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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公正何以难行》| 检察官：违反规则 — 欺诈

亚当·本福拉多罗伯特议事规则 2021-02-01

《公正何以难行：阻碍正义的心理之源》

[美]亚当·本福拉多（Adam Benforado）著

刘静坤译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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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就很难选择去违反规则。

为了对违反道德的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人们最常使用的策略就是弱化欺诈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联。

——亚当·本福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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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检察官：违反规则

— 欺诈

P89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欺诈行为，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悖论：尽管大多数人都很注重道德和伦理，但实际上我们总是违背这些要求。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

一方面，我们都很重视法律规则。即使四周无人，我们也会在红灯前驻足、为宠物狗清理粪便；我们不会在参观小学校园时口吐脏话，不会窃取星巴克小费罐里的零钱，不会骚扰路过的行人，更不会袭击他人取乐。同时，我们希望看到道德准则在各种宗教、各行各业和学校中长盛不衰。我们为宣传十诫、道德规则和刑事法典兴建丰碑。一旦被冠以不道德之名，就如同被贴上耻辱的标签。

另一方面，只需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正在欺诈的海洋中挣扎。此时此刻，我们身边的人们，无论陌生人还是熟人，无论我们的偶像、敌人还是朋友，都在违反规则并从中渔利：雇员们消极怠工或者忙于私事，运动员们谎称对方犯规或者使用违禁药物，夫妻或者恋人们互相欺骗，社会公众惯于进行保险诈骗、税务欺诈或者欺骗年长的亲属，大多数人都热衷于上网下载免费的歌曲和视频。

调查发现，各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普遍存在欺诈行为。此前我们通常认为，年轻人大多诚实可信，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学生们的作弊行为十分常见：半数以上的高中生承认曾经有过作弊行为，大学生群体作弊的比例可能更高。研究生也不例外，其中，商学院学生作弊的比例最高（56%的受访者承认有过作弊行为），法学院学生作弊的比例低于平均水平（45%左右）。此外，优等生违反学术规则的比例与普通学生相差无几。近年来，在著名的纽约史蒂文森高中、空军军官学校（the Air Force Academy）和哈佛大学，都已经发现规模较大的作弊事件。

P90

实际上，无论是乞丐还是华尔街，社会各行各业都在规避规则，并通过欺诈谋利。看看你周围熟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学生、你的同事以及你的雇员，大家均是如此，概莫能外。

人们为什么要欺诈？背后的动因何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为何难以遏制这种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欺诈并非某些品性不端者的个别行为，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我们就应当反思，或许人们从事欺诈行为的常规逻辑仍然是正确的。换言之，一旦欺诈的收益超过可能遭到法律追究的成本，人们就难免会选择欺诈行为。

研究人员为验证这个假说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内容是要求被测试者进行有偿的数独游戏，并且在实验过程中不断调整可能影响诚信度的因素，以观察实验效果。最终的实验结论值得深思。即使被测试者知晓，在解决数学矩阵时作弊并不容易被察觉，实验中作弊的情形并未增加；即使增加被测试者正确解决数独问题的奖励金额，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当研究人员将解决每个数独问题的奖励提高到10美元时，作弊情形反而有所下降。

P91

由此可见，欺诈并非仅仅涉及成本收益方面的考虑。尽管许多人都曾有过欺诈行为，但即使提供作弊的机会或者激励，他们通常也不会变本加厉。

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被测试者参与一项多项选择题测试，答对问题后可以获得奖励，根据测试方案的设计，即使被测试者作弊也不会被发现。正如研究者所预料的那样，许多被测试者都实施了作弊行为。但是这些人作弊时都很有节制，尽管可以作弊的环节很多，他们仅在其中20%左右的环节选择了作弊行为。

从上述研究反映的情况看，人类内心仿佛存在一种约束机制，遏制着他们欺诈的本能。研究者认为，这种约束机制可能就是人的自尊心。我们都非常希望保持正直高尚的人格形象，这种内在动机作为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遏制着我们自私自利的冲动。我们希望自己诚实可信、道德高尚，当我们欺诈失信时，就会损害这种美好的自我期望。欺诈行为对自我形象的损害越是严重，我们实施这种行为的概率越低。

一项实验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动态关系：实验参加者参与一项抛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他们可以谎报游戏结果并由此获利。所有参加者都知道，他们在作弊时不会被人察觉，但研究人员事先对他们作出不同的警告，对一部分人的警告是“请不要实施欺骗行为”，对另一部分人的警告则是“请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我们一般认为上述表述的细微差异可能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研究人员警告“请不要实施欺骗行为”时，一些人仍然选择作弊；但是当被告知“请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时，实验参加者突然意识到这关乎自己的身份，结果没有人选择实施作弊行为。

P92

为保持良好的自我认知，我们需要摒弃欺诈行为或者尽量有所节制。如果仅是在心理测试中对敏感的问题说谎，或者在纳税时瞒报小额的博彩收入，并不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人品。除此之外，当我们的行为有悖于良好的自我形象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解决内心的冲突，那就是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过分。

有鉴于此，在一项研究中，尽管51%的高中生承认近期曾在考试中作弊，61%的学生承认曾对老师说谎，20%的学生承认曾盗窃商店物品，但总体上，93%的受访学生都对自己的道德品性感到满意。类似地，尽管纳税人经常瞒报收入情况，每年由此给政府造成3850亿美元的损失；但9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任何公民偷逃税款都应当依法追究责任。尽管我们不愿公开承认，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自欺欺人。

如果我们想搞清楚人们为何欺诈，就需要审视那些影响人们对欺诈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因素。一旦我们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就很难选择去违反规则。这是我们分析检察官不法行为的关键所在：许多检察官并不是故意欺骗被告人，他们只不过是非常善于欺骗自己。

P93

为了对违反道德的行为作出合理化解释，人们最常使用的策略就是弱化欺诈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如果我能够确信，实施特定行为并不会导致危害后果，我就很容易为该行为提供正当理由，并保持良好的自我认知。我想做的事与预期危害后果之间的关联越弱，中间的介入因素越多，我就越难以克制违反诚信原则的冲动。例如，科学家已经发现，与直接通过欺诈手段骗钱相比，当人们通过欺诈手段骗取奖品，再用奖品换钱时，人们选择实施欺诈行为的次数翻了一番。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与检察官不法行为之间的关联，让我们比较两类不同的检察官。一类以迪根为代表，他们纠纷于是否将可能证实被告人无罪的现场血迹鉴定报告提供给法庭。另一类检察官则考虑是否向犹豫不决的陪审员行贿以获得定罪判决。

研究显示，与第一类检察官不同，第二类检察官极少会将自己不道德的想法付诸实施，因为他们很难将此类行为视为无伤大雅的小事。毕竟，他们直接身处决策的紧要环节。同时，他们也没有其他可以推卸责任的正当理由。一旦他们贿赂了陪审员，就将直接左右判决结果。

相比之下，第一类检察官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仍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即使他并未向法庭提交鉴定报告，如果被告人真的是无辜者，辩护律师仍然有可能发现其他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进一步讲，辩护律师应当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告人无罪，并说服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鉴此，即便最终导致错误定罪，辩护律师和陪审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P94

在“汤普森案”中，迪根负责的是对抢劫案件而非谋杀案件的指控，这使迪根很容易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找到借口。即他的行为与汤普森被判处死刑之间没有多少关系：当他完成抢劫案件的指控之后，汤普森涉嫌的谋杀案件才开始进行审判。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热衷于成功指控犯罪；并不肩负最终的裁判职责，使检察官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责任感，进而容易诱发欺诈行为。在诉讼过程中，检察官实施不法行为的环节越早，其与最终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关联越弱。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召集陪审团并开始审判环节，检察官在开庭审判之前更有可能实施欺诈行为。一旦被告人已被定罪，就将面临新的问题：检察官可能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诉讼结果而实施欺诈行为，例如，通过不法手段剥夺被告人的上诉权或者获得假释听证的权利，而且检察官也很容易为这种做法找到合理的托词。

在本案中，当迪根向他的朋友雷曼透露，他曾在“汤普森案”中隐匿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证据时，汤普森尚在等候死刑执行期间，此种情况下，雷曼似乎很难为其隐瞒这一事实的做法寻求正当化依据。不过与迪根不同，雷曼此前并未参与该案指控，也没有隐匿证据。他只是听迪根讲述上述不法行为。需要指出的是，雷曼了解该情况时，汤普森早已被定罪并判处死刑。考虑到汤普森的血型当时尚未确定，即使雷曼将这一信息透露给汤普森的辩护律师，也不一定能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实际上，即使此前现场血迹鉴定报告被提交给法庭，被告人的血型也可能与现场血迹的血型相符，这将导致被告人更有可能被定罪。尽管我们无法确信，雷曼究竟为何在汤普森命悬一线的情况下仍然为迪根保守秘密长达5年之久，但是站在雷曼的立场上，他在作出这种选择时可能并未觉得自己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P95

需要强调的是，人们通常会对“作为”（Commissions）和“不作为”（Omissions）给予不同的评价。与“不作为”的情形相比（例如，迪根未能提交实验室鉴定报告），在“作为”的情形下（例如，检察官贿赂陪审员）更容易看到行为的危害后果。“不作为”看似并未改变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而“作为”则扭转了事物的发展方向。“不作为”的情形能更容易找到正当化理由，因为人们通常能够对没有实施特定行为提供合理的解释，例如，“我并不知道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告诉我应该这样做”或者仅仅是“我忘记这件事了”。

因此，由于“布拉迪规则”试图规范的是检察官原本应当履行但却并未履行的法律职责，这意味着此类违法行为实际上极易在司法实践中发生。还有一些常见的检察官不法行为也涉及不作为的问题。例如，检察官明知证人在出庭作证时说谎，但未能就此提示法庭。又如，检察官对执法人员隐匿或者毁灭证据的做法视而不见。

P96

当我们的行为受到其他人（或者其他事件）的控制时，通常也会认为这不是我们自主决定的行为。如果老板要求我们做特定的事情，我们就不用为最终的结果负责。在刑事司法系统中，检察官也通常是按照他人的要求行事：助理检察官非常清楚他是在为检察官服务，公职辩护人同样知道当事人才有最终的决定权。由此可见，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命令控制链条是导致不法行为发生的制度原因。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美]亚当·本福拉多（AdamBenforado）

美国德雷塞尔大学法学教授，曾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发表过大量学术文章和评论，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波士顿评论》设有专栏。

译者简介

刘静坤，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代理审判长，曾挂职云南省公安厅厅长助理。参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改革等改革项目。出版《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in China》、《证据审查规则与分析方法：原理·规范·实例》、《法庭上的真相与正义；最高法院刑庭法官审判笔记》、《中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原理·案例·适用（修订版）》、《犯罪重建》、《司法错误论——性质、来源和救济》等著作、译著二十余部发表文章百余篇。

导言如何实现公正？/ 刘静坤… 001

序言 … 001

第一部分 侦查 … 001

第一章被害人：无处不在的身份标签… 003

第二章警察：危险的供述… 033

第三章犯罪嫌疑人：犯罪心理… 053

第二部分 审判 … 081

第四章检察官：违反规则… 083

第五章陪审团：旁观者的视角… 111

第六章目击证人：记忆的偏差… 133

第七章专家证人：如何编造谎言… 161

第八章法官：裁判员还是激进派… 189

第三部 分刑罚 … 217

第九章公众：以牙还牙…219

第十章罪犯：扔掉监狱的钥匙… 245

第四部 分变革 … 279

第十一章挑战：我们要克服哪些困难…281

第十二章未来：我们将何去何从…303

鸣谢… 337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341

亚当·本福拉多结合了前沿科学研究与对现实案例的分析，旨在为读者揭示真相——人类内心深藏的偏见，破坏了法律对公平和平等的保障。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急需的解决方案。这是对美国司法体系的一次强有力的批评，本福拉多的观点令人信服。他向我们证明了：司法不公正的结果不是悲惨的意外，而几乎是一种必然，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人类的内心。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作者

在这部重要、深刻的代表作中，本福拉多借鉴了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新发现，揭示了警察、陪审员和法官通常是凭直觉来进行判断，而不是确凿的事实。这项新的研究挑战了法律体系的大多数关键基本假设，包括目击证人记忆、陪审团评议、警察程序和刑事惩罚…这是一次强有力的、引人深思的讨论，颠覆了我们最珍视的信念——法律能够带来公平正义。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 本文摘录：杨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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