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树才：接受诗人在现代生活中朴素的命运

7月10日，苏州博物馆举办“凤凰诗歌之夜”，邀集了欧阳江河、韩东、胡弦、张执浩、余秀华等中国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诗人、法语诗歌翻译家树才担纲主持，为这场诗歌活动增添了一份“国际范儿”。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至今，树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诗歌老战士”了。对诗歌，对翻译，他有着精微而深透的识见。对诗坛上争论不休的诸如“口语诗”“技艺”“介入”等问题，他的批评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这些年，做过外交官的树才，经常担当各种中外诗歌交流活动的组织、翻译或主持工作。他常常看到，是故交、也是论敌的诗人们，打破圈子聚在一起，朗诵各自的诗歌。在诗歌普遍缺乏现实收益、越来越小众化的时代，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般山头林立、旗帜飘扬的景象，已不再有。诗人们过着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接受了现代生活中朴素的命运，他觉得，这样的诗人和诗歌生态，反而是比较正常的。

陈 曦 / 文

刘 畅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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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才，原名陈树才，浙江奉化人，四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是小学校长，整日忙里忙外，无暇督促他读书。高考败了四次，第五次，他继续进考场，竟奇迹般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普通话都不会讲呢，却要从零开始学法语了。我的英语考分完全靠死记硬背，典型的高分低能。”树才说。

从浙江农村来到北京，学习压力很大，“一边学法语，一边学说普通话”，不过，眼界也一下子打开了。八十年代是诗歌风起云涌的时代，北岛、顾城、舒婷等朦胧诗人正活跃在舞台上，一大批更年轻的“校园诗人”，遍布在全国各个高校，狂飙突进式的写作热情席卷整个诗坛。在北外，树才读到欧阳江河的长诗《悬棺》，为之震惊：“我没见过他的人，但他的诗已经传到了我们校园”。中学时期，他就自发写过一些诗，但那不算数，来到北京，碰到这么多写诗的朋友，他才觉得真正游弋在诗歌的大海。

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诗社，树才和同学们组建了一个叫TEST（英文“尝试”之意）的文学社，音译过来就是“泰思”，并创办刊物，自任主编。文学社每年都组织诗歌朗诵活动，前来参加的大学生能把大礼堂坐满，树才也开始跟北岛、芒克、多多等朦胧诗老大哥们交往。

当时“朦胧诗”在社会上受排斥，有人写文章批评他们的诗“看不懂”，是“令人气闷的朦胧”，但大学生热捧他们，认为他们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于是，年轻的大学生诗人跟着老大哥一起成长，在诗歌意识和诗学观念上，一下子甩掉了以前的传统，把表达个人内心的真实声音看作是最重要的诗歌任务。

他们也更在乎诗歌的技艺，意识到写诗不仅在于写什么，更在于怎么写。这跟当时国外的诗歌和理论被猛烈地介绍到国内有关。树才学习法语，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大二开始，他很偶然地接触到了法国现代诗人彼埃尔•勒韦尔迪的作品。树才沉浸在艰难的阅读中，好在勒韦尔迪的诗语言简单，但意味很深。这种阅读原文的方式帮助他理解了诗歌的现代性，也使他对一个现代诗人写作和生活之间的那种悲怆关系，领悟得比同代人要更早一些。

“时代的浪漫和激情，让诗人们认为写诗可以是一种职业，可以一夜之间成名。当然这是一个错觉。现代诗人是不能依靠诗歌谋得生活的。我在那个时候就知道，诗人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内在身份，从事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以成为诗人。”有了这一番“觉悟”，树才相信，还是得学好法语，没准是他今后生活的依托。

诗人 ，翻译家 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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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直写诗、译诗，大学毕业后，树才并没有选择那些跟写作接近的职业，而是去了外经贸部的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做援外工作。这样法语就派上了用场，1987年大学毕业，1988年1月，他就有机会出国了。

树才说，那个时候，口语很差，但仗着年轻，又有老翻译带着，很快就练出来了。1990年，他就被派到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当外交官。这是个西非国家，首都达喀尔在非洲最西端，很多中国人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国家，但写诗的人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因为大诗人桑戈尔是这个国家的开国总统。

法国的不少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外交家。像克洛代尔、佩斯，他们是大诗人，也是外交家，都做过大使。拉美诗人聂鲁达和帕斯，也有过长期的外交官生涯。

树才认为，把诗人派到国外去做外交官，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诗人的民族意识强，加上他们有语言天赋，而谈判又需要灵感，让诗人去做外交官，他们能把民族文化个性中最优秀的部分带给其他民族。”

在塞内加尔，树才从外交官级别最低的“随员”做起，做到二等秘书。他总结说：“如果继续干下去的话，一等秘书、参赞、公使衔参赞，然后没准儿还会被任命为大使，那就是一种职业的外交生涯了。”但树才的性格，导致他最终回到诗歌。只有写诗这件事奇迹般干得挺长的，一直干到今天，而且看不出有撒手不干的意思。

从1987年大学毕业，直到2000年离开外经贸部，这14年，树才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非洲。在他看来，中国的援非方式是有独创性的。“别的国家给钱，我们给人给物。你缺什么，我给你建什么，从楼堂馆所到水坝农田。萨马兰奇赞扬中国为非洲体育事业做了大贡献，因为我们几乎给每一个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都建了体育场。这种援助特别得人心，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树才本人也做过“包工头”，指挥过援科特迪瓦国家剧场的建设工程。那是一个援外项目，持续了5年，投资2亿，树才在工地管了两年半，担任中国技术组副组长，直到主体工程完成、进入装修阶段才回国，所以很多建筑上的专门术语他都会说。

这些丰富的阅历，使树才充分感受到经济生活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主题——这已经不再是诗歌的年代了。“经济生活的主要模式就是交换，如果你没有可以交换的资本，那你在任何行业里面都是没有地位的。”

《树才诗选》

作者:  树才 
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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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多年奔波忙碌的“经济生活”，树才觉得，诗歌的根扎进心里，还是舍不得拔出来，也真拔不出来。于是，他决心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去。“诗歌是一方面，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外交纪律太严格，让我自由散漫的天性感到不舒服。”

2000年6月，树才正式调入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调工作之所以能成，是因为他一直在做诗歌翻译，译作大多数发表在外文所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上，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恩师、翻译家郭宏安先生的鼎力推荐。

进入外文所后，树才一如既往地勤勉翻译，将勒韦尔迪、夏尔、博纳富瓦、雅各泰、佩斯、阿尔托、雅姆等法国大诗人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介绍到汉语世界。为表彰他在中法两国当代诗歌交流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法国政府于2008年授予他“教育骑士勋章”。

树才的本职工作，是研究二十世纪法国诗歌和诗学，但他从来都认为，诗歌不是供“研究”的，而是供“感受”的。而感受诗歌的最好方式，就是写诗，所以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花在写诗上。

“每天写一点，译一点，评一点，阅读一会儿，冥想一会儿，发呆一会儿。”他喜欢沉浸在一种冥想的心境中，精神上感觉到一种清净，一种集中，一种深入。“我以前的职业曾经是很忙碌的，节奏也很快，天天上下班，有一种身不由己的痛苦。我就是因为厌倦了这些收入不错的瞎忙碌，才下决心调进外文所的。”树才说。

在诗上跟他交往最多的是诗人莫非和车前子。“车前子是我接触到的诗人中心性最自由的。他好玩，也好玩，一玩就想玩痛快，不玩痛快就磨蹭着不回家。他好像什么都懂，因为他什么都不怵。”

1999年，诗坛爆发过著名的“盘峰论争”，在尖锐对立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外，树才和车前子、莫非一起，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诗歌理念。树才说，他的意图非常简单，旨在消解和超越“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刻意对立。这种对立企图将诗歌“江山”一分为二。而他个人非常厌恶这种二元对立的做法。

他写了一篇发言稿《第三条道路》，副标题是“兼论诗歌写作中的不结盟”。他认为，一个诗人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必须有“单独探索”的勇气。这份勇气到哪儿去找？到自己那里。因为只有在“自我”那里，才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才存在诗歌乃至一切艺术创造的可能性。

直到今天，树才依然想强调的一点是：“第三条道路”决不是他一个人或某些人的道路，而是每一个诗人潜在的、该走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场论争，树才认为，那是因为世纪末整个社会有一种急迫的回顾过去、总结现在、展望未来的心态。“中国写作有一个文学史焦虑，谁都希望自己在文学史的坐标轴上有一个显赫的位置。在那个背景下，发生了两种写作立场的争论。”

他又进一步指出：“80年代是理想的、抒情的年代，海子之死为它画上了句号。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生活的标尺变了，社会的物质倾向、世俗倾向，必然会影响到诗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诗人艰于喘息，难以自持，因为写诗的人常常比不写诗的人更奢望成功。”

《被伤害的空气》

作者:  [法国] 彼埃尔·勒韦尔迪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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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如今的“诗歌江湖”，树才觉得，虽然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山头林立、旗帜飘扬、口号众多，但总体来说，诗人们接受了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持久的语言探索，精神上的自我认知，回归潜心创作的正途，这样的生态或许更加正常。不过，对逝去生活的怀念，也反向地映照出“现实生活中诗性和诗意的欠缺”。

树才接受作为六零后一代诗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朴素的命运，而不是朦胧诗人那种炫目的命运，因为那个时代需要他们的“愤怒”和“反思”的声音，需要他们“集体出场”。“我认为，这几年像余秀华这样的炫目出场，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夸张，也给她自己带来压力。好在，她自己实在是倔强不屈，还机智幽默，她凭诗歌实力顶住了这种压力。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一个诗歌现象。要不就把人骂死，要不就把人捧死，但是很少有人能恰如其分地看待她。”树才说。

这些年，树才经常担当国际诗歌交流活动的组织、筹备和翻译工作，以诗歌活动家的身份活跃于各种场合。他的体会是，中外诗人进行交流，一定要保证外语力量，否则只好吃喝玩乐一通，然后散伙。

他认为，国际性的诗会在中国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趋势，因为中国当代诗歌这四十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整体上仍保持了创造活力，而中国的巨大变化也对外国诗人产生一种吸引。

“你和我今天还能这样谈论诗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媒体还在关注，说明诗人还能触动社会神经。法国诗人现在很难发出声音，他们得不到主流媒体的关注，无法触动社会神经。”他对记者说。

据他观察，法、英、德这些欧洲富裕国家的诗人，已经被经济和市场规则彻底“边缘化”，这些国家的诗歌接受，从某种角度讲还不如中国，主要是更缺少读者，技术化倾向更严重。

“米歇尔•德基七十多岁了，是法国目前屈指可数的重要诗人之一，但即便他的诗集，在法国也卖不动。他说法国最受欢迎的当代诗人应该是伊夫•博纳富瓦，他的诗集算是卖得最好的了，也才印二千册。我感觉，诗歌的境况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差不多的，诗人面临的写作困难也很接近，这也许是全球化引发的另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同倾向；中国诗歌本来就在世界诗歌的范畴之内，所以我们中国诗人实在没必要再跟这个‘接轨’那个‘接轨’。立足于汉语现实，潜心以求，听见自己的内心声音，写好自己的汉语诗歌，这才是根本。”树才说。

本期人物

树才   诗人、翻译家。法国政府“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1965年生于浙江奉化，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90至1994年在中国驻塞内加尔使馆任外交官，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有诗集《单独者》《节奏练习》《春天没有方向》《去来》等，译著有《勒韦尔迪诗选》《夏尔诗选》《博纳富瓦诗选》等。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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