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离开后，我遇到了一场暴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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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万松岭见湖亭里，眼前是层层叠叠的绿色，最远处是西湖边的北高峰，而占住中间的一点金色，便是雷峰塔。

王文瑛踩着溪边布满青苔的石头，极目远眺。「树都长高了」，只有她，才能看出团团绿色中树的生长。说话时，刚走完山路的她微微喘息，声音清亮，是老底子的杭州腔调。

这是八月的一天，73岁的机绣大师王文瑛，一头蓬松的银发打着卷儿，像一小朵走失的云。

时光中走失的，还有故人。

十年前，陪她站在这里的是丈夫叶方达。他很瘦，刚刚因癌症切除了半个胃，虚弱到爬山路都要王文瑛搀扶。最后一次取景，叶方达在亭子外的石凳上站都站不稳，汗如雨下，仍双手握着照相机，高举过头顶，一张一张平移着，把以新雷峰塔为中心的西湖整个装进。

回家后，叶方达在电脑上一张张删去树枝杂叶，拼接成长作品原稿，再结合清末老照片中旧雷峰塔的风姿，完成了《雷峰今昔》的设计稿。

丈夫设计，妻子把它绣出来，是两个人几十年的默契。和过去四十多年一样，他把设计稿放在妻子面前。

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等不到成品。

这一点，他俩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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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瑛

   雷峰今昔   

2012年5月，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机绣台屏「雷峰今昔」前，看了足有半小时。

有一人手臂展开那么长的「雷峰今昔」，正面是2002年重建的新雷峰塔及周边地貌，彩色景观；反面是残破古雷峰塔砖体塔身及周边地貌，黑白画面。

伊琳娜·博科娃盯着塔看了很久，「怎么这么神奇，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

王文瑛说，这叫「双面异色异物绣」，一层纱，一次绣成，正反两面图案不同颜色也不同。

《雷峰今昔》正反面

类似的技术，手绣也有，但手绣可以通过正面大针，背面小针的方式实现，机绣不行。「一面是有设计图的，一面完全靠想象力慢慢去调整」。缝纫机上下针同时出动，并且大小一致，要想让两面同时出现不同的针脚，需要手、眼和脚的无缝配合：眼睛盯设计稿和麦芒大小的针尖儿；手推着绣绷，让针尖刺入准确的位置；脚控制着缝纫机的转速，「停的时候必须停」，不允许有一个针脚的惯性。

迄今为止，王文瑛一共做过4幅双面异色异物绣，叶方达是其中3幅的设计者。

新雷峰塔拍下来拼接成长幅，再和旧雷峰塔的古画叠影。虽然是双面异色异物，但两面的的景物必须轮廓相似。因胃癌做了胃切除手术的叶方达，在电脑前比对、描画，细腻功夫一做就是两年多。

接力棒交到王文瑛手里后，他也没闲着，「那个时候，我在绣他的雷峰今昔，他还拿着相机站在阳台给我拍照，他说文瑛啊，你笑笑。我看着他笑不出来，拍出来的照片，跟哭一样」。怎么可能笑得出来，拿着相机的丈夫，每天被疼痛折磨，瘦得不成人形。回忆起这段往事，王文瑛语速缓慢，像缝纫机转动时忽然减了速。

后来，就连相机都拿不动了。但即便躺在病床上，叶方达还是常常对王文瑛说，雷峰今昔一定要做好。身体稍微好一点就会追问刺绣的进度，让妻子多花点时间在刺绣上。这是两个人五十多年来的默契，王文瑛做每一幅作品，丈夫都会站在她身后。在儿子叶青的脑海里，一直留存着这样一幅画面——父亲伏在小台灯下画画，母亲低眉坐在缝纫机前，两个人保持着工作的姿势，常常忘记做晚饭。

两个人都知道，一起绣了一辈子的西湖风景，恐怕这是最后一幅了。

王文瑛的丈夫叶方达

王文瑛用疏疏密密的针脚，追逐病魔的脚步。塔下一小丛手掌大小的松树，前后叠映、阴影斑驳，王文瑛足足绣了三个月。雷峰塔的瓦楞、小窗、挑檐，还有挑檐上的铜铃，也一一在时光的见证下，被绣线描画出来。

然而终究是来不及——春夏秋冬换了两轮，第二个冬天，丈夫不在了。独自一人绣「雷锋今昔」时，王文瑛常常陷入悲伤，一想起丈夫的离去就忍不住哭起来，泪水不自觉地落下。她会在眼泪滑落的瞬间将头转过去，「好几次差一点，还好没滴在了绣绷上」。

「雷峰今昔」用了1000多种绣线，花了王文瑛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作品的那一天，王文瑛让儿子把作品摆在丈夫的照片前面，「你看，你的雷峰今昔我绣好了，你可以放心了」。

过去的雷峰塔和现在的雷峰塔，叶方达的设计，被王文瑛完美呈现在一块布的两面，永远不能相见，却又一直互相交织、互相映衬。

   被刺绣选择   

1944年，王文瑛出生在杭州的彭埠镇，在艮山门外。小时候，那是杭州的郊区，沿街一溜儿平屋，出了街便是稻田和菜园。女孩子还沿袭着旧时「女红」的传统，用三色线绣鞋面，还会裁衣裳。妈妈的手很巧，「挑花挑得很好，端午节做老虎头的鞋子」。天晴时，王文瑛也坐在小天井里，描花样、贴鞋面。

但绣花并不是王文瑛理想的职业。上小学时，她写在作文里的理想是医生。

7岁时，王文瑛给奶奶治过疖子。碗口大的伤口化脓，被她用纱布洗干净，上药。她还给邻居浮肿的孩子治过病，从地里采草药整株捣碎，汁液贴肚脐。这些土方子，是老人传给她的。这是一门手艺，她想做医生，给人治病。

上完小学，因交不起18块钱的学费，王文瑛失去了就读杭州女子中学的机会，去了横河绘画社做描画工，随后进入杭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做绸伞，跟医生的梦想告别。

王文瑛现在还记得自己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十几个人只有她和一个叫付治国（音）的人考上，「如果当时读书，现在肯定不一样了，（现在）做了一辈子工人」。

年轻时的王文瑛

被绣花选中，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

最开始的分配是做绸伞，劈竹子、糊伞面，再用毛笔勾几朵梅花。王文瑛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不喜欢。

后来，领导说，你去做绒绣吧。王文瑛便跑去上海跟绒绣大师高婉玉学，自己染澳洲羊毛线，绣了一幅杭州饭店（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又绣了一幅毛主席画像。如果说刺绣是工笔画，那绒绣应该是油画，「近看看不出来，远看就很好看」，色调明艳，摸上去暖烘烘的，让人亲近。王文瑛很喜欢绒绣，「很粗犷、很大气」。

「手里的绒线被领导拿走时，我的眼泪马上就掉下来了，我打算做一辈子的」，现在提起，王文瑛还会手舞足蹈，眼睛里满是惋惜，「但是没办法，最后不让做了。」

那是1964年，多年兵荒马乱后，新中国正经历着短暂的春天，但雷暴正在酝酿。出产自澳洲的羊毛线，忽然没有了，坐在绣架前穿针引线的王文瑛再次跟梦想告别，却不清楚历史正在催生着什么。

她打算干一辈子的事业没了，领导让他自己再选一样，木雕、绸伞、手绣、陶瓷都成。王文瑛选了缝纫机绣花，她想的是，至少缝纫机还可以做衣服，和喜欢无关。

   成为机绣大师   

「我们那个时候很听话的，领导让做就做了」，但既然做了，那就做一行爱一行。

在横河绘画馆，她早上写毛笔字，晚上画国画，没让自己闲着过。学绒绣时，周末同学去上海南京路上荡马路、交朋友。她不去，扎着两条小辫儿，躲在学校里染羊毛线。

绣花也是。「中午吃完饭，放下碗就开始绣」，一天坐八个小时，加班的时候坐得更久。

文革的火终于烧旺了，文化忽然成了资本主义，绣花更是阻碍社会主义大发展的物件。年轻人都该炼钢、种田去。文革时期，杭州工艺美术研究所解散，王文瑛被下放，去了乔司农场。

秩序失常的时代里，王文瑛的内在纹理却未被切断。1973年，从乔司回来的第一年，王文瑛便用尼龙线创作出了双面绣台屏「三熊猫」，作为国礼赠送外宾。由此衍生的其他熊猫绣品，卖了三十多年。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让机绣从制作桌布、被罩床单这样的日用品，变成了具备欣赏价值的艺术品。

四年后，王文瑛做出了双面异色绣「枫叶银鸡」。1983年，王文瑛创作了双面异色异物绣「新疆男女小孩」，连她的师傅都不敢相信。这是王文瑛的第一幅双面异色异物绣，设计稿是丈夫的两幅水粉画。

双面异色异物绣很费工夫，王文瑛至今只做了4幅作品，也是这世上仅有的4幅。病重时丈夫设计的「地戏脸子」，王文瑛在2014年绣了出来，花了一整年的功夫；「牵牛与葡萄」是唯一不是丈夫设计的作品，一面是线条细腻的牵牛花，一面则是水墨画质感的葡萄。

《地戏脸子》正反面

「我的每一幅作品都有创新，我不喜欢做一样的东西」，单位上班时，她要接活，反复地绣熊猫、柳树、金鱼。1994年退休之后，她的创作一直向「无人区」的探索，丈夫是唯一的同路者。

「藤篮猫咪」里，她用针线模仿出编织藤篮的质感，还有清晨阳光的透明感，其他作品里，蕾丝花边铺在桌面上的纹理和褶皱，猫咪和狗狗毛发的细密和蓬松，都被她用针线还原出来。「这是布艺沙发，要表现出沙发布的粗犷」，她指着一幅作品说，这幅作品上有一条宽度为3毫米的布艺缝线，她既要做出沙发布的质感，还要做出立体和阴影的效果，「这是很难的」。

《藤篮猫咪》正反面

这一切都靠针法的变换和创新，不懂的人往往会低估其中的难度。一幅「牵牛与葡萄」，她试了各种针法，最终选择把绣布换掉，用麻布替换绢布，才有了泼墨写意的效果。

王文瑛旅游时，去寺庙里算过两次命。第一次，竹签上说，她如果是个男的，应该是张飞，「也是很有名气的」；第二次，她摇出了三只羊，师傅解卦说，三阳开泰老来好。

「这是迷信，人家说不要相信的」，她笑着说，但又多少有些相信命运的安排。

《草帽狗》正反面

1991年她以一幅双面异色绣《草帽狗》被评为浙江省工艺大师；1996年，一幅双面异色绣《藤篮猫咪》让她全票通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审，还和前国家总理李鹏合了影；2016年，她又成为「亚太工艺美术大师」，在青岛领了奖，一头白发一身红衣，格外显眼。

「已经到顶了」，她说，确实是老来好。

   消失的手艺   

1995年，王文瑛退休之后，机绣便开始走下坡路了。2002年，原本四五百号人的杭州机绣厂倒闭。成衣市场越来越成熟，脚踏的缝纫机也成了古董物件。

机绣用的绣线是杭州桑金线(真丝双径线)，白线买回来要去染坊染色。过去机绣盛时，一绞线拿过去都会染，现在要四五十斤染坊才愿意动工。还在做机绣的人，常常要攒很久，几个人的绣线凑在一起，才能去染。

更难的是，这门手艺要失传了。

1977年，王文瑛有了第一个徒弟吴敏华。2012年，为了手艺传承，杭州市政府将王文瑛叫回来，收了几个徒弟，都是80后，被安置在工艺美术博物馆里上班，三个月才能学一种针法，而机绣的花色针法有100多种。

坐在缝纫机钱，一针一线地绣，和这个快速奔跑的时代相比，太慢。针尖太小，绣布和绷架也太小，这方寸天地，容不下年轻人的抱负。

还要耐得住清贫。叶青还记得，小的时候，一家四口住在二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一个小院儿住了四户人家，共用一间厨房。回家时，必经之路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过道。他们兄弟俩大些时，父亲便在小屋里搭起了阁楼，让兄弟两个住。

1986年，王文瑛出了一趟国，在德国的幻想世界游乐场表演刺绣8个月，回来之后家里才买上了电视机和录音机。这时王文瑛42岁。

2003年，她绣了双面异色绣《布垫上的三只小猫咪》，是双面异色绣，有人以3万元收藏了，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这是她从艺39年才有的结果。

现在从事机绣的人所剩无几，大多数人放弃了这个几十年才出成果，几乎要磨死人的手艺。100多种针法，只存在于王文瑛的记忆里。

叶青打算把机绣的100多种针法整理出来，为母亲奋斗一辈子的事业做一个见证。2008年秋天，丈夫去世后，王文瑛请丈夫生前同窗，高级美术编辑杨德康先生编印了一本《王文瑛机绣艺术》作品集，收录了夫妻两个人的大部分作品，册子的最后单独为丈夫写了一章。

王文瑛和丈夫叶方达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叶方达设计了「地戏脸子」和一幅未能画完的《争艳》等留给妻子。「走之前想办法给她储备了一些稿子」，儿子叶青说。父亲用自己的方式，向陪伴了一生的妻子表达自己的爱意。

王文瑛翻着手里的作品集，摩挲着丈夫生前的作品，说要把他们绣出来。翻到丈夫年轻时的照片，她忽然笑了，脸上开出一朵芍药花，娇羞宛如少女，「我想把他的照片也绣出来」。照片上，年轻的叶方达穿着白衬衫，眉宇之间英气勃勃。

「等我穿不上针了，就不绣了」，她想了一下，又说，「人的眼睛应该像照相机，常用就好，不用了就坏掉了」。

他的丈夫常挂着相机写生，这一刻，她又想起了他。自从丈夫离开后，他的相机便闲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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