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张宁静：我是1965年被迫下乡的老初中生
老编的话：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本号开辟的“知青”栏目，将重点分享知青朋友的纪实性文图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号对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无悔”的争论不持立场，只愿提供一个网络平台，供大家回忆、再现、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许的苦乐岁月。
作者简介
张宁静，榆次外贸局退休干部。
作者的话：这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一代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成的历史，这段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那个特殊时期青年人的狂热和执著，无私与虔诚。于是，在那个悲剧的年代里，他们的行动，自然也就带上了悲剧的色彩。
知青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是经历、苦难、财富、沉思······
张宁静在当年插队居住的四合院留念
难忘的知青岁月
1
一位老知青下乡的纪实
下乡插队的由来
1965年初夏，我即将初中毕业。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迎接中考。那时，我还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成绩一直保持在前10名，自信一定能考上高中。根据这次中考成绩，升入高中没有问题；如果将来发展好，也可能考上大学，继续深造。结果，出乎预料，偏偏没有被录取，当时我头脑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心想：“完了，一切都完了！”觉得没脸见人，老是低着头走路。
后来，通过了解才知道，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的。其原因是父亲的历史问题。父亲是早年山西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又考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曾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囿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父亲的问题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别无选择，下乡插队已成定局。我永远失去了求学深造的理想之梦。
我永远忘不了1965年8月19日，“我光荣地被批准下乡插队”，学校召开了欢送会，也算是对我们“宽厚有加”。我们32名初、高中毕业生胸戴大红花，乘坐大卡车，被送往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生产大队插队。
我之所以难忘这一天，不仅是因为我们从此离开了城市，告别了父母、兄弟、老师、同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农村，成为一名农民，而且还因为欢迎我们的大队部会议室墙上张贴的农业技术宣传广告上，有人私自在多处写着：“不稀罕你们”的标语。
我不由暗自深思：我们强迫自愿来到这里插队，这里却不稀罕我们。这以后，我们如何在这里生存？离别家的凄苦，前途未卜的惶恐，不受欢迎的尴尬，致使我们的思想包袱更加沉重，我们不知道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将怎样度过？
后来，我和同学们谈起感受时，大家竟然和我一样，惶恐不安，大家只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随遇而安。
那时，我们32名下乡知青被安置到村里的一个四合院（旧大队）居住，参加劳动分别安插到各小队，大队派出来一名社员给知青集体食堂做饭。从此，我们开始了近8年的漫长艰苦偶尔也有快乐的知青岁月``````
劳动的艰苦与快乐
知青是全国正式场合的称呼，而当地叫插队青年。插队要想在农村生存就需要过劳动关，农村人叫受苦。农村看一个人最紧要的是看你能不能受苦。当时，我们是刚离学校才16、17岁的学生，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下乡插队的当年，正遇大旱年景。“秋分”种小麦时，地旱的种不进去，只好担水种小麦。我们男知青和社员一样，一人一条扁担和两只桶，从很远的地方担水，一担水沉甸甸的，压在我们肩上，累得直不起腰来，很多知青肩膀被压破或红肿，一旦歇下来，躺在地上就不想起来了。由于超负荷的劳动，使我的肩膀至今显出一肩高一肩低的畸态。
尽管很苦很累，我们还是咬紧牙关、头顶烈日、日复一日坚持着。这也就是下乡插队后的第一次考验，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因为我们下乡插队时就有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
秋收季节，我们每天迎着朝阳出工，顶着星星收工，一出勤两送饭。深秋，饭送到地里就凉了，有时将就着吃，有时点燃柴火热热再吃。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我们饭量大增，身体也壮实了很多。当时，粮食很紧缺，于是我们学会了节俭，并延续至今。
白天的劳动是很紧张的，晚上还得挑灯夜干，诸如挖干渠和退水渠以及打谷场。记得有一次，将180斤重的大麻袋压在我肩上，我屏住气，努力挺住，仿佛觉得骨头就要被压断了一样，脚步站也站不住，一直向前扑走了好几步，才算没倒下。
一位老农脱口对我说：“后生，还算可以！”“当我看见你向前扑走的样子，我几乎吓坏了。”又说：“小伙子算你命大，如果你当时趴下，这辈子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经过这样的艰苦锻炼，我扛麻袋不在话下，上房，上下梯子自如，我想：这是体力加毅力的结果。
那时，农业学大寨正方兴未艾，农闲根本没有农闲。寒冬腊月、北风刺骨，修大寨田、平整土地、积肥。我们冒着风雪，喊着号子苦干的场景让人记忆犹新。在那难忘的峥嵘岁月里，我们在广阔的天地里洒下了多少青春更多的汗水。
春天，如遇大旱的季节，必须浇地才能下种。整个春天，我披着小队的羊皮袄，提着饭罐和桅灯，拿着铁锹在空旷的晋中平原夜以继日地浇地。晚上，夜幕茫茫，不见人影，只有月亮和星星伴随着我。有一次，我在独行浇地的荒野，曾碰到狼跑到我的面前。相持了一会，大概是看见我拿着铁锹和桅灯就跑了。整个春天，我吃住在田间地头，晚风吹得人倦困时，就把坟头当做枕头，其中的艰苦真是可想而知······
夏天，到了收麦的时候，农村称“龙口夺食”。凌晨3点，就得起来割麦。我们和社员们一样，一字排开，一人4垄麦。那里的垄很长，足有两里长。一位老农告诉我：“蹲下来就别起来，不能一会蹲一会起来，不然就坚持不住了”。我们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口舌干渴时，就跑到水渠旁，咕咕地喝个饱······
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我们知青插队生学会了锄地、间苗、撒粪、割庄稼、赶车、耕地等一系列农活，有的同学还成了全把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被社员们评为全劳力（拾分工）。一年下来，我挣了420多个工。但在当时公社的体制下，生产队没有什么副业，并且生产力低下，工分值很低，我所在的生产小队算是分工值高的，每个工7角，扣除伙食摊销等，也余不下多少。
有位女知青王某某，经过艰苦的劳动，一年下来挣了200多个工，这在村里的妇女中算是最高的，扣除伙食摊销外，还欠了40 多元钱。为此，她气得大哭了一场。
在那粮食紧缺的困难年月，我们插队知青食堂还发生过因没粮开灶，担任司务长的插队生王某某，险些造成自杀的悲剧。
那年，村里搞四清运动，晚上经常开会开到晚上11点多钟，加上白天的劳累，真是困得要命。如果不开会，就到社员家帮助扫盲。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村里的一些社员在我们的帮助下脱了盲，能阅读看报了。当时，我们下乡知青把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使落后的农村接触到了不少文化知识和新鲜事，从而使不少文盲农民走出了愚昧，开始接触到新型的文化知识。这也给封闭的农村注入了更多的活力······
我们知青宿舍门口是一个小队的谷场，有一次由于看场人不慎引起了熊熊大火，黑烟滚滚。我们发现后凭着年轻人的朝气，奋不顾身地投入救火。一些知青的衣服被烧破了也全然不顾，冲在救火的最前列，与火魔进行顽强的搏斗······
苦涩的插队生活
下乡插队，繁重的劳动尽管是艰苦的，但凭着年轻人的毅力，我们闯过来了，我们感到既自豪又快乐。但生活方面，却始终充满了苦涩。
当年国家拨给下乡知青的安置费是每人420元。其中：建房费240元，每人每月生活费8元，医药费每人每月3元集体使用，劳动工具四大件：铁锹、撅头、锄头、镰刀，半年后国家就不负担了。这意味着下乡插队的知青从此就和社员一样，凭劳动挣工分吃饭。知青也就成了真正的农民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吃住是头等大事，但是一件也没有解决好，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村里用国家拨来的建房费盖知青宿舍竟然盖了6年之久，并且质量很差，墙体不垂直也不在一条线上，以至于知青返城时也没住上。当时，村里人戏弄说：“那么好的大队部能盖起，而大队旁边的茅房（厕所）却几年也盖不起。”
漫长的近8年的知青岁月，我们一直住在旧大队。夏天还凑和，冬天18个男知青住在正房5间大厅里，生着一个泥砖火，加之知青们没有经验，时着，时灭。尤其是夜里，冻得大家很够呛，至今有很多的知青落下了腿疼的病根，那时大家最怕的是难熬的冬天。
我们下乡插队的南庄村地多人少，土地肥沃。历史上曾有：“宁舍大常一镇，不舍南庄一村”的美誉。但在当时的人民公社的体制下，生产力低下，又限制各种副业，工分值很低。粮食紧缺，每年才分40来斤小麦，吃顿白面条就好像是过年一样。
1967年的春天，我们改善生活吃面条时，还险些发生食物中毒的悲剧。事情是这样的，女知青赵某某、郝某某问司务长王某某要了一些“白面”出浆糊，贴炕围纸，结果怎么粘不上，水是水，面食面，便问司务长怎么回事，司务长说：“可能是时间长了，‘白面’失效了，倒给猪吃了吧！”结果三头大肥猪吃后，马上倒地死亡。
此事惊动了做饭的大师傅。他过去一看大叫一声是中毒死的！他顿时也醒悟了，自己也用了这些“白面”（砒霜）做了面扑。便立即停止了做饭，好端端地吃顿白面条改善生活被搅黄了。侥幸的是用砒霜出浆糊死了三头猪，救了32条命。一时在当地被传为笑料。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
严酷的政治形势
我们下乡插队期间，正值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极左路线很盛行，名义上我们是落榜的中学生响应党的号召，下乡插队到农村，但实际上是因父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的。所以，那时的下乡插队就带有更多的歧视和不公平，而我们插队恰恰赶上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最为动荡的年代，我们成了无人问津的弃儿，困难、歧视、迫害、危险、一切都得靠自己面对，于是我们承受了比后来的知青更多的痛苦和残酷，但是在我们老知青的眼中，每个人都抱着对理想主义的虔诚，是到最广阔的天地里为消灭三大差别而奋斗的。
然而，运动接着一个又一个，四清运动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狂风吹来，天下大乱。虽然我们所在的村庄远离城市，较为平静，知青们仍坚守“广阔天地”。那些造反、夺权等文革轶事仿佛与我们不搭界，只是在热闹时聊聊，我们和社员一样，每天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安分守己地出工挣工分。当时，下乡知青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回到城里，当一名挣工资的工人······
但是在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由于我们下乡知青大部分家长都有这样那样的所谓问题，所以大家人人自危、战战兢兢，自觉矮人三分。尽管我们知青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累活、脏活抢着干，艰苦的地方总是争着去，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雨水里滚、汗水里泡，努力改造着自己，尽力和社员打成一片，但仍改变不了“狗崽子”的命运。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参加小队的社员会，贫协组长吕某某带领解放军排长（在村四清的部队）把我揪出会场。说我无权参加社员会，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回宿舍的路上，我放声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
更让人可笑的是，四清工作队和大队召开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会议；却勒令我们几个下乡知青参加，而我们这几个知青的父亲一个是高干，另一个是处级干部，还有一个是科级干部等，现在想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
有一次在地里劳动休息之余，贫协主任竟指着我们好几个下乡知青和一个外来户，生硬地训斥：“你们来这里劳动入社时并没有你们的资产，所以就得多劳动付出才行。”当时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
村里组织青年突击队我被迫参加，而我只能劳动，没有佩带袖章（青年突击队）的权利，受到了歧视。上述种种经历就是一代知青到农村插队所遭受苦难的缩影，也是一段经历，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
返城后的深思
1971年，由于国家有关政策的变化，城市开始招收社会青年。文件规定：不足部分，可招收复员军人和下乡知青。我们知青终于盼到了新的转机。知青们高兴地彻夜难眠，返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随着知青大量地返城，开始了新的生活，知青插队生活也随之结束了。
至今我们上山下乡，奔赴广阔天地的场面仍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景仍记忆犹新。现在，上山下乡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已成为过去，并即将被遗忘。尽管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它，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
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一位国家领导人曾反思总结教训时坦言：国家花了300个亿，带来了三个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回顾那段艰难的上山下乡，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对我的磨练也是相当大的，它使我认识了社会，使我们走向了成熟，并能在面对各种困难时，想想下乡插队就什么也不怕了，勇敢面对，自强不息！
难忘的知青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了，至今仍让我们记忆犹新，它是中国特定时期的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但这段历史不仅仅是留有苦涩的回忆，也有收获的快乐，更有深层的思索······
2015年7月
难忘的知青岁月
2
我的第二故乡——南庄村
我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伴随着祖国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过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初中毕业后，在学校“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教育下，响应国家号召，抱着理想主义的虔诚和执着，和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背起行囊奔赴广阔的农村天地。插队到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大队。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奋斗了近8个年头。
1972年，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我回到城市参加了工作。屈指算来，离开南庄村已经40多年了。现在南庄村的每一条街道和那些人和事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我的梦里……南庄村已经成了我难以忘却的第二故乡。
榆次二中32名学生插队到南庄村
1965年8月19日，我们榆次二中的32名初中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每人胸前佩戴一朵大红花，在热烈的欢送会后，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了榆次县东阳公社南庄大队插队。
当时，南庄学校的学生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们的到来。在南庄大队的会议室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后，我们被安排在村里的一个四合院（旧大队）居住。32名插队青年分别分配到12个生产小队。我和另外两名插队青年被安排到第七生产小队。村里派出一名做饭的大师傅在集体食堂做饭。
从此，我们开始了漫长的插队生活。在农村的天地里，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每天迎着朝阳出工，伴随着星星归来，酸甜苦辣酿成的五味酒不知喝了多少，尽管插队青年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农村广阔的天地，但是我们那些特殊年代的亲历者对那段不寻常的历史，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却！
南庄的干部社员很淳朴
南庄村位于榆次的西南边缘地带，毗邻太谷、清徐。历史上曾有“宁舍大常一镇，不舍南庄一村”之美誉。南庄“架火”更是名扬省内外。现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元帅指挥过的著名的“晋中战役”主战场就发生在这里。至今，战争遗留下来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南庄村是东阳公社的第二大村子，人口近三千，地多人少，有着大量肥沃土地。
当年的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吕彦蓉在接受这批插队青年学生时，中共榆次县委书记胡光隆同志在县委办公室亲自和他谈话说：“县里把这批学生安排在你们村插队劳动锻炼，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变化，一定要保护好、照顾好这些娃娃们！这是县委交给你们的任务，不能出一点差错！”
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吕彦蓉同志不负重托，的确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一样看待；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照顾。在当时人民公社的体制下生产力低下，在村里资金困难、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仍给我们订阅了报纸。
老支书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想方设法给插队生调剂细粮，加强营养，记得年终我们公用600多元的电费全免，食堂大师傅的报酬由大队记工分，这在当时是很不小的数字。老支书经常三天两头来宿舍看看有什么困难。
曾记得：那年，煤很紧张，为保证我们冬季取暖和食堂用煤，他多次跑公社，找有关部门给予解决。插队青年食堂没有油吃了，他召开各小队会，让小队给每位插队生支援两斤食油……
为了尽快地把插队青年宿舍建起来，老支书在村里困难、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东奔西跑去县里找有关部门调运物资，请木泥匠大师傅……等等，倾注了老支书大量心血，现在，每个插队青年想起来，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32名插队青年在南庄村劳动生活近8年，当时我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十六七岁还不太懂事的孩子，天真烂漫没有一点生活经验，由于劳动挣得工分太低，很难维持生活，多亏了南庄村的干部和社员。
更让插队青年难以忘怀的是：由于那时我们正在长身体，加之农业劳动强度很大，使我们饭量大增，分的口粮528斤（原粮）根本不够吃，后来已快到断顿的时候，这可急坏了这位老支书，他多次跑公社，上县里有关部门，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领导，终于申请从国库里调拨出五千斤粮食，才使插队青年食堂没有断炊。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位可敬的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吕彦容。
1985年，返城后参加工作的插队青年回访了第二故乡南庄村，大家还给已经过世的老支书上坟，满含热泪，在老支书坟前敬献了花圈，进行了祭奠。
艰苦锻炼是一生的宝贵财富
当年，国家下拨给每名插队青年的安置经费为420元，建房费240元，每月生活费8元，医药费3元，集体使用。劳动工具四大件：铁锹、大镢、锄头、镰刀。半年后，国家就不负担这些费用了，我们插队青年就开始自食其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农民了。
下乡第一年，正值大旱年景，难以下种，只好担水种麦，我们男女插队青年和社员一样，每人一副水桶，一条扁担，从很远的地方担水种小麦，那时的我们不过是才离开学校的学生，一担水压在肩膀上，沉甸甸的，累得我们直不起腰来，一休息，躺在地上就不想起来了。尽管很累，但还得咬紧牙关，头顶烈日，日复一日继续着，这也是插队后的第一次劳动考验。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因为在下乡插队时，我们就已经做好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
到了秋收季节，我们和社员一样，一出勤两送饭，早饭米汤窝头或煮疙瘩；中午红面河捞。深秋，饭送到地里就凉了，我们只好用柴火热热再吃。那时油水很少，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大家饭量大增，当时粮食紧缺，为此我们学会了节俭生活并一直延续至今。
繁重的劳动是紧张的，晚上还得挑灯夜干，诸如挖退水渠以及收打谷物场。记得一次在打谷场上，第一次将180斤重的大麻袋压在肩上，我屏住气，努力挺住，仿佛觉得骨头就要被压断了一样，脚站也站不住，一直向前扑走了好几步，才算没倒下，一位老农脱口对我说：“小伙子，算你命大，如果当时被压倒，这辈子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经过这样艰苦的磨练也就锻炼出来了。后来，我扛麻袋不在话下，我想这是毅力加体力的结果。
春天，如遇大旱年月，必须浇地才能下种。整个春天，我披着小队提供的皮袄，提着饭罐和栀灯，拿着铁锹浇地，旷远的大平原，晚上不见人影，只有月亮星星伴随着我，整个春天，我吃住在田地里，晚风吹得人倦困时，就把坟头当枕头，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
到了夏天凌晨3点就得起来割小麦。农村称“龙口夺食”，我们插队生和社员一样，一字排开，一人四垄麦，那里的地垄很长，一位老农告诉我，割麦时蹲下来就别起来，不能一会蹲一会起来，不然就坚持不住了，当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时，便跑到水渠旁边咕咚咕咚地喝个饱……
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在老农的指导下我们插队青年学会了间谷、锄地、割庄稼、撒粪等一系列农活，有的还成了村里的全把式。
1971年，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我们终于盼到了新的转机，大家彻夜难眠，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我们插队青年返回城里参加了工作。知青插队生活也就随之结束了。
尽管32名插队青年回城参加了工作，但我们和南庄村的干部、村民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南庄村成了我们插队青年的第二故乡。1995年南庄村委会邀请插队青年回村参加村小学的落成典礼，大家纷纷捐款表达心意，女插队青年郝文显在自己也不太富裕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捐款1000元表达了她捐资助教的一片美意。
2015年这位女插队青年不幸因病离开了我们。她在临终前留下遗愿：为感谢当年作为插队青年所在的南庄村乡亲们，为南庄村小学捐赠一批价值5000元的少儿书籍，以表达当年插队生活的怀念和对第二故乡深深的感情，榆次时报、晋中电视台曾多次报道郝文显的事迹。老插队青年以及南庄村的村民深深怀念着她。
回顾那段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使我们在身体和精神层面得到了双重锻炼。使我们认识了社会，走向了成熟，使我们以后在成长的过程中面对各种困难、逆境敢于奋勇前进，并成为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回访南庄村见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我退休十年后的2016年夏天，回到了那片难忘的热土——南庄村。在村民吕祥宝的陪同下，我踏上故地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漫步街头，触景生情，缅怀过去：昔日村里的大街小巷全是土路，遇到下雨天，街道泥泞，人们很难出行。而今映入眼帘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旧貌换新颜，站在村里的大街上望去，想从中寻找过去岁月的痕迹，然而，除知青们住过的四合院（旧大队）作为文物保存下来，整个村都变了样。
南庄村崭新的村委会坐落在大街的中部。当看到崭新的学校里学生们正在做操，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园内嬉戏，昔日的旧戏台已翻盖成钢筋水泥大戏台，这些变化使我心中一阵阵喜悦。改革开放前村民的住房大都是解放前后建的土木结构的旧房屋，一住就是几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人们乘着改革的春风先后盖起了宽敞明亮、坚固的新式房屋。更有一些富起来的村民又盖起了二层、三层楼房，很有城镇的气息。
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也得到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国家无偿投资270多万元，将村里6000多亩土地进行了节水的地下管网建设，水利部门又投资打了四眼深井……这些为南庄村的农业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看到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可喜的变化，心中激起我阵阵的喜悦；使我想起了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唱的《好日子》：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家共享着政策带来的幸福生活，赶上了盛世，咱们老百姓享有太平！
我坚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南庄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奔小康、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的第二故乡——南庄村的明天会更美好！虽然当年的知青岁月早已成为往事，但故乡永远在我的心中！
难忘的知青岁月
3
我的返城经历
年届古稀之年，越来越爱回忆往事，回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知青大返城的情景，令我不禁唏嘘；从我的遭遇不难看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位下乡近八年的老知青在返城分配工作过程中的种种艰难遭遇……
我与共和国同年岁。1962年，我们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完成了小学六年学业，考入榆次第二中学。在初中三年学习期间，国家正处在非常的特殊时期：国际上，中苏交恶，反修防修；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校自然也紧跟形势教育学生。
1965年8月，初中毕业后，作为学习一直不错的我，本应升入高中继续深造，但遗憾的是：1950年代初在省政府工作的父亲，在肃反运动中，由于在解放前的一些经历，被定为“一般历史问题”。就因这些说不清的历史问题的纠结，堵住了我的求学深造之路，更击碎了将来的大学梦。不得以“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下乡的那些年月里，我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自觉低人一等，于是风里来、雨里去，吃大苦，耐大劳，和社员们打成一片，最终赢得社员们的认可。曾多次评为“五好社员”，把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广阔天地。
1970年代初，国家的政策调整，我们这些老知青终于看到了返城的希望，知青们高兴得难以言表，终于可以回家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批批的返城分配工作名单中居然没有我，当时就像一盆冰凉水泼到了我的头上，不知所措。但我仍没有灰心，四处打听奔走。一趟趟地跑知青办，并和招工人员了解情况。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才知道：是由于父亲在“五七干校”接受审查，称有“重大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被屡屡刷下。
我看到一个个知青伙伴先后返城，高兴地参加了工作，而我仍然留在农村回不了城。当时我的心情悲伤到了极点，而家中的母亲见到熟人时，很不自然地低下了头，一副沮丧与无奈的样子。农村没法待，我只好回到家，四处找关系、想办法。
当时榆次是市、县分设，县革委设在长凝镇，我每天风雨无阻骑车找知青办领导，但一次次遭到白眼。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含泪回到农村继续劳动。一天下来，拖着疲惫的身体，面对空荡的冷屋，孤身一人欲哭无泪，一气之下骑车又回到家，在我住的一间小屋里，趴在炕上，在绝望中嚎淘大哭起来，老天啊！为何对我如此不公！
我的哭声惊动了四邻。好心的院邻都进屋安慰我，其中有个邻居同情我说：他女婿在公安部门工作，认人多点托他想些办法。随后他带我找到知青办工作人员刘某家，说：帮帮忙！给安排个政审不严，稍微差点的单位，但刘某摇摇头表示不好安排……
随着形势的发展，政策有了点松动，父亲可以回家小住，但仍在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由于父亲被运动整怕了，也没有胆量找人，但看到别人家孩子都陆续回城，而自己的孩子仍回不了城，父亲的心也碎了，经过再三思索后，壮起胆子，终于在一天中午找到知青办负责人马某家，请求帮助给孩子安排个工作，但得到的回答：只有你的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孩子的工作。就这样一直拖着！但父母仍没放弃，继续找门路、想办法……
有一天，父亲在街上偶然碰到在县商业办公室工作的亲戚李某（我姐夫的哥哥）说：能否帮忙给插队的孩子安排个工作以便回城，他表示：想想办法吧！还算不错，过了一段时间，他来到家告知：经过努力已谈妥，安排到县百货公司，当时全家高兴极了，终于可以回城了，但一直等不到正式通知，经打听最后才知道又因政审等原因被刷下来了，空高兴了一阵……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榆次五七干校专案组也准备给父亲定案，派专案人员赴省城找到已经复出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父亲大学的同学武兴汤。经秘书汇报后，武副主任严肃地指出：“此人我早已作过证明，该同志没有什么问题，应尽快解放。”至此，父亲审查才结束维持“一般历史问题”结论，恢复了工作。
直到1972年12月“突击招工”时，在李某的努力下，我才被批准安排到县商办陈侃供销社工作。当天，我骑车去县革委（长凝镇）打听消息，正巧碰到县商办李某，他告诉我已批复，并将由劳动局、知青办、商办联合批文手续交给我，嘱咐我抓紧时间办理。当时我高兴得热泪不由自主地流出，经过近两年的奔波，终于等到这一天！可以回城参加工作了！
我拿上批文手续一鼓作气，骑车飞快到家告诉了父母，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不觉累了，又飞速骑车到达东阳公社时已深夜，王秘书已回到太谷敦坊村家，正巧也有几个急办手续的人员，开车将公社王秘书接来，连夜办了户口迁移手续，当晚，我借住在公社机关。第二天，我又骑车回到南庄村办理了粮食关系等手续，收拾了行李，告别了和我多年劳动的社员，也就结束了近8年的接受再教育的农村，返回到城里参加了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
虽然我艰难的返城经历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现在每每回忆起来，历历在目，它是知青大返城的缩影，更是难以忘却的历史上的一页。
201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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