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年时期
张宝林，1965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1970年代起先后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兰州通用机器厂子弟中学、北京第十七中学工作。1989年出国到加拿大，次年起在多伦多大学工作至退休。
作者：张宝林
如今，铁打的高考与市场挂钩，流水的考生为希望拼博。看着考生们在一群群家人的百般呵护下，又是喝“补脑汁”，又是预定旅馆，又是私家车、公家车接来送往地参加一年一度决定他们、父母和家庭命运的高考，不由地想起我参加过的一次高考。我是1965年从甘肃省一个贫困县，武山县第一中学毕业的，是“文革”之前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混迹于当时全国各地几十万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田舍小子的我也参加了当年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那时候教育状况落后，全县只有一所完全中学。1965年参加高考的应届毕业生只有28位，加上前几届复考的几位校友，共计30来人。我所在的天水地区其他各县情况都不相上下。所以，全地区只设了一个考场，在天水市第一中学。各县考生或乘火车，或搭汽车，或步行几十里地都设法提前一两天赶到天水应考。考试时间是7月7、8、9三天。我们是7月5日由学校党支部书记杨华带队前往的。书记亲自带队，说明学校乃至县上对此事的高度重视。1963年，武山县只有三名高中毕业生考上了大学。不过少而精，其中一位后来成了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另一位当了地委书记。为此，县委书记召集县上的有关领导和一中的书记、校长和部分高三的任课教师开会，研究如何提高升学率。经过师生们的共同努力，1964年考上了五个，小进一步。今年学校和县上希望能突破十名大关。学校打算让我们乘5号中午的火车先到天水火车站，再转乘汽车到市区。两小时左右的火车再加40来分钟的汽车，下午早早就到天水了。6号休息一天，7号大家以饱满的精神去参加考试。这应当是很合理的安排。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两天前，天水市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暴雨。眨眼间形成了巨大的山洪。山洪裹挟着麦场上撕裂的麦垛，堵塞了水泥大桥的涵洞，洪水倾泻无路，肆无忌惮地漫淹，使市区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和伤亡。据说为了炸桥，还牺牲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后来，一位来自天水的大学同学说，她家正在做饭的锅都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了……我们是在天水市被淹的第三天前往天水的。当我们排着队走到火车站时，消息传来，前面的路段塌方，列车无法通过。何时修好，不得而知。我们所等待的后面从兰州方面开来的由乌鲁木齐到上海的70次快车也晚点了。具体晚到什么时候，车站说还没有接到通知。那就耐心地等吧。同学们有的挤在窄小的候车室里，有的在马路边、树荫下三三两两地聊天。有的同学趁机拿出包里的书本临阵磨枪一番。天气闷热，一丝儿风也没有，让人气都透不过来。不久灰蒙蒙的天又下起了小雨。气倒是透过来了， 但挤在屋檐下的我半边身子都淋湿了。就这样等了二三个小时，还是前面路不通，后面车不来。杨书记开始打电话和有关方面联系，从兰州传来中央的意思是我们和邻县甘谷县两处的考生要尽一切可能按时赶到考场，如果万一赶不上，就要等到明年再考。大家一听就炸了窝，我一下子蹲在了地上，提不起劲儿了。从精神振作到无可奈何再到极度失望，这些消息给了我们的精神和体力很大的打击和消耗。天快黑了，就在这时，我母亲和一位同学的妈找到我，给了我20元钱。我愣住了！因为来回6天的粮票，伙食费和车费出发前早早就准备好给我了；还因为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多钱。平常没有正当理由，连五分钱都要不出来。我母亲是从家里走了五里多路到了县城，约上我同学的妈，又走了四五里路到火车站来找我的。天下着濛濛细雨，她们俩也没戴个草帽，衣服都湿了。我不识字的母亲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说不出来。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我还站在原地未动。心想，如果考不上，这钱怎么办？如果火车正点，她们不就白跑了一趟？我们像蔫了的瓜秧， 候车室挤不下，便就地躺在屋檐下，顾头顾不了尾，半边身子泡在雨水中。年轻的头脑里幻想着瞬间会不会有奇迹发生？这样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大约八点钟左右，杨书记宣布说县上准备派汽车送我们到天水。原来杨书记一直在和县上的领导联系，汇报我们的情况。从昨天5号到今天已经6号了，车站方面还没有任何消息，于是县里领导最后决定派汽车送我们。1965年的武山县，全县只有两辆解放牌卡车。县委书记的儿子和我们一个班，也在参加高考的队伍里。一听这，就像打了鸡血，精神又振作起来了。不一会，汽车就到了，大家七手八脚上了车，抓住车槽，抓不到车槽的便抓着同学的肩膀站在车里。汽车刚开出车站不远，我们看见车后不远处有人一边奔跑，一边招手，原来是前年毕业的一位校友，要和我们一起去参加今年的高考。我们赶快敲驾驶室让司机停车，让这位考生上车。车没有白停，他没有白跑，后来他被甘肃教育学院录取。事后我想，太惊险了！如果他错过了这辆汽车，会是什么结果呢？半小时左右，车到洛门火车站。杨书记让大家下车，在车站一个卖面的摊点上买碗面吃。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已经折腾了整整一天了，原本当天下午就可以在天水吃晚饭的，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准备。现在大家都又累又饿，包括带队的杨书记。小小的车站只有这一家卖面的摊点，要供30来人吃，就得排队，等待。早的已吃完，中间的正吃着，剩余的大部分人还在等待，不过也不着急，现在自己有汽车，等就等吧。可就在这时，听到有人喊“火车来了！”正在吃的同学立马放下饭碗，所有人都急忙上车。小站，只停两分钟。一上车火车就开了。毕竟是年轻人，上了火车，情绪就转过来，很快就忘了这两天的苦恼，大家又有说有笑了。这趟列车是由乌鲁木齐开往上海的70次快车。车上的列车员有维吾尔族的，其中大部分乘客也是。不知哪位大胆的同学冲着一位年轻漂亮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说：“欢迎列车员同志给我们跳个舞！” 大家都紧跟着附和起来。维吾尔族能歌善舞，大方活泼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毫不推辞，奔放地跳起了新疆舞。座位上的维吾尔族乘客，男女老幼全拍手高唱助阵，有的还一边唱一边在车厢过道里扭脖子、踮脚尖地舞了起来。欢乐的气氛感染了年轻的我们。杨书记说：“我们也给大家唱个歌吧！”于是，我们唱起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新疆好地方》等歌曲。欢乐的气氛把我们两天来的疲劳一扫而光。有人又拿出课本来临阵磨起枪。我也不敢怠慢，似乎此时手不释卷就有考场成功的希望和把握。一位维吾尔族男列车员见我手里拿的是俄语课本，便用俄语和我谈了起来。原来他还会讲俄语，可惜我口语水平太低，只能跟他说简单的几句。但就这几句，对我的鼓舞很大。没想到平常学的东西今天还用上了，心里美滋滋的……忽然，听到杨书记招呼大家下车。下车一看，这是哪儿啊！这站台上怎么写的是“三阳川”啊？我们不是在“天水”下车吗？杨书记说，火车只能到这儿了。下车后，杨书记说，从天水火车站到市区路上的一座水泥桥被洪水冲毁了，汽车也无法通过。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才看到站台另一端站着的两位衣着整洁，一看就是有身份的陌生人，他们身旁立着两个棕红色的牛皮箱子。原来他俩是省里派出的天水地区的考官，和我们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天水。棕红色的牛皮箱子里装着的就是决定天水地区每一位考生命运的高考试卷！后来才知道，负责的一位是兰州医学院我们这一级的级主任，另一位是甘肃师大（现在的西北师大）外语系的刘再耀老师。杨书记走过去和那两位考官商量了一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杨书记扛着两根盖房用的椽子和一些麻绳走过来。他告诉大家，没有车，有车也没有路，我们得抬着试卷到天水。大家忙把两个皮箱分别捆在两根比胳膊还粗的椽子上。都是十八九岁的壮小伙子，俩人一组，抬起就走。一路上不断轮换。想到两天来尽管有好多的不顺利，但今晚能赶到考场，不影响明天的考试，而且试卷是由我们抬着去的，心里感到踏实，也有些兴奋。抬着考卷，一行人逶迤向前。下坡、过沟、涉河，很快就上到了山顶。两位还在山下的考官怕试卷出问题，赶紧派人到山上通知抬试卷的同学停下，等到后面的人全部上山集中后，再往前走，很快就看到远处山下的灯光，那就是天水市区了，大家不禁欢呼起来。一问杨书记才知道已经过八点了，我们已经走了近三个小时了。下山就快多了，可谓一阵风似地。天黑了，但还能看见路面。洪水已经退了，目力所及之处，全是泥糊糊的一片。凡是隆起的地方，不是死猪烂狗，便是被洪水淹死的大人小孩。我们还不时碰到抬着大小不等白皮棺材的送葬人。考场原来设在天水一中，因一中被淹了，便改到了市三中。三中在郊区，地势较高，没有受淹，有关人员把我们领到一排教室前，指着一间教室说：“你们就住这间。” 进去一看，地上铺着麦草，屋顶亮着一盏昏黄的电灯。空着肚子精疲力尽的我们，二话没说，倒头便睡。我是考文科的。文科考作文、文言文翻译、外语、历史和政治五科。作文两个题目，任选其一。一个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另一个是“谈革命与学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审”为先的年代，为了保险和安全，我想绝大多数考生都选择了“一封信”。在前不久的毕业典礼上，后来考到北师大的一位同学在全校大会上宣读的毕业致辞就是我写的。所以自觉这封“信”应该问题不大。我抓住越南人民与美帝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越南人民必胜，美帝必败，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这个主题，挥洒了一番。文言文方面，我也自信。随着三年来经济的恢复，其它方面也在跟进。中华书局精选了历代名家的优秀文章，编成《中华活页文选》出版发行，我不时到书店买来阅读。语文课本上的文言文，老师大都要求背诵，滚瓜烂熟。此外，我还反复阅读了吕叔湘先生的《文言虚词》和杨伯峻先生的关于文言文法的著作，可谓有备而来。考文言文前，我还给几位考文科的同学讲如果文章没有标点，就应该先断句，应该如何断句等等。我听见旁边有人说“这是老师在辅导啊”，我想我有那么老吗？有这么年轻的辅导高考的老师吗？历史科是我在复习备考的两个月里下了全力的。当时安徽省出版了一本历史复习资料，不太厚。其他的都不用复习，就专门熟读并背这本书的重要部分。政治课没有系统的教材，结合现实也紧密，不知如何复习，就稀里糊涂，走哪儿算那儿吧。最后一天，9号下午考外语。考卷发下来，我向临桌瞥了一眼，“看什么？“ 背后一声断喝，霎时间全教室考生的目光都聚集到我身上来了。监考老师随即大步跨到我面前。我赶忙举手：“报告老师，她的考卷和我的不一样！” “答你自己的，不要管别人！”我随即想到，临桌一定是英语试卷， 心中好生敬慕。我们就为什么没有学英语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却学了当时社会上已普遍认为的没落专业俄语。不容多想，纵然借我一百零一个贼胆，我也再不敢在监考老师两道探照灯般的强烈眼光下再“确认”一眼。此后，这位监考老师便不时到我跟前驻足，看我再有无异常。开始答卷，前边的题很快就答完了。最后一道25分的大题为回答问题和作文任选一题。如选作文，有10分的附加分，则满分为110分。高三一年，我经常借俄语老师的《俄语学习 》杂志看，认为重要的地方就抄了背下来。所以选作文觉得有东西可写。作文要求不得少于72个俄语单词，题目已经忘记了，但我写的内容至今还记得一些。其中有一部分的大意是，我现在正在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我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如果我能被录取，我将如何如何, 我甚至还浪漫地提到要到伏尔加河畔去骑马……如果考不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就要向董家耕（当时国家树立的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学习，到农村广阔的天地去，在那里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如此这般地写了一大通。作文纸每人发一页，我写满后，向监考老师要纸，他给了我一张，我写完再要，再给一张。如此这般我连要了四次，加上原有的一页，我共写了五页。结果是我的满分为35分的俄语作文比满分为100分的中文作文还要长。从我要第一张纸起，呵斥过我的监考老师就一直站在我身旁，看我在纸上写什么，一直到我交卷。交卷时，两盏“探照灯”的光已经柔和了许多。这里需要加一笔，后来从兰州来的主考官居然知道武山县的我这样一位考生，肯定地说，来源只能是上面谈到的那位监考老师。没有感觉和说不出什么的就是政治科，尤其是联系实际的题，不敢碰，估计最多就是个60分吧。说来也怪，从7号早晨开始，雨就下个不停，忽大忽小，一直下到9号下午最后一场外语考完。走出考场，天放晴了，阳光灿烂， 心情和天空一样轻松敞亮，感觉好极了！这艳阳天似乎在对我预示着什么。我也变得唯心了。返回的路上，和后来考到北京石油学院的一位同学交流各自的情况，他听了我的介绍，说：“你这次一定考上了。”回到学校，向老师们汇报情况。俄语老师，北京人，北师大毕业，她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大西北。我告诉她估计能考到90分以上，她说：“不要想得那么高，这是高考，能考个70分就很不错了。”见到历史老师，我就学乖了，不敢口出狂言。他是广东人，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满腹经纶，因没有专业对口而常牢骚满腹。我对他讲了历史考题和我的回答，他说：“90分以上没问题。”回到学校，班主任提示我们应该给学校留个纪念。大家想买礼品没有钱，那干什么呢？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为学校的建设出点力，背几天沙子，做基建用。于是大家从渭河边往学校背了几天沙子。在最后几天共同相处的日子里，同学们意识到这一别将天各一方。别时难，再见面更难。于是互赠照片，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相互留言。我和一好友相约：“苟富贵，无相忘。”那时候有关高考的很多事情操作都是保密的。“政审”分绝密、机密、一般和不予录取。试题没有参考答案，成绩不公布，谁也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唯其如此，每个人都带着希望默默地等待着。政治第一和暗箱操作的结果就得出与人们正常思维大相径庭的结果来。一位大家公认为学习很好的女同学，学校在其入学申请表上盖的章是“不予录取 ”。2006年回国和同学相聚见到这位同窗，得知她的公子在读吉林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我说：“你的大学梦让儿子圆了。” 而当时大家认为绝没有可能上大学的个别人却“金榜题名”了。谢天谢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出身于小土地出租，非共青团员，父亲是国民党军官的“残渣余孽”，作为狗崽子”的我终于等到了一张甘肃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果看了晋芬（我的妻）的文章，就知道她为何也没能进京。那些年同样遭遇的考生大有人在。知足者常乐，只要有学上，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地高兴了。入学后，专业课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我们班有全省前6名的考生”；我去医学院看望高中同学时，该同学告诉我：“还记得高考时的主考官吗？现在是我们的年级主任。他第一次见我就问到你，说你们县考外语的那位考生没有考到北京，他考到哪儿了？”1968年系上的红卫兵造反把学生档案给翻了出来，我才得知当年我的俄语考了103分，各科平均成绩86.4分。（农宣队金塔分队的秘书是兰州大学中文系我们一级的学生，他告诉我当年兰大中文系的最高平均成绩是81分。）老师说的前六名的考生就是我。都过去好几年了，工作后的我和晋芬从额济纳旗回家过春节，从在武山一中上学的弟妹口中还能听到已经被夸大了的关于我的高考的故事。1965年，武山一中有14名应届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占考生人数的一半。超过了学校和县上的预期目标。哦！几十年前那场令人难忘的高考！。注：1970年，中央决定将全国1969届、1970届、1971届的大学毕业生一次性分配。甘肃省将本省和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分配到甘肃的这三届毕业生，连同已在疏勒河军垦农场已锻炼一年的1968届大学毕业生，与甘肃省省级各单位的老干部和一些宂员，组织在一起，组成了名曰“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样一个组织，分发到甘肃省的44个县，每个县一百多人，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也帮助当地落实各种农村政策。一年以后再分配，绝大部分学生和部分老干部都是本地区消化。各个县的农宣队则称为“省农宣队某某县分队”。
写于2010年8月
2018年1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