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与法】刘永谋：试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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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众中普遍流行的对技术治理的成见，将技术治理等同于总体主义、机械主义、极权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机器乌托邦。这种成见的形成与当代西方社会敌托邦科幻文艺流行、激进技术治理者的高显示度和反科学思潮兴起有关。必须破除技术治理的西方成见，建设性地研究和推进技术治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技术治理实践沦为机器乌托邦的危险。
Henry John Sylvester Stannard
试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
文 / 刘永谋
三、激进技治主义者
“机器乌托邦”的形成与激进技治主义者的表现有直接的关系。技治主义者均主张两条基本原则即科学管理与专家政治，激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彻底推翻既有社会制度、是否与既有政府合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施行技术治理，激进派完全拒绝与现政府合作，拒绝任何改良主张。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技治主义者属于温和派，如圣西门、贝拉米、加尔布雷思、纽拉特、丹尼尔·贝尔等，而类似凡勃伦的激进派是极少数。但是，极少数激进分子的观点和行动在西方社会具有非常高的显示度——这符合传播学中“激进获胜、另类传播”的规律，尤其相比理论家、思想家，激进的技术治理社会活动家的表现对于公众对技术治理的看法影响更是巨大。
比较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双雄”激进派领袖斯科特（Howard Scott）和温和派领袖罗伯（Harold Leob），作为例子。罗伯出身豪门，却拒绝继承家族银行和投资业务，选择成为作家和艺术家，创办文艺杂志，与海明威等人并称美国文学史上“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在旅欧期间，他接触并被技治主义所吸引，随即回国投身技术治理运动。而斯科特出身寒微，却极力想给人给人一种掌握高深技术的专业人员与先知的印象。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高级工程教育，但有过丰富的工程经验，开办过工程公司。他具备卡里斯玛（charisma）人格，极富领袖才能，但性格过于严厉、极端和揽权，和媒体关系不好。后来，两人分道扬镳与斯科特过于独裁也有很大的关系。在运动中，斯科特领导的技术治理公司制订徽章，统一制服，严明纪律，甚至发动所谓的“总征兵”，组织技治主义者的“部队（army）”，给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公众以冷酷、阴森和可怕的印象，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纳粹。斯科特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重要媒体发讣告；而罗伯死的时候，美国诸多重要媒体都发布了讣告。
一开始，罗伯的技治主义思想就带有自由主义和审美主义的烙印，与斯科特思想鲜明的机械主义和物理主义特点颇为不同。两人对技术治理的基本理解是相同的，都是从北美技术治理运动的“导师”凡勃伦那里借鉴和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如下方面：（1）丰裕（abundance）、工业系统与高能社会。人类社会可以从能量使用角度来理解，之前社会是主要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的低能社会，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主要依靠机器的高能社会。高能社会主干是工业系统，它是一台精密运行的大机器。自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丰裕阶段，以机器生产的能量完全可以满足所有人舒适生活所需，而现实并非如此是因为社会制度设计不科学。（2）能量券与社会测量。高能社会必须实行技术治理制度，核心是围绕能量券建立全新的分配制度。废除货币，代之以反映物质资料真实运动状况的能量券。以能量券为单位，对整个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求进行物理学的精确测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国家统一计划来实现完全平等的按需生产和按需分配。（3）生产最大化与经济自由。工业生产系统由专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掌握，企业目标不再是利润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必需品，因而将在既有科技水平上开足马力生产。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都免于经济压迫，并得益于科学技术对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享有大量闲暇。（4）有限的技术治理政府。技治社会工业高度垄断，每种基本工业只有一家大企业，每家挑选最能干的人组成政府。也就是说，技治社会的政府是工业系统的延伸，实际是工业联合体。政府成员包括主席在内，都是从劳动者中逐级晋升和提拔上来的，都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专家。技治国家以科学原则行政，需要投票表决的事情很少，并且主要管理经济事务，以宽容和自由的态度对待社会成员的其他活动，因而政府职能极大地减少。
斯科特与罗伯对技术治理理解的差别主要在于：（1）技术治理实现的时机。斯科特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就是资本主义灭亡而技治主义上台的征兆，因而拒绝与美国政府合作挽救危机，而是组建资本主义价格制度崩溃之后接管权力的“部队”，准备非布尔什维克的“工程师革命”。而罗伯认为，技治主义要实现首先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垄断过程，当垄断达到极大程度时技术治理自然就会实现，因此技治主义者应该与政府合作，运用专业知识帮助资本主义度过危机，并加速垄断向技术治理转变的过程。实际上，罗伯加入了罗斯福政府，被斯科特称为“叛徒”。（2）对文化和艺术的看法，或者说对人性提升的态度。斯科特只关心工业系统的改革，认为能量券制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声称所有的方案都是科学的、可计算的和可控制的，而不依靠人性、情感、意识形态文化等不可测的东西来决策。罗伯则认为，实现经济安全并非技术治理最大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之后人们可以从事更有价值的事业，即文化和艺术活动，而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将从根本上提升人性。
在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中，给美国公众印象深刻的是斯科特而非罗伯，即使今天提起该运动的领袖，人们能想起的也是斯科特。当时斯科特的激进观点和形象一开始很快引起了美国和加拿大公众的很大兴趣，但很快就转变成极大反感，技术治理公司也曾被加拿大政府封禁。在北美技术治理运动从急速崛起到突然受挫的关键点上，斯科特所做的“皮埃尔旅馆演讲”（Pierre Hotel Address）甚至被很多人认为它应该为整个运动由盛转衰负责，因为当时收音机刚刚普及，通过电台面向全国广播第一次实现一个人同时向所有人说话。“皮埃尔旅馆演讲”是斯科特第一次全国电台广播，但激进的“首秀”造成了完全不可挽回的负面公众印象。在演讲中，斯科特夸张地宣布技术治理思想前无古人，颠覆了数千年人类社会思想史，这完全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他还宣布资本主义很快就必然被技治主义全面代替，不管普通民众是否接受，这是物理学铁律；只有专家和智者才能理解技术治理，才能运行技术治理制度，现有的执政者智力和能力都不够；技治主义者放弃合法选举和民主参政，只需等18个月资本主义价格制度就会全面崩溃，美国人民届时将不得不求助于技治主义者来挽救美国；技术治理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纳粹主义、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是之前的所有主义，技术治理不是愚蠢的民主制，而是真正的精英用科学方法运行社会。总之，他宣称其他人对“大萧条”危机根源理解都是错误的，提出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只有技治主义才是美国人唯一的出路。很难想象这种狂妄的救世主腔调不激起听众的极大反感，尤其是斯科特对资本主义18个月崩溃的危言耸听很快就被事实所否证。北美技术治理运动在当时对美国造成的实际影响有限，但它导致了技治主义思想向全世界的快速传播，斯科特等人的激进观点和形象也随之被西方社会公众所认识，促进了西方民众技术治理成见的形成。
四、反科学思潮流行
“机器乌托邦”形成更大的文化背景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反科学思潮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60、70年代，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的学生造反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等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方社会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它们催生出各种新思想，包括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新思想与大众传媒相结合，对社会公众的一般科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反对科学的思潮盛极一时，至今在西方仍然影响巨大。在反科学思潮看来，科学不再是对真理和人类福祉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conspiracy）的权力、依靠金钱和资本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赞助人和资本家的工具、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的根源或者发达国家白种男性压迫妇女、黑人以及穷人的利器。在科学哲学专业内部，反科学的另类科学哲学甚至一度居于主流，在90年代占据了欧美著名高校的讲坛。
反科学声音所传达的质疑科学技术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影响普通大众的同时，也引起坚持正统科学观的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的不安和反感，从80年代末期开始，美欧的科学卫士们开始批判另类的科学哲学思潮，从而引发了与反科学思想家之间的一场持续十多年的“科学大战”。争论的双方一边是持正统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一些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们构成了维护自然科学的科学正方或科学卫士；另一边是被他们攻击的后现代主义主义者、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者以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后殖民主义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属于质疑科学的科学反方或科学反对派。科学大战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是彼时学界的热点事件，也备受普通公众的关注。
戏剧性的“索卡尔事件”对本来主要为学界争论的科学大战扩散到社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96年，美国著名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社会文本》准备推出一份“科学大论战”的专刊，对科学卫士的批评予以还击，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nlan Sokal）在专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故意模仿和迎合反科学学者的观点，将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微分拓扑学等自然科学最新成果毫无根据地与科学反对派的观点相联系，并有意留下一些科学中的常识错误（比如将圆周率π和引力常数G视为“历史性中来理解”的变数）。用他的话来说，该文“在文字上带有明显的胡说八道”，“抛弃了客观实在性观念的判断”，“不是思维的逻辑结果”，而是靠“权威的引言、诙谐的双关语、牵强附会的类比和毫无根据的大胆断言”的诈文。在文章发表的同时，索卡尔又在另一家刊物《大众语言》上发表谈话《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把诈文的实情和盘托出，以诈文被《社会文本》接受发表证明反科学论者对科学的“无知”。索卡尔声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左派历来都是自然科学的盟友，用科学反对蒙昧主义，但是当代许多政治左派却被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所俘获，抛弃了启蒙的思想遗产，从进步的理性主义立场堕落到诋毁科学的相对主义立场。因此，他的诈文就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索卡尔事件”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之后，许多著名报纸比如《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加入论战，反科学论者纷纷在西方大众传媒上撰文反驳，科学家们也针锋相对，众多著名出版社也趁势推出大量相关著作，各种专业的、通俗的和传媒组织的会议、论坛和辩论更是蔚然大观，许多当代大科学家比如威尔逊、大哲学家比如德里达、罗蒂等卷入了论战。“科学大战”直接说明反科学的思潮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流行，以至于科学的支持者们不能仅仅视为“杂音”而置之不理。当然，当科学大战的高潮逐渐消退，学界开始出现跳出争论双方的视野，冷静地回顾、总结和反思，避免极端倾向的声音，比如科学社会学家舍格斯特尔的反思。但是，就西方普通公众一般科学观而言，审度科学的声音传播得还很少，极端的反科学思想仍然受众广泛。近年来，由于AI研究和商业化的新一波热潮以及生物工程在克隆、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方面的显著进步，又激起了西方社会公众对机器人、克隆人、人体增强等问题普遍的担忧甚至恐惧。显然，反科学思潮的兴起，会支持反对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当中的主张，强化对技术治理的“机器乌托邦”成见。
直至今天，科学卫士与科学反对派的争论仍未完全平息。并且，“科学大战”逐渐从北美辐射开来，引起了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启发了21世纪之交大众传媒如凤凰卫视关注的“科学、伪科学和反科学”以及“中医是不是科学”的又一轮争论。进入21世纪，西来的反科学思潮开始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迅速传播，再伴随传统文化和国学全面复兴中的某些偏差，各种宗教复苏中某些不当思想，以及激进环保运动、转基因食品争论等社会公众议题导致的某些附带效应，反科学观点在中国的受众也越来越多，社会一般科学观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反科学思潮的价值，更不能否认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但如果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完全抹杀现代科技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人类生活的巨大贡献，对中国目前科学精神不彰、科学技术仍需得到更多支持的国情而言，是有一定害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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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永谋，李佩：《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治理运动兴衰与反思》，载《科学与社会》，2017（2）。
[2] Harold Leob, Howard P. Segal. Life in a Technocracy: What It Might Be Like.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xvii.
[3] 刘永谋：《高能社会的科学运行：斯科特技术治理思想述评》，载《科技哲学研究》，2019（1）。
[4] 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很善于利用新兴电台传播施政理念，他在“大萧条”中的电台讲话被称为著名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
[5] Howard Scott. “The Hotel Pierre Address”. Technocracy. Series A, 1940(19).
[6] 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 Sokal:“A Physicist Experiment with Cultural Studies”, in Lingue Franca ed. Sokal Hoax: The ShamThat Shook Academy.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0, 51.
[8] 刘永谋、张亢：《反思科学大战：舍格斯特尔的科学技术论》，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文章来源：原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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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John Sylvester Stan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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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韩雨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