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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曰：“巾，作动词用。柴车，破旧的车子。巾柴车，是说用巾覆盖柴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按：“柴车”，是以一般用来当柴烧的细散木条为材料制成的车辆，其特征在“简陋”，不在“破旧”。说“巾柴车”是“用巾覆盖柴车”，注释仅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有意义的解读。汉琴曲歌辞《陬操》曰：“巾车命驾，将适唐都。”三国魏曹丕诗曰：“巾车出邺宫，校猎东桥津。”郭遐叔《赠嵇康》诗曰：“言驾有日，巾车命仆。”唐储光羲《游茅山》诗五首其二曰：“巾车云路入，理棹瑶溪行。”权德舆《送郑秀才入京觐兄序》曰：“予亦漉旨酒，巾柴车，与一二友出送于野。”据以上诸例，可知“巾车”是说备车出行。又，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曰：“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南朝梁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其二十二《陶征君潜田居》曰：“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荷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唐陆龟蒙《奉酬袭美秋晚见题》诗二首其二曰：“何事乐渔樵，巾车或倚桡。”在以上诸例中，“巾车”不仅是备车出行，而且还可见出其出行是去劳作（耕耘、樵采）。考虑到丘为此诗所描写的对象是一位“隐者”，身份与陶渊明、陆龟蒙等一致，故所谓“巾柴车”的含义，或更接近于后者。要之，“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云云，是诗人的揣测之词：“西山隐者”不在家中，他如果不是到田里去干农活或到山里去砍柴，那么就该是到水边去钓鱼了吧？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曰：“霭……作滋润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页）按：“霭”的本义是名词云气、烟雾。宋孝武帝刘骏《离合诗》曰：“霏云起兮泛滥，雨霭昏而不消。”所谓“雨霭”，指阴雨而形成的雾气。诗人或将它用为动词，杜甫《雨》诗曰：“行云递崇高，飞雨霭而至。”是说飞雨如雾气涌来。张籍《送郑秀才归宁》诗曰：“离琴一奏罢，山雨霭余晖。”是说山雨形成的雾气遮掩了落日。韦应物此句则是说微雨如雾气笼罩着原野。注者解作“滋润”，实非。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曰：“是说能够会通自然之理，就可以分辨是非。”（同上，第15页）按：说者以“是非遣”为“分辨是非”，大误。《庄子·齐物论》曰：“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晋郭象《注》曰：“今以言无是非，则不知其与言有者类乎？不类乎？欲谓之类，则我以无为是，而彼以无为非，斯不类矣。然此虽是非不同，亦固未免于有是非也，则与彼类矣。故曰‘类与不类，又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也。然则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唐王勃《秋晚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曰：“是非双遣，自然天地之间；荣贱两忘，何必山林之下？”独孤及《郑县刘少府兄宅月夜登台宴集序》曰：“于是初筵而惠好修，中饮而意气接，既醉而是非遣。”崔逸《东海县郁林观东岩壁记》曰：“岂如志在魏阙，心游江海，两忘出处，双遣是非？”可知“是非遣”即“遣是非”，“遣”当训“打发走”，故作者每用来与“忘”对仗，二者的意思是差不多的。要之，此句是说：真正懂得了“理”，就会抛弃“是非”的观念。显然，其所谓“理”即庄子哲学。庄子认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世间不存在公是公非。是非之争既无法仲裁，故没有意义。只有彻底去除是非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消解是非之争。
王汝弼先生《白居易选集》注曰：“[所以二句]先圣王，指老子，老子被唐代皇帝托为始祖，故称先圣王。《老子》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又曰：‘不贵难得之货，使民心不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页）按：“先圣王”是中国古代文献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一般泛指上古圣明的君王，如《史记》卷四《周本纪》曰：“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至少，直到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我们还找不到一个例证，明确说老子也在“先圣王”之列，即便他“被唐代皇帝托为始祖”。王先生此说，实属“想当然耳”，缺乏学理依据。诚然，老子是不贵金玉宝货的。但这也不能成为他跻身“先圣王”的充足理由——因为这是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的共识，类似言论在诸子著述中所在多有。况且，老子等著名思想家的此类论述，是倡导之“言”；而白居易这两句诗，分明说的是“先圣王”的实践之“行”——由此亦可见出，诗人所说的“先圣王”，并不是指作为思想家、作为“言”者的老子。又，白居易此诗下文所谓“捐金复抵璧”，王先生已注出它语出晋葛洪《抱朴子·安贫》：“上智不贵难得之财，故唐虞（按：唐堯、虞舜）捐金而抵璧。”笔者略作补充：同样的意思，又见《抱朴子》外篇卷四《诘鲍》：“今闻唐尧之为君也，捐金于山；虞舜之禅也，捐璧于谷。”又，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慎终》载：“贞观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终俭约，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谏曰：……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反朴还淳。”从诗人对于这一语典的拈用，我们也可看出，他所说的“先圣王”，的确是指尧、舜之类上古圣君。
王汝弼先生《白居易选集》注曰：“下句言在是非颠倒的时代里，谁能有真是真非。案，此为作者愤慨语。”（同上，第134页）按：白居易的这两句诗，盖承上文“一酌发好容，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云云而来，是说自己喝酒喝醉了，一时间“物”“我”两忘，哪里还分得清什么是非。其意在于述说自己酣醉的状态，主旨并非愤世。王汝弼先生《白居易选集》注曰：“[人心二句]言世人贪财逐禄，有酒不饮；反为贫困（忧者）的饮者所讥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按：这里的“忧者”，无论从语言抑或语境的角度来分析，都不能解作“贫困的饮者”。笔者以为，“忧者”是指上文的“东家采桑妇”与“西家荷锄叟”，他们分别因连日阴雨，妨害蚕的吐丝、豆的结实而忧心忡忡。如果笔者的这一读解可以成立，那么，白居易这两句诗的意思应该是说：不同处境的人，心理状态也截然相反。我因连日阴雨，家酿新熟，畅饮酣醉而“乐”；定然会被因连日阴雨而遭受经济损失的“忧者”嗤责。在中国文学史上，白居易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政治诗人。但正如杜甫不可能绝对做到“每饭不忘君”一样，白居易也不可能做到“凡饮必忧民”。他毕竟还有封建官僚闲适优游、享受生活的另一面。因此，我们在读他的诗的时候，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莫以“全”概“偏”。即如此篇，诗人在全组诗的序言中称：“余退居渭上，杜门不出。时属多雨，无以自娱。会家酝新熟，雨中独饮，往往酣醉，终日不醒。懒放之心，弥觉自得，故得于此而有以忘于彼者。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辄自哂，然知我者亦无隐焉。”认真读一读诗人对这组诗写作缘起及具体语境的自我陈述，我们不难领会此诗的旨意。求之过甚，求之过深，则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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