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霞丨话说“家学”：身为父母的你们，你们才是起跑线

Original 史金霞体验大地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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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到一个人发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她说：“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当年地主的子女改开后大多东山再起，他们中好多人成了现在的医生、教授、工程师……很多当年分了人家财产的贫农后代至今依然贫穷。”

我给她回道：“其实并不吊诡，基因是强大的。这也说明，‘家学’之重要。”

文丨史金霞

今天，就来话说一下“家学”。

两个月前，我跟我妈视频，给她讲孙女筱伊要去读的致极学院是怎么回事，外孙女筱寒准备申请哪些国家的研究生，我妈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是，那喜悦骄傲之情，是隔着万里之遥的屏幕，都洋溢到大洋彼岸了。

我说，妈，你老人家是必须得骄傲呀，你看，你的一双儿女都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你当年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在土里刨食”的愿望，现在，你的一对孙女儿，又都出国留学，这可是当年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你这家庭教育，这是多么成功啊！别说咱们全村，就是全乡，全县，这样的农村家庭，那恐怕也没几个呀！

妈妈频频点头，说，咱们家，就是一代比一代强！

我说，归根结底，还是要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好啊！

（关于致极学院是怎么回事，预知详情，请点击这几篇文章：《ROOT：我为什么选择致极》、《Root爸爸：我为什么支持孩子上致极》、《不要怕，只要信：跟史金霞老师从小学到大赢取超百万奖学金！》、《王胜：变化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

妈妈和我，2006，谷汉霞摄

这是真的。

远的不说，就从祖辈说起吧。我外祖父，是医生，我妈出生于1949年，排行为二，兄弟姐妹8个，都识文断字。我妈是高小毕业，至今仍然能读能写；我祖父，是教师，我爸出生于1946年，排行为二，有个哥哥出生夭折，所以我爸成为实际上的家族大哥，兄弟姐妹12个，也都识文断字，我爸和大叔都是初中毕业，老叔是高中毕业。

不了解历史的，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我爸我妈都是大学毕业呢！您注意我前面说了我爸妈的出生年，哎呀，你们可不要觉得这学历低呀。来看一组数据吧：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教育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一组数据可见一斑：

全国5.4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小学实际入学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11.7万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1.32%。

“那时候，我们农村的妇女，几乎都不识字。后来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田间地头、茶余饭后，人人都在学文化，还有夜校、识字班、读报组等等。”宋庆的母亲沈女士，正是通过识字班获得了基本的认读能力。

——摘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初80%的文盲率，到如今94.2%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教育优先筑基发展（大数据观察·辉煌70年）》，中国青年报 2019年10月25日

所以，我爸妈，就是当年那不到20%的入读小学的孩子，而且，入读了，不等于读完了啊，别说我爸妈那一代人了，到上个世界80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有很多孩子，小学都读不完，那时，邻居家的两个姐姐，都没有“资格”去上学，他们家，只有哥哥和弟弟去上了学，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姐姐，经常让我教她识字，她特别想学会自己的名字。

爸爸的奶奶，我的太太

所以，虽然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失去了公职，流落到了乡村，也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和母亲乃至叔叔阿姨舅舅姑姑，也没有一个能够参成军（除了大我8岁小舅舅，得以在90年代入伍）或者读成大学或者留在工厂——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不勤奋不优秀，是“不成”、“不得”，尤其是我父亲，其中的曲折，几乎可以写成几部小说，但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家学”，始终没有断。

说来也是缘分，我爸和我妈，兄弟姐妹们，名字都是排“文”字，比如，我爸叫文林，大叔叫文森，三叔叫文杰……我妈叫文英，大舅叫文山，阿姨叫文香……我祖父名儒，外祖父名继昌，他们俩是老朋友，彼此交好，父亲和母亲，自小就见过（应是外祖父带妈妈去祖父家做客，不知道他俩是否有青梅竹马之戏，哈哈，我妈一直否认，说我爸小时候拉里邋遢，不入她这个小姐姐的法眼，后来长大了，才变英俊了）。从名字，的确可以看出密码，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那样的生活艰难中，祖父母们，仍然寄望孩子能“文”，仍然让自己的孩子们都去学校读了书。

在农村里，他们都是“识文断字”的人。

（关于我的父亲的故事和我们家族的简史，我和弟弟都曾撰文，深度阅读，请点击《怀念父亲》、《再见大牟山》两文）

1985年，我的小学毕业照

至于我的父母，他们作为父母的伟大辛劳，造就了我和弟弟的新生活。

如果没有父母无私的爱与支持，几乎难以想象我们姐弟能够读成大学。

仅以我为例，我是我们村，那一届小学毕业生里，唯一一个读了高中的。我是我们公社（那时还叫公社，不叫乡），那一届初中毕业生里，唯一一个应届上了大学的。真的，并不是仅仅因为我有多么聪明多么勤奋多么优秀（可能有一些，但是，这千真万确不是决定因素），而是因为我有伟大的父亲母亲！

（关于我求学的故事，我曾经在这篇文章中讲述过，您如果没看过，可以点开看看，也是挺励志的一个求学故事，看学霸怎么变学渣，看学渣又怎么逆袭成学霸《爱，就是试图去将梦中的世界变为现实》）

我和弟弟四五岁时，衣服是妈妈做的

我们姐弟，从小各方面的生活状态，都远超同村的其他孩子。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是：这俩孩子，一点都不像农村的孩子，跟城里的孩子一模一样。

其实，我们家并不富裕，即使在村里，也是贫困的家庭。爸妈刚刚分家独立出去的时候，妈妈曾经为了借5块钱而走遍全村……因为没人敢借，怕他们俩人还不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爸爸和妈妈，竭尽全力，抚养一双儿女，并且保持体面，使他们活得“跟城里的孩子一模一样”。

那时，村里的孩子们，几个月甚至一年也洗不了几回澡，从头到脚，都有虱子，衣服缝里都是白白的虱子卵，穿的衣服也常常是破烂不堪，更不用说合体和美观了。可是我和弟弟，从小就穿妈妈自己设计裁剪和缝制的衣服，我们一家人（当然还有爸爸妈妈），永远都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上没有虱子，衣服里没有虱子卵，手脚上没有冻疮，就连弟弟的大耳朵，妈妈也织了耳朵勺给他冬天保暖。就连我们的棉服，妈妈也都是裁剪得熨帖得体美观，绝对不会显得臃肿丑陋。我一直到二三十岁，还是喜欢穿妈妈做的棉袄，又暖和，又合身，又漂亮。

我们上学后，各家各户的孩子们挤在一起玩儿，虱子就爬来爬去，我和弟弟便都不能幸免，妈妈从来都不遗余力地与这寄生虫做斗争，我至今仍然记得，每周妈妈给我洗头时，用篦子给我篦头发，篦了还不行，还要一根一根地把结在头发里的虫卵撸下来，那时我可是一个头发浓密的孩子啊！夜里，我和弟弟睡觉了，油灯之下，妈妈把我们的衣服仔细翻检，不放过一个活物。

北方农村里的旱厕，不知道有多少人有体会，可是，我家的厕所，从没有臭气熏天，不论是院里院外，都是干净整洁，一直到现在，妈妈已经七十多岁，一个人居住在乡下，她仍然将厕所打理的一尘不染，没有异味。当我读杨本芬的《秋园》时，就总是一遍遍地，想起我的妈妈，她与秋园一样，以坚毅勤勉智慧勤劳，给了我们一个高贵文明的家。

八十年代，我们的全家福

同龄的孩子们，都半夜就被父母拎起来，捕鱼捞虾，拔麦子，割草放牛，我们姐弟俩，却在家里呼呼大睡，只有父母在田间劳作。回到家，吃上我烙的石板饼，他们俩就觉得很幸福了，爸爸经常笑着说：“干一天活儿，还比不上吃一顿饭累呢，因为干活儿的时候不牙疼，吃我们霞烙的饼，累的太阳穴都疼……”

妈妈经常对村里人说，你们要让孩子睡觉，不然白天上学，孩子打瞌睡，你们得给孩子写作业的时间，不然学校里老师讲的消化不了……他们说，我们可比不了你们两口子，你们是放长线钓大鱼，我们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惭愧的是，我和弟弟，深谙父母的苦心，小时候为了逃避力所能及的劳动，经常假装学习，因为只要看见我们在学习，爸妈就不会打扰我们。当然，我们也经常采取这个策略，来化解或者预防爸爸妈妈可能的“战争”。

不仅如此，在我们求学的最初阶段，爸爸和妈妈用他们的文化知识，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爸爸妈妈也用他们持之以恒地学习，给了我们姐弟榜样，爸爸一生都舞文弄墨，读书写文章，雅好书法，写一村人的春联，我和弟弟上了中学，妈妈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现在不行了，你们的书我也看不懂了，帮不上你们了，你们要自己努力啦！

但是，我仍然记得，我在高三时，寒假里写了考场作文，读给妈妈听，请她给我提意见。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发表了文章，在厨房里，读给做饭的妈妈听。后来，我出了书，爸爸更是戴起老花镜，一字一句，仔仔细细地阅读。2016年，我开始上网课，那时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跟我在苏州住，每节课都现场直播，还自己花钱买课，甚至写评论，连现在，妈妈还经常听我的课，她的宝贝疙瘩小寒暑假开的文学艺术研修营，她是节节不落都听了，还对我们母女的不同风格的授课，进行点评……

2011年春节，妈妈和小寒一起堆的雪人

回想我的童年，那厚厚的电影说明书，那一本本的电影画报，是做电影放映员的父亲带回来给我们的读物，各个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时间，每周一歌，广播剧时间，半夜里的家庭电影院时间……都是我们全家人的盛宴，《红楼梦》的故事，是妈妈讲给我的，《窦娥冤》的故事，是婶子讲给我的，电影院里看的第一部外国电影《第一滴血》是爸爸带我们去的，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在老叔的一本《港台文学》杂志上看到的节选，第一本中文长篇小说《叛女》，是在小姑那里看到的，契诃夫、鲁迅的短篇小说，是在阿姨的课本里看到的，第一本外国长篇小说《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是从老叔那里，八十年代初的各种《xx青年》杂志，也都来自叔叔姑姑和阿姨……甚至，我们对物理和科学的兴趣，也源自于爷爷家里那些神秘的破铜烂铁。

就是这样，在文化贫瘠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太行山脉的小山村里，我们姐弟，得到了我们的家族所能给我们的最好的“家学“。

后排站立的就是我的大叔和老叔

于是，当我们成为父母之后，我们跨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继续发扬光大，给我们的孩子，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家庭教育。

以我为例，从小，我给小寒阅读的书籍，听的音乐，看的画，都是经典，人的贫穷与富有，不在于你有多少财富，而在于你把你所仅有的财富，施用在哪里，在生活最为贫困的时候，我过年都舍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但是持续地，为自己，为孩子，买正版书（尤其是海外版的画册）却从不眨眼，二十多年来，我搬过8次家，每一次搬家，都会把“大件“放弃，不离不弃的是书籍纸笔。从小到大，一有机会，就去植物园去动物园去圆明园去颐和园去博物馆去展览馆……定期去影院看电影，去北京上海看展，去游历各地，去参加各种沙龙活动，去看演出，去登台演出，乃至，去览欧游美历英，去出国留学……

小寒5岁开始写诗，19岁出版诗集《礼物》，22岁油画作品参加多个国家的线上线下展览，我可以骄傲地说，她所取得的这些小小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家学”，离不开一个始终怀揣梦想的妈妈。

礼物

蒋筱寒诗选2004-2015

作者：蒋筱寒

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01月

扫码购买《礼物》母女双签版

2007年到2010年，三年时间，我和小寒，住在苏南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式的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只有一间房，两张上下铺拼起来的床，上铺是书，下铺是人，栏杆上挂满了衣服，床底下堆着鞋子，两张蓝色的学生桌上，放着电脑和书籍，床头的蓝色储物柜也堆满了书籍，除了这些，我们一无所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有存款，没有房车，我也没有男朋友。

我们每天都很快乐，小寒虽然很渴望能够有属于自己的家，但是，照样享受自己的“楼上楼下”，还经常在我们的小宿舍里招待她的同学好友，一点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头，因为我从来不给孩子传递这样的“价值观”，即使那时，想买个房子的我，首付都凑不齐，有好多朋友，出于好心，直言相劝：“你不要买房子了，你借了钱，贷了款，你拿什么还？娘俩好好生活，趁年轻，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每逢此时，我都会想起妈妈说过的，她年轻时，走遍全村，借5块钱的经历，我都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2008年国庆节，在苏州乐园

是的，在那样的“生活艰难”中，我和孩子，从未有过“穷相”，从未灰心绝望，从未放弃对美的事物的享受与追求。我们的小宿舍里，时常飘出的，是莫扎特的音乐，是埃米莉迪金森的诗歌，是炸酱面的香味，是我们和朋友们的欢声笑语……

作为一个单身妈妈，我更是从来没有想过，去交换青春，牺牲自己，得到别人给我一个应有尽有的“家”，对我来说，那是牢笼，那不是家。

当一个年入百万有房有车有学历的成功男士，不解地问：“你做老师每个月才收入多少，为什么你要拒绝我呢? ”

我告诉他：“我是无价之宝，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始终相信，以我的才干学识，总有一天，我也会有好收入，我也会给我们母女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那个小“四合院”的大门

是的，即使，在那样的“生活艰难”中，我都怀揣着一个梦想：将来，我要送我的女儿小寒，出国留学。

10年后，2019年，8月，我送她来到了美国芝加哥，留学。

一年以后，2020年，我也实现了我17岁时立下的梦想：到美国，学习，工作，生活。

一年以后，2021年，我的侄女筱伊，也入读上海致极学院，一年后，她将赴英国留学。

入学致极学院，参加大一新生团建的筱伊

我们的家庭，很普通，我们的祖辈父辈，不像傅雷，穆旦，沈从文……那样是一时之俊彦，但是，也同样经历了时代的洗礼，作为晚辈，我们姐弟以及孩子们的人生遭际，也远不及他们的子孙，但是，相同之处在于，我们的祖辈父辈，也与他们一样，尽力绵延自己的“家学”，保持了一个家族的尊严和生命力。

是啊，在那样的生活艰难之中，有尊严的知识分子们，不肯随波逐流，辜负生命，一直都尽力绵延自己的“家学”，仅以穆旦为例，他的夫人周与良曾这样回忆：

我们家的不幸遭遇，孩子们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贴大字报才知道。良铮和我不愿意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承受压力。良铮非常喜爱子女。小英四岁就用油泥做各种动物造型，还做飞机、轮船、汽车、大炮，良铮总是鼓励他，表扬他做得好。经常下班回来给他带油泥。有时小英把捏好的各种动物造型，汽车、轮船排列放在小桌上，良铮看了十分高兴。后来稍大一些，十岁左右，小英用洋铁罐头做轮船，上面挂着国旗，涂上各种油漆，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砸烂。1964年，良铮在八里台邮局给小英买了第一本《无线电》杂志。后来小英去插队，他总去邮局买《无线电》，为小英保存着。小英十岁开始做矿石收音机,后来做电子管收音机，再做半导体，他看了很高兴。在“文革”期间，他对我说，“小英动手能力强，将来让他修理无线电吧”。小英插队期间，良铮为他买了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还购买了农、林、牧各方面的杂志和养猪、养鸡、种果树等技术书。他叫小英在农村好好干，另一方面要努力学习，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他最喜欢小女儿小平，在“文革”期间他为她找不出更好的出路，他说“她有艺术天才，让她学一门乐器，也算有个专长”，后来选择了琵琶，又托好友在上海买了一把昂贵的红木琵琶。他教大女儿小瑗学习英语，第一本书是《林肯传》，并让她每天背单词，还说“掌握一门外语，至少翻译点东西，可以混口饭吃”。小瑗初中毕业，由于小英已下农村插队，她可留城，但由于家庭关系，被分配到天津市第十三塑料厂，带毒车间，并且三班倒，工厂在密云路，离家很远，每逢早班，早晨5时离家，良铮总要起来，送她到八里台汽车站，中班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他总去汽车站等她，尤其雪花纷飞的寒冷季节和倾盆大雨的日子，他总出去接小瑗。我有时说，雨这么大，让她自己回来，他总坚持去。

——摘自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他的子女们，也有诸多回忆：

“当我们年幼时，他给我们买来能够启发智力的玩具；开始学写字时，他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写字姿势；他常常要亲自检查我们的小学作业本，教导我们要认真改正错误。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希望我们也都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成为对中国有用的人。他曾严肃地对我们说：‘不想吃苦是学不到知识的。’言传身教，勉励我们刻苦学习。”

“父亲买了许多俄文或英文的有关普希金和诗歌的书籍，也常常为小英买些做无线电的书和杂志，还买《十万个为什么》给我们读。”

次子查明传喜欢摄影，每天花很多时间冲洗照片，父亲督促他，“不要把时间用于这些无用的事，多去读读书”。

当时查英传在内蒙古插队，“父亲总是告诫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学习英语”。

长女查瑗在塑料厂当检验工，三班倒，“父亲逐字逐句地给她讲解英文原著，从未因小瑗的轮班而缺一次课。直到他逝世前，讲授完了一本《林肯传》和一本几百页的欧洲史。”

小女儿查平学习琵琶，孩子们都不愿意听练琴声，“记得一次，我们欲阻止她的练习，父亲从他工作的房间出来，说他喜欢听，让小平去他的房间练习。就这样，80年代再版的父亲所译诗集中的一些诗句，正是在小平的琵琶声中修改的。”

在穆旦（也就是查良铮）去世前，1977年恢复高考前，长子查英传受到的正式教育仅有小学五年，中学和高中都是在乡下劳动休息时和当工人业余时间自学；次子查明传是家中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女儿查瑗和查平则只接受过中学教育。

但查氏子女，后来通过个人努力，都上了大学，并出国留学，在业界均取得不俗成绩。

这一切，都离不开他们的父母，查良铮与周与良，在那艰难岁月中，持之不辍的“家学”。

穆旦一家

我写出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家学”，没有半点炫耀的意思（书写这一场五味杂陈的回忆，我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苦涩的泪水），我们这个普通的，来自农村的小家庭，是亿万个家庭中的小小样本。

我们姐弟，当然没有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为命运绝对不可能掌握在我们任何人自己的手中，但是，我们姐弟的命运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命运，的确与那些曾经与我们一起挤在冬天的墙根里晒着太阳滚来滚去虱虫乱爬的小伙伴们，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一切，都得益于“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