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

朱大可：文化復蘇當從漢字起步

汉字符码是古文化妙结晶，简洁地描述自然场景、生活方式和事物逻辑，传递了古代文明的基本资讯，俨然是日常生活的生动镜像，例如“閒”字表达休息时开门赏月的诗化意境，而“愁”字则暗示农民在秋季为即将过冬而愁苦的心情。人们至今仍能从数千年前造字者的逻辑里，发现当下生活的相似面貌，由此产生跨越时空的愉悦。汉字就此维系了中国文明的自我延续性。

汉字同时也是解码古文明的密匙。例如，“蜀”字里早已蕴藏“纵目族”的造型密码，但该密码直到三星堆青铜器出土才被确认。此外，正是借助汉字我们才获知，“堯”是大地（土）之神，而“秦”是集体事禾的农人，“越”是执钺奔行的战士，如此等等。汉字谱系，就是反观中国历史的最精确的橱窗。

汉字所包含的东方思维方式——具象、隐喻（象征）和会意（指事），是中国文化及其传承的核心。这种思维形态被熔铸在汉字里，令其成为种族灵魂的载体，以及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资源之一，应被视为中国人的第一发明，其价值远在“四大发明”之上，却不仅被李约瑟所忽略，还因文字改革而遭到严重毁损。

百年以来，汉字始终面对着被消灭的危机。陆费逵、钱玄同首倡“拉丁化”，瞿秋白怒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还有人高调痛批“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和“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绝大多数苏联乃至西方汉学家，都视汉字为落后的象形文字。本土激进知识分子的“汉字拉丁化”倡议，获得了来自全世界的响应。

这场文化喧嚣终于在1956年成为现实。从1月份起，仅两个月时间，《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就倾巢而出，其中拼音方案的目标，是推动扫盲识字运动，待时机成熟后再废汉字以代之，而简化字则是汉字被取代前的过渡形态。但这种简体字方案，正是急功近利年代的畸形产物。就在简体字方案出台后不久，经济大跃进便盛行于中国，跟文化冒进浪潮呼应，俨然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

简体字推行者声称，简化字减少繁体字笔划，加快书写速度，减少繁体字数量，降低认读难度，由此为扫盲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尽管简体字扫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盲，但中国大陆的文盲比例，却仍远高于繁体字的港澳台，这个有力的“实验证据”，令“简化字扫盲论”成为一纸笑话。

部分中国文字确有过于繁复之弊，如“龜”字多达17划，不利于学习书写，需要作适度简化，而1956年的方案，也提供了部分简化成功的案例，如“礼”、“尘”、“从”、“众”和“垒”等字。但就整个方案而言，简化的数量和程度都已越出合理边界，以致传统汉字及其文化密码都遭受重创。

以中国之“国”为例，繁体“國”字包含着明确的国土定义：将一个区域用围墙圈定起来，便是国家。其字形以会意兼形声方式构成，包含着最简洁明快的文化密码，简化为“国”之后，以围墙包裹一“玉”，空间体量发生急缩，可以解释为盒子，而跟民族国家之“国”失去语义关联。“中华”之“華”，是枝繁叶茂之象，要是简化成“花十”，仍有花繁树茂之意，符合传统的会意原则，但简化方案却将其弄成“化十”，丢失了会意的智慧与神韵，令原有语义荡然无存。“漢”字描述水泽草木丰茂之象，被“又”旁取代后，也变得毫无意义（“又”形滥用，正是简体字的一大弊病）。这种文字乱象，从国名开始，一直扩散到民族记忆的深处，成为引发文化衰败的符号种籽。

在古文明信息、东方感性逻辑及其本土精神结构的解构上，简体字无疑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它制造古代典籍的阅读障碍，并阻止了自然有效的文化传承。但另一方面，简体字也意外地暴露出某种社会预言的特异功能。“陸”的叠土形被改为“击”而成“陆”，恰好象征着多年来人们互相攻击的阶级斗争怪象；“愛”字惨遭剜“心”之痛，成了社会日益“爱而无心”的深刻谶语。这种状况在消费时代并未获得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起来。简体汉字犹如精密的寓言，预见了社会道德状态的剧变。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文化复苏（有人称为“文艺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公众的急切愿望。而要推进这一修复运动，必须首先纠正简体字方案遗留的弊端。在我看来，应当举行公共投票以决定是否恢复繁体字，而在此之前，采取下列过渡性举措，乃是古文字拯救的当务之急：1、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应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2、要求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3、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的简化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惟其如此，繁体汉字才不至于沦为惨遭遗弃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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