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英国都铎王朝史学者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笔下的亨利八世权威传记著作！

新民说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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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亨利八世的传记，也是都铎王朝史学者重磅作品，本书引用书信、手稿、记录、档案等诸多一手史料，吸收了考古学、钱币学等领域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力图真实、全面还原一代传奇君主的多面人生，再现现代英格兰缔造时期的硝烟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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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亨利八世》

原作名：Henry Ⅷ

作者：〔英〕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

译者：左志军、王美玲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新民说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页数：628页

开本：16开

装帧：精装

定价：148.00元

丛书名：耶鲁英王传记丛书

ISBN：978-7-5598-5335-6

作者简介

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J. J. Scarisbrick），1928年生。英国历史学家，曾任英国华威大学教授，现为布里斯托大学荣誉教授、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专攻英国都铎王朝史，著有《都铎王朝的法律与管治》等。

内容简介

本书稿为英格兰及爱尔兰国王亨利八世的传记。亨利八世（1491—1547）是都铎王朝第二任君主。自其1509年继位近四十年的光景里，一方面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则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另一方对国家政府机构做了全面改革，在欧洲以均势外交政策保障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上述种种促使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宗教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并使英国最终形成为统一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编辑推荐

★作者权威，尘封资料首次揭秘。本书作者是都铎王朝史专家，出版过多部相关著作，本书引用诸多一手史料，例如书信、手稿、记录、档案等，不少为首次披露，力图真实、全面地还原一代君主。

★细节丰富，打破对暴君亨利的刻板印象。亨利八世在中国读者中有较高知名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对他与六任妻子的婚姻纠葛、推行宗教宗教、重启欧洲战争等重大事件进行了翔实还原和全新阐释，梳理他如何以一己之力让英格兰强行转向，进而改写世界历史。

★耶鲁英王传记丛书之一，与后续出版的其他英王传记相互呼应，共同构建连贯、全面的大英帝国史。

★篇幅宏大，细节丰富，生动再现一代雄主亨利八世的多面人生。他是嗜杀的暴君，也是善良的君主，是擅长甜言蜜语的爱人，也是冷酷的丈夫。本书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完整叙述了亨利八世复杂又极端的性格，尚武多情，时而毅然决然，时而首鼠两端，时而用人不疑，时而雄猜善妒，等等，全方面再现了一位以反复多变著称的君主的一生。

★行文严谨，史料丰富。作者写作过程中结合了大量史料，吸收了考古学、钱币学等领域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同时行文不带半点戏说历史的成分，大量基于一手材料，但并显得死板生硬，也不会陷入无聊的历史陈述窠臼中。

★以点及面，叙事宏大。虽为传记，但讲述了16世纪风云变幻、云谲波诡的诸多事件，生动再现了英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以及整个欧洲和世界的走向，如何随着这位君主的喜怒而变化、摆动。

耶鲁版前言

前言

缩略语

第一章 新任国王

第二章 重启百年战争

第三章 沃尔西的到来

第四章 寻求和平

第五章 善良的国王

第六章 哈布斯堡家族的背约

第七章 教会法中的离婚教规

第八章 离婚战争

第九章 反对教会的运动

第十章 王权至尊

第十一章 1537至1540年的英格兰和欧洲

第十二章 王权至尊及宗教体系

第十三章 重返战争

第十四章 最后的岁月

第十五章 国王亨利

谱系图

地图

手稿来源

参考书目

索引

02—

本书耶鲁版前言

在本书完成后的三十年里，涌现出了大量的作品——包括原始资料、一般调查、专著、学术期刊上的文章和未发表的学位论文，在此仅能列出最杰出的一部分——这些作品都丰富了我们对都铎王朝第二位君主长期统治的理解。自然，我自己的观点在这几十年里发生了变化，他人的观点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但也有部分原因是我自己不断的研究，此外，偶然的评论也经常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想法。我还从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过程中获益，尤其是为三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专题课程“16世纪30年代的英格兰”。该课程伴我度过了在华威大学历史系整整二十五年的快乐时光，催生了大量优秀的学生论文。

这一时期的宗教史著述颇丰，其中大部分作品，尤其是埃蒙·达菲的不朽研究，对英格兰中世纪晚期生活提出的看法，比起传统的辉格党或者新教对宗教改革的描述更为积极。在我看来，我们可能过于关注“天主教”的影响了，但我从不相信英格兰改革前的教会已经腐朽至极，因而即将受到疯狂的反教权主义的打击。最近，我找到了更多理由来驳斥宗教改革正“等着发生”，或者宗教改革确实是一场受过欢迎的运动等观点。

迄今为止，对这一统治时期政治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彼得·格温对托马斯·沃尔西伟大一生的描写。他的描述非常全面理智（也许太长了），这是对这位堪称英格兰最伟大的大法官全面而迟来的重现。我十分肯定沃尔西的功绩，较之当时流行的看法更为积极，此后，其他人对他的形象描绘提出各种质疑，例如无情的波拉德。因此，阅读彼得·格温全面的重新评价令人深感欣慰。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格温和我对这个人的总体评价大致相同，但我们的观点还是各有侧重：我认为沃尔西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和平政策，即“伊拉斯谟式”的均衡，按照现代标准判断的话，是开明的；格温则有力地指出，沃尔西，就像后来的枢机主教黎塞留一样，受到政治利益的支配。他自认为做了国王喜欢的事情，并为国家谋求了最大利益。出于这种“爱国”的实用主义，他有时是战争贩子，有时又是和平的奉献者，就像1518年拥护“普遍和平”那样。读者必须判断我们谁是正确的。此外，格温认为沃尔西是一位严肃而富有改革精神的牧师，并巧妙地为他辩护。我不太相信枢机主教完全效忠于天使一方。沃尔西当然不像他政敌口诛笔伐的那样世故圆滑，但我仍然严重怀疑他的灵魂的深度，而非真诚与否。然而令人高兴的是，我们都认同他是一个“共和国”的人，真诚地关心穷人、维护正义。

我现在意识到，我当初是误以为阿拉贡的凯瑟琳与亨利的婚姻可能违反了宗教规定，因为在凯瑟琳许配给亨利的哥哥亚瑟后，亨利再与她结婚时得到了教皇豁免，而这一宽免本身存在技术漏洞。漏洞在于，如果正如凯瑟琳坚持的那样，自己与亚瑟并未圆房，她和亨利没有做到“公共诚信”，那么豁免只需解决这一字面上看起来很奇怪的问题，而豁免涉及的却是二人的姻亲关系；而姻亲关系是由性的结合才产生的。我现在明白了自己的观点就错在此处。在没有发生欺骗的情况下，如果正确的事实为人所知，那么仍然会授予豁免，如此，则“教会补足”（supplet Ecclesia）的原则适用。常识、公平先于律法。所以，是的，让亨利在1509年与凯瑟琳结婚的豁免诏书针对的是姻亲关系，但是根据凯瑟琳的说法，这种姻亲关系并不存在，此外，公共诚信问题也尚未解决。但总体意图是让亨利娶他已故兄弟的遗孀，并没有试图误导罗马教廷。即使罗马知道之前的婚姻没有完成，仍然会给予豁免。因此，如果实际的豁免没有真正地达到目标，则“教会补足”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然而，人们可能仍然想知道，“公共诚信”的论点是否能让亨利更容易成功。当尤利乌斯二世授予豁免的时候，亨利和罗马教廷可以说这只是一场误会，一个不幸的事实错误。这样一来，违背公共诚信的障碍已被移除，亨利也可以悄悄地从怀疑中受益，尽管可能性不大。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他选择了一条注定失败的道路。在坚持凯瑟琳与亚瑟已经完婚后，亨利向教皇权威发起了正面挑战，声称尤利乌斯二世试图特许不可宽免的东西，并要求克雷芒七世承认他的前任越权行事（ultra vires）。没有任何机构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

如果我现在着手写《亨利八世》，我会减少对16世纪早期错综复杂的外交的描述，因为其中很多都是转瞬即逝的，读起来很乏味。但我仍然认为，将亨利描绘成生活在过去（基本上生活在百年战争期间）、对新世界没什么兴趣的人是正确的。论及他于1543年发起的最后一次战役时，我看到过一篇精妙的硕士论文，文中提到，在亨利的最后几年中，这位曾经在16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多次被盟友欺骗的国王开始报复，并展开了一场以布洛涅（Boulogne）为目标的扩张战争，他要按照他的条件进行战斗，以求改变。

我仍然相信，亨利控制着一切国家事务，自1529年起尤其如此。这并不是否认他的反复无常，并且他如果需要持续学习的话，很可能会失去兴趣。他不是工作狂。也不是否认托马斯·克伦威尔承担着的日常管理王国的重任。和之前的沃尔西一样，克伦威尔是一个精力充沛、深谙官场的人；就政策实施而言，他当仁不让地制定了许多政策，乃至给予政策新的方向。杰弗里·埃尔顿爵士为他心目中的英雄做出最终评价，呈现出托马斯·克伦威尔极其有趣的形象：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社会工程师和干涉主义者，他的“共和国”伟业得到了都铎王朝中政策制定部门的支持。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一说法是夸大其词。一方面，包括托马斯·莫尔甚至沃尔西在内，先例众多。第一个真正的济贫法是在1531年通过的，而非1536年。克伦威尔的许多改革建议都很粗略，并不成功，很难证明所有的想法都来自上级而非下层。例如，在“市区改造”计划这一案例中，倡议似乎来自城镇及其议会中的自治市议员，而不是中央政府。埃尔顿提到的一些关键证据日期是错误的，几乎可以肯定与克伦威尔无关。尽管如此，埃尔顿坚持认为托马斯·克伦威尔不仅仅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观点无疑正确。尽管这位国务大臣发起“共同体事务”，并有能力制定整体策略，但负责制定重大政策，即大政方针的，依然是国王。

我本应更多地强调大使们如何不断发现亨利多么的通晓全局、自信满满。我希望我能更清楚地了解他对于议会事务的参与程度，尤其是在16世纪30年代；在这一时期，他亲自到下议院，召集顽固的议员到他面前，试图将约翰·费希尔这样难相处的贵族成员驱逐出上议院。如今，我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策划并解散修道院的经过，从第一次抨击方济各会和卡尔特修会教士，到1539年的巧妙部署，他混淆视听，掩盖真实意图，向公众保证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修道院改建为世俗学院和大教堂。

毫无疑问，亨利的宫廷，就像此前和之后的大多数王家宫廷一样，因勾心斗角和派系斗争而四分五裂。但是我们必须克制，不做过多解读。我仍然相信安妮·博林的失势和死刑判决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到1536年，亨利恨她。曾经极度的迷恋变成了致命的厌恶，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知道其中的原因。没有臣民敢指责王后道德败坏，犯下乱伦和通奸的行径。这些指控一定来自亨利，或至少得到他的批准。这样的指控甚至没有必要存在。怯懦的托马斯·克兰麦原准备以亨利与安妮姐姐私通的亲密关系为由，宣布三年前他隆重主持的婚礼无效，尽管他当时已经知道这种亲密关系存在，并曾经凭借凯瑟琳与亨利相似的亲密关系宣告国王的第一次婚姻无效。因此，亨利本可以悄悄地摆脱安妮。然而，他想毁了她，不让其他人占有她。凯瑟琳·霍华德也遭遇了类似的折磨，这也是在克兰麦默许下发生的。她曾经也是亨利疯狂渴望拥有的对象，但同样在亨利冲动之下，受到残忍的羞辱和摧毁。或许，克莱沃的安妮之所以幸免于难，正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激起过亨利强烈的性欲，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反感的报复对象。

同样，不能简单地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来解释1521年白金汉公爵的垮台和统治末期霍华德家族的垮台。白金汉公爵和萨里伯爵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来平息一个日益偏执的君主的雷霆之怒。正如白玫瑰党的残余分子，包括所谓的“埃克塞特阴谋”中的那些被告所发现的那样，若感到王朝受到威胁，亨利便会毫不留情。或许对于托马斯·克伦威尔陨落的解释也就显而易见了。问题在于，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位大臣是在1540年6月而非此前一年被摧毁的；当时，反对者们相信克莱沃的安妮失败的婚姻将让他毁于一旦，但他不仅在“受骗日”中幸存下来，还在1540年4月被封为埃塞克斯伯爵，地位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我怀疑，几周后他之所以被一个反复无常的国王处死，正是为了表明亨利乃是主人，可以任意提拔或摧毁自己的大臣。也许亨利认为克伦威尔爬得太高了，封他为贵族是个错误。无论如何，我认为没有必要用派系斗争或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或其他高尚的事由来解释他野蛮的处决方式。彼得·格温巧妙地重现了沃尔西最后数月遭遇的动荡。受此启发，现在我认为国王的“伟大事业”对于事件进程的决定性比以前想象的要大得多，至少到1532年前半年都是如此。要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关注1529年的夏天。当时，阿拉贡的凯瑟琳成功对伦敦黑衣修士（Blackfriars）枢机主教沃尔西和坎佩焦主持的教宗使节法庭提出上诉，并且该案被“召回”到罗马。这对国王来说是一场灾难。亨利期望他的婚姻能被法令认定无效，从而可以与安妮·博林结婚，就在胜利在望之时，几个月的恳求和谋划突然化为泡影。如今他面临着无法忍受的拖延和不得不（通过代理人）在罗马出庭的耻辱；更糟糕的是，他将面对不利的判决。盛怒之下，他想方设法威逼教皇克雷芒七世将案件交还给英格兰；在英格兰审判，他有把握可以剥夺给予凯瑟琳的正义，而在罗马，他自己的正义便会被剥夺。但要如何迫使教皇这样做呢？亨利没有什么筹码，也没有权力去恐吓一位既不了解英格兰，也不操心英格兰事务，主要负责意大利的政治尤其美第奇（Medici）家族财富的教皇。

让我们思考以下五个事件：沃尔西的垮台，1529年10月他突然被剥夺了大法官的职位并被指控蔑视王权；1530年年中，指控十五人犯有王权罪，其中包括八位主教和三位修道院院长；同年11月，沃尔西以叛国罪被捕；1531年初，起初因蔑视王权罪而遭受指控的全体神职人员，在亨利的要求下承认他是人民的最高领袖和教会领袖，最终获得赦免；1532年5月，颁布《神职界服从书》（Submission of Clergy）。这些事件有两个共同点。首先，这些事件骇人听闻。骇人听闻的是，沃尔西因作为教皇全权特使（legate a latere）竟在1529年被指控叛国轻罪，当时他在国王完全知情和批准的情况下已经担任该职务长达十一年，而正如黑衣修士法庭表明的那样，有时沃尔西的行事是为了国王的利益。指控那十五人是沃尔西的共犯同样不怀好意，因为沃尔西本人在此期间已被赦免。后来对枢机主教的叛国重罪指控，正如彼得·格温所说，显然是捏造的。接下来，几周之后对全体神职人员提起侵害王权罪的指控同样令人无法容忍，理由是行使教会法庭的管辖权是对王家权威的贬损，因为这些法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受到挑战；随之而来的王室命令同样无法理解。最后，令人震惊的是，正如亨利在1532年5月所做的那样，要求英格兰教会的所有教规都应由三十二人组成的委员会审查，并且未来的所有教规都应获得王室批准。《大宪章》（Magna Carta）已经颁布，“英格兰教会当享有自由”。

其次，所有这些事件，虽然开始声势浩大，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学家们对此感到困惑。沃尔西蔑视王权的罪名很快就被赦免，但他又陷入了政治困境。1530年秋天，十五人被赦免。这一事件中，计划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对沃尔西进行的壮观的公审大会未能发生，因为囚犯在前往伦敦塔的途中已经死亡。当然，这不是亨利的错。但我们或许可以猜测，结局会是国王再行赦免。接下来，亨利顺从地接受了主教会议在他提出的方案中增加的著名“保留条款”，以及对他“治愈”臣民灵魂主张的削弱。既然国王理应得到一份教会补贴，那么教会为获得赦免而支付的十万镑实际上也并非额外开支。此外，教会法庭此后继续照常开展业务。最后，1532年5月《神职界服从书》被证明是一场虚空的胜利。亨利在位期间，三十二人委员会并没有传阅细读教会的教规，也没有为教会立法设立专门机构，以获得王室批准。诚然，在其《服从书》中，主教会议也同意像议会一样，在王室的要求下召集。但因为传统上，主教会议自动与议会同时召开，并且延续了这样的惯例，这种让步在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我现在认为，对这一切的解释是，王室的这些攻击并不是真的打算伤害那些被针对的教俗人士，而是一位饱受挫败的君主试图让教皇服从的尝试。我现在倾向于认为，著名的1532年《神职界服从书》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尽管历史上的共识是认为它与离婚事件无关。其他两份文件的目的也是如此：1530年7月给教皇的联名声明书，由大主教、贵族和其他杰出的臣民签署并盖章，结尾的口吻气势汹汹；1532年初的《限制神职人员圣俸法》，这显然是企图通过切断新任命的主教需上交的款项，来向罗马施加财政压力。许多常常牵强附会的论调也是如此，这些论调与亚瑟和君士坦丁、英格兰的特权和自由以及国王的帝国权威有关，并在1533年的著名声明中达到了高潮，声称“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帝国”。就亨利而言，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从表面上看。当然，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这么说，因为那样会让克雷芒低估亨利的威胁和夸夸其谈。在这一事件，克雷芒忽略了它们，他没有注意到这些。

如果克雷芒一听说他的特使枢机主教受到监禁、蒙辱，并在一年后面临死亡威胁，便能做出让步，沃尔西无疑会官复原职。指控英格兰教会犯下藐视王权罪，以及几周以后的1531年初亨利厚颜无耻的要求——如果克雷芒被这一消息击垮了的话，有关帝国地位和英格兰特权的讨论无疑会悄悄停止。

也许这些年发生的其他事件也是整个拼图的一部分：1529年第一届宗教改革议会的反教权立法，该立法具有反教皇的性质，同时也是世俗庄园对教士保护区的侵占；甚至也包括1532年对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渥兰藐视王权罪的指控。与其他打击一样，指控渥兰十四年前在未获得完全的王家许可时便向圣亚萨主教祝圣的言辞，显然是捏造的。就受指控的影响力而言，大主教和教皇当地使节（legatus natus）是仅次于枢机主教和教皇全权特使的最佳目标。

所有这些假设都永远无法证明。我必须补充一点，亨利眼中的装腔作势和政治冒险政策，对于拥有自己计划的托马斯·克伦威尔或托马斯·克兰麦来说，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国王的强硬要求是他们的机会。此外，亨利可能最终会相信自己的言辞，并发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无路可退。因此，就那种程度而言，他的所作所言最终促成了与罗马教廷决裂、王室至高无上的结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但我怀疑这是否是亨利当时的目的。

如果上面的论证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亨利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遇到的反对阻力比预期的要小，就我们现在的判断而言，当时英格兰在宗教方面态度如此保守，宗教改革也许会遭遇较大的阻力。如果政治意识敏锐的人有理由相信这种装腔作势和大喊大叫不应受到重视，他们为什么要惊慌失措？费希尔或莫尔那样的人物或许眼光更为深远，他们或许知道还有其他方案。也许其他人没有意识到。也许，1532年5月15日，旧秩序顽强的捍卫者威廉·渥兰在通过《神职界服从书》时，就已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在为罗马观众表演一出戏码。

因此，我现在认为，凯瑟琳在1529年夏天的胜利是亨利统治的关键时刻。在接下来的十年中还有另外两个关键时期。第一个是在1533年9月至10月。亨利未能击垮克雷芒，因此公开反抗罗马，并与安妮结婚。毫无疑问，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像达西勋爵和赫西勋爵这样的人本可以动员起来造反。当安妮于1533年9月7日生下一个女儿，而不是渴望已久的儿子做继承人时，亨利遭到回绝（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上天注定）。如果不久之后，查理五世响应了约翰·费希尔入侵英格兰的号召，那场叛乱确实会很严重。本可以终结赫西勋爵困境的要素丢失了：他终究没有被逐出教会。在最后一刻，克雷芒失去了勇气，向后退军。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能够将他的攻击变成一场神圣的“十字军东征”，如果国内不满的人得到教皇的批准罢免他们的国王，结果又会如何？

亨利是幸运的，很幸运，在1536年底也是。我仍然相信“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本质上是一种捍卫旧的宗教秩序的抗议，对修道院而言尤其如此。这并不是说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是虔诚的理想主义者。不想让本地男女修道院消失的原因有很多，或出于实际考虑，或世俗，或宗教。我仍然认为，这场抗议基本是自发的行动，受到民众欢迎；如果这场抗议更具侵略性，并且不轻信国王，本可能推翻政权。

16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德国新教徒的官方交涉多是投机取巧，至少对亨利而言是这样。一些参与者更认真地对待这场谈判。1536年，英格兰路德宗教条约似乎已经接近尾声，而对于保守派来说，亨利的第一份新英格兰教会信仰声明非天主教色彩明显，带有警醒意味。所有这些都至少激起了“求恩巡礼”的领导人的愤慨。但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国王最深刻的宗教承诺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也不知道这些承诺在国王的一生中又有怎样的转变。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对大批美丽、珍贵和不可替代的建筑及物品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坏，并破灭了“伊拉斯谟式”（和新教）知识分子的希望，却没有将从旧教会夺取的财富重新用于学校和大学建设，或是用于济贫、医疗、修路等类似的公益事业。亨利将修道院财产变卖给大多数已很富庶的臣民，供他们用于私人或世俗事务，他又将财产投向自己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做法从政治上看很是精明，因为他在新的宗教秩序中创造了重大的既得利益，让原本根深蒂固的英格兰天主教再也无法复兴，重现往日的盛况。如今，我们认可他统治期间（而非他儿子的统治时期）对修道院和大学财产得当的处理，但他对民族灵魂的所作所为则另当别论。

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

1997年2月

03—

本书前言

本书既不是亨利八世“私人生活”的研究，也不是对他的生平和时代的全面研究，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传记。我试图呈现更完整的亨利，讨论他一生中更个人化的国内事件，以及他广泛参与的外交、政治和教会事务。但是因为他处于叙述的中心，所以这里很少涉及亨利统治时代英格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很少涉及他统治时期政府机构的历史等问题。此外，我对宗教改革前夕英格兰教会的状况进行了足够详细的分析（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对亨利的行为提供了背景支持；书中也讨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事件，诸如解散修道院和“求恩巡礼”等，但仅限于涉及亨利的方面，而不是事件本身。若非如此，本书篇幅会比现在长得多，也不会是传记的形式。

学院派历史学家自然会关心利用社会经济分析法等类似技法，我并不会因为展示国王的生活——以传统形式塑造生活而感到歉意。君主的传记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也不会因为创作像亨利八世这样的知名人物传记而感到歉意。A. F. 波拉德著名的国王生平著作问世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了，而接下来寥寥无几的几部传记也基本没有超出这部先驱之作的范围。与此同时，关于统治时期的大量著作，尤其是波拉德本人的作品，都对亨利进行了新的理解与阐释；大英博物馆到手一些新资料；外国档案中与英格兰有关的国家文件大事年表也已推进。波拉德的主要关注点是消化理解《亨利八世书信和文件集》，其中包含的大量材料在他写作时还没有整理完成。当然，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汇集一直是我工作的核心，但我已经试图查阅在其中使用过的更为重要的文件原件；我也找到了公共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手稿中的部分文件，这些是《书信和文件集》的编辑们未曾揭示的资料，波拉德也未曾使用过。

一本书的首版前言提供了一个很好机会，能让作者感谢在其个人学术生涯中所获得的帮助。我要向普拉姆（J. H. Plumb）教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他指导我度过了我的本科时代；感谢诺尔斯（M. D. Knowles）教授，是他让我开启了研究生涯，也感谢他从那时起给予我的慷慨支持；感谢埃尔顿（G. R. Elton）博士对我论文的指导，以及此后不断给我的亲切关怀；感谢伦敦大学中央研究基金帮助我两次出国留学，其中一些成果包含在本书中。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宾多夫（S. T. Bindoff）教授。13年来，我很荣幸能成为他院系的一员；我欠他的人情也是无法估量的。

我还要感谢那些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人：戴维·C. 道格拉斯（David C. Douglas）教授，他是这系列丛书的最为耐心、最愿意给人以鼓励的编辑；迪肯斯（A. G. Dickens）教授，他给了我极其宝贵的、无微不至的帮助；克内克特（R. J. Knecht）先生和钱伯斯（D. S. Chambers）博士，他们与我不断交流枢机主教沃尔西等其他内容；梅里曼（M. H. Merriman）先生，他努力引导我了解1540年代苏格兰错综复杂的事务；在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宾多夫教授的研究生研讨会成员，他们不时聆听本书的各个部分，并加以评论，效果非常好；再次感谢宾多夫教授本人，感谢他给予的各种帮助和不厌其烦的鼓励。

最后，我应该解释一下，我已按现今的标准，将引用的所有原始文件的拼写和标点符号做了修改。

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伦敦大学玛丽学院196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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