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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王士元：在国企大厂，我是被控制使用对象
王士元，1964 年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 ,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从事计算机教学与计算机研究，研究方向是信息采集与数字信号处理，现已退休。2000年被邀，在华为公司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退休后被返聘在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多年。著有《PC接口技术及应用》《 C 高级实用程序设计》等。
毕业分配时并不按成绩，而是按阶级成分，出身工人，贫下中农的分到保密的三线单位，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分到京津沪国家研究单位，而出身不好的则分到京津沪辽的工厂企业（我们专业没有兰州分配名额）。我本来是照顾分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因为吴芝芳已分到天津。但我们的班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你去沈阳，火车从沈阳到天津只需10小时左右，你可以每月来回一次。我们班的孟同学（河南人，支部书记的同乡），他已结婚，爱人在兰州，他若分到北京，来兰州探亲可以有火车直达，你就把北京的名额让给他吧！你去沈阳！”我没有考虑工厂请假是很不易的，那时火车票价很贵，也没有条件可以常回天津！但我虽然不高兴，也无奈！就没加考虑的同意了！这样，我就分到了沈阳重型机器厂。
我怀着满腔热情，提前启程，坐着硬座火车花了几天几夜到沈阳，好在火车上的长春女乘务员服务态度很好！知我是大学毕业分配到沈阳来报到的，是第一次出远门，对我多有照顾！经常送水送吃，让我很是感动，体会到人间的温暖，下车时我发觉鼻孔里全是火车冒出的黑烟灰。
火车是晚上到沈阳的，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找到了沈阳重型机器厂，看到大门有带枪的站岗军人，说明我是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来报到的！他说你自己找住处，明天早上来报到吧！马上一股凉气穿透我身体！没想到！这样热情澎湃的来报到，居然这么大的厂，没有一点热情接待的味道，甚至没人理！那是多么伤心呀！
我到沈阳重型机器厂报到后，先要下车间劳动锻炼，然后等待分配。这是一个超大型的机器设备制造厂，有职工1万多人，当年共分来200多名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厂里认为我是学物理的，觉得炼钢车间有物理过程，适合我学的专业，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到炼钢车间报到了。
在炼钢车间劳动，看到那昏暗、烟熏火燎的环境，又看到那出钢时钢花四溅的危险又壮观的场面，心里是七上八下，五味杂陈，但抱着劳动锻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愿望，让一些杂念消除了，这样我就开始了向工人们学习，改造自己的过程，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了。不久就成为一个顶班工人，可以上岗工作了。
记得当时平炉炼好一炉钢，炼好的钢水流入钢包，然后浇注时，那时钢花飞溅，犹如烟花，甚是壮观，想你也看过这样的视频画面，殊不知，在钢水包附近的人将会承受几千度的熏烤。深冬季节，我们只穿一条短的衬裤，外穿白色的帆布工作服。浇注完事后，各个都浑身被汗湿透，像落汤鸡一样，由于失水过多，于是大口大口地喝冰镇的汽水（是免费提供的保健饮品）。
尤其更艰难更危险的工作是抢修盛钢水的包，因为这个包马上要盛第二包钢水，当浇注完后，如包内有耐火砖脱落，就地马上抢修，包内还是通红的，有几百度的高温，我和工人们一起，轮番地披着用水浇湿的麻袋，踩着通红的炉体补上一块砖，出来时，麻袋冒着烟，头发可能会烧焦。当然工人们是不同意我和他们一起这样干的。
由于我认真劳动，不怕苦和累，还帮助他们革新一些设备，为人随和，和工人们关系处得很好，领导也很满意。
沈阳重型机器厂炼钢车间
这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大厂，来视察和参观的要人络绎不绝，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金日成、西哈努克亲王等，每当有要人来访，厂子会通知我：“明天你不要上班，在宿舍休息吧！”你想，这在当时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自己不被信任，是控制的对象，心理是多么受压抑呀！
1965年又赶上四清运动，北京钢铁研究院派出工作组来车间开展四清，其中有几个和我同期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先在下面摸底，了解情况。工作组中有两个上海的女大学生，引人注目，因炼钢车间是不见女人的。由于我们是同期毕业的，似乎有亲近感，他们常来我这儿了解情况。其中一个更显得主动，中等个儿，长得不错，只是皮肤较黑，一周中，她们也下来劳动一天，总是要到我在的工段来。
那时年轻人情窦初开，是很敏感的，但我感到很自卑。一提阶级斗争，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人就会成为被斗争的对象，就会有恐慌的感觉，因此就觉得自己异想天开，不可能的，况且我已有女朋友，所以总是躲着。我属于待教育好的子女，但她却常通知我参加积极分子的会议，私下老找我。在那样自己被压抑的时代，一个“四清”工作组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党的化身，是党的代表），在政治上能信任我，我是多么感激她，但深深留下的自卑感，在我心中记忆犹新。
接着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像我们这样的人，又叫臭知识分子，是被革命的对象，当然有大量老知识分子顶着，我们就幸免于难。那时，正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活动，每天都心惊胆战地到工厂，都要看一看有没有自己的大字报。那时吃早饭前，大家要向主席像作早请示，下班时向主席像作晚汇报。当时有同来的一个上海大学生，和我关系很好，当我们并排上二楼餐厅吃早饭时，首先，在楼梯口对着毛主席画像作早请示，要拿着红宝书，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突然说“我才不信那一套”。我们很吃惊，等下班时，出厂门口，就看见他和几个人，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喷气式状地站着，他可是工人阶级出身呀。
此时，沈阳科技协会举办一个沈阳优秀职工的科技进修班，选中我，为他们讲《高等数学》，每周一个半天，午餐很丰盛，下午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我还是回厂劳动。积极地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进修班结束时，科协领导给我许多钱，说是讲课费，我立即断然拒绝，我说我是义务的，不要任何的报酬。他们打电话给我们领导，说这一笔经费是特许的，别人都领了，只有我一个例外。领导也劝我，说你不领，他们无法结账，我仍坚持。后来再去科协时，他们送我一套精装的英文版的毛选四卷，和一支刻有我名字的金笔，这我没法不接受。后来他们说这是用讲课费买的。可见，当时我是多么虔诚地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那个被打成反革命的我的好友，上海来的很帅的大学生，为了摆脱歧视，走出困境，经人介绍，很快找了一个大连的现役女军人，每当她来沈阳时，他都要带着身穿草绿军装，带着有红五星帽徽军帽的她到厂环游一遍，有炫耀的意图，意思是说：解放军军人是我的未婚妻，我能是反革命吗？后来，他们结婚了，但军队的意见是，你如要和他结婚，就必须复员。后来他也去了大连。
至今还保存的赠送的精装英文版毛选与金笔
那时解放军是人们羡慕的对象，如同现在年轻人崇拜影星歌星一样。记得，我在家时，每当我的一个漂亮的堂姐（我称六姐，她是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的大夫）和六姐夫（该院的一个领导）来家时，我很兴奋，他们穿着军装，周围的人们都用敬仰的眼光看着，好像给我们受歧视的家，带来了光彩。
我姐姐上高中时，踊跃报名参军，后选进解放军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机要，结业后，分配到北京军区从事军队机要工作，是保密的工作。记得春节她回来探亲时，穿着军装，人很白，说着京腔，走在街上，那么多人投入羡慕的眼神。可惜也因为家庭关系，后来在北京转业了。我在填写家庭与社会关系时，必定把她们写在前面，以此证明我的亲属是解放军，主观意愿上认为可冲淡家庭对我的不利影响。
紧跟着又是主席令下，“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开始大串连了，我们属于没人管的状态，还属于待分配的大学生，于是在上面已经下令结束大串连时，我们觉得不出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为了赶上最后末班车，就登上去广州方向的火车。
记得在火车上，突然有红卫兵纠察隊的人在车厢中大声叫喊：红五类出身的留下，黑五类出身的立即滚下车，但似乎沒有效果，我虽然当时心中一惊，但立即平静下来，心想谁知道谁呀！当时我抢到了车厢内行李架上的一个位置，只能半躺在火车厢内上面的行李架上。途中想上厕所，只有在椅子背上前进。
车，到了广州，由红卫兵接待站送我住到一工人家，吃飯在红卫兵接待站，有时错过开饭时间，我就在街上飯館买飯吃。这位工人很好，大致能听懂我说的话，但不会说普通话，当然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广州话，他家备有小黑板，于是我们借助小黑板進行对话。白天我去各大院校看大字报，上街听辯论。曾看到有一双高跟鞋挂在墙上，有一张大字报贴在下面，说这是封资修，是靡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下面围了许多人，大家在发表自已的看法。那时国内女的没有穿高跟鞋的，可能是香港过来的小姐穿的高跟鞋被红卫兵脱下挂在墙上的。
在重型厂劳动时卸装后的我
我的另一个重要工作是收集各个派系发的小报、传单，想返回沈阳后，提供给造反派，也可以向大家交待，我的串连不是游山玩水，是一次革命的串连。实际上，我也去了许多名胜古迹处，因为这些地方正是扫四旧的重奌场所，红卫兵云集的地方，在广州，一刻也没歇，到大专院校去看大字报，收集资料，晚上整理。也参观历史古迹，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中山纪念堂、中共三大会址，它是迄今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当然也随机参加街道上的一些辩论会，我只是听者，在路上遇到，就听。
在广州期间，早晨吃早奌时，第一次喝到了里面放肉和海鲜的大米粥，味道很怪，饅头都是甜的，副食店中出售鱼时，分鱼头、鱼尾、鱼中间段，分段出售。肉可以买一两。感到很新鲜。有一次发现有出售面条的饭馆，好長时间没吃过面了，由于盛面条的碗很小，一两一碗，我要了八碗，将一个圆桌全摆满了，進来吃饭的人，个个用驚奇的目光望着桌子望着我，原来当地人只把面条当作像粥一样的东西，每人只要一碗，不作为主食，因而对我的举动感到奇怪。
没多久，党中央发出了红卫兵停止串连，迅速返回原地，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于是我立即响应，所以我不能再走了，就待在广州，等待安排回去，在广州逗留了半个月，才被安排回到北京，在北京又住了大约一个礼拜，才被接待站安排了回沈阳。
在回来前，又发生一件事，就是我从广州带回的资料全压在接待站我睡觉的枕头下，那些资料我视作宝贝一样，每天都怕丢了。有一天中午回来，突然发现不见了，当时我如同五雷轰顶，像丢了魂一样，到处找，后来有人告诉我，说看见你临铺的那个东北人曾翻你的枕头，说他已去火车站，要回去了。这时我飞也似的去北京火车站，在排队的人流中，一个个的寻找，可惜直找到天黑，也没有找到那个人，没有办法，我想空手回去也无法交代，于是在北京又多待了几天，赶紧再收集一些资料，回去好证明我没有游山玩水，是真的革命串连去了。
文化大革命看大字报
回到沈阳，急急忙忙赶到工厂，却发现一切照旧，还是没人管。劳动的大学生们，很自由，来去随便。我带来的资料无人问津，空辛苦一场。
后来人们对一些大是大非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观点不一样，于是开始出现群众组织，相同观点的人自成一派。沈阳当时有三派，造反派“八三一”，“八三一”的主力在辽宁大学，即辽大“八三一”。保守派有辽革、辽联。辽革的主力在黎明机械厂，这个厂是军工厂，主要生产歼击机、发动机，辽联的主力在东北工学院，即东北大学，当时沈阳部队、辽宁军区支持辽革，东北局支持辽联，因此辽革是拥军派。辽联是拥政府派，只有“八三一”是无依无靠的，后来我也参加了“八三一”。
那时沈阳的大大小小单位各色战斗队无数，我也成为一个“八三一”战斗队成员，并成为一个笔杆子。在头头的旨意下，我会全力以赴去写去完成，什么通告、声明、战斗檄文、揭发大字报、都是由我起草的。内部开会统一了认识后，对外的声明、辩论的应答大字报，头头们和成员都一致推举让我执笔，说我写的快且笔芒锋利，当时我成了写手，但从不抛头露面，也不会出现在辩论现场。但自己想，这足以证明我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后来派别思想上的辩论发展到肢体碰撞。文斗即将发展到武斗时，我就离开了他们，不再参与他们的活动了，尤其1967年7月22日，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武斗不断升级，此时，我对这样的做法是反对的，因而就离开了“八三一”，不再参加他们的活动，成为逍遥派。
武斗不断升级，由拳脚发展到匕首、大刀、长矛，最后由先进的步兵武器取代了木棒、大刀、长矛，真像进入了战争状态。
各派都有了机枪、大炮、装甲车，各派叫嚣要打第二个辽沈战役。在一段时间内，沈阳市枪声不断，各派之间冲突不断发生，流血事件数不胜数，谁也不清楚在文革期间死于武斗的详细人数。记得在一次“八三一”与辽革派的武斗后，我去“八三一”控制的沈阳医学院，想看看那些无谓牺牲的学生们！那儿到处响着哀乐，“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看到在操场上摆放着几十具用白布裹着的尸体，他们可都是稚气未脱的10几岁的中专生和20几岁的年轻大学生呀。
我看到这样的无谓牺牲，心中是很难受的，眼睛含着泪花，感到他们死的真不应该，为他们惋惜。真是“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我前思后想，决定回老家，离开这武斗的是非之地，觉得这是坏人挑起的，是别有用心的，我不能做牺牲品，还是明哲保身吧，于是我在八月初回到了还算平静的老家兰州。
在兰州期间，见见同学，到处走走看看。那时父亲在农村还没回来，母亲在我上大学四年级时病逝，弟弟也已上山下乡。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姐姐催促我，单位可能正常了，你长时间不回去，不好。我也心中忐忑不安，想着厂里怎么样了，想着，想着，就开始着急了，于是，在九月中旬就回沈阳了。
到沈阳后，武斗基本停止了，实际上在9月9日，沈阳三派代表签订了《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协议书》，武斗就开始逐步平息了。
当年组装的两段波收音机，我留到现在
但我们仍是无事干，这样持续了好长时间，在此逍遥期间，我迷上了制作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半导体晶体管刚在国内出现，因我小时候制作过矿石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现在像电灯泡那样大的电子管，可用米粒那样大的晶体管代替。看到报道，国外出现的晶体管收音机只有香烟盒那样大，但国内市场上是根本看不到。好在沈阳有一个保密厂正在研制晶体管，并有次品可以买到，于是我用工资买了几个晶体管，就开始了半导体收音机的制作。
制作印制电路板，焊接电路，这些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再提高的过程，要学习晶体管的知识，要学习如何制作印制电路板，如何设计晶体管电路，这对我以后的科研，设计电路的经验，都受益不少，尤其对我以后从事计算机研究铺垫了道路。我真要高兴这个决定，它使我受益终生，这是后话了。
那时也想利用这段逍遥时间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因为我在大学时，英语是我的第二外语，已通过。正好，我有英文毛选，于是成天抱着中文与英文毛选在对照阅读，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实在没有兴趣了，也再不愿折磨自己了，于是放弃了提高英文的机会，兴趣转到半导体收音机了，如果那时坚持学下去，我可能现在已在美国了，因为在沈阳计算所，在南开大学，我有几次去美国工作的机会，由于口语差，我都放弃了。
此外，我也对摄影感兴趣，先是买了120胶片的珠江牌单镜头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太小，需要放大，又买了双镜头的135照相机，这样，拍出的相片就可不用放大，接着自己又动手学习将照过的底片进行显影、定影（即洗相片），经过这两个步骤，黑白照片才能成为我们看到的照片。这些工作要在暗室中进行，只能用红灯泡照明，使用的曝光箱等设备，都是我亲手制作的。
由于这些做收音机，照相等喜好，花去了我大部分工资（当然还包括一年一次的回家探亲费用，就所剩无几了），好在我由于在炼钢车间劳动，还享受丙等劳动保健，起码中午饭钱就不用自己掏了，还可吃得较好。
1968年中央开始抓生产了，可以说1968年至1972年，国家进入经济恢复时期，许多被搁置的项目恢复了，政府也看到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国家开始进口了许多先进设备，在科技方面也开始赶了。
我在沈阳遇到了一个从兰州出差的张立恭同学，他好容易联系到我，他是来和沈阳电器科学研究所合作研制一个化工方面的工业控制计算机。计算机，这在当时许多人还不知它为何物，但我，敏锐地对它产生了兴趣，这个项目吸引了我，这个同学他也成为我的启蒙老师，我如饥如渴地学习计算机知识，不断向他请教，加上原来的基础，我基本了解了计算机的结构，原理，它的存贮系统是磁芯构成的，利用磁芯有磁和无磁，来代表二进制的1和0，如针尖那样小的磁芯中间穿过两条像头发丝那样细的导线，通过或不通过电流来决定它存贮1或0（即有磁或无磁，当然现在计算机已不用它了，是用集成电路了），磁芯存贮系统也是和我的专业能沾上边的，我很羡慕他的工作，梦想着也能研究计算机。
厂里对劳动的大学生根据专业，陆续分配了工作，我由于专业不符，被分配到教育科，又分到厂办技校。由于全国教育系统瘫痪，没有教育的对象，所以我还在炼钢车间。
刚到厂时，我就致信给教育部，说明我的专业不符，教育部发文到厂人事部，建议调整我的分配，我是属于待分配的。后厂人事部通知我可以自己联系调整，我如获至宝，于是积极行动，但由于文革开始，没人管调动的事，于是就搁置起来了。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国家也开始抓科研了，这时我积极行动，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自己开始找理想的单位，以实现工作调动。由于当时全国户口冻结，所以只能在本地解决。
在沈阳访问了所有有计算机研究的科学院所，他们都答应要我，那时搞计算机可是高、精、尖的科学。国内刚开始，人才奇缺。最后我选择了中科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他们正在研制大型计算机，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单位在研制，它们是中科院北京计算技术研究所、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中科院沈阳计算机研究所。我毛遂自荐到沈阳计算机研究所人事科时，经过自我介绍后，他们很感兴趣，说给领导汇报一下，然后电话通知我结果，我满怀信心地回去等待着好消息。
不久，我得到邀请有了一次和领导面谈的机会，接见我的是院长陈玉英，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个老革命，一个抗日时投奔延安的上海女大学生。谈话后，她满口答应，说很需要我，会马上派人去调档案，我兴高采烈地回去，等着好消息。然而等了两个礼拜，也没音信，我担心莫非是政审不合格，后来，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硬着头皮去研究所人事科，他们告诉我：已看了档案，当场表示了同意要，但厂人事部说还要通过厂党委讨论，才能决定放不放人。
回到厂后，我去人事部，他们告诉我，党委决定不同意放，说厂里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我们会重新给你分配工作，我听后如五雷轰顶，他们原先是同意我联系要的单位的，现在又出尔反尔，我真不知所措。以后的日子是，我隔几天都要去人事部，软磨硬泡，和他们打嘴架，但这无济于事。后来我想到，我们车间主任是党委常委，我去做他的工作，他同意了，由他做其他常委工作，不就会同意吗，车间主任杨洪吉原是炼钢工人，是当时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就像当时的大庆铁人王进喜一样，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那时可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呀！
我鼓足勇气，打听到他的住址，去他家拜访，说明了来意，说到我专业不符，现有计算机研究所需要，但厂里又不放等等。他马上表态，说看到你在车间的表现，你是已经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你应该到需要你的地方去，发挥你的专长，为国家做贡献。我会到厂里反映你的问题的，你耐心等待，安心工作。
终于有一天早上上班，开每天一次的例行工段会时，工段长宣布：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厂里正式通知，我工段王士元同志调往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现在可以办调离手续了。”大家投以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我表面显得异常平静，但心中已一块石头落地了，终于如愿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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