了犹太人问题。在一个靠近前线的村庄，日瓦戈目睹了一个哥萨克欺负犹太人的情景，他对戈尔顿发表了一番独白：“真难想象，不幸的犹太人在这场战争中蒙受了多大的苦难……他们除了受苦受难，还遭到洗劫和凌辱……仇恨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仇恨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教人仇恨的，恰恰是应该同情的。那就是他们的贫困、人口密集，他们软弱，不能反抗暴力。不可理喻。他们的厄运像是注定的。”

日瓦戈的思绪就此中断了，戈尔顿听了，“一句话也没有说。”直到夜晚，他才打开话匣子（每个晚上，两个朋友都在聊天中度过，即使当两星期的交流行将结束，他们该各自上路之际，在帕斯捷尔纳克这部童话般的作品中，低级生活的需求也没有使他们感到困扰）。

“我的这些想法和你的一样，都是来自你的舅舅（日瓦戈的舅舅，尼古拉·维杰尼亚宾，一位集智慧和美德于一身的历史学家，创立了独特的宗教观念，帕斯捷尔纳克经历了三次革命和两场世界大战之后，才得出这些观念，而这位舅舅早在世纪初就奇迹般地知道了这一切——德·贝）。（……）在心里想出来的新的生活条件、新的社会形式中，即所谓天国中，没有民族之分，只有人与人的区别。（……）我们谈到过那些平庸之辈，他们从来不曾从整体上看待人生与世界，还有那些二流人物，他们的眼界非常狭隘，只热衷于谈论某个民族，首先是受苦受难的某个弱小民族，这样就可以大发宏论，百般赞美，就可以赢得同情弱小的名声。犹太人就是这种灾害的真正牺牲品。民族意识使他们深信，他们必须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是一个民族，而在这千百年间，由于当初来自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力量，全世界已经摆脱了这种有害的束缚。（……）谁需要他们这种自愿的受难，谁需要他们世世代代被嘲笑，谁需要那么多有灵魂、有感情的无辜老人、妇女和孩子去流血？为什么所有民族的主张尊重人民的文人都表现得如此怠惰和无能？为什么这个民族的智者们在世界性灾难的表象上裹足不前，只是一味满足于讽喻的机巧？”

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对同化的主张是一种背叛。他本人大可借用童年时代的偶像列夫·托尔斯泰的一句话来为自己辩白：“对我来说，犹太人问题远在九霄云外。”在与国外人士的大量谈话中，当被问到“犹太人问题”，他总是回答，除了同化之外，他不承认还有别的前景——犹太人问题本身并未让他激动不安，而且他还要求来访者不要提他的出身。这既非什么触碰不得的创伤，亦非有意识地隐瞒出身，他只是不愿将话题归结于此，而“世界性灾难”和“讽喻的机巧”，也像离开俄罗斯的念头，同他的天性相去甚远：他恰恰想要与俄罗斯一道承担它所有的错误，命运的博大与悲剧的广阔之于他，比正义本身更可贵。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杰出同行当中，巴别尔是唯一跟他没有任何交情的，除了最一般的客套；还有爱伦堡连同其犹太人的怀疑主义，他也不是很欣赏，他把爱伦堡叫作“身上撒了卡宴辣椒粉[1]的赫尔岑”。他对犹太剧院[2]态度冷漠（曼德尔施塔姆写有一篇关于米霍埃尔斯[3]的热情洋溢的文章），他的书信和回忆从未有一处提及1948至1953年间的反犹运动、米霍埃尔斯的遇害，以及“医生投毒案”。[4]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活动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尽管那个“被诅咒民族”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化活动家都加入了进来。1941年7月，他先是答应参加一场犹太人反法西斯集会，但随后就收回决定，称自己反法西斯的理由无关犹太身份，可他却从不隐瞒民族身份：他只是在那封写给希尔洛娃的信中表示，希望护照里填写的不是“年龄、犹太人之类”，而是自己对那些“梦幻的、争议的、令人痛苦而费解的事物”之信念。

在时常被引用的一封写给沙拉莫夫的信中，他提醒道，不要以“时代的非正确性”为自己换取正确性，毕竟，造作的“世界性灾难”和“讽喻的机巧”之类，很容易成为一种大而化之的敷衍。无论在任何潮流和派别当中，都不应掩盖生活本来的面目；做帕斯捷尔纳克，而不是犹太人、“列夫派”、作协成员等等——对他而言，才是唯一可行的策略；“活着——就这么活下去，直到终点。”

承认现存国家并与国家和时代一道分担它们的腾飞和堕落，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愿望，它显然危及人的声誉。尤其是考虑到，“孤单的弃儿”，将永远正确；从这一角度看，世事似乎更显无情，也更为确切。关于斯大林恐怖的最初岁月，关于主流思想倾向，关于从人类当中消除人性的方式——将依据曼德尔施塔姆来评判，而非帕斯捷尔纳克。然而，帕斯捷尔纳克选择的道路，却能使人免遭自傲这一最可怕事物的侵害；其所独具的牺牲意味，丝毫不亚于曼德尔施塔姆的道路；他写给吉洪诺夫的一封信中所显现的观念——像对待快乐一样对待磨难，也正是一种真正基督教意义的个人生命观。

也就是说，三十年代初，帕斯捷尔纳克“亲苏的”或曰国家主义的选择，乃是决定于他的基督教观念？

是的，从他的经历来看，希望与负罪感一向比先验的正确性更可贵。帕斯捷尔纳克厌恶高傲自大。他认为——而且不无根据——反对派人士不爱人民也不理解人民。从革命中，他们看不到为千百年的凌辱所展开的复仇。在这些情况下拒绝与国家合作，帕斯捷尔纳克认为是一种背叛。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曼德尔施塔姆也以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谈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

平民知识分为何

跺着开裂的皮靴，

莫非要我现在就把他们出卖？！

我们终将死去，像一群步兵，

但无论劫掠、谎言还是打零工

都不会被我们颂扬。[5]

这里交集着两种形式的知识分子牺牲精神。很难说谁的状况更具悲剧性。对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忠实于“第四阶层”，即是对知识分子良心法则的信仰，这一法则包含着对政权的不信任、拒绝与之合作和反国家主义。对帕斯捷尔纳克而言，忠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则恰恰意味着甘愿接受革命连同其所有的丑态，因为这正是人们曾经希望与期待的！如今，接受革命变得轻而易举，既然“冒进”似乎开始扭转，甚至《斯佩克托尔斯基》也得以公开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立场，严格来说，实为勃洛克立场的终极阶段：革命的情形，犹如一群人荒唐地为火堆添加柴禾，然后围绕着它边跑边喊：“哟嗨，我们在烧火！”难道不是曼德尔施塔姆，中学时代就研究过《爱尔福特纲领》的自学成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抛弃了寄寓着三代俄国知识分子之理想的那一切？

曼德尔施塔姆

按照历史发展的观点，正确的是曼德尔施塔姆，是他第一个指出，知识分子的理想非但未能实现，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反而迅速建起了一个新的帝国。当时已写下《斯坦司》的帕斯捷尔纳克，也看出了斯大林与尼古拉一世之间直接的相似性。但这毕竟是人民的选择！平民知识分子的牺牲，毕竟不是为了一些抽象的理想。一切为了人民，而“一百人的空洞幸福”[6]则不值得同情。正当帕斯捷尔纳克抛开了本阶级的理想（“新人已将我们超越”）之际，曼德尔施塔姆却还在从家庭、阶级、民族性这些部族标志当中为他独自反抗事物的进程寻找着支撑。

究竟谁是正确的？

艺术家唯有在其作为艺术家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三十年代初，帕斯捷尔纳克正在创作《第二次降生》，曼德尔施塔姆也在整理他未问世的作品《新诗集》。两个集子当中都有无可争议的高峰，几乎都没有什么缺陷。他们两人都是正确的。不过，两人也都被迫付出了代价。区别在于，当时的曼德尔施塔姆，重新找回了“对于自己的正确性的意识”，帕斯捷尔纳克则越来越深地意识到一种非正确性。但这难道不是他想要的吗？

毫不奇怪，到1934年前夕，他们之间的关系终于破裂了。而这即将来临的一年，正是让他们久别的一年。

[1]一种极辣的红辣椒，产于法属圭亚那首府卡宴地区。

[2]苏俄时期有两座犹太剧院，一座在莫斯科，一座在乌克兰的利沃夫，此处提到的是前者，全称是“莫斯科国立犹太剧院”，建于1920年，1949年因苏联反犹运动而关闭。

[3]所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1890—1948），苏联犹太演员，导演，莫斯科犹太剧院的主要改革者之一，1948年，遭到几名同事的谋害，在当时的媒体上，其死因被宣称为车祸。

[4]即轰动一时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1953年1月，苏联政府宣称破获一个医生恐怖集团，该集团被指控谋害包括日丹诺夫在内的苏联高层领导。多位著名的犹太族医生因此案而遭到迫害。这是苏联新一轮政治大清洗的信号，但由于斯大林当年3月去世，“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很快被宣布为“假案”。

[5]引自曼德尔施塔姆《莫斯科午夜》（1931年5—6月）。

[6]语出帕斯捷尔纳克《致鲍里斯·皮里尼亚克》（1931）。

（本段节选自传记中第二十六章）

阿赫玛托娃

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

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关系之复杂，远超与同时代任何一位诗人的关系。表面上一切都好——彼此恭维、相互题赠诗集和照片、来自他的敬意和殷勤、来自阿赫玛托娃的尊重和感谢、为数不多却被回忆录作者们仔细记述的几次相会，总之，这完全不是他与茨维塔耶娃那种神经质的、炽热的亲近，也不是与马雅可夫斯基那种激赏和冷淡的交替，而是平静的、乍看忠实的友情，别无亲密之感。两人有着太过良好的教养。然而，“在自己的暗流下”，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这种情谊却更像是敌意，起码，阿赫玛托娃对帕斯捷尔纳克背后的议论，最好情形下不过是宽容，最坏则是鄙薄。相比之下，曼德尔施塔姆同帕斯捷尔纳克的分歧似乎复杂得多，但读起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来，他却怀着更明显的妒意和好感；从精湛的审美的高度，阿赫玛托娃漠视帕斯捷尔纳克的狂喜，对他的独白报以不屑而含混的回复，他的欢欣更是遭到她极度的怀疑：“他从来不读我的作品。”这个结论得自于帕斯捷尔纳克1940年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称赞她的诗集《六部诗集选辑》，[1]又为她三十年前的旧作叫好。

说实话，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也感觉到与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交往并非特别自在。他投身于自己惯有的绚丽辞藻，却撞上了俄罗斯诗歌贵妇冷冰冰的彼得堡教养。要是他的言行再单纯些，私事方面再听听他人的意见，再用天真无邪的腔调讲讲共同熟人的小趣闻（应当承认，阿赫玛托娃喜欢各种传言），冰冻倒有可能开裂；但首先，帕斯捷尔纳克永远都不会让自己降低到此类行为，其次，高深话题即使转向日常，也不见得保证带来暖流。不妨大胆地说，阿赫玛托娃只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对一个人产生兴趣：要么他给她留下了作为男人的印象（古米廖夫、卢里耶[2]、希列伊柯[3]、涅多勃洛沃[4]、加尔申[5]），要么在基本气质特征上跟她有相像之处——对生活深入彻底的否定、悲怆的世界观；在她的价值体系里，甚至茨维塔耶娃的悲惨境遇也不够充分，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冲动、神经质……尊严则太过稀少。阿赫玛托娃喜欢那些能够抗拒诱惑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正好相反，他们渴望尝试一切，然后才加以拒斥；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每迈出一步，都会使自己陷入难堪，二者均不善于在物质层面保持正确。阿赫玛托娃却只看重事物的正确性：没有任何诱惑，唯有高傲、纯洁的悲剧体验，呈示于苦修之境（“兔笼里的苦修”，曼德尔施塔姆曾经刻薄地开玩笑说，但他身上其实也有这种气质，所以他们从未有过激烈的争执）。而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在不同时期始终认可的两位大诗人——恰恰也只把诗歌视为一种正确性的意识，并且出色地展现了所谓的自重。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表现力，在阿赫玛托娃看来，乃是恶俗的趣味。除此之外，她显然妒忌帕斯捷尔纳克的荣誉，也曾公开承认羡慕他的命运。

但这并未影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热情书信，以及阿赫玛托娃两首优秀的诗作：一首是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赠诗（《他，把自己比作马的眼睛》，1936），另一首——纪念他的死。她还为他写过一首四行短诗（《这里的一切理应属于你》，1958），表达自己的同情，却因为生硬教训的音调而稍显傲慢：“请向他人赠以世界的玩物——名声，/走回家去，什么都别等。”问题是，他何必向他人赠以世界的玩物？他可未曾得到过多少名声，只是荣获了应得的；阿赫玛托娃获得的声誉远胜于别人，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她为之着迷的东西。“被名声压扁的可怜女人！”——楚科夫斯基于1922年写道。“走回家去，什么都别等”，听起来就像是“待在家，向谁都别敞开，哪儿都别去”……至于她每每以年长自居，倒不难理解；不过，多数情况下，她又非常善于隐藏这一点。

相对而言，帕斯捷尔纳克更直露。有好几次（在索性不再节制的最后岁月里），他未能禁住诱惑，公开刺伤了阿赫玛托娃。她则在言谈中掩饰着对他那几个女人的嫌恶——为的是，但愿不破坏“文学的良好风尚”，不参与迫害或者不让人怀疑，她好像——是她！——对某人有醋意……阿赫玛托娃通常很少正面评价诗人们的妻子：她们所有人——从娜塔莉娅·尼古拉耶夫娜[6]直到济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都会引起她一成不变的反感。娜杰日塔·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是例外，其余诗人们，在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看来——都不走运。但即使在此背景下，说起从未对她做过恶事的奥丽嘉·伊文斯卡娅，阿赫玛托娃的固执和厌恨之深，也令人瞠目结舌。我们倾向于认为，绝非伊文斯卡娅的出现导致了诗人之间关系变冷，但正是这种起初被掩盖的、连阿赫玛托娃本人也未充分意识的冷淡，激起了她对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一位恋人的极端排斥。

[1]茨维塔耶娃于1940年出版的一部诗集，当年年底被苏联当局密令销毁。

[2]阿尔图尔·文森特·卢里耶（1892—1966），俄罗斯二十世纪先锋音乐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曾与阿赫玛托娃关系密切，1922年移居柏林，自1941年起定居美国。

[3]弗拉基米尔·卡季米洛维奇·希列伊柯（1891—1930），俄罗斯东方学专家，诗人，翻译家，阿赫玛托娃的第二任丈夫。

[4]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涅多勃洛沃（1882—1919），俄罗斯诗人，评论家，在创作方面对阿赫玛托娃颇有影响。

[5]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加尔申（1887—1956），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病理解剖学家，从1939年开始追求阿赫玛托娃，1944年两人关系破裂。阿赫玛托娃晚年《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第二部及尾声即是为他而写。

[6]普希金的夫人。

（本段节选自传记中第四十六章）

德米特里·贝科夫

德米特里·贝科夫，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诗人，也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1967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84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攻读文学批评专业。大学期间，已有诗作入选多种诗集。1991年大学毕业后，贝科夫在著名诗人、也是帕斯捷尔纳克生前忘年交和唯一“私淑弟子”沃兹涅先斯基举荐下加入苏联作家协会。贝科夫是一位创造力旺盛的高产作家，主要著作包括诗集《寄语青少年》（1994）、《军事政变》（1996）、《应征公民》（2003）、《最后的时代》（2007）、《事实上》（2011）、《极乐》（2013），以及历史和哲学题材的长篇小说《辩护》（2001）、《正字法》（2003）、《疏散人员》（2005）、《ЖД》（2006）、《奥斯特洛莫夫，或魔法师门徒》（2010）、《爱克斯》 (2012)等。

一日一书

帕斯捷尔纳克传（共两册）

作者: [俄]

译者: 王嘎

定价: 72.20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08

《帕斯捷尔纳克传》是当代俄罗斯诗人德·贝科夫的一部专著，自2007年出版已经重版多次，许多国家也翻译成自己的文字出版。该书获俄罗斯多种奖项，包括大书奖。作者贝科夫是帕斯捷尔纳克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没有机械地讲述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而是尝试为读者展示这位伟大作家的内心世界。本书是一部深入认识和研究帕斯捷尔纳克的译作，为分析当时的历史事件、解开诸多历史谜团、了解其同时代作家复杂和鲜为人知的背景，提供了第一手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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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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