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 | 吴新明：妻儿突然成黑户，儿子出生罪遭大了

作者简历

吴新明，1965年考入哈军工。先后在国防科技大学和蚌埠坦克学院任教。1989年后致力于军事历史、军事教育研究。先后出版并在各报刊杂志发表纪实文学作品多篇，专著4部《王牌军校哈军工》《王牌军校：高端访谈》《军中名校哈军工》《长河浪花-65571传奇》。

原题 

儿子出生时的坎坷

作者 ：吴新明 李秀英

今天是我们儿子吴彬50岁的生日，50年来他事业有成，从部队退伍回来在国有大型企业工作，不管怎么说，也是吃“体制”内饭的人，衣食无忧。可是50年前他出生时的情景，历经坎坷至今还历历在目，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1年11月1日我们的长子吴彬在苏北赣榆县城里呱呱堕地了。此时，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拉到了崩溃的边沿，普通人家的日子家家都过得很艰难。

我爱人李秀英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小学去当老师，工作三年后碰上了“上山下乡”运动，县里规定：凡老三届毕业生一律下放！1971年初已经结婚怀孕的妻子也被强行“下放”到农村。

右1是李秀英高中毕业时与同学在一起

鉴于她是怀孕待产的人，根本不能到农村去，但政策规定人可以不下乡，城镇户口一定要迁走，一天不迁户口一天不得安生，家里天天被敲锣打鼓。

就这样妻子户口被强行迁到了赣榆县宋庄公社刘庄大队。至此，妻子失去了城镇人的口粮和煤炭的供应，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拿钱也很难买到的！

没有城镇户口的人住在城里，当时在我们县城里多的是。其人员成分是农家姑娘婚配嫁到城里后，城里不承认她们的“城里人”身份，没有城镇身份的人是不可以吃供应粮和用供应煤的。

女人不被承认就罢了，谁让你“攀高枝”没经批准嫁到城镇的呢。可是生了孩子也不承认其合法身份，注册不上有含金量的城镇户口，这些人被老百姓虐称为黑户。我没有娶农村姑娘，也莫名其妙也闹上了两个黑户的待遇。

1970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三线”工厂，在江西省九江彭泽县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新建的一个登陆舰工厂，远离了家乡。全家的经济来源就靠我的43.5元工资维持，妻子老师的身份被学校除名了。夫妻两地分居，每月还要拿出5元钱赡养父母，日子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国家供应的计划内粮食一斤大米才一毛四分钱、一斤面粉一毛六分钱，可是，黑户们没有这个待遇。米和面要花3倍以上的价格在黑市上去买。偏偏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家里要添丁进口了，虽然困难但大家都很高兴，儿子出生后第4天我们就带着孩子高高兴兴出院回家了。

回家后不久，妻子告诉我说儿子不大爱吃奶，抱起来吃奶时表现出有刺痛感的哭闹。过了一天，细心的妻子在换尿布时发现孩子的屁股右边红了一块，两天后红的地方越来越硬，没办法在出院后第三天又去了医院。

外科大夫一检查，吩咐立即住院，诊断说是孩子患了“蜂窝组织炎”。什么是蜂窝组织炎，我们一概不懂。住院第二天孩子就进行了手术，医生对着儿子的半边屁股划了一刀，放出了许多脓血。按照常规放出脓血病就好了呗，可是祸不单行，第二天孩子就发起高烧来。

化验后，医生很严肃地告诉我，说这孩子感染了败血病，这可是晴天霹雳！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很凶险的。”妻子听了，急得直哭。不管怎么说，有一线希望我们决不放弃治疗。两天抗生素点滴下去，孩子的体温奇迹般下降了，闯过了一关。我们高兴得直向主治医生道谢。

就在我们为孩子恢复健康而欣喜时，细心的护士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孩子的体温不断下降，她报告了医生，医生马上赶来，又一次测量体温，完了之后，把我叫到外面，正式通知：“孩子病危了！”

我很不理解，沉住气询问医生，怎么体温降下来，不发烧了倒是病危了？主治医生很耐心地向我解释：体温下降到低于人体常温（已经达到34度了），这反映出患儿已经失去抵抗力了。一席话把病危点透了！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的心就像儿童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刚升到巅峰，一会儿忽地一下又掉到谷底，整个人简直就要崩溃了！

好在主治汪医生是一位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经验丰富且学识很高，医德也很高尚。知道我是哈军工的毕业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毕竟是一个城市走出来的“老乡”，他安慰我说：“我们尽量努力吧，或许有希望！”这句话像黑暗中透出的一道亮光，给我们带来了丝丝温暖，心里有了点点暖意。

在住院的时间里，孩子得到了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和护理，除了用药，主管的胡护士长是位年龄比较大的老护士，大约有35岁了，是一位护理经验很丰富的老护士，后来才知道，她竟然不是一般护士，其丈夫是我们赣榆县一位副县长。可是，从她身上看不出一点官太太的傲气！她吩咐孩子妈紧紧地把儿子搂在怀里给孩子增温，也许是母亲的体温给儿子以特别的正能量，也许是儿子大概能体会到母亲的关爱和难舍难分，体温竟慢慢地回升，儿子终于又一次逃出了死神的魔爪，21天后，儿子健康地出院了。

孩子不到一岁时，1972年初母子的合影

21天的光阴在人的一生里应该是短暂的，但这21天对我们夫妻来讲简直是度日如年！一方面孩子的病情折磨着我们的心，更难过的是经济的困难，43.5元钱工资，没有任何积蓄的经济，怎么能应付得了如此局面？我们双方的父母都无能为力帮助我们，只有我有公职的二叔能尽微薄之力拉我一把。

记得苏北的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了，我依然穿着单衣，随身的衣服都在工作单位江西九江，妻子怕我冻坏了，用给人家织毛衣剩下的毛线头给我织了一件毛背心，由于是线头编制而成的，颜色形形色色、五颜六色穿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斑马服。为了御寒，我顾不了这些！每天早晚冒着凛冽的寒风，往来在县医院和家庭之间时冻得我直哆嗦。

孩子还没有出院，工厂就催我该归队了，没有办法，我忍痛告别了她们母子，踏上了回九江的旅途。临行没有盘缠，厚着脸皮跟二叔伸手，二叔也没有积蓄，跟别人借了15元钱给我。

那时连云港到九江的路必须水陆兼进，从连云港出发坐火车到南京浦口，由南京浦口乘“东方红”江轮到九江，再换小轮船到彭泽，路费满打满算全程要12元。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船行到安徽省望江县境内华阳码头，这是“东方红”大轮船可以停靠的港口。据说，华阳虽小但因为有一个大型的劳改农场，所以破例在此弹丸小镇设起了一个大轮停靠码头。天刮起大风，在江面上掀起了一米高的大浪，打得小船都躲进了港口避风。那时，轮船的设备很差，扛风浪能力极差，轮船也不敢继续航行，躲进华阳港避风。

船安全了，可急坏了我，眼看着就要到彭泽了，只有60里地，竟然“凉”在这里避风了。关键是我囊中羞涩，只剩下3元钱哪！维持一天还可以，如果两天、三天，怎么办，我有可能在此地沦落为乞丐！船何时起航渺无信息，我的心急得像一团火。不管怎样，我必须走，决不能被困在这个船上。

第二天风稍微小了一点，船何时起锚，还是杳无音信。我顾不了危险，花5毛钱雇了一条小舢板，渔民冒着风浪在华阳港横渡了长江天险。

记得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时，陈赓、谢富治二野4兵团也是从这里横渡长江，一举突破蒋介石的长江防线的西线。今天，弟子不肖在这里给首长丢人了！

过完江，到了江南，我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像一块沉石落地，从这里步行到彭泽县要穿过马垱要塞就到家了。沿途，我无心考察马垱的险情，因为，马垱之所以称为要塞，这里江中水文地理特别复杂，江两岸有陡峭的山峰，山上设有炮台，是武汉的天然门户，日本鬼子进攻武汉时就是在此地遇到水路受阻，被国民党炮兵击沉了几艘军舰，于是改为陆上侧翼攻击炮台，终于突破了马垱要塞。

沿长江南岸西行60华里，一路上我只啃了一个馒头，终于在天黑前到达了彭泽435厂，饥困交加，我一头栽到了床上直到第二天天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记得主治医生叫汪明远，主管护士长胡广兰。他们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孩子的救命恩人！非常遗憾的是，汪医生和胡护士都先后调离赣榆，失联了。据说胡护士在南京但得了老年痴呆。愿他们健康、长寿！

在赣榆县医院工作的医生崔维军先生来信说，吴新明同学：你所打听的护士名叫胡广兰，其丈夫1983年左右是我县副县长，名叫徐洪道。我县在1963年以前没有水稻，徐是南方人，据说他认为赣榆这地方应该能种水稻，于是在60年代从家乡带来水稻种子并在我县试验成功，恰好当时石梁河水库于1962年建成，1963年我县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徐已去世，胡广兰目前在南京其儿子家，听说现患有老年痴呆症。还有那个汪医生叫汪明元，约于上世纪90年代左右调回老家，可能是上海某地方。看来这两人你都难见到了。

看完了这封同学的回信，我既高兴又遗憾，高兴的是两位恩人终于有了下落，遗憾的是我很难当面向他们致谢了。

2016.5.20初稿

2021-11-1定稿

吴新明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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