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喆 × 韩松落 | 摇滚乐是观察社会变革的一面棱镜

2023年4月9日下午，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举办线上读书沙龙，讨论交流了《社会变革的棱镜：20世纪80-90年代北京摇滚乐研究》一书。读者们在中国传媒大学张慧喆老师和乐评人韩松落老师的带领下，走进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透过摇滚乐的棱镜，透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中反叛之外的多元色彩。
本文为论坛纪要，由孙美玲整理。

摇滚乐是观察社会变革的

一面棱镜

文 | 孙美玲

主讲

张慧喆

一、研究缘起

这个研究作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是基于兴趣选择的，我本人非常热爱这段时期的中国摇滚乐。同时，80年代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原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果我们要理解当下的文化艺术现象，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审视80年代这个原点。之所以说它是原点，是因为经过这个时代之后，我们建构起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关于文化艺术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半个世纪间的中国文艺话语基本上都是以此为规范的，包括对文艺的自主性、本真性和文艺的向内转的要求，对冲破政治话语与市场体系所带来的枷锁的期许，这与西方当代艺术追求颠覆性的创新不同，这样的评判标准是来自改革开放时期所推崇的价值观，如果去探寻这种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的启蒙话语对自由和理性的追求。

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一次高潮，包括新时期文学、新诗运动、先锋戏剧、第五代电影、前卫美术等，跟它们一起出现的就是摇滚乐潮。除了摇滚乐，其他的种种文化现象都曾引发过过学术热议，只有摇滚乐基本上处于学界关注的边缘地位。我认为，相比于其他更加个人化的艺术创作，摇滚乐在一定层面上其实更能够代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化，尤其是当代大众文化。我认为摇滚乐不是青年文化，它反而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当代的民间文化。因为比起更加个人化的艺术创作，摇滚乐是第一个进入到市场化运作的体系当中的艺术形式，摇滚乐潮作为中国当代的一个文化现象，跟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直接的。这批音乐人所开创出来的80年代到90年代的摇滚乐潮，的的确确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1996.4. 面孔

这本书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一是摇滚乐潮迅速生成的原因，二是摇滚乐潮迅速回落的原因。关于摇滚乐所代表的新的艺术潮流是如何形成的，传统的艺术学研究通常有两个解释角度，一个是艺术家的代际更迭，这种观点必然会推演出天才艺术家的个体性创作和灵感是推动艺术发展的变革的最重要的因素。另外一种视角认为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它有自身演变和发展的逻辑，这种观点通常认为艺术是自律的，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这场热潮当中这批音乐人的创造力，但同时我们必须要去探究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原本以为这批音乐人的生命力是会延续的，会继续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但是它的发展似乎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尽管当前也有非常多样的摇滚乐类型，独立音乐依然在继续发展，在分众市场上也有很好的表现，但客观上来说，后来摇滚乐的大众影响力是大不如前的。

围绕着这个问题，我选择了一种艺术社会史的写作思路，首先承认艺术不是自律的，艺术的发展总是会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跳出原有的关于中国摇滚反叛性、颠覆性的思维定势的认知，我找到的一个切入点就是变革。此处变革有两层含义，一个是音乐内部，音乐形式的变革，另外一个就是音乐之外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在关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当中，有一个常见的简化法是把艺术和社会分别来看，把艺术从社会中提取出来，然后指出艺术形式的变革如何反映了社会的变革。事实上，艺术和社会并不是简单的反映和决定关系，艺术首先有自己的传统和惯例，它是综合了传统和惯例之后才以一种非常曲折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此前很多关于80年代摇滚乐的解读，常常会把作品和社会分别看待，进行对位性的解读。在这样的解读视角下，只能得出艺术与政治体制之间是反抗与收编的关系。无论是摇滚音乐还是前卫美术，它们只是看似和主流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实际上这些艺术形式的变化，它们共识性地表征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因此，我尝试将艺术结构和社会结构融合起来进行研究。

二、中国摇滚乐子场域的生成

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及其社会背景。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中国摇滚乐发展比较完整的一段时间，其完整性体现在中国摇滚乐各种各样的形态都已经出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可以被看作破土期，自发性的文化商业行为已经出现。1979年东方宾馆出现了全国第一个音乐茶座，80年代北京地区成立了第一支比较完整的以乐队形式来进行现场演出的团体“万里马王”。80年代中期算是萌芽期，七合板乐队、腹蝗虫乐队等一大批乐队开始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的摇滚乐队主要通过在北京的party圈表演，如外资饭店等场所进入大众的视野，也不是完全的自发行为，最初是由许多艺术乐团组织的。在当时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专业乐团开始享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以及自负盈亏的生存压力，于是一些艺术团体开始组织起一些小团体的外出表演，即“走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出现了摇滚乐的表演形式。这一时期主要的受众是外国观众，演出者除了中国的乐手，也有一些西方乐手。改革开放之初的摇滚乐出现在比较小的演出场所，且基本上模仿了西方的聚会氛围，它们对于普通中国大众而言，还是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万里马王”中的关键人物王昕波

1986年崔健在世界和平年献唱《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开始走向大型舞台的一个起点，也是中国摇滚乐发的一个爆发点。大型义演体现了流行音乐不同于以往的美学立场，它成为表达宏大社会主题的凝聚力量，这为内地主流媒体，以及官方艺术团体对流行音乐态度的转变做了铺垫。如果说这是崔健个人性的爆发，那么首都体育馆举行的“90现代音乐会”、香港红磡体育馆“中国乐势力”摇滚音乐会就标志了中国摇滚乐的集体爆发。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摇滚乐的分流期，一方面演出场所从大型舞台再次走向分散的小场所，各种各样的酒吧一条街、小型演出场所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外资引入的大唱片公司发展方式分散成各种独立厂牌的探索和运营。作品的主题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地域上也从北京分散到了全国。

1986年，“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观众举着印有崔健《一无所有》图案的T恤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发生的变革比音乐领域来的要激烈得多。一方面是经济和市场的权重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政治场域依然是社会主导性的力量。政治经济二元场域的生成，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带来的文化场域自主性的生成，才是摇滚乐诞生的更加深层的社会性的原因。这一阶段剧烈的社会变革并不是自下而上的所谓新兴场域的行动者发起的，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原本属于支配性地位的政治场域，自上而下发起的自反性的运动，它赋予经济场域以权力。摇滚乐对市场的适应，对大众心理的把握，对庞杂的文化艺术样式的包容，让它能够游走在各种矛盾之中，在其中寻找生存空间。

三、变革时期中国摇滚乐的创作群体：多层重组

80年代中国摇滚乐中最主要的行动者大多出生在60年代到70年代上半期，这个时期政治结构完全渗透进家庭结构，政治体制对个人习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是超越家庭和教育的。我一方面借鉴了布迪厄的研究思路，同时在布迪厄关注家庭和教育的影响的基础上加上了体制环境，对参与到80-90年代摇滚乐场域当中的行动者进行分类，将他们分为体制的边缘者、城市的游荡者、跨界的参与者三类。

首先体制的边缘者，他们大多是专业院团从业者或者是从业者的子女，如崔健、臧天朔、窦唯、侯牧人等。他们原先基本上是属于体制内成员，他们也构成了北京摇滚乐最接近于政治场域的行动者，并且他们构成了早期中摇滚乐最为重要的版图，另外他们也是构成中国早期摇滚乐精神气质的最主要的核心。我们在提及中国早期的摇滚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提起它的深刻的反思精神。体制内的艺术院团是孕育了80年代中国摇滚的诞生的一个文化母体，体制的改弦更张让这些专业艺术团体的音乐人进入到了市场浪潮之中，他们开始走向体制的边缘，通过“走穴”演出接触到了文化市场、接触到了大众。体制边缘者和他们的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是简单的对抗和收编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内的艺术院团和游走在体制边缘的群体之间，是没有清晰界限的，他们互为辅助、彼此认同，这些专业的艺术院团给予早期的音乐人表演器材、表演资源以及庇佑等各种支持。我们不能忽略官方话语所推动的社会变革，以及文化体制改革对摇滚乐的诞生、形成和发展的巨大的作用。

窦唯

第二个群体是城市的游荡者。他们大多是北京本地的无业或半失业青年，或者是来自外地的音乐寻梦者。他们对音乐场域的贡献主要是音乐技巧和商业推广上的支持，代表人物如曹平、曹均、郭传林等。他们有的接触、翻译并传播了国外的音乐知识，如组建乐队演出、以及版权意识、商业意识的启蒙等。

1993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摇滚乐教师曹平（持吉他者）在向学生授课。新华社记者曾璜摄

第三个群体是跨界的参与者，包括一批在校期间投身音乐领域的高校学生，如许晓峰、陈戈、高晓松等，还有一些在专业音乐院校学习期间组织摇滚乐队、进行演出甚至出版专辑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动了艺术语言的拓展和产业链的成熟。

许晓峰

虽然这三个群体，他们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体制背景都相去甚远，但是因为摇滚乐在音乐形式上的吸引，他们彼此之间形成身份认同，共同聚集在摇滚乐的场域当中，推动这个新兴场域的发展。中国摇滚乐潮中体现出的精神性要素很大程度上是早期的这批知识分子音乐人赋予的，体现出了他们矗立于时代洪流当中的一种文人气质。我想，中国流行音乐的未来还是要回到文人歌诗传统当中，把文人歌诗传统延续下来，这种延续最典型的形式在当代流行音乐里面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早期摇滚乐，体现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

四、变革中国摇滚乐的艺术特征：多元融合

对于80年代的摇滚乐潮来讲，最主要的颠覆性和反抗性来自于它的音乐形式，其基础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摇滚乐本身所具有的融合性。摇滚乐本身就是吸纳不同的民族、种族、地区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融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对于80年代中国社会来讲，我们的文化形式主要有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正常状态下，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是相互渗透的，而理想状态下，不同的文化形式应该是相互化生、优化组合的。在80年代上半期的流行音乐中主要表现为群众抒情歌曲的延续和拓展、港台流行歌的扒带翻唱以及传统民间音乐的现代化演绎。摇滚乐后来的融合与化生就是建立在前面这些音乐人不断尝试的基础上的，既有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合，代表作品如侯牧人的《国际歌》；也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如张楚的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还有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结合，如何勇的《垃圾场》。

总体来说，中国摇滚乐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发展，全程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它是一个新生的社会子场域。任何新生场域对于原有支配性场域来说都是边缘性的，因此我们所认为的中国摇滚乐的颠覆性更大程度上并不是摇滚乐本身的属性，而是它作为新生子场域的边缘地位带来的属性。在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很多人溢出到了结构之外，摇滚乐容纳了非常多的非主流人群，让这些分散的个体得以重新被纳入到一个社会场域中。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80-90年代的摇滚乐潮迅速兴起，又迅速跌落？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各种各样命名方式的标签化的处理，这种标签化的处理是市场规律之下塑造文化英雄的一个非常便捷的手段。但是标签是不断固化的，它进一步影响到了艺术形式的表达。摇滚乐自身最开始的那种以融合包容为出发点的艺术生命力，就被自己这样子消解掉了。另外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从全球的语境去看待，在这个时候，西方整体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和后革命时代。在这个时期，很多来自西方的文化研究者会把目光投向非洲、南美洲等等这些地方，也投向了中国的摇滚乐，他们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状态似乎跟他们有一种思想上的共鸣。摇滚乐也变成了西方媒体透视中国当代社会状况的一个单一化的透镜，这样的一个单一化的评判标准，又反而被我们接收过来，成为我们看待和解读自己的文化现象的视角。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当代艺术的丰富意涵就被消解掉，所以我认为没有建立起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我们当代的文化艺术始终无法很好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内在原因。

1993年，在黑龙江密山市的农家摇滚乐队，反映农家生活的摇滚受青睐。他们被一家酒店聘为专职乐队。新华社记者陈凯星摄

评议

韩松落

张慧喆老师的这本书我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乐迷，也曾经具体地围观和参与过一些和摇滚乐有关的事，所以张老师的很多观点，我都深有同感。

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首先是它出现的时间，社会的发展周期大约是30-40年，三四十年一个小波浪，目前看来中国的当代文化，从80年代到现在，刚好是40年时间。我们是时候来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但是过去的很多梳理都是片段式的，碎片化的，缺乏系统性，张老师的书正好填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白。另外这本书是对80年代作为起点的文化运动的回顾。这场文化运动对今天的影响非常深远，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比如对文艺创作的主动性的要求，还有创作者的主体性的要求，都是空前的。今天一些文艺话语的奠基，文艺鉴赏、文艺评审规范的建立，都是在80年代开始的。因为我是在70、80年代完成我的文化启蒙，在8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阅读、聆听和文化实践的，所以张老师的这本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我们更好地回顾和审视。

张老师关于亚文化的论述，也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所有的文化都有一个从亚文化变成主流文化的过程，比如诗歌，在一开始它的功用就分得非常清楚，什么样的诗歌是可以拿来在正规场合诵读的，什么样的诗歌只能在民间流传，并且被视为不入流的，都分得非常清楚。经过很多年，那些“不入流”诗歌的作者的诗人的身份才慢慢地被承认，一些议题一些表达方式才变得正当起来。小说也经历了一个正典化的过程，起初，一个文人如果写小说，是不好公开拿出来讲的，只能是私下流传的形式，但是慢慢地小说也进入了主流文化。所有的文化形态都是从亚文化逐渐进入正统，而主流文化也一直在吸收亚文化的很多元素，只有这样它才能保持主流文化的生命力和新鲜度，也才能够维系它的地位。但是张老师的观点非常特别，她认为中国的摇滚乐一开始其实就有商业文化的特征，并且在草创阶段有很多专业院团子弟的参与，所以它是有精英文化特征的。因此中国的摇滚乐不只是一种青年亚文化，这点我特别赞同，也给我很多的启发。

摇滚乐在中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是一种不是亚文化的亚文化，是一种实质上已经取得了主流地位，却依然被当作是亚文化的文化形态。我非常喜欢它的这种存在方式，正因为它表面上的亚文化特征，没有被主流化文化完全收编，所以摇滚乐反而能够保持它的商业身份和市场身份。在这一点上，文学的存在状况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中国从古至今文学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但是在我们的传统里对文学的态度又很矛盾，当代文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是市场化运作的，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我们的文学反而是一种亚文化，这样它才能保持活力。

张老师提出一个观点，说摇滚乐是第一个进入到市场化运作的行业，它的文化逻辑和商业逻辑的纠缠远远早于和远远超出其他的几种文化形式，它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最为直接。这段话给我非常多启发，这背后的逻辑和深层的原因也非常值得研究和琢磨，我特别希望看到张老师在这方面再做更多的剖析和研究。

摇滚乐在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从伶人到艺术工作者的转变过程中，在文化人的独立身份的建构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艺人的地位取决于他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离观众越近，你的身份越卑下；离得越远，你的地位越高。但是与观众的近距离互动也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摇滚乐我觉得不得了的一点是，它先天就是一种电声的表演形式，或者说是因为电声设备的产生而产生的，非常适合大型场馆的表演。因此摇滚乐这种表演形态，重新塑造了艺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以前的艺人和观众之间的关系是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摇滚乐的关系里是表演者和聆听者的关系，甚至表演者的姿态是更高的，我觉得这是摇滚乐对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巨大贡献。

张慧喆

韩老师刚才提到希望摇滚乐和文学能够保持一种亚文化的状态，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确实在每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永远是位居边缘的状态，是最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另外，韩老师所提及的商业逻辑对于摇滚乐的出现及塑造，这个确实也是我写作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主要的思路。我认为摇滚乐在发展初期迸发出了如此强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源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对于它商品属性的重新恢复。在摇滚乐的整个的发展的历程当中，尤其是在90年代上半期，我们看到了商业逻辑与艺术逻辑并进的可能性。

问答

问题一：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女性摇滚音乐的创作风格是怎样的？

张慧喆：我认为80、90年代中国摇滚乐中的女性群体不一定能自觉地构成女性意识，我当时访谈专门问了这个问题，当时的女性创作者同样也是被摇滚乐这种艺术形式所吸引，而不是因为有非常自觉的女性主义的思考才进入这个场域。虽然女性的创作视角和男性的视角本身会有不同，但女性主义并不是最重要的创作思路。

问题二：摇滚精神与政治连接的断裂和消失是不是今天摇滚乐在中国难以充分舒展的原因？

张慧喆：我并不认为这种断裂是造成今天摇滚乐难以施展的原因，摇滚精神和政治连接在当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抒发，但是我建议不要把它当作必须要建立起来的内在属性和直接联系。我更多关注的还是摇滚乐它自身的生命力，它更多是一种音乐形式的融合和创新，而不是摇滚精神和政治的连接造就了它的出现。这一定程度上是标签化地认为摇滚乐一定要有政治意识，这样固化的分类对摇滚乐自身的发展不利。

问题三：摇滚乐和叛逆本身有内在的联系吗？

张慧喆：我认为叛逆更多是年龄上的叛逆，而不是音乐本身的叛逆，摇滚乐作为一种容易吸引年轻人的音乐形式，当创作者和听众群体通常处于叛逆的年龄，音乐自然被认为是叛逆的。但我更愿意说摇滚乐是富有包容精神和创新精神的。

总结致辞

许金晶

从去年在南京图书馆的书架上跟张老师的这本书偶遇开始，我一直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荐慧喆老师的这本书，今天张老师的分享也非常丰富。我觉得这本书的影响绝对不会是仅仅局限在学院内音乐文化史和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对于理解上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浪潮和社会风貌而言，张老师这本书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出色的研究作品。

简单预告一下我们小组接下来的沙龙安排。张老师的这本书是我们小组上半年推出的“艺术与社会”系列共读沙龙的第二场，接下来还有苏七七的《湖中之云——中国当代地域电影与浙江电影新浪潮》、李啸洋的《时间赋格》、黎小锋的《大地行走》和莎拉·蒂斯黛尔的《忘掉它像忘掉一朵花》；2023年下半年，我们将开启“思虑二十世纪”之“二十世纪思想”系列共读沙龙，共读书目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欢迎各位书友继续关注。

THE END

文化名人纪念演讲

---

文化名家系列讲座

---

城市文化与人文美学

东方人文美学深度研修班（第一期）| 东方人文美学深度研修班（第二期）| 大唐风物，侘寂之美：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第一期）| 大唐国宝、千年风物：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第二期）| 当颜真卿遇上宫崎骏：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第三期）| 史上最大正仓院与法隆寺宝物展：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 |  梦回大唐艺术珍品观展会 | 四姝昆曲雅集：罗拉拉、单雯、孙芸、陈薇亦 | 昱德堂藏扬州八怪精品展 | 《南京城市史》系列人文行走活动 | 《格致南京》系列文化活动 | 文心雅韵：中国传统人文美学系列讲演 | “文学写作与美好城市”高峰论坛 | 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展 | 首届微城市文化论坛 |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一期：南京运渎）|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二期：明孝陵）|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三期：文旅融合）|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四期：城南旧事）|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五期：灵谷深松）|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六期：清凉山到石头城）|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七期：从白马公园到明孝陵）|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八期：从玄武门到台城） |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九期：从金粟庵到大报恩寺）|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期：从夫子庙到科举博物馆） |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一期：从五马渡到达摩洞） |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二期：从狮子山到扬子饭店）|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三期：从南朝石刻到栖霞寺） |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四期：牛年探春牛首山） |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五期：中山陵经典纪念建筑） | 从南京到世界：第一届微城市论坛 | 园林版昆曲舞蹈剧场《镜花缘记》| 秋栖霞文学日系列活动 | 

---

社会科学研修班与专题课程

---

新书分享会 | 经典品读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