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深处的黄永松：《汉声》是中国的一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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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门的时候，74岁的黄永松腰间依然束着一只黑色的小包，装着一只莱卡相机、一串钥匙、一支普通的水笔、一个手掌大的本子、一本护照、一点零钱、存折，还有两本只有四指大小的书，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一本是《唐诗三百首》。这两本小书是几年前黄永松从北京琉璃厂买来的，破损处被细心地贴了透明胶纸。

做了46年田野调查，这几乎是他的全部工具。他将这些物品披挂在身，时刻准备出门。从太原往北走，村落密集，太阳直射大地时，总有蹲在门口吃面的老乡。五月里槐花正开，运气好的话，能赶上一碗槐花面。浙江苍南县山多，黄永松在这里遇到的是一间即将消失的染坊。再往北走，楠溪江畔的村落里，濒临坍圮的老建筑也出现在黄永松的镜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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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声》总编辑黄永松

   供内服用的《汉声》  

《中国结》、《夹缬》、《古镇碛口》、《惠山泥人》都是黄永松和《汉声》的编辑「走」出来的。

《中国结》是国内最早整理编织结绳艺术，将之命名为中国结的出版书籍。《夹缬》则留住了中国最后一个夹缬印染作坊，将失传数百年的民间印染工艺完整地记录下来。耗时8年的《惠山泥人》，将几乎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从老匠人的手里传承下来。《黄河十四走》作者十四次走访黄河，搜集整理民间艺术，使之免遭人亡艺绝的境遇。《目击抗战五十年》收录两岸抗战时期的老照片，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角度……

2010年，英国BBC在世界各地拍摄「传承的英雄」纪录片，由《汉声》参与手工艺垂直整合与保护的「天工慈城」（浙江省宁波市）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一处。

《汉声》被归类为杂志，但无论出版形态，还是选题容量，都远远超过了一本杂志。

《山西面食》接近正方形，左上角打孔，方便读者做饭时挂在厨房。《戏出年画》、《惠山泥人》、《老月份广告牌》是大开本，《水八仙》又小一点。《汉声》的设计多次在国际和国内获奖，这本从台北成长起来的杂志，一次一次地制造惊喜。

接受采访时，黄永松刚从福建莆田调研回来，穿着白色的短袖汗衫，蓝布长裤略显宽大，越发显得他身形消瘦。说话时，他定定地看着你，一点微笑缀在嘴角。灰白的发际线向上走，毫无遮挡的眼睛格外有神。

自1987年第一次来大陆，黄永松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语气缓慢、用词客气，但台湾口音的软糯已几不可闻。

在南通采风，他席地而坐，对要在地上铺纸才坐下的年轻人摇头，「这个时节大地能量最大，坐地上，多幸福」，彼时正值芒种。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黄永松也将《汉声》的表达视作一味药，供国人内服。

在台北八德路的《汉声》编辑部，入口被设计为葫芦形状，意为「这里面究竟卖了什么药？」

   穿红衣的年轻人   

1971年夏天，27岁的黄永松遇到吴美云。吴美云的祖父吴铁城，追随孙中山先生，曾任上海市市长，1949年移居台湾后。留学归来的吴美云，厌倦了旗袍和社交，打算办报。

70年代的台湾，「戒严」的阴影仍在，文化的裂缝却已出现。《汉声》正是这裂缝透出来的光。初次见吴美云，黄永松晚到了两个小时，穿着橘红色上衣的年轻人顶着半长的头发，个子高高的，很帅。

黄永松和父亲

高中时，黄永松的国文老师有学者，还有诗人，他们在课堂上教夫子之道、唐诗宋词和现代诗，「常常和同学聊天，很有激情」，给了这一代年轻人自由的文化习气。

读国立艺专的时候，黄永松便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这个从桃园县龙潭来的乡下孩子成绩不错，却并不喜欢待在教室里学习。他常在校外交际，跟着哥哥姐姐办画展、拍电影。没事的时候，躺在校园的草地上，听火车驶近又远去。国立艺专的教官出了名的严格，黄永松的操行成绩常常濒临不及格。

国立艺专美术科毕业后，黄永松混迹在片场做美术指导。大学时，他任艺术指导参与过一部黑白长片和一些实验电影，口碑不错。一起拍电影的朋友将他介绍给吴美云时，他没有编过报纸、杂志。

「那个时候台湾百废待兴，年轻人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黄永松回忆说。

第一期的《汉声》还叫《Echo》，全英文版。除吴美云、黄永松外，姚孟嘉、奚淞也在第二期加入，四个人被称作「汉声四君子」。

《汉声》四君子，姚孟嘉、奚淞、黄永松、吴美云（从左到右）

第一期做完，《Echo》放弃了试图左右社会环境的主张，转而将目光投向乡村和民俗文化。

做杂志之初，吴美云便有向外国人介绍东方中国的愿望。《Echo》这味药不错。1972年，BBC通过这本杂志来到台湾，找到最地道的东方生活方式。在这部名为《The question of Balence》的纪录片中，吴美云、黄永松、姚孟嘉出镜，介绍八卦、土地公、传统礼俗和祭祀。

「大家都看不起台湾，看不起东方文化，只记得清代我们被列强欺负的历史。这些事实都不能忘记」，生于1944年的黄永松，距离屈辱的历史很近，最开始《汉声》这味药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文化自重。

1977年，乡土文化在台湾蔓延，移居岛内的外省人开始反思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Echo》也在这一年，开始出版中文版，「供内」服用，取名《汉声》，「大汉天声」的意思。

   纸上的纪录片   

做杂志之前，黄永松曾参与筹拍两部纪录片，一部拍京剧，一部拍老兵。

拍京剧时，导演让黄永松去戏校拍戏服和行头，他挂着相机就去了。拿回来导演说，不行，你得把戏服上的纹样和花朵特写拍下来。好，再回去拍。拍完还是不行，你得把头冠上的所有的头饰都解开，一件件单独拍下来，还要记下名称和用处。黄永松第一次知道，纪录片要这么拍。

另一部纪录片拍退伍老兵。汽车上，镜头里的主角静静地望着车窗，外面是「四川麻辣锅」、「山西面馆」、「真北平」。导演就这么一直拍，黄永松在一旁看，拍到最后黄永松才意识到，老兵在想家，从这些「家乡味」招牌里想家了。

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也影响了《汉声》的编辑风格，克制、严谨，像做学术研究一样，又感情丰富。「情理并重，精严俱足」，成为编辑们的家训，「在边做边学中成长」。

《中国米食》的封面是由不同国家的米粒构成的「米」字，这是编辑一颗一颗地拼起来的。《山西面食》的三册封面是用面粉撒出来的三个不同的「面」字。为了做水八仙专题，编辑们等着8种植物发芽、收获，足足忙了一年，还要再花上一年查漏补缺。《中国结》的编辑在三年内成为中国结的专家。

黄永松在山西做《山西面食》的采访

《汉声》关注文化传统，这是一个缓慢变化、遵从自然规律的领域。1987年，黄永松第一次回到大陆，这是中国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前夕。 迎面撞上中国经济奇迹的《汉声》，从未将目光离开乡村。福建土楼、黄土高原的剪纸、中国门神、女红、郎庄面花、杨柳青年画……都在《汉声》的视野里。

在山西的小村里拍面食「三条腿」，老奶奶在门外土灶的大锅里把黄土炒热，放入玉米、大豆、高粱炒熟，再到大槐树下的石碾子上碾碎，「哇，好香」。这种出自贫苦时代的果腹食物，在年轻一代已经失传。拍饸烙面时，老乡们把家里的工具都拿出来，大的小的，新的旧的，摆了一条街……

在被《汉声》发现之前，很多藏在乡村老人经验里的传统技艺，正在随着老人的离世而消亡。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将无数年轻人泵入城市。乡村老人慢慢衰弱，一同衰落的还有沉淀了几千年的乡村文化。

「文化已经是这样的，（我们找到）还钉在那里的老乡，把他的事迹写出来，让他感觉到被关注，给他们长精神。」

1996年3月，《汉声》副总编辑姚孟嘉因病去世；1999年，四君子之一的奚淞退休，隐居在新店溪畔读书画画。2016年5月，吴美云辞世。自此，八德路上的汉声四君子，只剩黄永松一人，仍挂着相机，「只因有梦未醒」。

   只做一件事   

「现在很多人很聪明，可以举一反三，我们要做的就是举三反一」，黄永松说，「与其花那么多精力拓展话题，不如抓住一个话题。」

四十六年，黄永松只做一件事：编《汉声》。

2007年在四川泸沽湖草海采访

最开始是在吴美云的公寓里，三个年轻人约稿、拍照、洗照片、采访、排版，包揽了全部工作。没有暗房，就晚上洗照片，放大照片时最怕公寓旁的铁轨上有火车经过。放大机一晃，照片就完了。

钱也让人犯愁。杂志出到第四期，全被印刷工厂锁了起来。前三期的印刷费没结清，工厂不干了，只能借钱。同龄的朋友都没什么钱，最后吴美云跟母亲借了十几万。

跟工厂的矛盾不止钱。下厂印刷时，当时还是《Echo》艺术总监的黄永松会住在厂里。为了找到纸张好、印刷效果又好的纸张，黄永松常叫上印刷工人去喝酒。最终，黄永松找到了一种从不会用作出版印刷的工业用纸。

《汉声》的认真，不止体现在印刷上。

出版拳术时，请师傅来编辑部教拳脚。编古琴时，又邀大师来讲古琴文化。《汉声》初期，黄永松和同事们常搬着板凳守在电话机旁，电话另一边是正在上课的专业老师。

做苏州《水八仙》时，要从一株芡实发芽，拍到开花结果，编辑只能追着季节跟植物一起生长，想快都快不了。正在进行中的松阳二十四节气，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整地记录这个江南村落的物候变化。

《惠山泥人》拍摄现场

最难的还是拍人，为了拍好《惠山泥人》，《汉声》追了8年，打光用的灯管换了一批又一批。匠人不乐意了，每个工序都要拍，捏得正起劲，忽然要停下来，「停一次两次还好，停三次他就不乐意了」，而惠山泥人的制作程式，足足有三千道工序。

为了让每个新的编辑都能快速适应《汉声》，《汉声》总结了自己的「考工法则」。

十六字法则图

这一套考据下来，一个专题往往要数年才能成熟。

慢和讲究成就了《汉声》的名声，却增加了经营的难度。

《汉声》内部采用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并行的方式，保证出版频率。长期项目如《惠山泥人》、《中国结》等，成熟周期取决于项目本身，多个并行，哪个成熟了就摘哪个。

除了民间文化内容的出版，《汉声》还做了儿童读物。由《汉声》出版的《中国童话》，几乎包揽了每个台湾孩子的睡前故事，直到现在还会再版。

出版之外，《汉声》还和地方政府合作，做非遗文化的传承项目。宁波的「天工慈城」便是其一。

如今《汉声》有近六十个人，大部分员工都在北京。书一本一本地出，依旧很慢。「网上什么都有，但都很浅」，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毛病完全和《汉声》相悖，黄永松不喜欢。

   你为什么不回老家？  

「今天社会进步太快，大家生活也很幸福，但是好像有点不愉快，因为我们食品有食品卫生的问题，环境有环境的问题，北京塞车，也有雾霾」，黄永松说。「传统风物」是《汉声》为快时代病开出的药方。

在一次公开演讲里，黄永松将自己演讲的题目定为「传统风物宜子孙」。

「（年轻人）统统往城市走，造成农村空心化，城市里（待着）也不舒服。你回家去，好好去认识你的家乡。」常在乡村工作，黄永松比书斋里的学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乡村的凋零。村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父辈的职业往往无人可传。在《汉声》已出版的书籍中，《中国结》的老奶奶已然去世，《惠山泥人》老街也将消失。

对黄永松来说，消失每天都在发生。

1989年8月在江西客家采访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黄永松问。

对于年轻人回到家乡的前途和命运，黄永松建议，「现在有手机、电脑，你在家乡就可以卖你的水八仙。你们家乡还有做家具、编竹子、烧陶器的，你为什么不能做？」

「你把爸爸的手艺传下来，这是最直接的，跟你脐带相连。你为什么把你的脐带接到别的地方去？别人的血跟你不一样。」

谈话的间隙，他叮嘱工作室的两位女编辑，要对这次采访做笔记，结束之后再整理为这一天的日记，他将之称为「学而时习之」。黄永松自己也在采访前，就备下一张白纸和一只笔，保持着田野调查的状态。

「你们人物很有意思」，他忽然对前来采访的媒体名称很感兴趣，「你知道人和物的关系吗？」他低头在白纸上写下：「人因物而安定，物因人而长久」，这是朋友分享给他的。

他会突然中断话题，说上一句「我考考你」。他对年轻人的期待，都在这「考考」当中。「考」过之后，黄永松总是难免失望。

「我们成长很快，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我忧心的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不肯溯本追源，不肯对自己的历史多了解，只知道现成的结果，短平快」。

「你知道你的堂号吗？」黄永松睁大眼睛看着来客，在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他摆摆手，「你回去，去问问你的堂号」。堂号是同宗家族衍派发展的标记，黄永松的堂号是「江夏黄」，意为迁入江夏的黄氏族人。

「你的历史就是你爸爸，你爸爸的历史就是你祖父，你不认识他们吗？别把历史推得很远。大的社会历史也是这么加起来的」，黄永松提高声调，一句一顿地说。

对于年轻人的「无知」，他表示也能理解，喃喃地说，「时代变化太快，新的都来不及学习」。

《汉声》创刊四十六年，当年二十七岁的明朗青年，已过古稀之年。他不常显露自己的愤怒，却在谈到松阳古村调研时说，「我们希望做一个中国古村落的范本，让古村落少受破坏。他们都想赶紧赚钱，发展旅游。」

黄永松也在衰老，吃饭时，好友细心地为他点了软软的清蒸狮子头。年轻人热闹地聊着时下最新鲜的互联网，他低头安静地吃了半个狮子头，偶尔讲话，说起多年前的煤气汽车。那是一种在车顶上拖着黑色氮袋的车子，黄永松年轻时在四川常见到。

在座的年轻人都很惊讶，纷纷拿出手机百度图片。黄永松轻轻地说，「你们都不了解自己的历史……」

最终，他建议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来作为文章的小标题，这是这位制药者对这一代年轻人的诊断。黄永松素来用语克制，这两句却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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