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国华：未满十八岁禁入KTV并非过度保护 | 学者评论

       根据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之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该条款对相关场所经营者、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等均具有拘束力。有人认为，正规的量贩式KTV只是一个唱歌的地方，往往也是家庭聚会的选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禁入规定未免矫枉过正。也有人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刑法》规定，性同意的年龄为14周岁，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年龄为16周岁，《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满18岁禁入的规定存在过度保护之嫌。

       然而，立法有其自身逻辑与法理。就其性质而言，《未成年人保护法》既是人权法，也是未成年人的福利法。作为人权法，其基本逻辑是“在平等保护基础上的未成年利益最大化”，而福利法的基本逻辑即“在国家亲权法理上的国家监护制度。”就其内容而言，《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不仅将未成年人保护定位为一项国家责任，也设定为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一项共同的社会责任。基于国家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设定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和“普惠型儿童福利”两项基本原则。基于社会责任，该法则设定了“近距离责任”原则。
        KTV等娱乐场所禁入条款出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属于“社会保障”之范围。根据“近距离责任原则”，KTV等娱乐场经营者、消费者、监护人等均负有及时“制止、劝阻、报告”之责任。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理都尚未发育成熟，对潜在危害尚不具备完全的判断能力，因而需要“有能力的人”切实担负起保护的责任。毕竟KTV等娱乐场所是成年人的世界，往往鱼龙混杂，为避免未成年人沾染不良习性，需要设置禁入条款，体现国家亲权的“强制性”。

       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之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保护对象设定为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么，该如何理解其与《民法典》《刑法》等相关法的年龄差问题呢？ 
       一般而言，人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并非同步。性认知属于自我认知的范畴，是基于人对自身性别和身体的了解而形成的知识。性别认知一般在三岁左右即初步形成，至14周岁基本成型。因此，《刑法》规定性同意年龄为14周岁是具有科学依据的。但社会认知源于社会实践，尽管在18岁之前未成年人通过有限的社会活动能产生一定的社会认知，但绝大多数未成年人都没有“进社会”，尚不具备完整的社会认知。KTV等娱乐场所是一个浓缩的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潜在威胁已超出其认知范围，为防止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不良风气的侵袭，立法禁入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而违法犯罪认知与社会现象认知也并非同步。犯罪属于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大多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应当具备相应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刑法》将16周岁设定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并无不妥。但是，对于KTV等娱乐场所的形形色色，大多未成年人非但不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而且基于青少年特有的好奇心理，很可能在仿效中不自觉沾染陋习。
       《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的对象是一般的未成年人而非特定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不因部分未成年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放弃，正如同国家亲权不因自然亲权（监护人）存在而缺席。从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看，即便是“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仍不具有成年人的成熟心智，相较成年人仍属于弱势且容易受到伤害，因此，依然属于未保法的保护对象。基于法的整体性理解，“视为完全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适用KTV等娱乐场所禁入规则，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和“普惠型儿童福利”的内在要求。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未来。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国家的责任、社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
作者 | 江国华（武汉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原文刊载于《上海法治报》2023年2月3日B7版“学者评论”，责任编辑：徐慧；见习编辑：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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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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