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岳长顺，南开大学1977级，现居斯德哥尔摩。
原题
宝仁，我的七七级同学
宝仁，宝坻人，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
宝仁与我同岁，同在一个小组，同住一个宿舍。在77甲，农村来的同学不少，有老何、老王(连华)、老闫(万银)、小冯哥、李家浩等，从农村插队归来的有老贾、克明等。
我对农村并不陌生。我祖籍山东，爷爷十几岁来天津，入服装行做学徒，三年出师，在天津落户生根。我在天津出生长大，从小老家亲戚就一拨接一拨来，我也有童年回老家的美好记忆。
我熟悉农村人的性格，喜欢农村人的纯朴，我愿意与农村背景的同学交往。我与老何、老闫、老王、小冯哥交往很好。宝仁与我是同龄同学，感觉更像一个老家的兄弟，一个心灵息息相通的农村小伙伴。
我和宝仁都是77甲的小兄弟，大哥大姐同学在班会、小组会上发表宏论，我们认真地、默默地听着；大哥大姐同学在课下激辩、海聊，我和宝仁也是默默地听着。
一个工人的儿子和一个农民的儿子，家里藏书不过几本，街坊胡同和村镇里也很少有学识的高人，我们既无才学，也无见识，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听，认真地听，认真地汲取着大哥大姐同学的智慧，严肃地思考着我们的人生道路。
我和宝仁在多少个星空闪烁的夜晚，在学校的操场上散步谈心，谈理想，谈抱负，谈未来，谈到深夜，谈到教学楼的一片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谈到远处宿舍楼的一片灯光一个接一个地熄灭。夜已深，人已静，我们仍然谈得意犹未尽，不肯离去。
宝仁为着理想艰苦奋斗着，苦读着。宝仁的全部生活来源就是学校发的18元(后来是22元)助学金，离家二百里，市里没有亲人，一天三餐吃最便宜的饭菜，有时为了买一本心爱的书，就得勒紧裤腰带。二十出头的农村大学生，吃饱饭，有读不完的书就是最高奢求了。
我的生活状态跟宝仁大致一样。那时，我母亲有心脏病，休病假在家吃劳保，领60%的工资，有两个妹妹在上学。瘫痪的奶奶还经常与我们家一起过。我也领十八元助学金，但我幸运啊，我爷爷六十多岁了还上班，每月一发薪就给我五块钱。我按月去领，给老人家点好炉子，温好一壶酒，陪老人说说话。我喜欢买书，钱花光了，就只好骑车回家吃母亲做的饭了。
宝仁苦啊，唯有苦读！1980年我们全班去北京参观学习，市里的同学都从家里带了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还去兴华家蹭了一顿她母亲和姐姐妹妹做的好饭。宝仁呢？当时宝仁一天只买十个烧饼，5分钱一个，一天花5角钱，渴了，就喝自来水。我也不富裕，但多少比宝仁吃得饱一点吧，那时谁不饿呢？苦读，饿着肚子读，胜似“如饥似渴”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宝仁喜欢专业，三年苦读，成绩优异。那时，系里在77级甲乙两班选十名同学保送到人民大学学法律。机会落在了这个有准备的农村同学的头上。宝仁年轻，品学兼优，凭实力榜上题名。我为宝仁由衷高兴，麻雀就要变成山鹰了！
那时，我和宝仁都土掉渣了，也朴素得不懂送别和辞行。我们没有把酒相送，也没有豪言话别，只是静静地通宵夜谈，默默地送行！一年之后，宝仁从人民大学法律系学成归来，又同窗几日，毕业各奔东西。
宝仁分在宝坻县法院，先是办公室副主任，年轻上进，懂业务，几年后升为办公室主任。毕业之初，我去宝坻法院看过宝仁，他给我讲县法院办案审判是何等的错综复杂，远远超过法律系教学的范围。我也去了宝仁的老家于庄，盘腿坐在炕头，在小炕桌上吃了一顿农家饭，烧火做饭的是宝仁媳妇，县医院护士小哈。一对美满幸福的小夫妻，在县城的法院和医院默默地工作着，在农村耕耘着。
我1990年出国，再见宝仁的时候就是2000年了。十年未见，十年未通信，竟然一点也无陌生感，竟然还是没有心灵距离。这时，宝仁已是宝坻区牛道口镇的党委书记了，接着牛道口镇与相临的镇合并，宝仁当大镇书记。
我住在北京三里河，宝仁开车过来，还带来镇里食堂的土菜土饭，我们边吃边聊，就像老家的兄弟到访，亲切，暖融融的。我常住北京，也常出差，宝仁每到北京就先电告我，我不是在外地就是在国外，十次电话有八次见不成。
2003年后我到北京经济开发区外企工作，宝仁调到宝坻区法制办当主任，后又任区农委主任。区农委下辖八个局，宝仁工作忙，他调侃说：一个局一个星期请你吃一顿饭，一个礼拜七天都吃不过来。吃不过来，只好不吃。一个委八个局，会多，天天开会，都开不完。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古人，那是贤人的境界，我想，我和宝仁都是普通百姓，不能不识人间烟火。宝仁天天忙，也没忘到北京前给我打个电话，也没忘请我们一家去宝坻吃农家饭，去见见还在县医院（区医院）的小哈。
宝仁的儿子2009年金秋结婚，转年给宝仁晋升了一辈儿。今年，宝仁的孙子已经四岁了，宝仁忙孙子的热情高涨，主动请退二线。激流勇退，贵在勇字。还有什么比逗孙子更快乐？史书只载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陶县令也早已躲进桃花源，清享儿孙绕膝之乐？
想到宝仁，常常想到我的祖辈。祖父1920年代末只身闯天津，父亲三岁跟祖母从山东一路要饭走到天津，为的是躲灾难，逃饥荒，吃饱饭。我父亲在天津长大，上了几年小学，为了获得生存的技能，上了劳动局的半工半读学校。我是工人的儿子，我也应该顺理成章，踏踏实实学一门技术，做一个工人。宝仁呢，农民的儿子，自然而然在家帮父母种种地，在家乡学校教教书，做个受人尊敬的有点文化的农民。
1977年金秋十月，历史在一夜之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我和宝仁在强烈求知欲的驱动下，不舍昼夜，不丢分秒，勇闯千军万马齐涌的考大学独木桥，幸运考进大学。岳家祖祖辈辈出了一个大学生，袁家祖祖辈辈出了一个大学生。工人的儿子已不是工人了，农民的儿子也不是农民了。
36年前，在77甲总是站在大哥大姐同学外围聆听的农村同学宝仁，现在早已修炼成为一个有才学，有见识，有思想，有智慧的镇委书记、农委主任了，轻车熟路地在千人大会上侃侃而谈农村发展的未来、农业发展的未来。而在我的眼里，在我的心中，宝仁还是那个“十个烧饼一捧水”的朴素农村同学。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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