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胡德诗2首
托马斯·胡德（Thomas Hood, 1799–1845），英国诗人，早年受浪漫主义诗歌影响，出版过诗集《仲夏仙女的请求》（The Plea of the Mid-summer Fairies, 1827），后来以写幽默讽刺诗而闻名，但有评论家认为他的讽刺诗幽默有余，深刻不足。他后期的严肃诗篇颇具人文主义精神，充满了对社会底层平民的深切同情，表达了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判。他1843年匿名发表的《衬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开了“社会抗议文学”之先河，与他同年发表的《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 1844）一道成为“社会抗议诗”的典范。这两首诗都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并被许多有强烈社会正义感的诗人模仿。
■衬衫之歌
酸痛的手指已磨破，
红肿的眼皮在打瞌，
一弊衣女人正坐着，
针儿在飞，线儿穿梭——
缝哟！缝哟！缝哟！
在贫穷、饥饿与污浊之中
她还在用忧伤的声音
哼着这支《衬衫之歌》：
“缝哟！缝哟！缝哟！
当雄鸡在远处啼鸣！
缝哟—缝哟—缝哟，
直到星光穿透屋顶！
如果这就是基督徒的活路，
那我宁愿去跟土耳其人，
宁愿去做异教徒的奴隶，
那里的女人无需拯救灵魂！
“缝哟—缝哟—缝哟，
直缝得脑袋眩晕，
缝哟—缝哟—缝哟，
直缝得两眼昏沉！
缝纹，衬布，镶边，
镶边，衬布，缝纹，
直到我昏睡在纽扣上面，
睡梦中还在缝制它们！
“哦，陪着亲姊爱妹的绅士！
哦，伴着慈母娇妻的先生！
你们穿破的可不是衬衫，
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缝哟—缝哟—缝哟，
在贫穷、饥饿和污物堆里
用一根针穿两条线缝制，
既缝衬衫，又缝尸衣。
“但我为啥要说到死神，
那个骷髅状的可怕影子？
我似乎并不怕它的形状，
它看上去与我酷肖绝似——
它看上去与我酷肖绝似，
因为我总是挨饿忍饥；
上帝哟，面包竟如此昂贵，
血肉之躯却这般便宜！
“缝哟—缝哟—缝哟！
我的活儿永远没完；
可艰辛劳作挣来了什么？
铺草的木床，褴褛的衣衫，
干裂的面包，破旧的椅案，
漏雨的屋顶，光秃的地板，
四壁空空，幸好我的影子
有时候会映在墙面！
“缝哟—缝哟—缝哟！
从晨钟敲响到晚钟声鸣，
缝哟—缝哟—缝哟，
就像囚犯做苦力赎身！
缝纹，衬布，镶边，
镶边，衬布，缝纹，
直缝得心发呕，脑发呆，
双手十指都再也没劲。
“缝哟—缝哟—缝哟，
借着冬日阴暗的光线，
缝哟——缝哟——缝哟，
当春光明媚，风和水暖，
归来的燕子筑巢孵雏，
依附在我家低矮的屋檐，
仿佛让我看晒黑的背羽，
责备我辜负了美好春天。
“啊，多想闻闻春花的芳泽，
多想吸一口樱草的香甜，
多想让蓝天高悬头顶，
多想让青草低伏脚边；
像过去一样自由地感觉，
哪怕只有短促的瞬间，
但我随即想到这愿望之悲，
一次散步可值一顿饭钱！
“哦，唯愿给我片刻时分，
让我喘息，不管多短暂！
不为有暇去爱，或去希冀，
只为有少顷伤心的时间！
哭一场也许会减轻痛苦，
但是从我苦涩的双眼
绝不能滴下一粒泪珠，
因为那会妨碍飞针走线！
“缝纹，衬布，镶边，
镶边，衬布，缝纹，
缝哟—缝哟—缝哟，
像台蒸汽驱动的引擎！
仅用铁架木板做的机器
就这样为贪婪的财神卖命——
没有因思想而发疯的脑，
没有因感觉而破碎的心！”
酸痛的手指已磨破，
红肿的眼皮在打瞌，
一弊衣女人正坐着，
针儿在飞，线儿穿梭——
缝哟！缝哟！缝哟！
在贫穷、饥饿与污浊之中
她还在用忧伤的声音
哼着这支《衬衫之歌》！——
愿这歌声能飘进富人的耳朵！
■叹息桥
又一个不幸的女人
厌倦了生命，
终于迫不及待地
了结了一生！
轻轻地捞她出水，
小心地抬她上堤；
她身子那么纤弱，
又那么年轻美丽！
瞧她那身衣裙
恍若裹身的尸衣；
从她浸透的素服
河水还不断下滴；
赶快把她弄干，
要疼爱，不要厌弃！
碰她时别显轻蔑，
想到她应感伤悲，
应显出高贵仁慈，
不去想她的孽罪——
如今在她身上
只剩下女性之美。
无须去过分追究
她离经叛道之罪尤；
死亡已经抹去
她的耻辱和污垢；
如今在她身上
只有美依然存留。
她虽曾误入歧途，
可仍是夏娃的姊妹——
请从她冰凉的嘴唇
擦去渗出的河水。
请替她绾好头发，
那头散乱的秀发，
那头淡褐色的秀发；
趁好奇心在猜测
何处曾是她家？
她的父亲是谁？
她的母亲是谁？
她是否有位兄弟？
她是否有位姐妹？
或是否还有一人
于她比谁都亲，
于她比谁都近？
唉，基督的仁慈
难以普及众生！
杲杲阳光之下
却是一番惨景！
在一座繁华都市，
她竟然无家栖身！
父母双亲不认，
兄弟姐妹翻脸；
凭着不贞的证据，
爱神亦被推翻；
甚至连上帝的庇护
似乎也与她疏远。
但见一河春水
泛着倒映的光波，
高楼低屋的窗口
透出万家灯火；
夜静而无家可归，
她迷茫而又困惑。
三月料峭的寒风
使她瑟瑟发抖；
可她不惧桥洞阴森，
也不怕幽暗的急流。
一生的不幸遭遇
使她精神失常；
她乐于跳进水中，
乐于去探究死亡；
只要能脱离人世，
不管被冲到何方！
她勇敢地纵身一跃，
全不顾水冷流急——
岸上的男人们哟，
放荡的男人们哟，
看看吧，想想吧！
要是你能下水，
就下去浸上一遭，
尝尝那水的滋味！
轻轻地捞她出水，
小心地抬她上堤；
她身子那么纤弱，
又那么年轻美丽！
趁她冰凉的四肢
还没有完全僵硬，
请怀着宽容之心，
把它们摆好放平；
然后再替她合上
那双茫然的眼睛！
那令人生畏的眼睛，
眼珠上还蒙着淤泥，
仿佛在最后一瞬，
她曾用绝望的目光
勇敢地凝望来世。
她虽然悲观地自杀，
但却是因侮辱欺凌，
因人情世故炎凉
和她错乱的神经
把她逼到了绝境——
所以请让她的双手
像默默祈祷时那样
谦恭地交叉在胸前。
承认她有污点，
承认她有罪孳，
但仍应宽大为怀，
留她给上帝裁决！
曹 明 伦 / 译
作为一个把时间和死亡当作基本母题的诗人，布罗茨基有充足的理由偏爱“哀歌”（Elegy）这一诗歌类型。而在他的大量充满哀歌气氛的诗中，“悼亡诗”（In Memoriam）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著名的篇目如《诗悼托·斯·艾略特》、《挽歌：献给罗伯特·洛厄尔》、《朱可夫之死》、《悼念一位朋友》①，都是由具体人物之死而即时引发的哀歌。此外，各种风格的悼念诗散布在布罗茨基每个时期的创作里，荣获这一待遇的甚至还有他的爱狗鲍波②。布罗茨基不断为逝去的友人写悼亡诗这一行为，在一些人眼里甚至是有些过度的，其同时代的俄语诗人亚历山大·库什那（Aleksandr Kushner）就不那么看好这些“专为种种熟人之死而作的诗”，这几乎使他感觉“布罗茨基在每每得知他人死讯时便会兴奋起来，如同一匹战马听到了踏靴和跨鞍的声音”（Polukhina 105）。相比库什那最喜爱的那种“在不经意间自然流露出死亡意念的布罗茨基”③ ，这里的布罗茨基是直面具体的死亡；不仅如此，这种由社会人物之死而引发的哀歌更具有时效性和公众性，亦可属于一种类型的“场合诗”（Occasional Poem）。这样的诗行不仅需要诗人超越对死亡和时间的独自沉思，更需要诗人相信诗歌的公众力量，以对逝者之嗟来向大众呼唤和传达其所信奉的价值，在面对死亡的同时它也同样面对诸生。拥有限定性和目的性的场合诗并不好写，悼亡诗相比那些可以自由随想的诗，也仅有有限的发挥空间。它还具有看似和纯粹诗意相悖的讨巧意识，而对布罗茨基来说，他的哀歌是要“取悦一个影子。”④
但“诗人之死”这一情境本身所具有的诗性，使其在每一次出现时都会“给死亡这一古老的主题增加新鲜的变化”（Polukhina 105），它本身背景深厚，如同另一层“形式的外衣”，在束缚的同时也可传达出文字意义之外的诸多信息。对于“形式主义者”布罗茨基来说，运用古老严格的诗歌形式是一个“高贵的工作”，“诗歌可以是赤裸的，但我们有时喜欢看到它们装扮起来”（Conversations 27）。在仪式化的镣铐中，悼亡诗对于真正的诗人也绝不只是过度的悲痛或无尽的赞颂，这一古老的题材和古老的形式一样，是给予诗歌的华美的文明外衣，而诗艺在不断地克制和试穿中成长为其中丰腴的躯体。如若说布罗茨基好似战马一样为每一次死讯而动，那是因为他在个人与公众、悲痛与克制等各种张力间敏锐地嗅到了一片可能去开辟的疆域；而他所想要“取悦”的影子，本身亦代表着高度的诗歌标准和极好的诗歌趣味。
布罗茨基在很早时便开始关注哀歌，23岁便写出使其同时成名于俄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挽约翰·邓恩》（“The Great Elegy for John Donne,” “Большая элегия Джону Донну”）一诗，然而对其影响深远的对哀歌形式顿悟的瞬间则是在他初次读到奥登的《悼念叶芝》（“In Memory of W. B. Yeats”）时。那时的布罗茨基因“社会寄生虫”的罪名，被迫在苏联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劳教，在那样的环境下布罗茨基拿起了一本友人从莫斯科寄来的英诗选集：
纯属巧合地，书翻开在奥登的《悼念叶芝》一页。我当时很年轻，对哀歌作为一种类型尤其关注，周围却没有去世的人可供创作一首。所以我贪婪地阅读哀歌要胜过任何其他类型，并常常想哀歌最有意思的特点在于作者不自知地自我描绘，这几乎是所有“悼念诗”都沾染上的习性。这样的趋势虽可理解，但却时常将诗变成作者关于死亡主题的沉思，从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作者自己，而不是逝者。但奥登的诗却没有一点这样的特征；不仅如此，我马上发现甚至它的结构本身也是在向死去的诗人致敬，它逆向地模仿了这位伟大爱尔兰人本人格律变化的风格，从后期一直到他的最早期：这首诗第三（最后）部分的四音步诗行。（Less Than One 361）
尚在很年轻时，在可能还未接触到英语现代诗歌中的种种探讨感情中立、隐匿个人性的言论之前，布罗茨基便从哀歌中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过分自我化和感情化的特征。同一论述在布罗茨基评论茨维塔耶娃为里尔克⑤所作《悼亡信》的文章中也谈到，在诗人为同道诗人写作悼亡诗时，更难避免可能会陷入自我哀怜甚至自我崇拜的境地。尤其是“在俄语诗歌内部，悲剧一直发生，而自怜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大，随着诗人的逝去而产生的孤独意识也内在于作者的心里”（Less Than One 196）。在俄语诗人中，布罗茨基向来以语言的“中立性”而著称。哀歌这一最具情感性也最易流于情感泛滥的题材，是对诗人语言控制力的一个极好的残酷考验。布罗茨基有意识地通过此检验和磨练自己的技艺，他隐藏了个人感情，以取悦一个尊贵逝者和一份崇高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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