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人物 | 王立群: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能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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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反复遴选国内外华人圈21位在此领域卓有建树的研发专家,临床专家和法规专家后,王立群博士被推举为首任俱乐部理事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复星凯特,聆听王立群博士结缘细胞与基因治疗的故事。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能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迎来中国细胞治疗行业的春天。”王博的话语中充满了诚恳。如何加快临床项目转化?如何与CDE有效沟通加快产品上市?如何打造细胞治疗生态圈?在与王立群的对话中,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王立群踏入医药领域再到细胞治疗其实并非水到渠成,而是一次次跨界的结果。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细胞生物学学士后,王立群赴美攻读马里兰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又取得工商硕士。“掌握丰富的生物学知识,不去治病救人,似乎会很遗憾。”抱着这样的想法,王立群决定从生物学跨界到医药研发行业。
毕业后,王立群选择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从事与细胞分化相关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这为他后来转向细胞治疗领域埋下伏笔。在NIH做的关于细胞衰老并揭示退行性疾病机制的研究,让王立群感触颇深,理论研究最终还得转化为实践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在完成基础研究后,王立群跨入医药研发行业。
1985年,宝洁收购了Richardson-Vicks,将业务扩展到医药保健用品市场,随即又完成对Mefumucil、Dramamine和IcyHot三个品牌的收购,一跃成为最大的非处方类零售药品制造商。1994年,当得知宝洁要自主研发新药,王立群决定加入宝洁的医药研发部门。
众所周知,宝洁的市场营销做得最好。这背后是宝洁建立的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和丰富的资源。得益于此,在宝洁的10年,王立群摸清了从新药发现到注册上市的完整流程。然而,主打快销品的宝洁似乎与周期很长的新药研发有些步调不一致,高层方面对风险过于保守,不少新药项目半路夭折。
2004年,王立群怀着“做成一款新药”的理想加入BMS,负责新药研发的项目管理。放眼整个跨国药企,当时鲜少有公司将系统的项目管理概念应用于临床前,很多新药研发项目在进入临床后需要磨合很长时间。王立群回忆说,为确保转化成功率,当时主要重点关注临床前6~9个月的项目。通过统筹规划,无缝连接,临床研究人员能够提早了解项目技术资料和临床关键问题,进而缩短了新药研发的时间。
“现在我也常常告诉员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一样的难题等着我们去解决,该啃的骨头必须去啃,而且要早啃,不能急于推进项目而忽略前期数据结果不完善的事实。” 在BMS的近三年,王立群学会了如何科学系统地管理项目。与此同时,当注意到国内医药研发的力量开始显山露水,王立群深思熟虑后向高层提交了建议报告,探讨BMS进行全球化研发在中国设立研究中心的可能。
然而事与愿违,最终BMS因看中印度的CRO能力放弃了在中国设立研究中心的计划。想要大干一场却无可奈何的王立群,在2007年也随着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学者脚步踏上回国之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早在1993年便进军中国市场的阿斯利康向他抛来橄榄枝:阿斯利康计划在张江建立中国研发中心,这与他心中“在中国做研发”的计划不谋而合。
在早期管理团队的建议下,阿斯利康将研发中心定位为中国肿瘤适应症的转化中心。通过转化研究和生物标记物验证,有针对性地为中国患者开发新药。
多数人认为,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只是扮演手脚的角色,真正的决策权与核心技术仍然在国外。“研发中心建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你主导的项目是否在公司核心研发管线中,才是真正体现价值的客观标准。”王立群认为,“没有为研发主管线贡献产品,中国研发中心便像是一个摆设,只不过是为新药进军中国市场做铺垫。所以,在设立中国研发中心之前想好定位就十分必要。”
现在来看,在王立群的数次跨国药企职场经验里,GSK可能是最接近他实现“做成一款药”这个初衷的地方。2011年,王立群加入GSK中国研发中心。GSK在神经疾病领域有着绝对的话语权,GSK中国研发中心更是国内首个以中国为主导的、专注神经科学研发领域的研发中心,汇聚了全球神经疾病适应症的研发工作。可惜的是,这段“姻缘”终究因为中外理念的隔阂而结束。
2017年,FDA批准了两个CAR-T产品上市,开创了CAR-T疗法新纪元。在王立群眼中,免疫细胞治疗有很大的潜力。仅CAR-T就有着无限的可能。此外,还有CAR-M、CAR-NK等。
细胞治疗的大门刚刚打开,有很多的研究可以做,但已经出现同质化现象。国内CAR-T产品的靶点分布扎堆十分严重,主要集中在CD-19和BCMA。另外,这些靶点又和后起的双特异性抗体高度重合。如果在临床效果没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CAR-T高昂成本带来的高价就会变成致命的缺陷。虽然已有不少临床试验可以证明CAR-T疗法在治疗血液瘤方面效果显著,但双特异性抗体药物、单抗药物在CD19/BCMA等血液瘤靶点上的研究正在迎头追赶。
细胞治疗路在何方?王立群认为,作为治疗血液瘤出道的CAR-T疗法,如何提高疗效、减少制备工艺流程是细胞治疗公司未来应该思考的问题。复星凯特首先把第一款产品落实好,未来第二代、第三代的产品才会越来越好。除了自主研发,复星凯特会和处在比较早期阶段的科学家以及实验室合作,选择有潜力的前期研发项目推进后期开发阶段,并且实现商业化。
第二,实体瘤领域有着巨大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也是细胞治疗最渴望突破的领域。人体的免疫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来细胞治疗可能会重组免疫系统,类似联合用药,除了依靠基因修饰的T细胞,未来经过修饰的NK细胞、巨噬细胞等会合力杀死肿瘤。而进攻实体瘤并非易事,需要有大量的基础研究数据支持。但不足的是目前细胞治疗行业能够深挖基础理论的企业并没有很多。
第三,异体CAR-T也是大势所趋。目前自体CAR-T的T细胞来源于患者自身,属于自身订制产品,由于复杂的生产工艺,制备周期较长,晚期病人在等待CAR-T细胞生产过程中可能会病情恶化,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其次,很多接受了多次化疗的病人很难获得足量合格的T细胞,限制了CAR-T细胞的制备。此外,由于每个患者的T细胞都有差异,对制备工艺和质量控制的要求就变得非常重要,否则很难生产出标准化的产品。而利用健康捐赠者的细胞生产的异体CAR-T能够极大地简化治疗流程,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从而降低成本。
为了促进中国细胞治疗行业的迅速发展,王立群博士接受同写意的邀请成为同写意细胞治疗俱乐部的首届理事长。王立群坦言:”在细胞治疗的圈子里,我们不要畏惧竞争,恰恰是整个细胞治疗生态圈的多元化发展才能带来最大化的社会效益。”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能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迎来中国细胞治疗行业的春天。
“行业能否健康蓬勃地发展,并不是一个人或一家企业能够决定的。推动行业发展需要政策指导、政府支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企业家们共同努力。在这个时候,同写意汇聚业内20余位业内领军人物成立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俱乐部带动产业创新发展,我认为很有必要。同写意俱乐部为真正想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打造了一个平台,大家推举我担任俱乐部的首任理事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愿意借这个平台为中国的细胞治疗产业贡献绵薄之力。”王立群最后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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