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元山里子：我赶上时代的奇迹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元山里子，厦门大学外文系7 8级。1986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日语研究院毕业，后从事跨国服装商业活动，1996年创业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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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一生命运，很多时候取决于父母的决定。我1974年高中毕业，那还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前三年。我们那时候高中毕业，就意味着在校学习的生涯结束了。
烦恼也同时来了。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城市居民家庭中，一家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工作。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必须有三个人到农村，留在城里的只能有一个人。问题是我和妹妹是双胞胎，我只比妹妹大10分钟，那么我和妹妹谁留城工作呢？
为此，父母也非常伤脑筋。父母出于公平，完全束手无策，对他们来说，这两个孩子条件完全一样，硬要比，也许可以说出各自的擅长，可是关系到两个孩子一生的走向，那么聪明的父母亲也蒙了。
父母犹豫了一段日子，最后父亲说：“这次我们暂时不响应号召了，你们两个双胞胎姐妹，都留在家里。”
当时的规定是，家里只剩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国家才给那个孩子安排工作。父母让我和妹妹留在家里，我们只好在家呆着吃闲饭。不过，父亲并没有让我们双胞胎姐妹真的在家吃闲饭，而是给我们姐妹秘密开设了“家庭大学预备班”，父亲自己教我们考大学的课程。
父亲这个决定，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大胆，另一方面是不可思议：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父亲费劲教我们这些大学的知识，岂不是无用之功吗？
父亲当时没有跟我们谈他的想法，很多年之后，父亲才跟我们谈起他当年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父亲说：“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建设需要人才。那么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从哪里来呢？我们就要办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发现人才，第二件事是培养人才。人的才能是有很大差距的，这个我们谁也无法否定。所以在培养人才之前，我们必须先发现人才，然后再对他进行培养。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对一个没有才能的人，你再花多大的力气培养，都是白费劲。”
父亲又补充说：“当然，人各有自己的才能，有的人善于唱歌，有人善于游泳，有人善于搞科学研究。比如我没有游泳的才能，如果培养我去游泳，再花多大的力气，也是白费劲，我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得到金牌。”说到这里，父亲问我们说：“第一步发现人才，第二步培养人才。那么怎么发现人才呢？”
我们两姐妹谁也想不出答案。父亲解释说：“高考就是发现人才的办法。”
父亲还说：“不考试，我们就无法分辨谁具有人才的素质，就会有很多不具备人才素质的人，却上了大学，白白浪费了很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打个比方，培养一个游泳运动员，总要先考考他们，看谁游泳游得快，谁的身体素质好，然后选出几个好苗子，再重点培养。如果不考试，随便推荐几个品德好的年轻人，去练游泳，肯定是培养不出好运动员的。”父亲这个游泳的例子，非常容易懂，我们都连连点头。
1974年的时候，父亲就已经预测到，用不了多久，国家就会恢复高考。所以1974年父亲给我们两姐妹办起“家庭大学预备班”，让我们在家自学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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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74年的时候，父亲并没有跟我们解释那么多，只是跟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我们国家不久就会改变政策，不久就会恢复高考。你们现在学好，将来就可以考进大学读书的。”
那么，父亲教我们两姐妹什么呢？父亲认为妹妹数理化比较好，就教妹妹数理化和英语。我对文学很迷恋，在初中期间，1972年左右，我们鼓浪屿的孩子偷偷传阅世界名著，每一本书到手，都有期限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对一些难舍难分的诗歌和短篇，我就连夜抄下来，一共抄了8小册，有普希金的诗、有蒙莱托夫的诗，也有安徒生的童话和高尔基的散文诗等等，父亲认为我喜欢文科，就教我历史、文学，甚至哲学。当然那时候，没有教科书，都是父亲用自己脑子里的储存来一点一点教我们的。
除此以外，父亲还教我日语，我还记得第一次学习日语文章，是一篇《五月的鲤鱼旗》，是讲日本五月男孩子节日时家家户户升起鲤鱼旗的文章，还有一首童谣《鲤鱼旗》。
当我六年后去日本留学时，看到五月的鲤鱼旗，居然热泪盈眶，那是离开父母异国生活时，这个曾经跟父亲偷偷学的日语课的内容，突然在现实中呈现在自己的眼前，触景生情，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如山如海的父爱啊。
我和妹妹一边在家里跟父亲学习，一边对父亲的话还是半信半疑：“真的会恢复高考吗？”
一年过去了，国家没有恢复高考，两年过去了，国家还是没有恢复高考，这时我和妹妹都越来越失望，觉得父亲恢复高考的说法或许不可靠。
到了第三年 ，难忘的1977年，父亲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我们都有点不敢相信，愈发佩服父亲真的有那个传说中的“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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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高考大军前所未有的庞大。当时，我们所在考区鼓浪屿是3%录取率，真是难于上青天的感觉。
可是好事多磨，1977年的高考大门虽然开了，但是并不是对所有的适龄人敞开，还是有很多规定，对我们家来说，四年前的烦恼依然存在，因为77届和78届，除了应届生以外，依然执行一个家庭只能一个留城资格的孩子才能报考大学。也就是说，我们这对孪生姐妹去参加高考，依然要二择一。
这时候，我们姐妹俩就互让起来，我说：“我比较笨，万一考不上，连累妹妹明年不能去考，那还不如妹妹先去考，考上了，我就名正言顺变成留城孩子，明年也可以去考呀。”
妹妹说，她胆子小，爱慌场，压力这么大，更要慌，考不上，会耽误我。
最后，还是由父亲来判断，父亲认为，我的胆子大，适应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第一场考试妹妹去参加，万一考不上，第二年妹妹积累了经验，一定能够考上，我第三年再去考，也来得及。
于是妹妹肩负两个人的命运，参加了1977年高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妹妹考上第一志愿厦门大学数学系。于是，我名正言顺地成了留城的孩子，在此感谢妹妹的好开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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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有了留城的资格，可以参加高考了。其实，到1978年已不存在留城问题了。不管怎么说，1978年终于当上光荣的高考生，参加了高考，并进入鼓浪屿考区文科总分第一名，也幸运地考上我的第一志愿———厦门大学外文系日语专业。
记得当时作文考题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题目很大。呵呵，现在想起来很可爱啊。可是这个作文与我躲在家的四年所谓文学功课的积累，与什么普希金的诗，高尔基的文，好像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有点小不平衡，觉得这也太看不出水平嘛。
由于我和妹妹在那几年中，一直跟父亲学习，所以我们没有荒废学业，比一直没有再读书机会的高中同学们，有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和妹妹都顺利地考上了厦门大学。我想，如果没有 父 亲 当 年 的“ 先 见 之明”，使我们一直没有荒废学业，我们要想考上厦门大学，恐怕要困难得多。作为他的孩子，知者子惠，我真是非常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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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毕业了，分配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担任日语资料翻译，记得第一个翻译任务，是《台湾高山族雾社起义》的文献，在窗明几净的台湾研究所，有自己的桌子和椅子，有一块大玻璃压着新桌面，简直是一场梦。四年前，还不知道人生走向，突然，因为恢复高考，犹如灰色的人生顿时漆上粉红的色彩，这时候我27岁。
27岁，应该开始谈恋爱 ，应该考虑终身大事……在很多应该中，居然我没有恋爱、选择了留学。
我的高考比起其他人，姗姗来迟，等了四年啊，人生有几个四年可以这样等的，真的得之不易。这也使我对求学，有一种贪欲，23岁考上大学以后，一直到33岁，都不中断大学学习，仿佛要把那1974年至1978年中断的四年学校生活满满地补回来一般。
当我放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安定的工作，在东京一边做超市包装蔬菜的工作，一边读书，已经28岁了，东京的房东太太不止一次地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辛苦？赶快嫁人，做个全职太太多好。”
当我在东京的女生宿舍，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喝，咕咚咕咚喝着不用做任何处理的日本洁净的自来水时，台湾女生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我：“是什么让你这么节约，又这么快乐？”
当我留学的第二年，从东京寄给远比我富有的父母勤工俭学节约下的生活费10万日元时，我的大陆同学怜爱地问我：“难道你父母这么需要这个钱吗？”
我很想告诉她们，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时间告诉她们：“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追求梦想更幸福的事情了。”
我很想告诉她们：“因为经过四年没有前景、没有梦想的时期，人一旦有了梦想，一切都苦中有乐。”
我很想告诉她们：“父亲引导我走向高考的父爱，比天高比海阔，我想对他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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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我在我的母校中学讲座时，对学弟学妹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中，你们是幸运的高中生，因为高考的大门，为你们每一个人敞开着，各种学科为你们而设立，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拼搏一试。不过，幸运这个东西有时候会给年轻人造成紧张感的缺失，而不幸这个东西有时候会给年轻人带来连续的紧张感。”
我28岁那年，舍不得停下学习。可以说1977、1978年恢复高考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它的意义，超越了高考这个单纯的学历上的意义，而是为我铺下了通往自己梦想的轨道。
沿着这个轨道，我不断地实现自己的梦想，经历了异国的学习、工作、创业后，终于在47岁高龄时在日本实现了我的第三个梦想，就是走文学的道路，出版了日语小说，并在海外中文网家史征文活动中，以《三代东瀛物语》获得一等奖。今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三代东瀛物语》，这条路我还要一直走下去。
父亲引导我们走向高考的道路，引导我们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追求，时过40年，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了。今年父亲100岁，依然与我们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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