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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郝寒冰：武装基干民兵修水渠追忆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砂工、车工、教师、编辑，政府机关退休公务员。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曾任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部门客座教授。
原题
水工连
我自1970年秋进工厂当学徒，三年后满师。出徒后我细细算了一下，这三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并不是在工厂度过的，而是在干着一些与工人、工厂、工业完全无关的活计：去农村帮助农民种麦子割水稻、进贺兰山协助解放军挖战备电缆沟、到外县参加战备野营拉练、被派到城市民兵指挥部搞治安联防、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办学习班集中管理女流氓······
有人可能会问：你明明是工人，为什么会要干这些与本职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那你听我解释：就因为我有一个特殊身份：民兵！在哪个动荡的年代，因为要和美帝苏修对着干，全民皆兵，尤其是重型工矿企业的棒小伙子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民兵，而且是基干民兵，不仅仅是基干民兵，而且是“武装基干民兵”，换言之，配发枪支弹药——当然大多是老掉牙的货！
曾经有人说：文革时期，有两个“筐”什么都装，而且永远装不满——第一个筐叫“民兵”，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没有大的毛病，统统都被装了进去；第二个“筐”叫“坏分子”，尽管你不是什么地主、富农、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当权者只要看你不顺眼，也可以随时随地把你装入这个“筐”中。无论是哪个筐，都是廉价劳动力。这话看似有点混淆是非，但也有他的道理。
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下，任何时候，市民兵指挥部都有权力以“攻坚克难、完成政治任务”为由，调动各单位的“武装基干民兵”去做一些中心工作。我所在的拖拉机厂是当时银川市数一数二的大厂，永远都在劫难逃，所以具体到我的头上，三年学徒有一年多时间不在工厂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者（前左一）和师兄弟
今天我要说的这段故事，就是半个多世纪前我以工人民兵身份参加整修一条水渠的经历——
宁夏号称地处西部边远地区，实际上位于我国版图中央，大体呈枣核型状，自古以来就有“宁夏川，两头尖，东临黄河西靠贺兰山”之说。虽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特点突出：以中部的中卫市为界，南部为山区，回族人口居多，以种植粗粮为主。北部则为川区，汉族人口为多，以种植水稻为主。总体来说，黄河在此变的温顺，不断分岔，形成水网，造福百姓，因此这里又被称作“塞上江南”。
然而再美好的地方也有瑕疵——首府银川别称“凤凰古城”，但在上世纪70年代，只不过是个美好的传说而已。那时在贺兰山下有一条又破又烂的沟渠——黄河分支唐来渠的分支——西干渠，七八米宽，卷曲蜿蜒200华里。流经银川城西的这二三十里，两岸渠坝因常年受到水浪冲击，河床根基严重损害，土质松软，不断塌陷流失，河床宽窄不一，沟底凸凹不均，个别地段的水平面竟高出地面，逮住空子就肆虐祸害民众：要么夏天决堤，把草场连人带羊一起卷走；要么秋天汇集山洪，淹没丰收在望的庄稼，民众苦不堪言，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治理。
1971年春，当时的银川市革命委员会终于下定决心举全市之力整治西干渠，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力”从何来？当然还是传统的老办法：抽调全市“民兵”大打一场人民战争，还特别强调“生产战备两不误，全副武装进工地”。任务分解到各个单位，群策群力，限期一个月，“5·1”前完工，谁也别想偷奸耍滑！
各部门因人而异，分配的任务和参战人员不一，有的小单位一共才几十号人，抽不出多少人马，分配的任务也就三、五十米长。拖拉机厂是大咖，分到任务是抽调200个民兵，整修500米长的一段大堤。
厂里实际很不情愿，但也不敢公开抗拒，于是就采取“鬼耍水”的办法，把所有的学徒工、临时工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家伙凑了200来号人，组建了“拖拉机厂水利工程突击连”，简称“水工连”，由一名转业军官担任连长，派往这个战场。
这位连长有一个非常古怪的姓氏“忍”，名船舷，湖北大汉，脸像锅底牙似金，原来是某部汽车连指导员，1949年参军伊始就开美国道奇车，驾驶技术十分过硬，转业到拖拉机厂后拟任人事科长，谁知这位仁兄死活不干，坚持不坐办公室，而且一定要当司机，否则就请将他的档案退回“军转办”。厂领导反复劝说无效后依了他，但同样也提出一个条件：先当连长，修完西干渠后再去开车，老忍满口答应：成交！
厂里又从设在黄河边上的农场抽调来了30多辆毛驴车（当然不包括驴），从库房取出铁锹洋镐筛子等，锻热焊车间加班赶制了瓦刀、刮铲和錾子（这都是小菜一碟）什么的，作为修渠工具。万事俱备，只待出发。
我那阵子还不满17岁，身高只有1米60，人微言轻，不受待见，好事没我，烂杆事却样样拉不下。刚刚才从农场参加春小麦播种回厂没几天，正在学习翻砂技术，而且还有点入迷之际，又被选中去西干渠工地，真是不愿意地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3月底的一个下午，我们自带行李和枪支以及5发子弹，趋车来到此次劳动驻扎地---建设中的自治区柴油机厂。
为什么要住在柴油机厂？修西干渠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玩的是人海战术，吃饭可以自己解决，但住宿是没有办法的，只能由上面统一协调解决。最后，银川市“整治西干渠工程指挥部”（西指）决定选择正在筹建中的另一家大型国企柴油机厂作为重工系统参战人员临时驻地，一是此处距离西干渠工地约3公里左右，步行半小时就能走到；二是这个厂有大量正在建设中的职工宿舍还没有最后完工，先挪做它用，满足我们住宿的需求。
达到柴油机厂后，以班为单位分配住房间。条件要比在农场差得多：农场起码还有门窗完善的房屋，而这里的房屋没门没窗，地下还坑坑洼洼，我们从外面的荒地上揪来无数已经枯萎的“辣辣樱”、“臭蒿蒿”等野草，铺在地上，算是加厚“褥子”，然后摊开铺盖。又寻了些水泥袋子吊在门窗上遮挡风雨。枪和人一起进被窝，好呆睡下了，谁知半夜冷风吹进来又被冻醒，如此几番折腾一夜也就过去了。天亮后，爬起来发现个个都是灰头土脸，只能一声苦笑而已！
作者的师姐妹
次晨吃罢早点，大家肩扛钢枪、手握铁锹、推着小车朝工地出发。走了好长一段路，终于到达工地。站在渠坝上一看，到处是人，浩浩荡荡，无边无际，乱七八糟，如果从天上往下看，整整十几公里长的战线上黑压压一片，活像是东非塞伦盖蒂草原上大迁徙的角马群。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沿途许多生产队社员看到我等大部队人马来了之后，非但没有流露出丝毫欢迎和感恩的表情，反到一个个哭丧着脸，好像是当年鬼子进村了一样——不过很快就知晓了这其中的奥妙，暂且按下不表。
这时就有人发牢骚：“我们来了，老庄户省心又省力，他们怪好的！”还有人开骂：“靠他娘，修渠是水利局的事，怎么修我们又不懂，今天才算是倒了八辈子邪霉！”这时忍连长就说大家都别慌，修渠实际上并不复杂，无非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固两边堤岸，把宽窄不一的河床统一宽度，把高低不平的底部铲平，沿河床斜坡铺上水泥板而已。“西指”给每个参战单位都派来一名技术员，怎么干自然由他把关，我们不用去想。
有技术力量作支撑，大家的心也就放下了，纷纷表态说：“鸭子过去鹅过去，孙子过去爷过去！”于是就把枪刺拼成三脚架形状，开始干活。忍连长哈哈大笑，嘴咧的像个破瓢，满嘴的玉米籽籽一览无遗。
真正的困难是要从两岸的荒滩上取土，全凭人力一车又一车地往渠坝上拉，这个工程量将是巨大无比的！一边500米长度X3米的宽度，两岸就得翻一番，需要多少立方土?我们根本不会计算，但知道一定是海量。那个年代既没有挖掘机，也没有打夯机，全凭人力,磨随驴转，反正把土拉上去技术员让往哪卸就往哪卸。
然而取土却是一个异常艰巨的问题：东侧是生产队的土地，经常遭水灾也罢，但总归是良田，农民贼得跟个啥似地，派人盯着，根本不让挖，说辞一套一套的：整修西干渠本身就是为了落实“农业学大寨”，挖田里的土就是破坏学大寨，一个牛二模样的壮汉使劲拍打着肚皮说：“要土不给，要命也不给，要屌有一尾！”
原来如此一一敢情春耕已经开始，农民都有本位主义思想，是怕从自家生产队的田里取土，坏了个己的好事，影响收成，这就是初见面时他们个个哭丧着脸的秘密所在（现在回想，倒也可以理解）。
那怎么办？只能按正常渠道把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反映到“西指”，大半天时间过去了，也协调不下来，于是就耍滑头，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中有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教导，让各单位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人被逼急了，日鬼弯三的馊点子就出来了，说了不少，但都是指屁吹灯，根本靠不住。最后忍连长一锤定音：“砂锅煮驴球——只能顾一头”！先挖渠西侧的土，这边靠着贺兰山，当时也没有开发，半土半石，想挖多少就挖多少，只要你有力气就行。说干就干，拖拉机厂是参战的龙头老大，各单位纷纷效仿。
连长指定每辆小拉车配4个小伙子，其中一人是伍长，全权负责指挥拉土。我这个伍的伍长是一个外号叫“猴双喜”的师兄。所有的人都耍贼逼，只愿意装土而不想驾辕拉车，一则嫌累，二来怕落下“老驴”的外号。“猴双喜”是个老油子，有他的烂杆主意：风水轮流转，一人一天驴！并且头一天主动当驴，其他人的嘴也就窝住了。
勘探现场
不过挖土看似简单，实则很有学问：这里看似疙疙瘩瘩，却处处潜伏着陷阱——春天地下返潮，白花花的盐碱滩仿佛很是坚硬，实则软的象一团发面，脚踩上去，鞋帮子上立即沾满了稀泥糊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踩上了黄稀屎。
小车装满了土，陷进泥里，胶皮轱轳在泥里乱转，就是走不动，这可咋办？逼的我们用手搬车轱轳上的幅条，一点一点地逼它行走。一天怎么也的拉上百十车，把人挣得眼仁子乱翻几乎脱肛。晚上再看，两只手掌上尽是道道血痕！
土卸下来后，还得风干后用筛子过滤一遍，把石子清理出去，将粘土留下，这些活都交给了女人干，也就是我那些师姐妹们，看似比装土拉车轻松，实际上也是个苦差事，而且还脏。贺兰山下永远都在刮风，时大时小，搞的这些丫头满头满脸都是灰尘，人人裹着纱巾还戴着帽子，猛一看根本分不清楚男女。
但这还不是最头痛的，在渠西挖土咋都好说，只要把一车车的土拉上走两步就地卸下便行了，难就难在东边的土怎么解决？这里原本就没有桥，西边的土运不过来，东边老庄户又不让挖他们田里的土，怎生是好？
就有一个小单位自以为发明了个好办法：在自己的工作面上搭简易桥，把西边的土运过来倒到东边，又贴辣子又贴油地忙乎了一整天，大功告成，看似挺牢实的，谁知两车土压过去桥就塌了，十几个靓仔美女掉到干涸的渠里跌得鼻青脸肿，让旁观者当场受惊！
于是各参战单位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从自己的“秘密基地”搞土，汽车拖拉机马车自行车甚至背斗、筐子、簸箕齐上阵，加班加点往来运土。相邻单位的熟人见了面相互刺探对方土的来源，都摇头摆手不言喘，一时间整个工地充满了诡异的气氛，好像密谋搞政变似的！
而此时，作为大型国企的拖拉机厂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厂里专门抽出3台解放牌大卡车从十几公里外的西湖农场荒废的农田里拉土，上下午各拉两趟不说，忍连长磕睡遇到了枕头上，亲自开车上阵，戴着墨镜，穿着风衣，吹着口哨，耀武扬威，牛逼坏了，把下行段仪表厂的人看傻了，说这家伙“又阴险又毒辣，哪像个好人？”
做饭的任务还是落在农场那批“帮厨哥”的肩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经验。早晚两餐在住地吃，惟独中午不能回去，由炊事员把饭装在大簸箕里蒙上帆布用脚踏三轮车送到工地吃。只是饭菜质量更差，80%的粗粮，高粱米加玉米面发糕，顿顿白菜烩土豆，但大家能吃饱就行了，别无他求。
那时城镇居民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1斤面包”（谁晓得是什么意思），一共28斤，吃不上肉，缺油水，各家各户的粮食基本都紧巴巴的。但工厂的工人按工种不同享受一定标准的粮票补助，我是翻砂工，每月补6斤粮票，可以吃到35斤，在家里掺和着吃问题不大，但出来修渠自己单吃立马就捉襟见肘了，2两一个的黑面馒头一顿能吃6个！
上级考虑到修西干渠的劳动强度之大，特别批准给全体参战民兵每人每天补助2两粮、也就是一个馒头，但就这也让人知足了——那阵整个国家穷，既要备战备荒，还要支援世界革命，也不容易！一个月下来，我吃超了15斤，先赖在账上，连扣了3个月的工种粮票才把窟窿补上。
偶尔给每人发一个熟鸡蛋就是改善了生活，大家激动地不得了，因为太珍贵了，都把鸡蛋叫作“狗蛋”，一口吃进嘴里细嚼慢咽，享受的就是那个过程！吃完午饭，就地卧到在土丘上，休息一会儿。每逢此时，大批的蚊虫就飞来捣乱，搅和的人坐卧不宁。
最可恶的是有一种叫做“牛氓叮”的东西，和苍蝇差不多大小，但咬的人生疼！某次未来的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长在野地里方便，恰被一只“牛氓叮”抓住时机，在屁股蛋子上咬了一口，带了毒气，迅速发酵，又红又肿，晚上只能爬着睡觉，早上醒来自嘲地说：“老二”都压劈了！
既然午休不成，那就得找点事干，打发无聊。东瞅西看的，一不留神发现有个什么东西在乱窜，赶紧去追，却发现钻进洞里，于是就挖，三下五除二，挖出一只小动物：比普通老鼠大那么一尼尼，却没有尾巴，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分析了半天不得要领，最后认为他是老鼠的“弟弟”，一致决定给它命名为“日楚（鼠）”。
那时也不知道怕传染疾病，兴奋地把它放在手心里把玩，两只手不停的上下移动，“日楚”不停地往上爬，永远有走不完的路，你的手翻动的越快，它爬行的频率也就越高，最后竟被活活累死！
不过这不要紧，这玩意儿要多少有多少，一抓一把，根本不愁断货，死了就扔，扔了再抓，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以至有那么一段时间，沙丘周围到处都是“日楚”的尸体，一场大雨之后，臭气哄天·····
有天吃完中饭闲得无聊乱涮，一不留神发现附近生产队的驴圈旁围了一堆人，原来是给牲口配种，年轻人啥都好奇，再加上从来没见过，就挤上前去，看了个新鲜——
先是配骡子，过程相对简单，老叫驴厚颜无耻，没有丝毫伪装，单刀直入，知足而不知羞，母马也全无矜持，配合默契，一会儿工夫大功告成。之后是配牛，问题就复杂了些，种公牛过于含蓄，球迷兮兮的，咋都不起性，最后有始无终，把配种员急得抓耳挠腮、顿足捶胸，大有恨不得就地猴上去亲自替它完成任务的架式！
这番场景把我们都看呆了，个个面红耳赤、裤裆斜顶，不知道说啥是好，半晌不知道谁说了句“到点了”，大家才缓过神来装的啥事没有，往回走。路上统一口径：谁他妈的把这事说出去小心点！
第二天中午哥几个不约而同的旧地重游，企图再次一饱眼福，不料配种员见面就骂：“你们这帮子哈怂是不是摸着稀屎不烫牙了？种公牛本来就胆小，又让你们惊着了，昨天‘羔’没‘打’上，队长扣了我的工分，今天快给我滚球的远远地！”把我们臊得拔腿就跑，阴谋彻底破产了！
晚上回到住地，没有事情干，就讲故事，现编现卖，骗烟抽。那时我们已经学会了抽烟，在家不敢抽，到这就无所谓了，但因为缺钱，好的抽不起，都是二毛钱一盒的“战斗”牌，质量拙劣，烟雾缭绕，越抽越上火，看谁都不顺眼，动不动就一对一、二对二地干起来了，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派！
唯一的乐趣就是打扑克，什么争上游、吹牛、憋七、还有砍牛腿，之后大家发现一副牌没意思，把两副牌掺在一起打百分不仅搞笑，而且很有学问：先亮一个2作主，别人还可以反，再加一个2就焊死了，这叫“吃颗保胎丸”；JJK或者JKK一起出，叫“偏三轮”；一对小3甩出可以难倒了大小鬼，这叫“人小家伙大，越小越可怕！”玩到最后突然甩出一手牌叫作“临死前的一泡屎”，臭不死你憋死你，齁得对手干喘没一点治！
直到现在我都怀疑这种目前已被全国人民广泛喜爱的“打双抠”（别名又叫“拖拉机”），是否就是从我们手里发明的？因为当初我们在玩的过程中先是无意、后来就是有意把“77、88、99”或者“KK、QQ、JJ”组合到一起,大喊一声：“一挂拖拉机，来——嘹，突突突突！”很有可能就是由此而命名并且流传开来的：我们不就是拖拉机厂吗？当然，这只是猜想。
说到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连长忍船舷——或许也正是因为他放着干部不当而宁可当工人，所以他很淡定，放得开，没什么架子，随随便便，嘻嘻哈哈，与学徒工处的也好，经常参与打扑克，而且偷牌是一把好手，尻子底下、膝盖弯处都藏着好牌，被我们抓住了好几回。
这人也能谝，爱讲故事，把人忽悠得一楞一楞的。先说自己是屈原的第87代后裔，先祖为了避祸，所以改姓为“忍”。又说他在朝鲜和黄继光是战友，一起打过仗，三说两不说地又绕到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身上，说上面原本派他到朝鲜慰问志愿军，仗着英俊潇洒，居然把金日成的美女秘书给嫖了。案发后美女被枪毙，著名演员交中方处理。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是有名的驴脾气（当时彭老总还未平反可以随便骂），二话不说上去“啪”“啪”就是两个鼻斗（耳光），然后将其扒光吊在房樑上，水沾麻绳伺候，打得他发出杀猪般地嚎叫声！最后问他要大头还是要小头？回答是“要大头”。老彭一挥手：“左右，与我拿下！”军法处的人当即掏出瑞士军刀将其就地阉割，血流如注，惨不忍睹，啧、啧、啧······边说边比划，好像他就在现场亲眼看见似的。
不会吧？有人质疑，还有人反驳：你不是驾驶员么？咋一会儿战斗班，一会儿司令部？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把脑袋一拧：“有道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故事故事，只能听不能问嘛！”说完给每个人散了一根三毛多钱一盒的“恒大”牌纸烟转身就走。“猴双喜”笑骂道：“什么‘人串线（忍船舷）’？分明是‘鸡沟子串线——扯鸡巴扯蛋’！”
但是他也有“歪”的一面，谁要是偷奸耍滑被他逮着了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某日“猴双喜”嫌伙食不好，把半碗玉米糊糊和白菜帮子当众泼了，被连长发现，说了几句。“猴双喜”怀恨在心，就串联了五六个人装病不出工。我们前脚上工走了，他们后脚就打牌。正玩的好，被连长杀了个回马枪，一口老痰啐在“猴双喜”的脸上，并勒令老伙夫不许给他们吃中饭、晚饭，好生睡觉养病！结果把哥几个饿惨了，第二天乖乖地缴械投降了。
有一天在西侧挖土方，正逢轮到我当老驴，几个坏怂趁机把土装得满满的，大喊一嗓子“逮蚯”，把我累的吴牛喘月瘫倒在地，其他人不但不扶我起来，反到趁机就地坐下抽烟谝闲椽，明显影响了本组的工作进度，偏偏就被连长发现了，走过来问怎么回事。那几个坏家伙反咬一口说我耍死狗，把连长气坏了，不问青红皂白把我训了一顿。
我辫解说“腿软的实在站不起来了”，他却说“你不是翻砂工吗？那么累的活你都能够扛下来，拉个车怎么就不行呢？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啊，身上的‘骄’‘娇’二气什么时候才能克服？！”说得我痛苦万分，直想就地放声大哭！
便硬撑着站了起来，看看日头，估磨着“快吃午饭了吧？”就问连长：“这车要拉到什么时间？”（唯他才有手表）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共产主义！”我一声叹息：“球——了！”不想他非常严肃地质问道:“你说什么？”我赶紧诡辩：“我是说丘——拉——诺维奇，南斯拉夫新任驻华临时代办抵京——是早晨广播喇叭里说的！”这才遮掩过去。
土方添的差不多了，还剩下渠道个别地方过宽或者过窄以及河床深浅不一的问题，需要认真对付。宽的地方需要填土，窄处则必须挖开，把土相互补充，这都好说。
难受的是平整河床，“西指”的要求是深2米，就需要再往下挖一锹深的泥，扔到岸上，这活计叫作“挑泥”。宁夏老话中有“世上三大累，挑泥X X脱土坯”之说，站在渠底把一锹锹的烂泥往岸上扔那真是把人累惨了，一阵工夫，两只胳膊酸得抬都抬不起来，动辄就把一锹泥扣到了自己头上，满嘴吃土，狼狈不堪，其他人则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
修渠工地
总之经过大半个月的劳动,渠坝所需的土方大体堆得差不多了，但是又虚又暄，还要打瓷实。反正这又不是什么技术活，有力气就行，棒小伙子齐上阵，同样每四人一组，伍长喊号子，其他人随着号子声，同时使劲，抬起一块200多斤重、被用粗麻绳紧紧栓住四只角的方形巨石高高抛向天空，任由落下，反复不停地击打地面，很快就把本来松软的土地夯瓷实了。
干这活最有意思的就是喊号子，自古以来，号子没有现成的，都是现编现卖，所以大家都把它当作相互开玩笑的好机会，肆意发挥。比方这一组杨师兄拿另一组长着大长脸的马师弟说事，高喊：“东摸摸，西摸摸，一摸摸了个老茭瓜！”其他人就呼应“哎咳要呵——！”却不想“老茭瓜”更不是东西，反唇相讥：“金骚虎，银骚虎，日了B的羊骚虎！”逗的大家笑弯了腰。师兄弟中许多著名的外号之所以被大家传承至今，不能不说与此有直接关系！
所有该铺垫的活都干完了，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铲斜坡，铺石板。这是关键的关键，只能干好，不能干砸，连长的要求是他老家鄂西北的一句土话：“宁可累死牛，不能翻了车！”但这是个技术活，并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技术员面部表情极为严肃，整天猴在坡上，又是拉绳子放线，又是测量水平仪，斜坡平面角度必须把握的很准，光洁度也极其讲究，稍微发现一点问题，立马倒腾一气，直到满意为止。
石板是各个单位到“西指”指定的水泥厂领回的，控制的很严格，谁损坏的多了，自家掏钱填补。所以不敢大意，装车卸车都小心翼翼。铺的时候，因为要用瓦刀砸磕，更是谨慎不已。每一块都摆放的规规矩矩，横成行、竖成线。“猴双喜”干活喜欢投机取巧，唯独对铺石板表现出狂热的兴趣，一丝不苟，人卧在渠坝上，浑身沾满泥土，眯着一只眼睛测量石板是否平衡，谁要嫌他吹毛求疵，他就和谁急，大家对他这一点反到十分佩服。
铺好石板后，修整好的渠面上宽10米，底宽7米，前后左右闪光发亮，好象大病初愈的靓女，咋看咋舒服。“西指”验收合格，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所有参战单位都要用红油漆在朝阳一侧的水泥板上写下一句最能代表本单位个性的口号，如：“为人民开出万代幸福泉”（保卫部）“兴修水利，造福人民”（阀门厂）“备战备荒为人民”（铁路段）“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畜牧局）“黄河之水天上来”（文工团）等等。
我们厂负责写字的是一位祖籍广西的技术员，因长相凹目凸嘴，外号“越南人”，他沿着渠坝走了老半天，发现所有与“水”“泉”“源”沾边的好听词语几乎都被用完了，就很有些苦恼，便找了几个小哥们聊天寻找灵感。
一时间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但都不太入流。最后集中到两条上：A、“一条大河波浪宽”，B、“河水清且涟漪”。“越南人”报告给了连长，由他拍板定掇，连长是志愿军当然倾向第一条。
不早不晚驻厂军代表王营长巡视来了，连长说明了情况，王营长都不认可：把毛渠叫“大河”，不符合实际，另外这句话还是电影《上甘岭》里的插曲，现在也禁唱了。第二句是《诗经》里的封资修东西，缺乏战斗气息，与当前的革命形势背道而驰——最好是找一句能把拖拉机和水联系到一起的话，有吗？
众人面面相觑，我就起哄说：“有啊——‘东方红75型水泵’，行吗？”王营长恶狠狠地瞪着我来了句：“啊——呸！快把你的X嘴夹紧！你是哪个车间的？叫个甚？”我赶紧溜了，就听见忍连长嘻嘻嘻地说“这娃是临时工，名叫牛小亩，有点二！”才吧王营长哄住。末了，“越南人”写的是毛主席诗词：“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最后一天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不请自到，但还是要做些扫尾的事，比方用水泥勾兑石板之间的缝子，个别石板凹陷需要填充，忽上忽下，一会儿工夫大家的鞋袜和裤腿全被潮气渗湿了，冻的人直打哆嗦，所幸因为完工了，大家都很兴奋也就无所谓了，还开起了玩笑，说苏修太坏了，把北冰洋一冬天的寒气整整存储了300车皮，拉到中蒙边境上愣怂地释放祸害我们。
工程结束了，还要会一顿餐。餐前忍连长差不多讲了一个小时，全面点评了修渠工作，表扬和批评兼有，80%的参战人员的名字都点到了。对“猴双喜”先批评后表扬，对我既没表扬也不批评，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存在感，弄的我非常郁闷，一上午的好心情全没了。那一刻，我暗暗发誓：等着瞧，迟早我要长个大个子，出这口恶气！
下午，水工连全体成员打起铺盖卷扛着枪支乘车返回厂里，那时人真太老实，既没有发生枪支丢失现象，也没人敢擅自打枪。一路上下着毛毛雨，大家都默默无语，回想这一个月的朝夕相处，许多人潸然泪下，喜极而泣还是悲之而泣？谁也说不清楚。
修渠的使命结束后，忍连长果然如愿地当上了司机，每天乐此不疲地驾驶着一辆“老解放”汽车奔跑在市区内外，从不偷奸耍滑，而且见了水工连的每一位都很客气，一直干到60岁，还享受了“离休”待遇。
从1990年代起，我被一些高校聘为客座教授，某次课间休息，有人上前自我介绍是谁谁谁的女婿，说老泰山一直在关注着你，每每从报刊上看到你的文章和漫画，总是不无自得地告诉家里人：这是我当水工连连长时带出来的兵，并叹息说因为那时的大环境所致，对他们要求过于严格。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
作者和师姐妹
郝寒冰专列
郝寒冰：车间也是梁山泊， 师傅个个赛好汉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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