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客居己乡》：匈牙利犹太人的死与生

匈牙利犹太人的死与生

久尔吉·康拉德的《客居己乡》

《客居己乡》

（匈牙利） 久尔吉·康拉德 著

犹太人有钱，也善于赚钱，不过君子爱财，各有各的道。有不计其数的人热衷解读犹太人的“发财术”，希望总结出一套技能，推销给更多急于发财的人，但其实，犹太人发财所依靠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很难复制的，那就是历史—社会机遇。

19世纪后半期以来，最有钱的犹太人都在哪里？不在美国，美国犹太人得到20世纪后才蔚为大观；也不在法国、德国、英国这几个欧洲豪强那里。他们集中在奥匈帝国。这是个神奇的政权，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两个古老的王国合并而成，从19世纪中叶问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统共只有一个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奥匈的军队疲软，起初还能欺负欺负邻近的波兰等国，拿点地盘过来，而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它便一点军事话语权都没了；然而，奥匈却又是有钱有文化的地方，而且越到末年越繁荣，简直让人想起中国的北宋。

弗朗茨·约瑟夫

奥匈的犹太人参与了这种繁荣。不过奥地利和匈牙利又有所不同，奥地利是比较反犹的，1890年代时，还出了一个有名的反犹市长；相反，匈牙利对犹太人而言就是乐土了，他们深得匈牙利精英阶层的喜欢，后者请他们一起参与城市建设。1860年代，匈牙利问世了第一批中产阶级，其中的主体，一部分是由旧贵族转型而来，另一部分就是犹太人。资本主义和城市化都需要商人，犹太人本就善于经商，而在匈牙利，他们还大量涌入金融业、律师业和医生行业，都是社会地位最高的行当。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0年，犹太人在匈牙利的人口数量达到了90多万，其中近六成都是“市民”，住着城市里崭新的公寓甚至别墅，日常马车出门，远离工农业生产的艰苦劳作。少数更加阔绰的犹太人，则选择了乡下居住——比如久尔吉·康拉德的家庭。

今年9月25日，久尔吉·康拉德以86岁高龄去世。他是位名作家，在战后匈牙利文坛颇为活跃，1990年后，他的早期作品得到重版，同时还写了一些回忆录，如2007年出版的《客居己乡》已有中译本。久尔吉生于1933年4月，他那个枝脉众多的家族，成员大多都过着乡绅的生活。久尔吉回忆童年，家里的奢华味道呼之欲出：

椅子套着蓝色的椅套，桌布也是蓝色的，“客厅通往阳台，那里洒满阳光，还有奶酪点心和热可可等着我大驾光临”。每天早晨起来，小久尔吉都能注意到有很多人围着他工作，浴室在他走进来之前就加了热，客厅里点起了暖和的烤炉，整个大宅子的卫生清晨就已做好。

康拉德童年家庭照

家里光是女性仆佣，就有七八人之多；家里设施太多，母亲掌握着一大串钥匙，“开关各种门和抽屉要花很长时间”。老康拉德的发家致富，靠的是做五金生意，店面有二百平米之大，用地下室当仓库，“只要是铁做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五金店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周四，店铺里挤满了赶集购物的人，连边远村落的人都会过来。

久尔吉的母亲家同样出身殷实，但他父亲老康拉德的经商头脑更为关键，他很好地利用了妻子那边的财富，从五金生意做起，他把家族业务扩张到家具厂、沥青石灰厂和伐木林。在他们所住的整个镇上，全镇一万两千人（其中有大约一千人是犹太人）里，老康拉德是最大的纳税人，为此，镇上绅士俱乐部的赌场授予他会员身份，这当然是一种荣誉，但是虔诚守律的他从未去过那里。最为重要的是，正如《客居己乡》中所记的，进入中产行列的犹太人，在匈牙利较少产生身份危机，他们同时把自己看作犹太人和匈牙利人，他们融合得很好。久尔吉说，他家旁边就有个犹太会堂，诵经祷告声日日不绝，他的外祖父一生恪守犹太戒律，父亲也同样虔敬，而到了他这一辈，对匈牙利的热爱之情也是从小就自然而生的。

财富对于犹太人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它能带来安全。像老康拉德这样的纳税大户，政府是十分倚重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奥地利那边的反犹睁一眼闭一眼，而对匈牙利这里，犹太人与匈牙利人大体上良性循环的关系，感到相当的欣慰。可是到了久尔吉出生以后，纳粹党人的兴起改变了时局，犹太人的财富不再是坚固的靠山，反而会使他们成为被觊觎和掠夺的对象。

布达佩斯旧照

1944年3月19日，纳粹军队正式进入匈牙利。之前这些年，匈牙利政府与纳粹虚与委蛇，对犹太人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要他们在身上佩戴六角黄星，还把少数没什么钱的犹太人弄到乌克兰去强制劳动，却没怎么动大多数的犹太人。不仅如此，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德国、捷克、波兰、罗马尼亚等等，那里的犹太人大批逃来暂时还算安全的匈牙利，使得匈牙利全境内的犹太人口高达六十多万，布达佩斯成了欧洲最大的避风港，也给纳粹提供了“一锅端”的可能。从4月开始，抓捕行动正式启动，五个月间，在盖世太保和国内右翼民族主义集团“铁十字”的联手下，全国共有三分之二的犹太人遭抓捕，他们被送进了奥斯威辛—比克瑙一线的集中营，绝大多数都没能活到战后。

久尔吉·康拉德写下了他那位富商父亲被捕的经过：5月15日那天早上，“他们来了”，五个德国军官和五个匈牙利宪兵一起，开门后，盖世太保军官宣称军方收到报告，指控他是间谍，在阁楼上藏了一个无线电发报机。他家随即被搜查，发报机没有搜出来，父亲和姑父都被带走了。随后，母亲前往警察局去提出控告，当她离开局长办公室时，盖世太保军官开着车截住她，把她也带走了。

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是大逮捕的初期，对这些有钱有名望的犹太人，德国人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先扣他们为人质。但父母离开后，小久尔吉发现，周围的匈牙利人看他们的眼光正在起变化，之前从未感觉到的恨意浮现在他们的脸上，“路人脸上传达的信息一般不是好感。最不懂掩饰的人会表示：‘好吧，现在你们逃不了了！’大部分人的表情是：‘啊哈，就是这样，他们正在抓走你们，让他们抓吧！’就算是温暖的表情、同情的表情，都伴随着加快的脚步：匆忙的支持。”当逮捕犹太人的行动切实展开，普通匈牙利人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心思抵抗的，都忙着跟他们撇清关系。

久尔吉·康拉德

然而，久尔吉是幸运的。他那位看起来畏畏怯怯的父亲，事实上早早做好了准备。他家的大宅是1933年建的，当时设有藏身之处，储存了面粉和其他食物（那位建筑师后来也进了集中营），现在果然用上了。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管棚底下埋了两个铁盒子，里面装了黄金首饰，两个盒子埋得非常隐蔽，后来他家被抄了个底朝天，也只暴露了一个。

在危机尚未爆发之前，母亲就时不时地跟久尔吉和他姐姐讲家里的这些“后手”。“如果我们分开了，或是再也不能见面，”她说，“你们孩子需要知道我们拥有什么。”两个孩子都记下了，且对外人保守秘密。母亲更是在两个孩子的外套上缝了几个薄薄的金链子，以防他们一旦流落他处时用做经济来源。这是真正的居安思危。老康拉德夫妇知道钱能带来安全，但要让安全切实落到身上，还需要周到的考虑。

布达佩斯最大的犹太教堂

父母走后，久尔吉和姐姐时刻留心，对他们的村子，纳粹的做法是先把犹太人从匈牙利人中隔离出来，之后全数逮捕，但就在行动开始之前，久尔吉和姐姐前往布达佩斯。首先，是一个姨父“邀请”他们过去一起住，他们立刻决定去，因为他们都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他们的住处再豪华、再舒适，到了需要放弃的时候就得毫不犹豫地放弃。其次，父母留给他们的钱派上了用处，他们花了三万辨戈，从父亲的一个顾客——一位基督徒律师那里拿到了旅行许可，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前去布达佩斯的亲戚家已经被严格限制了。虽然那两年通货膨胀得厉害，但三万辨戈还是能折合九百美金左右，绝非小数目。

这次果断的旅行救了他们的命。两个孩子，年龄加在一起25岁，自己打包行李，自己跟亲戚告别，自己在身后关上大门，意识到这里回不去了，童年到此为止。他们佩戴着黄色六角星，凌晨三点坐出租马车来到火车站，久尔吉回忆说，看见他们的人都面露惊奇：他们怎么能出现在这里？

康拉德的这位姨父曾经为匈牙利打过一战，立过军功，因此享有一些特权，对危险的嗅觉也比较敏锐。他们去布达佩斯的日子是6月25日，走后第二天，故乡小镇的一千多犹太人就都被包围并带走了，一个都没剩。同时，布达佩斯的局势也是瞬息万变。一方面，纳粹党人似乎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东线的苏联军队正在逼近），因此事实上高效开动着搜捕机器，另一方面，由于在匈牙利过的日子太好，很多犹太人是放松了警惕的，尤其那些在新兴城市里占据了中产的半壁江山的犹太人，安全感都比较强。“中产”，这两个字具有很大的麻痹公能，他们从钱、社会地位到人脉一样不缺，于是即便听说了邻近国家发生的可怕事情，也不怎么考虑要给自己找一条逃生之路。

布达佩斯围城战后

这更见出久尔吉父母的睿智，以及他自己的幸运来。财富是带给人以安全感，但犹太人的事情从来就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安全感本身也是陷阱，任何一种处境都是相对而言的，安全即凶险，相反，凶险也是安全。在布达佩斯，在纳粹党徒和匈牙利自己的极右民族主义政党“箭十字党”的轮番威胁下，久尔吉先是被姨父姨妈保护，等到姨父自顾不暇（他其实也是一个典型中产，主要考虑的是保自家的产业），一位若菲婶婶又站了出来，把孩子带到自己家，并且设法搞到文件，让外国大使馆挂出旗子，宣布保护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

即便如此，孩子们也接受了逃生指南的训练，他们看好了自家的窗户，做了演练，如果发生不测，则要确保可以沿着窗帘下面的绳子一路攀爬底下车库的顶上。

到了1944年底，苏联军队包围了布达佩斯，展开了长达五十天的围城战，城内的德国人和匈牙利的右翼分子知道末日将近，更加疯狂，没日没夜地搜捕、杀害犹太人和其他平民。在回忆录中，久尔吉·康拉德颇为深情地说，他在1944—1945年间见到了许多尸体，而他能活下来得“归功于一连串好心的巧合”。他说，这是“受益终身的天赋：在11岁时，能够认清我随时可能被杀死的简单事实，以及学会如何应对这样的情况。”

布达佩斯围城战时

总有人觉得，当年遇到如此凶狠激烈的迫害，犹太人本该都早早逃走的。然而他们没这么做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涉及信仰和三观的原因，有东欧犹太人特殊文化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考虑，而且不同地方的犹太人情况也不同。对于匈牙利的犹太人来说，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与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的关系太紧密了，紧密到了容易对风险选择无视的程度。像我们看到的，中产带来的安逸感让人难以割舍，同时又会对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区域内的邻里不那么关心，遇事习惯先以自安为上。

电影《忧郁星期天》非常准确地呈现了布达佩斯犹太人的气质和心态：片中，一个在布达佩斯开餐馆的犹太人查波，有一位美丽的养女易洛达，当纳粹军官魏克决心霸占易洛达，害死查波时，查波并没有关闭餐馆，选择逃走。他总是面带忧郁，看着自己熟悉的布达佩斯，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就是与此城共亡；而他看易洛达的样子，则不仅是慈爱，更有点色迷迷，由于在这里拥有了各种自由，犹太人不会掩饰自己在财富、事业、阶级地位之外还有更多的欲望。

但犹太人的生命力也确实是强的，他们常常用主动选择不走来证明他们必然活下来的信心。当年和久尔吉同住一个村的犹太孩子共有两百人左右，除了他和姐姐外，就只有两人幸存下来，尤其是他喜欢的表姐薇拉，是被“浇上汽油烧死了”的。到了布达佩斯，外界如此恐怖，也仍有犹太人在积极地做一些什么。久尔吉写到一位马里奥，那是他在布达佩斯的邻居，因为参与了一些秘密行动而被箭十字党徒搜捕。马里奥和父亲被捆在一起，射杀后扔进了多瑙河，他父亲胸口中弹，死了，马里奥则只是胳膊中弹，他在水中使劲把父亲挣开，然后抱着一块浮冰，沿着多瑙河漂流到了伊丽莎白桥下。严冬的河面上漂浮着寒冰，马里奥居然没有被冰夹死，而一身血水地爬上了岸，往家里走。在路上他再一次被暴徒拦下，这时的他早就豁出去了，他对抓他的人说：“你要是乐意，就再开一枪把我打进多瑙河吧。”

然而久尔吉·康拉德自己则真是吉人天相。不单他熬过了最凶险的几个月，就连他被捕的父母都非常幸运，他们不像其他同乡那样身陷集中营，化成灰烬，而是被扣在奥地利的一个劳动营里。1945年5月，二战结束的当口，他们就活着回到了匈牙利，回到老家，清理了自家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房子，重新开张做五金生意。一开始货架只有四排货物，随后有了六排，再后来有了十二排。

这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精神品质可以总结：他们让生活继续，是因为他们“有五个孩子要养”。久尔吉·康拉德的母亲后来安然活到百岁：他们真的把活着变成了一场值得庆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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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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