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历史、现状与展望【附智库观点50篇】

编者按 2016 年正值《中国科学院院刊》创刊 30 周年，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本刊特推出“现代智库建设及其思想传播”专题，邀请国内相关智库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智库建设及其思想传播。围绕该主题，特采访了几?位在智库建设中有重要影响的专家，以期为高效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提供借鉴和参考。

《院刊》：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您对我国的智库建设非常有想法，也有过很多论点。《中国科学院院刊》作为“国家科学思想库核心媒体”今天非常荣幸能就此采访您。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您在北京、上海担任教职，后又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市长，之后又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从国外智库来讲，这个“旋转门”极为重要，您觉得不同的工作角色及其间的转换，对智库建设有哪些启示和借鉴，以及高端智库如何来打通与决策层的通道？

徐匡迪： 我在高校工作20多年之后，组织希望我到政府部门任职，先在上海市高教局当局长，以后就做了常务副市长、市长。尽管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选过一门宏观经济学，但毕竟没有实践经验，作为上海的市长，管理当时全国最大的经济体，以及产值最大城市的人民生活、各种基础设施，由于对这方面不太熟悉，就去请教了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同志。汪老是一位学者型官员，非常儒雅，他指出，“你来自于知识界，与知识界有良好的联系，应该多用这些‘外脑’”。“外脑”即为当时对“智库”“思想库”的称呼。利用“外脑”，即将政府待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咨询“外脑”，请“外脑”提出意见和建议。汪先生还给出了建议的人选，其中就包括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助理、国际政治专家王沪宁教授。

之后，市政府建立了定期邀请学者座谈的机制。市政府拟好题目，请各位学者预先做些准备，每周五下午，市长、相关问题主管副市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以及六七位特邀学者，共同座谈、研讨。座谈会通常请一位学者主讲，而后讨论，真正做到了学习国外思想库（think tank）的模式。研讨会不“养人”，也不“定人”。当时并没有现在的智库建设经费，上海市给学者们的“福利”就是在政府食堂里吃工作餐；而特邀参会学者的专业，应与要咨询的问题密切相关，比如关于WTO问题，市政府邀请了时任上海外贸学院院长、刚刚从国外回来的国际贸易专家周汉民教授。

我们国家古代就有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养士三千。这些士子就是为了给国君及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建议。到了现代，上海市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践中形成的政府与学者座谈、向学者请教的机制，我想正是“现代智库”的雏形。

近现代社会，知识爆炸性地发展、社会复杂度大大提高，国外首先出现了“思想库”（Think tank）的提法，以后渐渐地发展为一种专职的、商业化的模式，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某一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一个人的思想毕竟是有限的，应该集思广益，“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特别提出了思路要适度超前、科学决策，而科学决策又建立在科学咨询之上，这就是现代化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在我看来，智库之中的“智者”，应由两方面的人才组成。（1）知识较为丰富的人，即有咨询问题方面专门知识的学者。比如大学教授，他们写过这方面的专著，收集过很多资料。（2）实践较为丰富的人，即做过咨询问题方面工作实践的人员。比如美国驻外大使、国会议员，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在退休后到智库机构工作，因为有这方面的经验。两部分人结合起来就容易产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建议。所以智库并不是知识学得越多，就一定能做好，而是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因此，对于“旋转门”，我认为几次工作调动最大的收益是，接触了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为我增加了很多的知识，使我能够胜任之后的工作。包括我在国外做过访问学者以及外国公司管技术的CEO，这些为我后来从事管理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

目前高端智库建设中，怎样打通决策咨询和政策制定的通道，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建议其中要特别关注两个问题。（1）智库研究者实践经验与理论基础并重。二者结合才能提出接地气的建议，才能瞄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决策者才容易接受。（2）决策者有超前的新思维。就像习总书记所讲，应思路超前，科学咨询而后科学决策。领导者除了要宽容、谦虚、能够接受各方建议外，自己也要有适度超前的考虑，能够先期提出问题，而后请智库机构研究。当然也需要亡羊补牢，比如天津港危险品爆炸之后，可以研究管理上出了哪些问题，今后应该怎样处理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智库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才能够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与建议；而领导者或行政负责人又能够适度超前地提出问题，请智库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如此，则研究者与决策者、智库与政府才能够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

《院刊》： 您提到了智库研究者与政府决策者的结合，这种结合即使对于中科院与工程院这样的中央直属高端智库，也非常重要。您曾经担任工程院院长8年，工程院是中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战略研究，提供决策咨询。与工程院一样，中科院此次也被列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与其他高端智库相比，工程院与中科院在工程和科学方面的特色和优势明显，定位也更接近。在原有两院院士咨询制度下，以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以更大程度地发挥“两院”现代智库的作用？

徐匡迪： 工程院和中科院，都是国家高端智库的试点单位，而且两个单位分别为工程和科学方面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特色和优势比较明显，且依托两院院士咨询制度，两院将在建设高端智库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工程院的实践来讲，有以下几方面经验。

（1）必须瞄准国家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我开始担任工程院院长，正是中国的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候，也是矛盾非常尖锐的时候，农民进城打工，改善了生活，但是没有市民身份，享受不了城市社会保障（医疗、失业等保障），另外还面临分居两地、留守家庭、留守儿童等问题，社会矛盾非常大。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有误区，因为照搬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三角的模式，即政府卖地、外商出资建厂，进城务工农民作为工人。这些多为劳动密集型工厂在国外通常人力成本很高，但当时中国农民工的要求仅为100—150美元/月，相当于国外两三天的工资。农民工当时住集体宿舍式简易房，吃食堂，一年回一次老家，这种候鸟式的迁徙，被称之为“半城镇化”。不过农民工的生产方式变化了，从农业劳动变成工业劳动，也开始有市民的生活方式，比如工作之余可以看电影、下馆子等等，唯独没有市民的待遇。这也牵扯到一些社会问题，比如没有户口，当地政府就不能有效地管理农民工，工厂白天管生产，下班后却没有相应的部门来管理，“黄、赌、毒”在农民工聚居地较为泛滥，比如当时东莞的犯罪率就较高。

关于城市规模当时也有误区。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立国际大都市，这不合理，城市在当时当地的科技条件下，应该有其适合的规模。因为超过一定的客观条件后，城市的生活质量反而会下降，比如现在很多大城市面临的交通拥堵、通勤时间长等。

针对上述情况，工程院部署了“城镇化问题”的咨询项目。这正是瞄准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展开的院士咨询项目。

项目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当时调研了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中部的武汉、长江流域城市群，以及西部的西安、兰州。调研结果认为，中国城市的整个布局，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一个“瑷珲-腾冲线”，即从黑龙江的瑷珲，一直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线的东南面在自然条件方面比较适合人居。但是从国家整体利益而言，还需要民族地区均衡发展，需要在西部的边疆地区，有一定的城市，以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因而项目提出了“几个组团，几个中心”的做法。即“大中小城市结合发展，控制特大城市，要建设城市群”的发展思路，这些主张得到了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认可。

这些成功，正是针对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集中了全国顶级专家展开研究而达成的。

（2）智库研究人员要有卓越的专业能力、社会担当、科学担当

咨询报告、智库的作用是支撑领导的决策，但是也不一定仅有领导马上接受的才算成功的咨询结果，暂时未被接受的也不一定就是不成功的，因为可能是各种条件不成熟、多数人尚未认识到相关问题而导致的。

比如，1956年马寅初先生研究“新人口论”，做过全国调查后大吃一惊。解放之初是4.7亿，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年）为5.49亿多，而1956年再次统计已接近6亿。马先生是搞经济学的，他认为自然生态的承载情况，就好比草原，过牧就不行。草原上过牧，畜牧会将草根都吃完，就导致不能再生草的可能，所以草地也不是牛羊越多越好。马先生认为中国的人口承载量如果按欧美标准，应为8亿，超过8亿将导致粮食不够、淡水不够等问题。当然粮食问题后来我们都解决了，但人口基数大现在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而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决策者和全社会不仅不接受马先生的理论，而且还要批判他。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期，1970、1971年的时候，人口已经超过9亿了，当时周总理和毛主席都认为要控制人口了，所以计划生育在那个时候提出来，“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不要”，到80年代以后，人口已经快到12亿了，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二胎。那时候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就去拜访马寅初给他道歉，指出当初的批判是错误的。马寅初说用这个国家多生5亿人来证明我当初的论断是基本正确的，这是个悲剧！

人口政策这一历史，说明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和科学、社会担当。竺可桢先生说过“科学是只分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家追求的是是和非，追求的是真理，不讲对个人的好处，更不说做工作、咨询、研究是为了评奖、职称，科学家没有这种功利，不计利害，历史上国内外有很多科学家为真理而献身的例子，哥白尼因提出“日心说”而被教会处死就是其一。

在当代不会再有“处死”的事件发生，领导也都能听得下不同意见，但并不是每一项咨询的内容，领导都能够接受，也不是每一项咨询的内容都只有一个答案，就在智库内部也可能有激烈的争论，可能多数是有居中的方案。实际上，1962年在处理“古巴危机”时，兰德公司给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19种方案，从完全不理睬，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到与前苏联开战。最后肯尼迪采取了“第九方案”，空军发表强烈谈话，战斗机在运输前苏联导弹的轮船上空低飞，后来前苏联船返航，古巴危机解决。

因此，我认为要进一步发挥现代智库的作用，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要有准备多套解决方案的业务能力，而这是很重要的。比如网络发展以后将会给社会带来什么问题，智库的研究就很少，而且都讲好处，那网络的负面作用呢？是不是不仅有过去讲的“扫黄打非”“网络色情”，是不是还包括网络往往将一件似是而非的东西无限放大，影响社会稳定？

所以，应该进行科学咨询，特别是两院的院士，这一群体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是仅仅解读领导讲话，还要给出“证明”，而且不是仅仅证明如何正确、如何英明，还要提出可能有哪些负作用，可能带来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进一步发挥良性作用，如何规避风险与损失。这些也正是决策者最为关心的咨询项目。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礼仪文化，尊重上级，尊重领导，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有一些害怕领导、不敢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存在。但是既然要做智库，就应对智库报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承担责任，正如竺可桢所言“科学是只分是非，不计利害的”，老一辈科学家就是这样只讲是非，不计个人得失。

《院刊》： 除了院士群体，如何发挥中国科技界的整体力量使其在做好本身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外，积极为国建言献策？有何渠道，未来制度设计应该怎样？

徐匡迪： 这个问题非常好，院士群体作为智库对国家非常重要，但仍然需要整个科技界对国家发挥智库的作用。

在咨询工作之中，院士群体的优势往往是站在学科的制高点上，看问题比较远，有全球视野。但是院士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又往往不太了解国内“草根”的情况。两院应当在咨询过程中，注意到基层的“草根意见”，所以过去我负责的咨询课题组中，都要求至少包含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年轻人刚从学校出来，可能他们家里就在基层，这样对情况的了解就比较直接。

所以在咨询队伍里、智库里，除了两院院士及其主要助手之外，还应该有年轻的研究人员参与。年轻人对社会和现实比较灵敏，接触网络、接触全球的机会也比较多。同时，年轻科学家也应该积极参与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中、智库的决策支持中。现在除了国家的大的咨询项目外，各个咨询单位也有自选的课题，而这些自选的课题往往也是我们国家智库的重要方面，年轻人应当多参与。

《院刊》： 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发展战略，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创新的核心和引领，国家科技计划于2015年实行了改革，成立了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特邀委员会（简称“特咨委”），您作为委员会主任，能否介绍委员会的职能任务、一年来的工作进展，以及未来科技计划改革如何落实创新驱动发展，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参与到全社会的科技创新？

徐匡迪： 国家为了把创新驱动做好，为了把科技创新，特别是科研做好，提出了“第三方评估”，即除了项目评估、打分以外，还要有政策性、制度性的评估。国务院组织部际联席会议，现在又设立了特咨委为科研经费的部委间分配做特别咨询，特资委及其成员要声明“三个不”。

第一，自己不做课题，也不申请经费，不带研究生，也不准备带，是为“第三方”。第二，与项目申请人、申请单位没有利益关系。第三，不是行政部门负责人。因为行政工作人员，可能自己不申请，但他所在单位还有一支庞大队伍要申请。

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建议，直接报给主管科教的副总理刘延东，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部际联席会议因涉及到各部委的不同情况，最后可能造成科研经费分散，比如同样内容的项目，中科院有一块、高校有一块、科技部还掌握着一大块给各地科研机构、研究院所，教育部也拿一块等等。

部际联席会议上，部长们认为委员会的工作是公正客观的，是各个领域专家的见解，部长们都很虚心地听取，举一个简单的垃圾分类的例子。随着经济发展，近些年“垃圾围城”成为城市的一大问题，国家开始投入很多经费来解决这一问题。原来主要为填埋，最近又有焚烧。但经过委员会讨论，提出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不是科研问题。“北上广”这些大城市的垃圾分类由居民委员会负责，但后一步垃圾的转运通常外包给农民工，农民工开着大垃圾车清运，将小区里原来分类好的垃圾，一车拉走一次倒掉，原来的分类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垃圾焚烧，要防止二噁英，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分类焚烧，不同的材料，采用不同的燃烧条件和燃烧方法。但垃圾清运工并不关心下一步怎样燃烧。

奥运会期间，工程院还做过一个咨询课题“怎样保持塑料瓶回收的环保性和科学性”。我们应用了一位留德中国博士研发出的一套回收线，在奥运会各个场馆放置回收装置，由志愿者每天收回，当时每天约能回收6万多个。将这些塑料瓶进行粉碎、清洗、处理再重新变成装水的瓶子，如此循环，投资20天就能收回，而且盈利。但是等奥运会一结束，没有了志愿者塑料瓶源立刻捉襟见肘，这之后就不是科学问题了。

至于说如何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全社会的科技创新，我觉得现在科技创新最大的阻力不在于中国人没有创新，也不在于企业不想创新，而在于知识产权模糊不清。科学家拿着国家工资，使用国家设备、经费进行科研，成果出来后，作为集体成果报上去，评价、颁奖，这就结束了。为什么？我们知道企业推广要花很大力气，企业要承担风险，不能保证每个项目都能成功，科学家本人也有很大压力，最后很多选择了“我还是吃我的安稳饭吧”，这是体制上的问题。

再谈到企业参与创新的问题，我认为企业要尝试着进行颠覆式的创新。电动汽车为什么推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还推不出去，埃隆.马斯克认为，就是因为汽车工厂的工作人员都是学机械的，所以汽车一定要有内燃机，一定要有减速箱、传统齿轮这一套，而这一套是整车重量的60%。马斯克认为，这套可以全部不要，只放入电池，每个车轮加电机，靠激磁电流的大小来控制转速，非常简单，现在能跑180公里的按照真正电动这一套就能跑400—500公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创新必须是颠覆性的，就像当时IBM比较早地就知道个人计算机，但它不肯做，它认为要大型机，只要做终端就行。最后比尔.盖茨的微软就创出来个人电脑，风靡全球，IBM反而只能跟着做。更有甚者，曾经全球闻名的柯达胶卷，它做胶卷而且冲印，实际上柯达公司早就有了电子成像的数码技术，但是不想颠覆现有的价值链。结果后来柯达公司也破产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用数码相机，年轻人也无法想象当初彩色胶卷照36张就要换胶卷，还必须拿到连锁的柯达实体店冲印了才能看。所以说，创新往往就是颠覆式的。

企业要“转化”，就要有这样颠覆式的决心，有自我革命的气魄。芬兰的诺基亚手机，曾经一度占领全球手机市场，又薄、又轻、又小、又耐摔，功能还齐全。当苹果和三星提出做3G和4G、做智能手机的时候，诺基亚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认为没有人在路上又开汽车又看电视，没有人在火车、地铁里面还要上网，回家上网就行了，不用搞什么3G、4G，结果现在诺基亚垮了，公司被日本公司兼并了，品牌也没了。传统的改进技术、缩短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技术，企业会很积极地去用，但颠覆式的技术企业不容易接受。而重大的创新，能驱动发展的创新，通常要源于颠覆式的自我革命。因而，企业不仅要搞技术革新，还要尝试着做脱胎换骨的颠覆式创新。

《院刊》： 您曾经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顾问，还联合发起了“中国城市百人论坛”，这两家智库都属于民间智库的范畴，您认为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瓶颈和主要障碍在哪？未来真正的民间智库中是否也能涌现出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形成“思想市场”？

徐匡迪： 我认为智库是高端还是低端，不在于官方或者民间，那区别在哪儿呢？现在国家初步提出的这25个高端智库是着眼于解决我国当前发展中的很多实际问题，因为需要组织力量去研究，就比如中科院，有人研究自动化、智能生产，有人研究微重力。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是一种自由探索，不是讲当前城市的，而是看的稍微远一点。比如现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所有的CBD中心商业区都是玻璃大房子，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吗？外国人到中国就看不出这是中国的城市，因为全世界大都市都“长这样”。其实我们中国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北方的风格、南方的风格、少数民族的风格、游牧民族的风格，各有各的不同。

怎么样保护和发展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忆，甚至于提高到怎样记住乡愁，怎么保持住我们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我们主张不要做全盘西化之类的事。当然，先进的东西还是要学的，但是怎么样保持自我能比较好呢？比如说最近“城市百人论坛”与美国林肯研究中心合作，在北京大学做城市财政的相关研究。这一研究很敏感，所以只能是民间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参加。城市财政中国有中国特色，外国有外国的特点，像美国也是和中国差不多，我们是“分灶吃饭”，各省有各省的财政。美国是各个州，甚至于立法都不一样，法律都不一样，财政政策也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上班在曼哈顿，但是居住在新泽西，因为新泽西收的税率比纽约低，它也是一种引导，就是人不要过分向市中心集中。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国有的土地可以经过批准以后把使用权转让给企业或外国公司，房地产企业或者生产企业建立了工厂、楼宇，就给政府交税了，财政就来了。所以也有人说，中国的财政是土地财政，但是问题也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土地批出的年限，最多70年，现在很多都已经到了，外资来建的大宾馆香格里拉都马上要50年了，到期之后怎么办？诸如此类，便是要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居民的房地产税，在国外是一个城市的大收入，在我国为什么收不起来呢？我国居民住房产权证都有了，但第一批产权证是福利分房而来的，那时候一平方米才不到1000元，现在一平方米是五六万元，尤其在北京二环里边，那该按哪个价格收税呢？按后者收，居民说我根本没有那么多财产，政府说你一转让、一卖就五六万一平方米，有人说在转让或者卖的时候收增值税，有人说这怎么能算作一种“收益”而收增值税呢？诸如此类，问题多多。甚至于现在刚造好的房，居民把产权买下来，就开始考虑70年以后房子怎么办了。所以，这其中的很多问题民间智库可以做些探索，可以做些研究，可以提供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将不同的案例给决策部门参考，而官方的国家级、高端智库一般这些问题又很难研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是一个半民间的智库。由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退下来的专家和官员为主组成，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专门研究，做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办了《全球化》杂志，也非常好，也约我写过三四次稿。他们的研究能够较为灵敏、敏锐地反映资本外流的问题。中国公民到美国买房、中国企业到国外收购外国企业，开始在中国舆论界民众是欢呼的，认为民族地位提高了。过去只有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很少有中国企业去收购外国公司。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比较早地提出资本外流的问题，以及资本外流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仅是有法律、财产归属问题等等，资本外流到一定程度还会影响人民币的汇率。前车之鉴，日本日元的大贬值，除了和它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到20世纪90年代后接近于零左右）以外，最大的就是日本大量的公司和公民个人到海外买房置地，甚至有人说夏威夷有一半都被日本人买去了。

上述方面是民间智库的优势，民间智库可以提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确实能给决策者很好的咨询建议。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努力下，国家现在对资本外流也在采取措施，比如出国前以人民币换美元，规定一个人去旅游只能换多少，要申请到国外买房子最多花费多少等等问题，国家开始有一定的规范。举这个小例子，说明民间智库有其很好的优势。

但也有一些问题，只能由官方智库来研究。比如工程院和中科院合作，由工程院牵头的课题“中国制造2030”，研究到2030年中国的制造业应该什么样。中国现在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质量、品牌都不领先，尚未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力。另外，现在还碰到产能过剩、开工不足、利润下降等问题，该怎样调结构？这些问题民间去做，基本上没办法，因为需要调查统计全国的数据，另外要发动各行各业的制造业，造船的、造火车的、造汽车的、造飞机的，还要涉及军用、民用等等，要调用国家各个部门、各个机构的数据和参与。这就只有高端智库来做，而且只有中科院和工程院联合做。

所以我们讲高端智库，或者说体制内的官方智库，主要是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治国理政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民间智库则作为很好的拾遗补缺的角色，或者针对现在还比较小的问题，但随着国家不断发展会成为大问题的问题来研究，我想这两者互补所缺，相得益彰。

《院刊》： 您认为未来中国，能够形成思想市场吗？

徐匡迪： 我国现在的思想市场，有但是很小，很局限。李开复在中国开的创业工厂就是思想市场的实例，它指导怎么创业，因为他在国外搞风险投资很久，可以判断某个创业想法是否可行。举个国内企业的例子，比如在上海，出现了节能市场，有些公司没有硬件基础，仅有很少量的测试设备，但拥有强有力的技术人员，包括中青年骨干及大学退休的教授、工程师，公司为商业楼宇测定每年电耗分布情况，据此做出节电方案。方案包含为商业楼宇每年节电多少度，用什么方式来节电，并且不能影响上班，不影响工作，不影响舒适度，完全从减少浪费来节能。商业楼宇每年节能来的花费的2.5%付给节能方案公司。2.5%对于商业楼宇来说很小，但对于小的节能方案公司来说却很大，如此则市场就形成了。

国外这些公司很多，像著名的麦肯锡公司等等，他们是靠提供咨询来盈利的。公司从事“企业诊断”，即诊断企业运行上有什么问题、财务上有什么问题、市场开拓上有什么问题，最后形成一份报告，收费，比如5万美元。现在我国的很多大公司也找“诊断”，也有“诊断”公司出现，但现状尚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我国未来是否能形成思想市场？这要看未来到什么时间，是5年还是10年，我想到2030年以后这样的咨询公司应该会有很多了，会出现今天美国市场上盈利的智库公司。

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8):901-908。

【附：智库观点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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