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星哈军工入学照
何晓星，1965年从上海考入哈军工，1970年毕业后，自我分配到农村做过11年农民、后当过工人，做过经济管理工作，1990年起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退休后现居上海。
作者：何晓星
我1965年从上海考入哈军工，1970年大学毕业后，自我分配到农村做过10年农民、后当过工人，做过经济管理工作，1990年起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文革中我和那些家庭受到批判冲击的青年一样，人生中充满了挫折，历经失败和弯路，更受潮流的影响，一心要革命，想真正做到与工农兵结合，改造自已，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决定到东北农村当一个普通农民。在农村一呆就是11年。从南方的大上海到北方的小乡村，从一个大学生到普通农民，干的是每天筋疲力竭的体力活；吃的苞米面、土豆、大碴子，在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如何与老乡相处，漫漫长夜是怎么熬过来的？个中的酸甜苦辣不必多说。今天就讲一段农民在黄土中刨食求生有多么艰难困苦的往事。
1971年，作者（右2）在黑龙江省肇东农村田头和农民讨论谷子增产问题
都说土里刨食挣工分被人踩在最底层，可是我这个大城市长大的白面书生，想要到这个底层还真不容易呢。秋色慢慢染黄了大地，因为这一带都实行高矮作物间作，以增加光照面积，所以是黄豆、谷子和苞米、高粱一行隔一行的间作，这样因为它们有先有后成熟，所以漫山遍野铺满了黄緑相间、或黄红相间的美丽彩画。可惜欣赏美丽画卷的好心情转瞬即逝，因为好收成是一刀一刀割出来的。按照成熟的先后，首先是割大豆，其次是割谷子，最难割的反而是最先割，尽管我做好了最苦的思想准备，手上预先包上了好几层破布，但这个下马威还是超出了我所有的想象！一趟黄豆（4条或6条垄）才割到一半，腰就疼得要断掉了，手掌如针扎般的痛，磨出的鲜血渗红了包扎的破布，我忍不住不断抬头远望，怎么还有那么远啊？但是直了腰再弯下去，腰疼的比刚才还要厉害，简直就是酷刑！长长的垄沟一眼望不到头，何时才是个头啊？这时的绝望甚至生不如死，这种煎熬和绝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一个声音提醒我，开头是最苦的，好比当兵在新兵连是最苦的，咬牙熬过那几个月，后面就好了。我相信我能熬过去。于是咬着牙，一刀、一刀、又一刀，弯腰、直腰、再弯腰，一寸、一寸、又一寸，一尺、一尺、又一尺地挪过去，终于这趟子到了头；刚要喘口气，可是一看，人家已经割到第二趟的中间了。我想往手里吐口唾沫再—可是吐不成，手上连包布已经连在一起，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看到这手，一股邪劲儿上来了，追！只要还有一口气，不，就是死了也要追！就像珍宝岛烈士于庆阳那样，倒下也要向前爬。于是就又在第2趟弯下了腰，以后又是第三趟……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我对时间已经没有知觉了），忽然传来了禄队长“歇着啦”的口令声，我如获至宝，倒不是我可以休息，而是我可以趁“休息时间”向前追上大帮了。正当我埋头挺进时，前面忽然一亮，到头了？原来几个社员趁休息时帮我割掉了拉下的那一大段，他们有住在隔壁的青年郭春有、说话文绉绉的初中毕业的冯天财等人，我忙说谢谢你们了，害得你们没捞着歇！冯天财说，谢个啥，众人帮一人，不费劲啦。一句话说的我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劲儿。割完了黄豆割谷子和糜子（磨成黄米，可做东北人最爱的粘豆包），谷子虽然没有黄豆那么多刺，但根杆都是实打实的，密密层层的，好像整趟谷子都结成一块大钢板，你要用锉刀一下一下地把它都锉成粉末，你想得多大功夫！好在社员们帮忙，也好在因为产量不高（其实价格较高农民喜欢）种的不多，黄豆割了两天、谷子糜子割了三天就结束了，但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两年和三年那样漫长，总算熬过去了。下面就是大量收苞米还有少量高粱了，男劳力就是放倒苞米，左手把苞米一拢一压，右手用镰刀在苞米根部一割，苞米就顺势向左倒下一片，这样借力就可以少费劲，更好的是不用弯腰低头，比割黄豆谷子省点劲儿。这样我只要休息时追一段，基本上都可以追上大家了，这样要帮我的人也可以多歇一会儿。可是，收苞米却是女劳力们的大苦活，她们得跪在地上，几乎全身趴在割倒的苞米桔子堆上，一个一个地把苞米掰下来，收到篮子里，一装满就送到大堆去。像裴婶这样年纪的妇女，平日以家务为主，农忙时也要下地干活，同时还要忙乎全家人的3顿饭。裴婶和女儿丽羽本来也是第一年干这活，除了同女劳力一样跪着、趴着赶进度（已经是跌跌撞撞地很不容易啦），还要烧3顿饭，把热气腾腾的饭用毛巾盖在篮子上，送到我们（男劳力）手边。这是要付出超过男劳力多少倍的辛苦啊！我看到裴婶一心一意、竭尽全力地跪在地上掰苞米，心想她那弱小的身躯，怎么能支撑这样无比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呢？这需要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啊，我心里充满了由衷的敬佩和感动。我曾经问过柳队长，为什么不先掰苞米后砍倒，妇女也可以直腰干活了。他说，还是跪着这样快，老娘们成年弯腰都惯啦。作者（右）在农民家
20多天的起早贪黑，终于把庄稼都搬到场院里，这时已经是10月中旬，趁着土还没上冻，又干了半个多月的水利工程，这是全公社统一规划、统一组织施工，热热闹闹的。当然，全部任务是分到大队，再到小队，再到个人。每人一段，但仍然是，挖好自己一段的，总要帮助没有挖好的，于是都要等到全部都挖好，全队一起收工回家，这样，我自然是被帮助较多的那一个。我也有点纳闷，这些社员从来也不问修这些“工程”有什么用，更不问这些“工程”对于自己生产队有什么用，多年的大锅饭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场院的地也冻的很硬了，于是全队劳力都拥到场院上去。有苞米脱粒的，一台机（到后期可以再借到一台机）一个班就要十几个人；有赶牲口压谷子、黄豆和高粱的，还有扬场的等等。全部男女劳力分成两班，一个原因是让脱粒机歇人不歇机，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无论男女还是大人小孩，都非常踊跃地要求做夜班。本来我想是不是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但自己做过一晚上就恍然大悟了。做夜班的劳力无一例外地都带着个大碗甚至锅子，有的还带个酱油瓶子，他们告诉我，夜班管饭。盼星星、盼月亮，“管饭”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轰鸣的脱粒机静下来半个钟头，所以做夜班的劳力都蜂拥挤到生产队房门口，拿着碗盛上一大块豆腐，热气腾腾的，不大不小，正好一碗，而且四四方方的每块都绝对一样大小，一家有几个人的用锅子盛也是一样，真正是童叟无欺。盛了豆腐的人都兴高采烈地找到场院的一处角落，撅了一根苞米或高粱桔子就享用起来，说是什么也不用放都比肉还香，有的还浇点酱油，那就是山珍海味了。看着男女老少像过大节一样的欢天喜地，我不由地长长地叹了口气，是啊，这里的农民一年也很难吃上一回肉，哪怕是过年；平常小孩吵着要吃豆腐时，得用各家过年分到的宝贵的黄豆去换一点，其他大部分的黄豆还得留着做酱什么的，那大酱可是一年四季的主菜啦。特别是，夜班的“豆腐宴”一分钱、一颗黄豆都不要，我想这是他们特别开心的真正原因。我当时很奇怪的是，粮食（大部分是苞米）打好、扬好、筛好在场院上不能过夜，哪怕是后半夜人困马乏，也必须马上装车送往粮库，即使马车在粮库大门排了几个钟头（这是家常便饭），也不能在家等待。后来我发现公社、大队干部也不分白天黑夜地频频到各生产队督战，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必须首先完成或超额完成征购粮任务，最后才能留下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等。如果放在场院上时间长一点就会夜长梦多，就保不齐生产队先留下点，造成“瞒产私分”，这样不但可能完不成征购任务，而且影响总产量（当时的主要政绩），特别是，这种事情是很难查出来的。令公社干部提前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完不成征购任务，则必然要查生产队和农民有没有“瞒产私分”，而这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教训的，比如58年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高征购，大搞反“瞒产私分”，把农民搞得两手空空，产生了饿肚子和饿死人的严重后果。所以干部们都瞪大眼珠盯住这点粮食，至于农民留下的够不够他们就不管了。所以往往第二年春夏，有的农民就叫唤缺粮了，种地的农民没粮吃，这等怪事就是那个年代常有的事。打完场到分配还要等一段时间，男劳力就开始刨大沟底，这就是把几个水塘的水抽干，塘底的泥土冻到一定深度，就可以刨出来送到地里。这里除了人和大小牲畜的粪便以外，没有其他有机肥，数量大一些的就靠这大沟底，可惜塘里的鱼虾、水草不多，所以这沟底的肥力也只有天知道。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再说男劳力这么长的冬天呆着干啥呢？每人早上都划出一块，这是一天必须完成的任务，男劳力稀稀拉拉地来了，呸、呸！往手掌吐两口唾沫就抡起大镐干起来了。我也呸呸往手心吐两口唾沫，抡起大镐朝冻土刨了起来，可是吭哧吭哧刨了半天，只有像麻子一样的白点子。在我一边的陈连芳笑了，说你这样累死也刨不下一块，你得会巧劲儿，你先找准一个点，正好是个茬口，然后几下子砸下去，注意，镐不要抡的太高，也不要早使劲儿，镐快到底了再使猛劲，这样稳稳的，几下子准行。陈是个20多岁的青年，长的很帅，还有个现金员的工作，不过队里的现金少的可怜，所以他的现金事情并不多，绝大部分时间还是下地劳动。他叫我在他刨的缺口处，正好是两人的边界，找了一个茬口，说你就砸吧。我就按照他说的方法，一下、两下、三下，冻土块果然松动了，再在边上撬动几下，一大块冻土果然下来了。逐渐地，我就跟上了进度。男劳力快的三四个小时，一般的四五个小时就能干完，我慢一点五六个小时也能干完，比过去好多了。几个小伙子要帮我，我说还是自己来吧，刨几下脑袋就冒热汗了，过一会儿就要脱脱棉袄了，数九寒天这样活动活动也好。大沟底刨了几天，我的胳膊就疼起来了，吃饭手发抖筷子都捏不起来，而且冬季夜长，夜长梦多，夜里很长时间都睡不着。不像秋收那时候我的腰和胳膊虽然疼的要命，但吃了晚饭别的什么也不想，往炕上一倒就睡着了，因此那时候夜里也就忘记疼了。冬天时常还搞点民兵训练，我在18岁到30岁之间，自然也在这个范围。一天夜里，突然吹起紧急集合哨，我们赶紧打起背包，先是排、后是连的集合，然后开始夜里急行军。我在军工当兵拉练过几次，因此不在话下。可惜得意过头了，在刚要回程的时候踩了个空，脚崴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很快就掉队了，这可咋整？在这寒冬腊月、深更半夜，人生地不熟的鬼地方，还有20多里路怎么摸回去？正当我灰心丧气之时，突然来了个黑影，原来是冯天财，他发现队伍里没我，就找来帮忙了，真是天助我也。他扶着我，一瘸一拐地慢慢挪动着，后来又把我的背包接过去，一直到天亮才到家，我是自己倒霉，天财凭什么陪我多余遭那么多罪啊？郭春财会计算了快一个月的账，总算到年终分配了。这些年，大家对分配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所以并不期待。劳力多人家的工分多，可是每个工分的分值是全队的总盈余除以总工分数，因为生产队除了卖粮食没有别的，所以总盈余就很少，可想而知一个劳动日（10分）低的就只有几毛钱。因此一年下来，扣除领取口粮的钱，少数劳力最多、出工最多的人家也只能分到几百元钱，还有一些一年只可领到几十元钱。这还不算，更惨的是那些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由于分值低，他们辛辛苦苦一年挣的钱，还不够领回口粮的钱，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让这些人家没饭吃吧？他们的解决办法是，让那些领了口粮还有剩余钱的人家，“自愿”给没有钱的人家“拉账”，也就是借钱给这些人家帮助他们领回口粮。当然啰，说是借，从来没有听说还的；说是“自愿”，一个屯子里住着，都是沾亲带故的，至少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总不能看着身边的人活活饿死吧。于是很快地，没钱的人都找到了有钱的人拉账，这样一来，没钱的人都领到了口粮，而有钱的人都变成了没钱的人，换句话说，全队人都算是有饭吃，但全队人都没有钱花。其中的窍门就是把社员对队的欠债变化为社员互相的欠债。我只干了半年，账面上只有几十元钱，郭春有领口粮的钱不够，就让我和其他人家帮他拉了账。过春节前，各家的猪养肥了，大多数人家卖了猪换几个零花钱，只有少数几户杀了猪，不杀猪的人家就去秤一点，包个饺子算是过个年。我到许多人家串了门，开头我还说两句“过年好”之类的拜年话，后来就实在说不出口了。因为家家户户确实没有那个过年的影子，也没有过年的心情。姚洪清家两个男壮劳力，还有一个老爷子，就是讨不进一个娘子。洪清高中毕业，有才有貌，现在20多岁，跟我一般大，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在农村可就是个老大难了。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他酸溜溜地说，过去说过年，还买点冻梨、糖块什么的，现在啥也没有，这是过“粘”啊。这期间我妹妹晓平来过一趟看我，她是在吉林梨树县插队落户，当然还是住在裴叔婶家里，叔婶对她都很热情，丽羽同她聊的也很投机。晓平比我懂生活，翻出我的脏衣服，帮我洗衣缝补，料理了一番，以后经常给我写信，让我感到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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