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唯有写作，是永恒不变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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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晚，袁凌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参加「一席」演讲。上台前，主办方让他换下那条过分休闲的灰色短裤，他拒绝了。两年前，他曾穿着一条相似的米色短裤，接收腾讯文化「年度非虚构作家」的加冕，并不认为其中包含冒犯。

袁凌厌烦修饰外形，不曾购置过一套西装，一双皮鞋，甚至一瓶洗面奶。担任财经记者时，他曾因穿休闲装出席一场跨国投行会议而被投诉。金融圈衣冠楚楚，他自觉不适，索性离职。

对于精致和体面，袁凌保持距离，这出于某种警惕，「享受得太舒适会害了你。」2005年担任新浪副主编时，他几乎过上一个成功人士的生活，月薪两万五，拥有新浪期权，还有一位漂亮姑娘。但他立刻察觉到危险，一位颇有才华的同仁成了高管后，一个字都不写了。焦虑在高楼办公室里时时发生，他辞去职务，回家乡。

17岁那年，他从秦岭南坡去关中念中文系，坐了一整夜汽车，车顶上绑了一个巨大的黑漆木箱，装了他的文学梦。十五年过去，那木箱仍悬在他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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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

   一   

陕西安康筲箕凹村依傍的八仙河被水电站截断，鱼干臭在枯竭的河床上，田地带着耕种的年轻人一并消失，山里只有老人和土屋的断垣残壁。没有一场死亡比家乡的死亡更触目惊心。

袁凌不止一次提到自己对家乡的负罪感，「还是回得太晚。」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里，他将自己列为躲过死亡筛选的人。这场幸运，他以写作偿还。

老家的房子早先卖掉了，袁凌先后寄居于一栋废弃的粮管所与一家路边小商店。农民慢悠悠地走来走去，他一笔一笔描摹。可这种生活太过单调，即便他写出黄土般松散又凝聚的质地，依然得不到主流杂志的认可。

袁凌失去了经济来源，同时承担着非议。村民认为他在外头混得太差。大半年后，他没了寄居之处，只得返回北京。在多家媒体辗转后，袁凌成了《凤凰周刊》主笔。

他并不满足于这份编辑工作。从并不培育作家的中文系脱逃后，袁凌一直将记者视作弥补生活经验的理想职业。为此他曾放弃不合意的清华博士学位，以及它可能附庸的北京户口。三十八岁时，这个执念再次诱引他离职。

四个月内，他联系了几家知名杂志，却遭到无一例外的回绝。「是昌平兄救了我。」在新京报时，袁凌和罗昌平有着睡在上下铺兄弟般的感情。袁凌回到《财经》进了法制组，「昌平是我的副主编，另一个曾经跟我睡同一个屋的小兄弟是我的主管编辑。」

这种落差多少让袁凌有些失落。好在手艺没丢，他自己采写，编辑，出了生平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过去他写小说，写新闻，总担心它们串了变得四不像，那道防火墙终于在特稿中被推倒。这篇稿子真正敲开了《财经》的大门，他被免除三个月试用期直接转正，同时被赋予《LENS》主笔的职位。

之后的《尘》《守夜人高华》让他在特稿界站稳了位置。袁凌并不享受因特稿而来的名声，甚至警惕这类文本的偏向。「特稿被阉割掉了，变成讲故事，戏剧化。调查报道从来不讲故事，就给你摆证据，一条一条，都是事实。」

可十年调查记者生涯像一纸空白，「一篇都出版不了。」快离开《财经》的时候，袁凌写了《走出马三家》，调查报道的版本被《财经》压下，在《LENS》变成一篇特稿。这部有所牺牲的作品仍然让《LENS》丢了刊号。它不再试图发声，成了一本青春文艺mook。

「软了。」

当初那批握紧拳头的人，也散了。中年人的饭局，一半心事满腹，一半志得意满，袁凌很少参与，「车子房子孩子我都没有，聊什么呢。」他愿意和年轻朋友呆在一块。小兄弟雷磊创办了「真实故事计划」，邀他做总主笔，他去领了一张饭票。这个机构的影视化探索，他不了解。没人催稿，他只管写自己的。

多数人将袁凌与李海鹏相比，这两位记者出身的作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海鹏投身影业，领船随浪潮而动，袁凌则更像一叶扁舟，「河往哪里流，我还在这游。」

唯有写作，是永恒不变的欲望。

   二   

谁都不曾想，「非虚构」会开启另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概念降临之前，袁凌在文学上一直处于黑暗期。

他很早地意识到，即便记者身份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便利，它并非匹配一位作家的理想职业。

「采访者可能成为任意一种生活形态的见证人，但并非当事人。有限周期里，他来不及触及当事人生存的质地就已离开，带走的往往是表面的片段。写出的稿件，似乎具有某种意义，却又像承载它的纸张，逃不过朝生暮死。」

袁凌希望进行更长久，细致的观察。他写做记者时接触的底层故事，它们不像小说，也不像散文，是高密度描绘生活的现场。2002年，他完成了《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的初稿，找了好几家出版社，都被拒之门外，「写得挺好的，我很受打动，但它不像小说。」那时，小说是被视作纯粹的虚构，是文学里最显赫的文体。

2011年，袁凌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再次将书稿拿给一位编辑，对方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这里不发这种东西。」

他将书稿拿回，继续写，直至到达临界点。「当时我在修订书稿，又写了一篇长散文《去墓地》，还写了一篇《海子：死于一场春天的雷暴》。」过多的死亡叠加在一起，损伤了他的脑子，那几天他无法再想任何严肃的问题。

那段时期太过灰暗。袁凌在《无名的裘德》找到映照，「我东西都摆那了，你就是不给我机会。」他常常想到死，「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没有前途的，没有任何希望。」

诗人叶匡政是袁凌多年的好友，他理解袁凌的挣扎。在《文学死了》中，叶匡政提出，「小说、戏剧、诗歌等文体发展到今天，已异化为作家占山为王的武器，文本遇到体裁问题，如同文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最严厉的文学酷刑。」

袁凌并未崩溃，他甚至躲过了得忧郁症的劫难，「可能这辈子也发不出来，你要接受它，继续写下去。」

这些文稿在抽屉里呆了十二年，直至搭上「非虚构」的船。《寻路中国》《中国在梁庄》之后，非虚构文学进入大众视野。袁凌在网易「真话」连载，获得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关注，最终出版了书稿。这在过去是种不敢想象的奢望，「他们太高了，根本没敢找。」

袁凌终于收获了掌声，他自嘲它们廉价而微弱，「主流文学圈还是不太认这个，现在好一点，摸到了桌子边。」

即便获得了「非虚构作家」的加冕，他仍警惕它的标签化束缚。他从高一时开始写诗，散文，小说，这些才情并不为人所知。青年时期，他写下第一本长篇《在唐诗中穿行》，这本富含激情与想象力的作品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一样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出版后销量却最为惨淡。

袁凌觉得「非虚构」不应成为一种固化的体裁，而应成为一种精神。他将真实可靠的生活经验视为任何创作的根基，「不依靠现实的想象是拙劣的，想象力是所有现实印象的时空转换，你要在脑中将它打通。」

这使得他追求更广阔的题材写作时难以躲过分裂。

   三   

「很久以来，我觉得写乡村是本分，写城市是附加的。我也想写好城市，但我一直也是个局外人。」

袁凌的父亲是七十年代八仙镇唯一的医科大学生，一生未能进入县城。而他在城乡间徘徊前半生，最终停留在北五环。

在北京，一环有一环的生活。袁凌住在燕丹村，这个城中村是外来务工者的驻扎地，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有6站公交。过去他常常坐黑车，一趟3块，一辆只能坐几个人的面包车，能塞下20个人。膝盖碰膝盖，腿碰腿，身体失去柔软度，竖起防备的壳。他感觉自己变成一块肉，失去了人的尊严。

房租从1200逐年涨到了2100，因为购置的书过多，袁凌不曾搬家。有年春节，他去广州呆了一天回来，北京成了一所空城，而自己孑然一身，他突然觉得孤独。

幼年时这种孤独也曾缠住他。父亲在各个乡区医院流动，袁凌从未安定地居住，因思念母亲，周末时常走上20公里山路回村。筲箕凹像一个密封的瓮，困住了他的心神。成年后，袁凌仍多次返乡，外婆与母亲成为他文字小径的开端。在《青苔不会消失》中，他将她们比作长满青苔的石坎，长年沉默，「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

他本能地以最多的笔墨关注底层人民，他们构成了社会的根基，而今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

研究生毕业时，袁凌因一句「我们这儿是大城市，大农村」跑到重庆，做了四年记者。那时的重庆充满底层社会文化，棚户区、棒棒军、洞子火锅，人们每天为生活奔波，也不乏生命力地享乐。

这些年，他多次返回重庆，发现它正在经历一种分裂。现代化楼房的地下室是5块、10块一晚的棒棒宾馆，被凿满小坟窟的斧头岩与现代化社区长成了一体。「重庆在努力地驯化自己，迈向它不熟悉的现代城市文明，这不单是重庆，也是其他城市和乡村发展的道路。这条路必然存在痛苦。」

2002年袁凌写下《我在重庆的生活》，如今他试图改写，却遭遇一次次挫败。过去他花了太多心力书写乡村。对于城市，他只有片段印象，并不具备完整的世界观。

袁凌多少有些担忧。四十多岁是该出一本巨著的年纪。他觉察到自己变得温和，担心落入平庸。身体早已危机四伏，如他那电器罢工，管道老化的旧房子，长年写作留下脑血管痉挛的毛病，医保又在一次次返乡中被切断，无法给予他安慰。

他一边焦虑，一边宽慰自己，「金宇澄60岁还写了《繁花》呢。」这部通篇沪语的小说是上海文学的代表。受金宇澄邀请，袁凌在《上海文学》开设专栏。他写了一部分城市人物，笔调剥离了写乡村时的凝重。

在书写乡村与城市之间，袁凌仍然觉得分裂。他觉得自己像站在刑具上，两边都在撕扯，又像同时站在两个铁轨，无法并行前进。

这种分裂固然痛苦，也驱使他审视书写的本质，「人的生活天然包含了乡土和城市，从内在去理解，写的其实是人性，是人生活本身的状态。」

在他所居住的北五环，每天清晨八点都会出现一个奇观，几百辆单车在片刻间消失，同那些流淌着乡村，小镇血液的青年，一起奔赴城市的中央。

谁能说清，这座城市真正属于过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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