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故事｜李义平：山那边的渴望

校友名片

　　李义平，广西罗城人，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2004届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国家高层次引进人才，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从事基础医学科研与教学工作，取得系列标志性研究成果。

　　我出生在广西罗城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小时候的记忆里永远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大山，一条条永远走不完的山路，以及一次次对山那边的好奇和憧憬。

作者家乡。余菲 摄

　　延绵的大山阻挡了我的视线，却给了我对山那边的渴望；延绵的大山阻挡了我的视线，却给了我想象的翅膀；延绵的大山阻挡了我的视线，才懂得爬上山顶才看得更远，爬上了一个山顶才知道山外还有山。对山那边的渴望就像一道曙光，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股力量，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记忆里，有无数个这样的清晨：东边的山头刚透出一丝光亮，山林溪边的土房里，油灯已经亮起，奶奶、父母、哥哥早已起来做好了早饭。我匆匆吃完早饭，背上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的行装和装满食物的袋子出发了。山里人不善于表达情感，我也自然不习惯说“再见”，只是一句简单的“走了”，就出门而去。家人默默地走到房子边上、屋檐前，就这样看着，看着我一步步走出了他们的视线。我大多时候不敢回头看，怕他们看到我泪湿的双眼，我也不忍看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的样子。直到离家约一百米的转弯处，看不到家里土房的屋檐了，我才回过头看一看。此时，眼泪早已模糊了视线。我知道背后有很多双眼睛看着我，那是重重的牵挂和厚厚的期望；我清楚这样的出发，祖祖辈辈已经盼望了多年。我怀揣着这样的牵挂和期望独自急赶山路，搭乘到县城的班车，然后在县城同学家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再坐班车去桂林。这样的离别贯穿了我去桂林上大学和读硕士整整7年的岁月。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个这样的清晨，这样的送别。

　　1992年7月，我从罗城高中毕业，被广西师范大学生物系录取。这并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心里没有期待的那种喜悦。回到家后，父老乡亲和曾经教过我的老师都非常高兴，因为山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回想从小学到高中，一路坚持下来的确不容易，我是在屯里一个由仓库改成的教室里开始启蒙教育，一年后停办又转到村里小学，老师常常以“考到有玻璃窗的学校去读书”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四堡中学是离家最近的中学，就在山的那一边，要走十里的山路，于是有玻璃窗的四堡初中就成了我小学时的全部向往。小学毕业终于考到四堡初中，开始离家住校，周末回家带一瓶腌酸菜在学校吃一个星期，周而复始。如果说童年时期的饥饿和贫困令人沮丧，那种困境下的求知欲和对外边世界的渴望却又深入骨髓。从家到四堡中学的这条山路，刚开始还有几个同学做伴一起走，后来那些同学因各种原因辍学了，我就经常一个人走。每次走在山路上，心里总感慨那爬不完的坡，看不完的山，转不完的弯。望着远处一重又一重的大山，想山的那边是什么样子呢。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大山成了我那时最大的渴望。读书也就成了我唯一到达山那边的希望。当时四堡初中两个班只有4人考上高中和中专，我有幸是其中一个。

作者家乡。覃现晓 摄

经过高中三年刻苦学习，却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我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在家人因为我考上了大学而跳出“农门”的欢喜气氛中，我隐约感觉到自己渴望的山又长高了，也更远了。在一次饭桌上，我对父母说“我还要考出去”，他们当时不一定理解我说这句话的含义，但我已经萌生了考研的想法。家人砍杉树卖杉树筹集学费，不善言辞的父亲做了一个木箱，让我在学校宿舍装东西，还刷上了暗红色油漆。尽管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保留着这个木箱，它沉淀了很多我无法用言语形容却给了我奋力前行的动力。

　　上大学的前一天，家里杀了猪，乡亲们来庆贺，大家说了很多很多满怀期待和祝福的话，喝酒、猜码表达喜悦和庆贺，表达对一个山里娃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肯定和期盼。是啊!生长在这大山里，读书也许就是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对于我来说，这确实是唯一的路。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一个山里放牛娃才可能通过努力，通过高考这一途径，走出大山，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才有了多年之后的我再次通过努力，走出国门，走到国际科研领域前沿，一路改写自己的命运，到现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我。后来我上研究生，看到导师杨继华教授办公室墙上一直挂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画像，我深感自己的幸运和时代的幸运，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也更深层次地领悟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不管是父亲的木箱，还是乡亲的祝福，它们都激励着我走出大山，走到山的那边，然后带回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大学时光一晃而过，转眼到了第7个学期。最初的渴望使我决定考研，于是我成了图书馆和教室的常客，成了当年班里唯一考上研究生的学生，实现了上大学之前“我要考出去”的目标。研究生3年时间同样过得飞快，期间准备过直接报考博士，但是由于经济压力和日后再继续深造的想法，1999年7月，我决定先到广西大学工作。2000年3月，广西大学派支教队到都安瑶族自治县支教和挂职。都安县属于贫穷山区，那里的山基本都是不能种农作物的石灰岩石山，少土又不保水，山里人多靠天积水，看天吃饭，小孩每天清晨要走十多里山路去上小学。记得我们曾翻山越岭到一个条件很差的小学，学校大概只有一两个牛棚大小，主体是两面并不完整的石墙，上半部铺了几条木板，作为不回家的学生住宿的地方，下边挂着块木板，就是教学用的黑板。几个小学生和一个老师看到我们，眼里充满了好奇、期待，又有几分拘谨。我们送给他们几套新蚊帐和被子，给他们讲山那边的世界，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希望带给他们一种希望。支教的那段时间，我们到过多个中小学，看着那些孩子，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渴望，知道他们对山那边的渴望。我也渴望祖国的发展带给这片土地奇迹和改变，希望在他们心中注入力量，让他们翻越家乡与心中的延绵大山。

作者在中国农业大学读研。

　　刚工作不久，我就报考了博士。2000年7月，我幸运地拿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博士录取通知书。这是我上学以来收到多份录取通知书中最高兴的一次。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自己认真地看那张通知书的样子。那是一张浅绿色的纸，我的名字是招生老师手写上去的，总觉得写字的老师书法不够好，但那已经不重要了，我第一次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抑制不住地想把我要去北京读博士的消息告诉每一个人，甚至想给他们看录取通知书。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憧憬读博的生活，想着自己如何刻苦努力，如何废寝忘食读好博士。时至今日回想起来，那些画面还历历在目，绚烂无比。

　　读博的生活拉开帷幕的时候，我明显感受到首都文化氛围、南北文化和学风的差异，或者说是“985大学”与“双非大学”的学术氛围差异。随处可见老师或学生们谈论学术，宿舍白天很少见人，晚上11-12点才开始陆续有人回来休息。生活几乎都是宿舍实验室食堂三点一线。受周围学习氛围和环境的影响，我一头扎进实验室，虚心地跟实验室师兄师姐们学习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也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导师张曼夫教授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对我们的要求里多了一份德国人的严谨和勤奋。在这样的学校氛围里，我听了很多从发达国家回来的教授讲课，听了很多学术权威报告，周围同学都踌躇满志做着各种出国深造的准备，而这些我在广西从未见过或没想过的事情，使我一下子觉得学术世界之大，浩瀚无边，学术界奇峰林立，一山更比一山高。当时我有种北京就是“学术国门”的感觉，我站在了“国门”边上，开始渴望门那边是怎样的世界。

作者在加拿大某研究所前留影。

一次实验室会议后，导师单独留下我，跟我讨论博士学习计划，并鼓励我努力把实验室的所有技能集于一身。记得他老人家当时说:“我看人看眼睛，你眼睛里有一种渴望和坚毅，你好好努力吧!”艰辛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北京的博士生活让我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学习新东西的兴奋感和成就感。以至于我后来一直认为，北京的博士生涯才使我真正跨入正规科研训练和科研生活，我尝到学术的艰辛和那种取得科研成果后的美好喜悦。

　　2002年，也是我上博士的第二年，一天导师郑重地对我说:“我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完成。”原来导师申请获得一个科技部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到丹麦去执行一个研究课题。2003年春，正是“非典”(SARS)爆发的高峰期，进出校园和很多单位都要检查证件，多数人都戴着口罩。我也是一路戴着口罩来到首都国际机场，到了丹麦才摘掉口罩。除了“非典”造成的特殊情境和紧张气氛之外，我心里既兴奋，又有远离祖国的焦虑。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不知道坐飞机的各种手续，而我去的是那遥远的丹麦，中途还要在泰国曼谷机场和丹麦哥本哈根转两次飞机才能到达目的地丹麦奥胡斯市。出发前，同学们开玩笑地说:“你从来没坐过飞机，这回就让你一次坐个够，坐个一天一夜，而且是让你戴着口罩坐。”这次出国，对我的确是一个特殊的经历和突破，自己又翻越了一座高山，来到山那边的异域世界，我也成了同届博士同学中还未毕业就出国的一个。就这样我开始了先后丹麦、德国、加拿大再丹麦长达11年的国外科研工作经历，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相关学术会议上，开始接触一道道科学难题和那些誉满国际的学者们。

　　去丹麦之前，我对丹麦几乎一无所知，只依稀记得《卖火柴的小女孩》是丹麦的作家安徒生写的。我是丹麦某研究所的第一个中国人，实验室的主任教授和同事们都很友好、和善，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我热情的帮助。我很快熟悉并适应了实验室环境，并在两个月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想法独立开展工作。指导我的教授开始感到我的工作效率和适应能力超出他们的预想，他也非常大方地在经费和资源上支持我。10个月的项目时间结束后，我取得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了项目目标。这也奠定了我后来申请获得研究所工作职位的基础。导师张曼夫教授后来还时常拿我在丹麦从事科研的成绩，以及在丹麦人心中留下极好口碑的事鞭策和激励师弟师妹们。

作者在丹麦某实验室工作。

　　2008年，我决定到哥本哈根大学从事某项科研。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课题，很可能大量时间和经费投进去后一无所获。但一般的科学问题已经激发不起我的兴趣，我一心想着冲击一些科学难题，体验攀越科学险峰成功后的喜悦，做出一些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渴望自己有高水平研究论文发表。于是，我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研究，进行多种分析、设计、实验和尝试。在这漫长的实验过程中，我心中无数次设想实验成功后的样子，我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科学“高峰”上，有多少研究者用我的研究体系。那种渴望支撑着我，使我长时间的坚持和忍耐。两年之后，我的科研项目获得了成功，指导我的外国教授非常高兴。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和贡献，他首先想到的是保密和给我增加人员，以加快研究的进度。这个成功，让领域内的权威们一下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们申请专利和发表论文后，世界多个实验室索取我的科研成果用于各种实验研究。由于课题的成功，实验室获得了丹麦多个基金的大力资助。

　　我们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也让哥本哈根大学给我提供了副教授的职位，但我已经决定回国开辟新研究实验室。我没有接受哥本哈根大学的职位，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呼唤:“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乡亲们朴素的“你把世界上的书都读完了，世界也走完了，头发都快白了，你要为我们国家做点事啊”的话语时常回响在我心中。

　　2014年，我全职回到中山大学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在祖国大地上开始了新的征程，迎接全新的挑战。看着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取得研究进展，发表研究成果，攀登科学高峰的渴望在他们心中萌芽，我累并快乐着。工作之余回老家，延绵的大山还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它们已不再是隔开我和山那边的障碍，而是遮挡了山那边的喧嚣，给我宁静、坚韧和继续前进的力量。延绵的大山里，天空深邃无际，浩瀚无边，那上边又是什么样呢?

本文转自：红水河副刊公众号

原标题《李义平｜山那边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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