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书写》：90年代的中国文化研究

《隐形书写》

作者：戴锦华

副标题：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1999-09

ISBN:9787214025647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或 mass culture），作为一种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一直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媒介的变化与发展，它的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也日新月异。研读90年代文化研究，回顾90年代的文化图景，使我们能够习得一种更高的维度与眼光，来审视、批判活跃在当下各种载体上的大众文化。

“日活”突破4亿的抖音，以其强大的造热点、炒话题的能力，使“大众文化”变得空前的”大众“

90年代的中国文化，犹如一幅瑰丽繁复的文化镜城，有着诸多彼此相向而立的文化镜像、新生的话语系统及多种多样的文化想象。在日益扩张的大众文化下，隐藏着人们对“怀旧”的消费、新的阶级话语的展现与民族主义浪潮的涌动。戴锦华尝试经由文化研究，从话语与能指交错的九十年代，廓清一幅中国文化地形图，并挖掘景观背后的权力运作。

01

“大众文化”中的特殊修辞

01

中产文化在人群中的流行

1999年，一本来自美国的译著《格调》风靡中国，因其作为一本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指南”，它成为一种辨识阶级身份的重要读物。

它为何能在仅有极少数新富人群的中国得以流行呢？因为这种中产文化的流行，并非是满足现以中产人群的要求，而是在敦敦教诲、规范着一贯未来的中产阶级群体。且这种呼唤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奔小康”等源头相近却又相异的权威话语所靠近，并借此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自上世纪起，社会中流行的“礼仪培训”，便是新富人群对更高社会阶级渴求的证明

02

阶级矛盾的失语

90年代后期，尽管有着少量的幸运儿过上了美国中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更多占据中国多数比例的工薪阶层，却伴随着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改造、国家机构的改革，出现消费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

且自1996年前后在各大传媒上出现关于下岗工人主题的叙述，却只是一种想象性的抚慰及叙述，丧失了以下岗工人为叙述主体的表达。例如以“母亲”身份在一则MTV中出现的下岗女工，只是如昔日工农兵文艺方人雕塑群像中某种点缀，全然回避了下岗浪潮中性别歧视的存在；而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充满城市的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只得到极少的关注。

在各大传媒上出现关于下岗工人主题的叙事，却只是一种想象性的抚慰及叙述

或许由于人们一场场轰轰烈烈“告别革命”的实践活动，以及对革命历史的清算，使得在阶级偏见、冲突日益尖锐的社会现实下，中国知识界仍怀有对阶级话语的明确拒绝。在为数不多针对城市边缘打工群体的报道中，常常以“民族”叙事（外国老板）或“地域”冲突（港台奸商或城乡差异）的方式，来遮蔽昭然若揭的阶级压迫的事实。

黄宏1999年的小品 《打气儿》，以一种积极奉献的心态谈论给劳苦大众带来伤害的“下岗潮”

02

消费想象中的旧忆

01

人们对怀旧的需求

伴随着规模庞大的都市化，以旧有的格局、建筑物的某种残破与颓败负载着历史与记忆的老都市空间被充斥商城、购物、写字楼的新城所替代，而这些大都市阻断了可见的历史绵延，阻断了还乡游子家之路。

在另一层面上，90年代个人的黄金梦取代80年代集体主义的强国梦后，这黄金梦的破碎却来得迅速且直接。对于在创痛和挤压中辗转的知识群体而言，怀旧如同一种陡临的需求，一个必须的想象与抚慰的心灵空间。

02

毛泽东热—政治权力下消费主义的能指

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量出现以毛泽东为主角的专辑题材的故事片、连续剧，乃至汽车饰物、各式图饰。这种热浪的兴起，意味着人们对社会“安全”感与信托感的渴求，对一个在哪怕只是理论和想象上没有饥饿与未知威胁时代的记忆。而作为领袖毛泽东形象的载体，是身为时尚象征的汽车、BP机、打火机等，消费主义的能指，它是一种政治潜意识的流露，但也包含着消费文化与文化消费的现实。

当时的人们在车里都会挂上一枚“毛主席”头像

03

与主流话语错位“文革记忆”的兴起

盛行于80年代中、后期的“知青文学”形成了一种多重缝合的叙事样式，它承载着沉重的现实政治记忆，也是对民族文化记忆痛苦绝望的追寻与质疑。但在其特定的话语空间中，却包含着远为繁复的情感与陈述，典型与不典型的知青小说始终以青春有悔但无悔青春的、痛苦却昂扬的基调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话语相错位。

也许，与其说它是拒绝清算“文革”时代，不如说是拒绝清算自己的青春记忆，对追认个人英雄主义（作为考验的屈辱、放逐）的要求，也似乎是为某种青春情感的固执而必须索求的代价。

以张承志小说《绿夜》、《黑骏马》、《北方的河》为代表的知青小说在社会里掀起了一阵“怀旧”风潮

03

民族身份的重识与重拾

01

“留学生文学”背后的世界想象

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热闹的文化舞台沉寂之时，名之《北京人在纽约》、《日本留学一千日》等作品的出版成为“留学生文学”这一书系风行的开端，而这一流行与轰动力至《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出版达到顶峰。

这类图书的畅销毫无疑问直接联系着中国人始自80年代的“走向世界”之梦与“西方”之梦的饥渴。当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人结束“文革”后开始“遭遇世界”时，发现中国并非“世界革命的中心”乃只是“第三世界国家”，从而构成了某种深刻的震惊与创伤体验。因此以“向世界中心进军”为目的，80年代进行了大量外国著作的引进与翻译，完成了这样一项卓有成效的文化引进工程。

《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了一批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就是一个“美国梦”叙事的典型例子

但类似渴望在事实上的单向性，同时传达并制造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这类“留学生文学”成为了一种民族自尊心的弥补。90年代的“留美文学”的主旨在于“告诉你一个真美国”，有着残酷现实和美梦破灭的美国。而这一话语背后“美国不是天堂”的语句或许可被译解为“中国不是地狱”，为国人失落了黄金彼岸后、不尽如人意的生活提供两向参照下的感慨、庆幸与抚慰。

如今，以“猛夸中国”为套路火起来的一系列视频，是我们民族自尊心仍然薄弱的佐证

02

“美国梦”下“社会阶级”的叙述

面临开始出现贫富分化现实的中国，重新构建关于阶级的话语，讲述阶级存在的合法性，成了90年代中国一个重要而棘手的文化母题。对不久前“阶级斗争”的痛苦记忆，使他们不假思索地拒绝接受旧的“阶级话语”。而“留美文学”的励志故事中实际上仍是一种“美国逻辑”的推销——机会属于每一个有能力、有眼光的奋斗者，有志者事竟成。

而这种逻辑，无疑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会被还原为“阶级”话语的构造，与其说展现成功的剧幕是在渲染某种种族胜利，不如说是将中国公众内心中对贫富分化的困惑、愤懑与不安，转移为某种喜剧性的形态，让阶级冲突的例证，在种族冲突的包装下显影。它以美国/拜金/个人奋斗梦充当了阶级合法性的讲述与辩护者，并以对“中华民族的敌人”“民族罪人”的建构完成对90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现实的移置与遮蔽。

构成轰动的自传类书籍《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成功的将“阶级压迫”的社会现实转化为了“个人奋斗”的积极梦想

03

高涨“民族主义”潮汐后的情感

1996年春夏，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畅销，在中国都市陡然引起一股久违的民族主义热情；而与此同时，乐凯、奥尼等国产品牌在商业广告上的“国货运动”，也似乎呈现一幅中国对抗并敌视西方/美国的图景。同时，这种高涨的热情令许多学者切近地记起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从而直接且“自然”地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但这种对西方社会地抵触与防范，事实上，较少缘于压迫与刺激，而更多是“内源性”的。要整合起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再次需要一个公敌，一个异己者的形象，用以承担社会转型期的伤痛、迷茫与仇恨。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巨大的现实危机与身份焦虑，而不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的再次获得，构建了“民族主义热情地高涨”。

正如“国货”的兴起，除却我们对国外品牌信任度的降低，更多的来自于民族自尊心的需要

04

结语

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原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的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合法化过程，并未遭到任何真正的文化反抗。

或许，这让我们反思：到底是谁在主导着当下的“大众文化”呢？是你我这样的“大众”，还是隐藏在背后的“资本”？

 主笔：曹琛

 排版：曹琛

本文作者

曹琛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19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将生命塑造成一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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