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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丨石凤桐:军垦农场,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石凤桐 新三届 2021-12-18


原题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作者:石凤桐


  人的一生,十六个月不能算很长。从毕业如作鸟兽散,到懵懵懂懂地回归,近五百个日日夜夜的北大荒军农生活,让我刻骨铭心,挥之不去。那低矮的土屋,那金黄的麦浪,那野花盛开的大草甸子……伴随着人性泯灭年代的酸甜苦辣故事,常常萦绕于心头。当我把这段难忘的往事讲给女儿们听的时候,每一次她们都睁大着惊疑的眼睛,以为那是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然而,这些事情确是我们那代人的亲历。

01
  
1968年岁末,经历了那场“文革风暴”,我们这些大学生,突然从“红色造反者”降为“臭老九”,绵羊似的被赶出校门。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最后一顿晚餐”,没有一声互祝珍重的道别,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全班三十二名同学的毕业照,就在前途难卜,情绪低迷之中,急匆匆告别了母校,忐忑不安地踏上人生的又一个旅程。

  1963年我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秋天的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两侧,一簇簇“万年红”正开得火红火红,面对迎风招展的“欢迎你,未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横幅,我激情满怀地步入大学校门,发誓刻苦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正赶上高校抓学习质量,大练基本功。课外时间,我们数学系学生几乎就是做作业、演习题,一本厚厚的苏联《基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差不多被翻烂了。

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全部考试,两门不及格降级,三门不及格勒令退学没商量。残酷的升降级制度,把我们紧紧地捆在板凳上,教室、餐厅、宿舍三点一线,是我们的全部活动空间。尽管课业负担重,却没有丝毫怨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为将来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大学的前三年,是充满激情与幻想的三年。然而,“文革风暴”突然袭来,卷走了我绚丽的梦。学校停了课,大学生居然成了闹“革命”的急先锋,被封为“红色造反者”,进驻到某些重要部门去“参政”,似乎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到了1968年7月,仿佛一夜之间,我们这些文革中的佼佼者,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必须对其进行“回炉再教育”。

  那时,毕业分配流行着一句顺口溜:“远是‘对儿’,近是‘赘儿’,不远不近是‘光棍儿’。”分配到学校教书,是当时已经结婚或正准备结婚的“对儿”们的最好选择。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然而,异性相爱的天性谁能禁锢得住呢?神不知鬼不觉中,我们班竟成了七八对儿。关键时候看出学生纯真善良的本性,班上的男女光棍儿,把有限的教师名额,让给了捷足先登的“对儿”们。我既没对象,也没家庭负担,于是,跟随“大部队”开往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02
  
三个月紧张的军事化集训之后,1969年4月,我们登上从师部通化开往龙镇的军车,向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北大荒进发。听说坐军车去,我们既新奇又兴奋。登车那天,是个傍晚,北归的大雁发出嘹唳的叫声,望着空中呈“人”字形的雁阵,我们自比志向高远的大雁,去经受磨炼与考验,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全排四十多人,像沙丁鱼似的被装进黑乎乎的闷罐车厢、拉上厚重的大铁门之时,我的心突然沉重起来,失落、惆怅、压抑一起袭上心头,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我的一生将归向何处?
  
军车毕竟跟普通客车不同,大家以为会一气到达目的地。其实不然,车走走停停,停起来又不知几时再开。军人行动属于军事秘密,谁也不能多问。问谁呢?连长排长们也不清楚。其实,我们一上车就被人戏弄了一把,车站得知闷罐车里装的是到北大荒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把军车跟零担货车编挂在一起,权当拉的是牛马羊了,你急人家不急。大家知道真相后无不唏嘘。第二天早上,连首长到车站“严正交涉”,才把闷罐车改挂到略快的列车上。
  
连、排长都是从正规部队选拔上来的。我们四排排长是个小伙子,同我们年龄相仿,副排长是一男一女,比我们小两岁,他们跟女生乘一节闷罐车厢。闷罐车里当然不会有厕所和暖气,好在事先都备了马桶和煤炉子。男女有别,撒尿成了大问题。初出茅庐的姑娘们,没见过世面,害羞,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褪裤子撒尿,这可怎么办呢?有个外号叫“小白”的白净姑娘,大概是贪了一杯水,眼看憋不住了,曲哧曲哧哭起来。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害羞也得尿!班长刘霞说:“来,大家围个圈……尿吧!”你脸红也好,白也罢,闷罐里黑,没人看见,几个女同学围拢起来让她蹲在桶上。人一急反倒尿不出来,不知谁说了句粗话:“这不是生孩子,别紧张!”人们扑哧一声笑了。
  
笑归笑,小白这么一操作,大家都觉得小肚子挺鼓胀,也纷纷到圈子内去方便——这道难题就这样解决了。后来呢,围圈人也逐渐变稀,渐至变成“不设防”,有尿自管撒去,习惯成自然,没人把撒尿当作大问题,倒是寒冷问题变得突出起来。

4月初,气候多变,天上不时飘起雪花。车越往北开越冷也越苍凉。我们虽然棉衣棉裤棉鞋的全副武装,还是冷得直跺脚。军车一停,我们就跳下车,拎着小桶去拾煤块。一位手持长把小铁锤的检车员告诉我们,看哪儿有煤就去装!我们一下醒过腔来,立即横穿一道道铁轨,到煤堆上去扒煤,昔日的斯文荡然无存,那疯狂劲儿同“扒手”毫无二致。一路上的煤都是这样“免费提供”的。

白天大家围在火炉旁烤烤火,说说笑笑,或轮流拉开放风的小铁窗,颠起脚张望一下外部世界,看一看飞速退去的草地、大树和偶或闪过的村落,时间过得倒还快。夜幕一降临就不好过了。我和小项把我俩的褥子全部铺在车厢地上,盖起两床大棉被,和衣睡在一个被窝里,还是冻得难以入睡。车轮轧在铁轨上,“咣当当,咣当当”,震得我的心也同步颤动,仿佛掉进了黑洞洞的大冰窖里,就觉得浑身发抖,又仿佛有无数的怪兽跟着车厢朝我追杀过来。我怕极了,大喊“救救我……”我惊醒过来,一看,排长和女同学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呢!他们也冻得不能成眠了。
  
哈尔滨是个大站,号称“东方莫斯科”。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该下车活动一下筋骨了。正赶上党的“九大”召开,有人大喊:“统一下车!跳忠字舞!”于是,哈尔滨车站站台上,一百多个年轻人,举着“红宝书”手舞足蹈起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种“忠字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军农战士训练有素,跳得整齐认真,引得不少旅客驻足看热闹。

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娘凑到我身边,小声问我:“你们……是不是劳犯?”这简直是对我军农战士的侮辱,劳犯怎么可以跳“忠字舞”?我压住心头怒气,反问她:“谁说的?”她指着人群说:“看你们穿的!”我打量一番我的队友:个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哪里像风华正茂、潇潇洒洒的大学生啊!竟与垂头丧气、心事重重的服刑者不差啥。当时人们以朴素为荣,穿旧的或打补丁的衣服,才能给人以“艰苦朴素”的印象。北大荒对这批大学生有一段俏皮嗑:“远看像劳改的,近看像烧炭的,问一问是来锻炼的。”

03
  
车终于到达龙镇,我们终于走出了闷罐车。
  
龙镇在哈尔滨北,距哈尔滨三百多公里,是一个边陲小镇,当时火车到这儿算走到了尽头。空中“人”字形的雁阵仍在北上,我们却要驻足在这里。从车站到师部农场,二十多里旱路“拉练”步行。
  
刚刚解冻的小河,流水潺潺,一望无际的原野,荒草连天。地里,已经有播种机在播麦,隆隆的响声,给春天的北大荒带来一派生机。我们的到来给农场带来了生气。“拉练”的路上,我们看见地里一麻袋一麻袋的大土豆,在料峭的春风中默默站立着。据说,这土豆是上年起出来的,没人来买,也运不出去,寒流突然袭来,被冻在地里,只好丢弃在那儿。“思想成果”早已收获,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

  北大荒,古时是犯人流戍之所。1950年代,大批转业军人来到这里,建了一些国营农场,后来不少劳教人员来改造。到了1960年代末,在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下,大批“知识青年”开进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一步开发这块美丽富饶的处女地。

  我们农场方圆几十里没有村落,不见普通百姓踪影,只有农场的军人,加上我们穿黄棉袄没有领章帽徽的大学生,还有拖拉机、康拜因、大汽车,没见过牛马等大牲口。这里交通和通讯相当落后,是一个封闭式的劳改农场。两栋旧马棚是男同学的营房。马棚坐南朝北,两扇木门洞开,一台解放牌大汽车可以畅通无阻。营房内两溜靠墙的大铺,便是八九十号男同胞的睡处,也是我们全连的“会议室”兼“俱乐部”,数不清的“大批判”会和“忠字舞”比赛,均在这里举行。

女同学的住处远没有这么敞亮:一溜低矮的土房,小小的窗框,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门窗七扭八歪,一律关不严实,土房里没炕,是铺着草的木板铺。连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地处边境,“珍宝岛事件”刚过不久,中苏关系紧张,原来住的“二劳改”内迁了,才倒出了房子,不然你们还没处住呢!

  农场四周平坦开阔,水资源丰富,浸着水的塔头甸子到处可见,甸子里栖息着野鸭,发出嘎嘎叫声。在塔头甸子里细心寻找,会发现一窝窝野鸭蛋,春天,我们在草甸捡野鸭蛋回来改善生活。这里无霜期短,以种植小麦、大豆为主,多年沿袭广种薄收旧习,作物产量不高。机器播种,机器收割,不需人工沉重的劳作。部队官兵主要是来锻炼,不在乎产量多少。一位部队干部告诉我们说,这个农场一年的收成连买汽车和各种农机的用油都不够。

  麦子须顶凌播种。春天冰雪还没全消融,大型播种机便开进广袤的大地。这里的黑土地抓一把能攥出油来,不用施肥,麦苗出土后,喷洒一遍灭草剂,就等着麦子黄熟开镰收割吧。种地用机器,我们插不上手。场里见来了这么多劳动力,那就搞基建吧,给农场建招待所。在一排排黑乎乎的泥屋群里,雄起一栋“现代化”的红砖房,这是农场的一件大事。

  大工匠是从当地雇的,我们主要当小工,运料、挑水、合灰、搬砖,全凭一双手,机械不用,连最简单的手推车、搅拌机也没有。运砖,用手搬,搬到瓦工身边,高处上不去,就一块一块往上扔,由一个站在跳板上的人接;和灰,把沙、石、水泥,先倒在一个大木槽子里,用灰耙扒匀,再倒进水搅拌。反正有的是廉价劳动力,越累越苦越能锻炼人嘛!繁重的体力劳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副班长是学英语的,平时说话喜欢用上几个英语单词,她打喷嚏像小鸡打喷嚏的动静,英语中的小鸡是“cock”,大家便送她了个绰号“扣儿克”,她听了也不生气,从此“扣儿克”在全连叫开。“扣儿克”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那年月,她父母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算劳动人民。她伯父是某大学教授,文革初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投湖自尽。这样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使“扣儿克”背上沉重的包袱。一向要求进步的她深知,比起出身好的人,自己必须付出几倍的代价。于是,她默默地干活,用苦干和实干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灵魂。有同学背后说她假积极,她不在乎。

搬砖,一般女同学顶多搬八块,“扣儿克”搬十块,双臂伸直,再由别人往上加两块,一直摞到下巴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右手背上长了个筋包,越长越大,竟长到乒乓球样大。“扣儿克”一声不吭。先是吃饭拿不住筷子,后来,连拳头都握不上了,手指稍一动就疼,晚上疼得直哼哼。我们劝她去医院,她说近处没有医院,等建完房再去,一拖好几个月。

不能搬砖了,“扣儿克”就挑水。挑水也是重活,水离工地远,挑一担水来回十多分钟,供不上的时候,得一溜小跑,通常由男同学干这活儿。“扣儿克”把活抢过来,跟男同学摽着劲儿干,男同学挑几趟她也挑几趟,肩膀压得又红又肿,照样挑,一挑就是一个月。

为了方便大家早晚洗洗涮涮,“扣儿克”包下了全排四十多人的用水。早上一起床,房前那个水泥槽子里就已经漾着满满的清水,那是她从一里地以外一趟一趟挑来的。为此,她得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家庭出身不怎么样,没办法,咬牙也得这么干。

  一天,正在工地干活,东南方向升起一团白烟,转眼白烟就变成红红的火苗,朝农场方向蹿过来。“着火了!”有人大喊。在北大荒,常有自燃性火灾发生。“火光就是命令!”救火是人人的自觉行动,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就往火场跑,我和“扣儿克”拿铁锹跑在前面。打火铁锹不好使,有人割了一些树枝分给大家,我们顾不得阵阵袭来的热浪,迎着火头用树枝猛抽,抽得火星蹿得老高,我俩被裹在烟火和灰烬之中。“快!你们俩快出来!”一个人高声朝我俩喊。迎着火头打火是大忌,弄不好会被大火吞噬。我突然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出火场。可是“扣儿克”仍往里冲……“扣儿克”的双手和脸烧伤了,被抬到医务所包扎。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同学们噙着眼泪,没人再说她假积极了。

04
  
转眼之间麦子打包了,出穗了,发黄了,风一吹,卷着金浪。

  7月中旬的一天,场长把学生连拉到麦田旁,看联合收割机表演收麦——这大约是场长唯一可向大学毕业生夸耀的。那台钢铁庞然大物“突突突”在麦地里行走,把麦棵“刷刷刷”割下,吞进肚里,麦粒“哗哗哗”吐到并排走的汽车车厢中,剩下的麦秸均匀地撒在地上。从前曾在电影中见过的机械化麦收情景,真真实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好激动。“机械化就是这样提高着生产力!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场长自豪地作着少有的经济学“宣讲”。

  然而,老天不睁眼,7月连阴,雨下个没完,小河平了槽,垄沟满了水。眼看着“麦浪滚滚闪金光”,联合收割机无法作业,一开进去就往下陷,场部决定,由人工抢收麦子,说这是对军农战士的新考验。于是,建房工作暂停,全场紧急动员,展开一场麦收大会战。

  天刚刚亮,起床号响了,高音喇叭喊话:“大家同志们!赶快起来收麦子!”那是场长沙哑的声音。场长是位步兵团长,四十多岁,文化不高,有一股军人的豪气,工作热情,对人和善,颇受大家尊敬。紧接场长的声音,是当时流行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女同学来不及梳洗,拿起镰刀和磨石冲出住房,跑步集合,以急行军的速度,直奔五六里以外的麦地。

  到北大荒三个多月,我们整天围绕工地转,没有时间去看外面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场部,就像飞出笼的小鸟,心情豁然开朗。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甸子上盛开着黄的、红的、紫的花,一片片、一丛丛争奇斗艳,微风吹过送来阵阵芳香,原来北大荒的盛夏竟这么美!我陶醉了。战友们也都被眼前景色感染着精神起来,迈着轻快的步子,唱着歌前进。

  收获是喜悦的,也是艰辛的。麦地一眼望不到头,一个人把六垄,中间两垄放麦铺子,煞下腰头也不抬往前割,不一会我就汗流浃背、腰酸背疼了。抬头看看前面,无有尽头。我割得又慢又不在行,会割的同学就过来边教边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没落到最后。怎么肚子咕咕叫?这时才记起,从早上5点起床,到现在三个小时滴水未进。8点左右,炊事班挑来了馒头和菜汤,全连一百多号人一哄而上,转眼之间吃食就被扫荡精光。我怕落在别人后头,来不及休息,用磨石蹭几下镰刀,又接着干起来。午饭还是在地里吃,吃完赶紧靠着麦垛歇息一会儿。

生平第一回见到种麦、出苗、拔节、秀穗、黄熟,第一次拿起镰刀割麦,很快地手上起了血泡,麦芒钻到脖子里,汗水一蛰,又疼又痒,难受极了。直到太阳快落山才收镰回营。这时候你看吧,分明是战场上一群败兵,有迈不动步的,有瘫在地上哼哼的,还有包扎伤口的,来时的精气神无影无踪。见到这种状态,连长也心疼,他知道必须让大家振奋起来,他很会鼓舞人心,大喊:“来,咱们唱个歌!”他先起个头,全连跟着唱起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嘹亮的歌声一响,大家立即精神起来,合着节拍的脚步也变得整齐有力了,仿佛劳累减了一半。

第二天一早,冒着小雨赶往麦地,连泥加水地干一整天,比前一天还累,干这活第二天最关键,大家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领导在总结会上说:“这叫真正的劳动锻炼,谁能坚持下来,谁就是好样的,谁的思想就爬了一个坡。”

  但场长不是来改造的,麦子割不下来会掉粒霉烂,让人心疼啊!于是号召大家想办法,提高收割效率。有人建议到内蒙古去买钐刀,说军农一连用大钐刀打马草,那大钐刀“蝎虎”着呢,一钐一大片,肯定会提高效率。火速派人到科尔沁草原,火速运回大钐刀。试割那天围观的人很多,连领导带领几位强壮的同学操刀表演。结果地不平,不是带出根来,就是弄得乱麻一团。表演失败,指导员的结论是,实践的过程是认识的过程,大钐刀是打马草的,不宜割麦,还得用小镰刀来收割。他无奈地说:“小镰刀更有利于军农锻炼!”

  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不少同学病倒了。班长刘霞是共产党员,正直、有主见,平时言语不多,关键时刻敢发表意见,敢顶撞连干部。她一向很好强,苦活干在头里,还得管理班里的生活,平时付出的比别人多。麦收时候,她抢活干,每天汗流得水洗一般。有细心的,发现她饭量在减少,喝一小碗粥,吃几口咸菜就离开饭堂。吃点东西就吐,又吐不出来。她脸色蜡黄,一天天消瘦,一次竟支持不住,一头栽在麦地里。送到哈尔滨医院,一查,刘霞得的是“无黄胆传染性肝炎”,不抓紧治疗,有生命危险。马上住院!她被留在了哈尔滨,直到1970年春天我们再次分配还没出院。

同班长一块去医院的还有“扣儿克”,她手上的“包”确诊为腱鞘炎,医生说是干活用力过猛而致,不能再耽搁了,必须手术。重新分配前夕,她在通化部队医院做了手术,术后,吃饭、穿衣、洗脸用一只手,系腰带得靠同学们帮忙。我们告别时,她右臂还吊着绷带,右手活动受限,不知后来恢复得怎样。

05
  
俄罗斯有句俗语,不速之客比鞑靼人更可恨。
  
一天,我们正在打场,通信员跑来说,连长叫小云到连部去一下。大家都很纳闷,有什么好事呢?是不是部队又需要什么人才了,要她提前结束军农锻炼?过了很长时间,小云才从连部回来,她满脸通红,一声不吱。我们关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双手捂脸,哭了,哭得很伤心。平时一向开朗乐观的她,今天是怎么啦?班长去连里一问才知道,小云的男朋友来了,在场部的机房后面等她。

  小云的男友小赵被学校开除了!小云跟他一刀两断了!怎么又来了?大家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小云长得小巧玲珑,说话嘎巴溜脆,能歌善舞,还自编自导过短小的节目,代表班里演出,受到同学们喜爱。她有个习惯,不爱喝粥,同学们赠她“干老鼠”雅号。她与小赵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又一块儿考上大学,在同一个系,很早就相爱,毕业前领了结婚证书,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临分配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小赵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几本书,被定为坏分子,受到开除学籍的严厉的处分,取消分配资格,立即遣送回家。五年多的大学生涯,就这样付之东流,多么残酷啊!小云欲哭无泪,申诉无门,在那个法制遭到践踏,冤假错案随处可见的年代,只能把冤屈压在心底。从此劳燕分飞,两人各奔东西。小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随着“再教育”的洪流来到北大荒。

  军农战士们除了用艰苦的劳动“洗刷资产阶级思想”,还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利用冬季,军农各连队实行“思想总结”运动,连里派人对每个人内查外调,自己呢,点灯熬油地写自传材料,查祖宗三代,讲文革中“无政府主义”表现,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东西抖搂出来,不得有一丝保留,然后“批倒批臭”。把自己说得越“黑”越好,否则就是“斗私批修”不彻底,就是对组织的不忠,就不能过关。

小云家庭出身好,本人文革也没什么问题,就把跟“坏分子”这段痛苦的恋情讲了出来,狠狠上纲上线,挖思想根源,自我批判,并信誓旦旦表示,同男友彻底决裂。就在这时候小赵大驾光临。小云这么掩面一哭,坏事了,说明她那些誓言是假的,并没有真正同“坏分子”彻底决裂,立场不坚定,欺骗党,欺骗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小赵来得怎么这么不是时候呢!

大家暗暗为小云捏了把汗,又情知帮不上忙。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呢!她能把他忘掉吗?从小培育起的情谊就这样一笔勾销啦?真实的感情是无法掩饰的。小赵一出现,她的防洪堤一下子就被自己的泪水冲垮了。连里态度很明确:“革命”和“坏分子”,你只能选择其一。

  因小赵是被开除的“坏学生”,连里不许他进入场部,我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去看他。见他单衣单裤,蓬头垢面,在初冬的瑟瑟北风中发抖。眼前的他,跟大学校园那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判若两人。他从家出来一周了,路费不足,忍饥挨饿,边走边打听,千里迢迢找到这里。他唯一目的就是看一眼心爱的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心满意足了。他的这点要求不算过分。然而,世事无情。

  连里又一次把小云找去,问她的选择。天平的一边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边是“夫妻感情如海深”,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利弊权衡,小云的选择是:不见。小赵在农场附近转悠了三天,没能见上小云一面,挥泪而去。

06
  
五个多月的苦干,一栋招待所——农场的“克里姆林宫”胜利竣工。红砖红瓦房,坐南朝北,筒子型,北面一溜长长的走廊,南面隔成十几个房间。照顾女士,特准搬新居,全排四十多女生,每班住一个大房间,又宽敞又明亮。住进自己辛勤汗水建造的房子,心里格外熨帖,大家还庆贺了一番。男士们羡慕得要命。哪想到乐极生悲,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0月末的北大荒,寒风凛冽,白雪铺地。刚刚建成的新房,暖气不好用,四壁和天棚结着厚厚的一层白霜,可谓屋外白皑皑,屋里白晶晶。最让人烦恼的是潮湿,被褥和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又没法晾晒,睡觉极不舒服。一个星期天,大家闲来无事,有人突发奇想——用炭火烘屋子,既解潮,又取暖,一举两得。于是姑娘们欢呼着找来铁炉子和焦炭——冬天北大荒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几度,汽车冻得发动不起来,全凭炭火烤,场部的焦炭一堆一堆的;铁炉子是从炊事班借的。焦炭点着了,红彤彤的,一会儿就把屋子烘得暖融融的。先是三四个同学围炉烤火,接着,有人拿出馒头,一切两半,放在炉子上烤。又有人抓来葵花子,也放炉子上烤着吃。

  我们的伙食一向比较单调。春天刚到北大荒时,很难吃上蔬菜,炊事班随场部的车隔几天买点肉和菜。在大地返浆的日子,汽车不能走,不知啥时就陷进泥浆里,得靠拖拉机运菜,有时三四天吃不上一顿新鲜菜。后来连里号召自力更生自己种菜吃,同学们纷纷写信,让家里寄菜籽儿,房前屋后种。各班都有“自留地”,连里也有菜园。除蔬菜外,种得最多的是向日葵。种向日葵不费事,撒上籽儿,小苗长一尺高,拔一遍大草,然后任草和苗一起长去吧。

秋天,每班都收了几麻袋葵花子。那年夏天和秋天的菜基本自给自足。到了冬天就惨了,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把黄豆泡一下,不等生出芽,今天“豆炒肉”,明天“肉炒豆”,吃得大家直反胃。至于主食,粗细粮搭配,细粮每人一份,粗粮敞开吃。在饭堂上,有时女同学光吃粗粮,拿回来馒头,闲来无事当零食吃。铁炉子上烤的馒头就是中午剩的。

  馒头和葵花子一经火烤,喷喷的香。禁不住诱惑,大家都凑了上来,边烤边吃,好不惬意。吃着吃着,我觉得心慌气短,浑身无力。正纳闷,一个同学也说心慌,站起来还没迈步就倒下了。一位有经验的同学说了一句“不好了,煤气中毒!”话音刚落,她也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们赶紧往外挣扎,哪里动得了呢?我觉得自己像一摊泥似的,手扶门框瘫软在地,一步也挪不动了。不知谁喊:“快打开门!”于是有人去开门,没爬到门口就不行了。我是给闻讯赶来的人架出去的,风一吹就有点力气了。那位最先倒地的同学本来身体就弱,被人抬出门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点歇斯底里的样子,我真担心她的精神是不是受了刺激。两位中毒较重的被送到医院抢救,又扎针又吃药,好几天才脱离危险。

  这次事件,遭到上级通报批评,各军垦连队都知道女生班煤气中毒,我们八连一时名声大噪,连长指导员做了深刻检讨,“四好连队”成了泡影。

07
  
军农锻炼期间,各连同学经常互通音信,交流信息,传播一些共同关心的小道消息。二月份,有消息说,我们军农锻炼即将结束,再次分配工作,大家喜不自持,后来又没信了。这时候,十二连同学来信,说小权死了,回家探亲,死于流弹。

  小权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是个孤儿。刚入学时,别人都是新被褥,唯独他,一条被子又小又薄,外加一张狍子皮,没有褥子,衣服又旧又不合体,相当寒酸。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见人不敢说话,一说话脸就红,还带点口吃。同学们没有歧视他,都特别关心他,把他看成小弟弟,他也把我们看成大哥哥大姐姐。他一岁那年,日本鬼子投降,731部队遗下用于细菌战的病菌,使他的家乡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鼠疫,全县死亡过半,有的村子人都死得没人掩埋。他的父母也没幸免。他是吃姐姐的奶水长大的。姐姐家也很艰难,孩子没有一个能上大学的。

小权聪明好学,学习成绩总是第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靠政府救济。上大学后,每到假期就找活干,赚点钱自己一分也不留,如数交给姐姐。一年暑假,他给养蜂人帮工,开学时,带来好大一罐蜂蜜,拿到食堂餐桌上,让同学们馒头蘸蜂蜜,大快朵颐了一顿。剩下的蜜送给身体弱的同学。在师大上学,吃饭不花钱,他又享受一等助学金,每到换季,学校还另拨专款给特困生。

有一年,他用这笔不多的补助款,买了六尺黑布和一斤棉花,拿到女生宿舍,求我们帮他做条棉裤。我们班女生中,只有小姜做过棉衣,在小姜的指导下,四五个同学,絮的絮,缝的缝绗的绗,白天没做完,晚上寝室熄灯后,借助走廊微弱的灯光继续缝,直到半夜总算大功告成。第二天,小权试穿新棉裤时,激动得哭了,他给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至今我还记得那难忘的一幕……

大学以后,赶上我国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低谷,经济全面恢复,学校的条件也好转,使得小权的生活、学习有了基本保障。他很满足,性格变得开朗了,人也渐渐地胖起来,还长高了几公分,从一个瘦弱干瘪的男孩,成长为一个健壮英俊的小伙子。他很上进,入了团(当年我们班没有党员,入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被选为体育委员、民兵排长,到了军农还当上了班长就在邻近十二连,怎么好模好样地中了流弹呢?

  后来得知,小权死在了他的家乡,是以探望病危姐姐的名义,向连里请的假,实际上是办理婚姻大事,同相爱多年的女友结婚。女友是化学系的,比他低一年,也是他的同乡。结婚第三天,伴新娘子回门,一颗流弹击中头部,不幸身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小权冲破禁锢,喜结良缘,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淹没。我有时会想起小权,他太年轻太可惜了!刚刚学成步入社会,本应成就一番事业,却半路夭折。这是谁之过呢?这笔账该记在谁的头上呢?谁也不会对一个年轻军农战士的死负责。

所幸的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还活着,并且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的孩子已大学毕业走上了社会,算是幸运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回炉改造”,没有太多的坎坷,可是,他们身上总像缺了点啥,又像多了点啥。缺啥呢?缺少我们的坚韧意志和吃苦精神;多啥呢?多了点娇弱之情和奢华之气。

  因此,我对那段生活并不后悔,有失必有得,我觉得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些。

2000年6月27日



  (本文摘自观沧海编《苦乐年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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