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直到你笑出声来

想象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

直到你笑出声来

《神秘到开放》

（加拿大）亚历山大·特鲁多 著

孟醒 译

“每当你要批评别人时，你要记住，世上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优越条件。”《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这句名言，把“别人”改为“别国”也很合适。面对一个国家，个人在批评起来总是“优越”的，因为他站在外部，见什么评什么，仗着各种现成在手的评价标准——况且国家也不会反驳。

2006年秋，青岛，33岁的加拿大人亚历山大·特鲁多，看到几个小官员腆着肚子走进一家饭店，和女店主频频捧杯。他看得饶有兴味，不觉身边的向导兼翻译，一个名叫“薇媛”、常被简称“薇”的女孩，不屑地说了句话：“你看看中国官员拿公款在干什么。”

噢，这样。亚历山大应着，并没有停下观察的眼光。

十年后，他在自己的游记里写道：我看到的是这些人享受轻松的交际，鲜美的海味，凉爽的啤酒，他们是从众的力量、按命令行事罢了；我无法像薇一样，对他们有那种厌恶的体会。

薇所痛心和责备的，亚历山大常常暗自不以为然。这样的例子，在这本游记中还有不少。在坐船游长江时，两人谈起了三峡工程，薇说，三峡大坝的建造，是以“钢筋混凝土方块”来取代“江流间轻摇的芦苇”，亚历山大则说，工程之前，峡谷里逆流而上的货船，长年累月都是用人力拉上去的，那一定是悲惨的生活吧？

亚历山大“善待”中国，是出于一个信念：要摈弃个人的所有“臆想”来看中国的种种。这些臆想，不仅指关于中国的诸多陈词滥调，还包含了西方人与生俱来的那些是非好恶。他说：“我发誓不把自己的共和思想带到中国来，不管是何方神圣在引导这个国家，我都要开怀接受。”为此他格外地自律：“我要在每一次呼吸间都与那些臆想抗争”。这本游记的英文原版名为《Barbarian Lost》，“迷失的野蛮人”，作者自称的barbarian来自他那位见多识广的政治家父亲的话，他告诉儿子，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把我们这些白人看作蛮夷，看作“化外之民”的。

皮埃尔·特鲁多在中国

亚历山大的父亲皮埃尔·特鲁多，1970—80年代两度出任加国总理，1990年带孩子们在中国走过一圈。2006年初，斯蒂芬·哈珀率保守党入主渥太华，中加关系迅速进入冷淡，正是那年秋季，亚历山大凭着文化人的独立人格独自来华，期望温习儿时留下的中国记忆。在选中薇当他的中国向导时，他也是看中了这个25岁的山东女孩拥有与自己近似的品质：会思考，不逢迎，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见地，还有一定的幽默感。

他走了这些城市：北京、济南、青岛、上海、重庆、广州、深圳，他去过十三陵附近的满人村庄，游过长江，访问过血汗工厂，泡过夜总会，也见了多名商人，以及贺卫方、陈丹青这样顶尖的中国公知。他是一个自觉拒绝“中国通”身份的外国人，他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自己的联想，将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思考，都区分了开来。

皮埃尔·特鲁多1983年晤面邓小平

他写到雾霾，噪音，写到市民不良的品位和习惯，写到落后的城市管理水平时，都用一种“是其所是”的笔调：它们在那里了，我没有什么要评判的。他调出最重浊的笔调，来指出那个永恒的时代关键词——“变化”——并非央视新闻里的陈词滥调，或外国友人的日常阿谀：

“中国的幽深令观者沮丧，它是最为深邃的地方。它迅速而猛烈地变化着，对本国人都不曾停步，遑论外国人。虽然并不危险，但它还是令人难以招架。”

亚历山大的中国行仅有六周时间——仅此，很多人就会对这本行记降低期望：是的，他写不出彼得·海斯勒那样全面、翔实的田野记录，然而，时间和见闻的有限，却促使亚历山大像一个难得防风的囚犯那样，五感全开，去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且看他笔下的上海：

“上海的街道十分混乱。所有曾因美观而存在的东西都被城市挤占了，可谓物尽其用。上海的路旁竭尽所能地种着树。在蔓延的高楼脚下，有些街道和居民区仍保留了殖民时代的样子。在那里，石墙和低矮建筑没有被改动。法国梧桐和昏暗的灯光几乎让城市退却了，形成一种静谧的幻境。浓重的空气中回响着无数通风机和发动机震动的沉重声音，而当深夜来临，汽笛、喇叭、轮胎摩擦声和人的尖叫声消失时，这声音显得更加吵闹了。夜空不是黑色的，彩色的灯光反射在浓厚潮湿的空气里，让它紫中带粉。在上海，灯光是躲不掉的，它无处不在。”

这些话出自一个匆匆过客之手，值得好好欣赏。他那么有心，那么“贪得无厌”，不舍得放弃任何一种体验，唯有如此，他才会去分辨通风机和发动机的噪音，并设法从中捕捉城市的精神。这一番穷究式的刻画，所揭示出的城市的“充满”感，“挤占”感，可以震动每一个怡然信步于幽静小马路的上海人。这真是非同小可的惊鸿一瞥。

皮埃尔·特鲁多与周恩来

对比一下他笔下的另一大城市——合肥：“从老南京路进入城区，看上去是个尘沙遍地的后工业时代的废墟”，然后“它又摇身一变，成了玻璃大楼林立的商业区”。随后，他去往厂区，发现合肥“又变成了巨大的居住-购物复合体……”而在离开厂区后，“又被列在道路两旁的公寓楼和在建的商场包围了。”

随着他的所到，城市一变再变，合肥缩影了一个超级大国难以把握的今天，但所有的描写终要收拢到某一个时刻的个体：当晚高峰来临，一个新城区的大十字路口，市中心的热闹，时髦的户外灯光，与不堪重负的交通混响到了一起，作者那西方式的“存在之焦虑”同噪音同时达到了巅峰。

正因为时刻在感受中国的大，中国的复杂，书写者才特别需要那种置身事外、不动声色、不轻易投放感情的素质，以陌生化的视角，用无限的后退，来让眼前的寻常事物显出不同寻常的样子。这些措辞都值得玩味：农村小男孩“生硬而友善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坐乡下的公交车，车上的乘客“老得没牙的看见我觉得很新鲜，年轻力壮的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毫不在意”；通往济南的高速路，穿过“一片由精耕细作造就的惨淡田地”；上海的一家便宜宾馆里，工作人员“一般都很充足”，且“穿戴整洁、面带笑容”。

亚历山大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置身事外，他告诉薇：“我在你身边，我会表现得……百无聊赖、心不在焉或者头脑简单”，“就像我根本不在那儿，像一个不经意走到你边上的中国深度游游客。”聪明的薇很快便懂得该如何做。他俩在十三陵附近的满族人村落找水库，村里的人指着他问薇，那个人是谁？为什么看着这么严肃？薇说：“他是个游客，就长这样。”读着想笑，但属于英文里wryly那一式的：冷冷苦笑的，干巴巴的，有一个无力地摊摊手的动作。

还有不少类似的wryly时刻。在深圳，这个扁长的城市，出租车司机因为他们要从东头开到西头而“心满意足”；在合肥，一块臭豆腐让亚历山大想起了百洁布，“它短期不会获得我的好感了”。

当然，书的主要读者是加拿大人，因此“常识普及”也要的。吃臭豆腐那一餐，因为薇要他点一些“温和”的菜，免得上火，他就顺便谈了下阴阳的概念；在苏州，参观丝绸车间时，他说到了丝绸工业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及当下的状况。不能不说，西方人是无法脱离那些国际化了的中国符号来理解中国的。书中的好几段对话，都会让读者产生“中国人时不时就要聊聊孔孟”的印象。

不过，对于这样一位作者而言，常识性的东西只是神秘中国的一部分显露罢了。接受一切中国的现实，不凭自己臆想、自己的是非观去评判，这个态度是明智的，它为叙述的引人入胜打开了可能。那些在中国人眼里，堪称“无力吐槽”的东西，在亚历山大写来，都是对于探索和体验的持续邀约：

他写北京国家体育馆、游泳馆、中央电视台，以及即将完工的“巨蛋”，“这些奇异的建筑常被污浊的空气笼罩，它们象征着中国新的、未经探索的现实”，他写到北京城里“权力的象征”时，断言“真正的权力在别处，且相当低调……或许藏在古老的胡同里，挤在传统的宅邸中”。

他有一个非虚构作家需要具备的美德，那就是：当他基于有限的第一手观察展开想象的时候，他总是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这是他的“想象”。他见到了一位古建筑保护人士，就想象她所出身的高贵家世；他见到一个袒胸露乳、放肆大笑的中年男人，就想象一名肉联厂职工或重机械操作员日常的样子；在距重庆六十公里之外的一个村庄，他被人口之稠密所震惊，便想象方圆几十公里内，村镇密布的场景，进而想象“数百万人口一个摞一个”的重庆，进而想象从青岛到重庆，一路上都是这样的人口分布，最后，他想象着了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直到笑出声来。

想象为旅行增添了趣味。尤其是在长江游轮上度日如年时，他只有想象水面下被淹没的农田、城镇，想象开闸放水那惊天动地的一刻，才能打发分外的无聊。也有想象不能的时候：在深圳的工厂，他看到收了工的年轻男女十分欢快、享受闲暇的样子，很不确定地说：这些人，接下去，大概会在某个新商场里喝茶，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他们买得起、却又不会买的高档商品吧？

这一半是基于他对深圳商业发达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认识，另一半则纯是他对年轻人的美好祝愿。这时，他同自己的向导难得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都同意“现在在中国当年轻人真好”。薇说：“这是让人振奋的时代，但基础设施还要得到建设。工作是好的，但中国人不应该只为工资而工作，不应该只追求消费。”对这位一向蛮有思想的女性而言，这几句话似乎中庸了点有失档次；不过它被放在了尾声阶段，作者是考虑给全书做个总结。

老特鲁多是老来得子，五十岁后才相继有了三个儿子。八十年代，老特鲁多退出政坛，同夫人离婚，潜心抚养他的儿子们。长子贾斯汀成人后果然承其父业，现任加国总理，而亚历山大同哥哥性格截然相反，他不喜社交，远离政坛，只喜欢独立行动与思考。2006年中国行后，他过了十年才写出这本游记，看书中所插的当年的留影，再看如今的他，发量、身材都有显著的变化，而依然如故的，则是那种置身事外、若有所思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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