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学者初心：赵孟頫的三十三岁
播音：王然、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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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思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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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氏南宋王朝灭亡已近10年，赵孟頫三十三岁。
“三十三，乱刀斩”，原本是流传于江南一带的民间俗语。意思是说，人到三十三岁是一个坎，会遇到很多麻烦事，要小心度过，才能平安。三十三岁的赵孟頫似乎也遇到人生的坎了。
《致郭右之二帖卷》为两帖，是赵孟頫写给收藏家朋友郭天锡的信札，分别为《应酬失宜帖》和《奉别帖》。其中“应酬失宜帖”书于三十三岁那一年，是赵迄今存世最早的信札墨迹。赵孟頫从谈论二人之间的收藏说起，进而向友人吐露了他在元朝要员来杭州征召隐逸时矛盾重重、进退两难的复杂心理：“但此番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即虽见尔辞之，尚未知得免否？若必远行，将何以处之？忧烦不可言。奈何，奈何！”
备受元世祖器重的程钜夫奉召来到江南，目的是为元廷“搜求贤才”。出发前，忽必烈点名要求他务必招徕两个人，叶李和赵孟藡。程钜夫苦劝赵孟藡无果，却发现了一个比赵孟藡更加合适的青年才俊——“吴兴八俊”之首，同为赵宋宗室后裔的赵孟頫。1286年冬，程钜夫寻访所得的20多位江南贤才在扬州集结，为首的变成了叶李和赵孟頫。此时的赵孟頫五味杂陈，此后的半生，他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延祐三年（1316），63岁的赵孟頫写下了著名的《自警》诗：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是他的自白书，在还没死之前，给自己写下的悼词，总结了一生。
程钜夫信札书法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成立于1870年，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亚洲艺术部是该馆最大的部门之一，收藏了超过13700件中国艺术品。该馆也是收藏赵孟頫作品最多的海外博物馆之一，以书入画的《双松平远图》、致敬王羲之的《右军四事》、赵氏一门三世《人马图》等都是赵孟頫书画中的经典。
何慕文（Maxwell K. Hearn）是一个痴迷中国书画的美国人，1971年起，开始任职于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2011年被任命为亚洲艺术部主任。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有机会与一位中国古代画家对饮，您会选择哪一位呢？”何慕文说：
我非常希望能够与赵孟頫会面，他是宋室后代，但是决定出仕元朝，辅佐元世祖忽必烈。为什么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与他彻夜长谈，讨论做出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一旦做出了选择，你就不能回头了。
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书法家，在绘画上也尝试了不同的风格，从郭熙到董源等等。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作品，是非常个人化的，富有诗意，也有一点哀伤和孤独，你会感觉到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并在艺术创作中找到了一个避风港。
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书杜甫《秋兴诗》，后另纸接赵逝世前五个月重观时的题跋：“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书，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世易时移，赵孟頫的艺术风格变了，心绪、心态也不一样了，确实“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依题跋推算，《秋兴诗》是赵孟頫至元十九年（1282）二十九岁时所书，是赵存世最早的书法作品。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不屈的文天祥在大都被杀。
今天研究者的关注点在此卷为赵存世最早的墨迹，进而分析出风格上有智永、宋高宗影响的痕迹。赵孟頫这件早年书法作品，用笔细腻圆润，结体端庄秀逸，给人以神定气闲、虚和宛朗之美感。但《秋兴诗》是杜甫寓居夔州时，以遥望长安、忧国伤时为主题创作的八首组诗，整组诗沉郁森然，孤独忧愤，有着怀念故都的幽思，有志难伸，空怀抱负的悲凉心境。赵孟頫所书的四首选择了其中的一、二、三和六。第一首是组诗的序曲，通过对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的形象描绘，烘托出阴沉萧森、动荡不安的环境气氛，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情和孤独抑郁之感；第二首写身在孤城，从落日的黄昏坐到深宵，翘首北望，长夜不寐，表现出诗人对长安的强烈怀念之情；第三首写晨曦中的夔府，秋气清明，江色宁静，而这种宁静给诗人带来的却是烦扰不安，抒发自己有志而不遇的慨叹；第六首怀想昔日帝王歌舞游宴之地曲江的繁华盛况，在无限惋惜之中，隐含斥责之意。全诗感物伤怀，表达了深切的身世之悲、离乱之苦和故园之思，“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这样的诗句应该让去国怀乡的赵孟頫感同身受。
赵孟頫对自家的赵宋王朝有着深切的怀念，更有着深刻的反思与反省。他17岁时所写的《烈妇行》云：“男儿节义有如许，万岁千秋可以事明主，冯妇卞庄安足数。呜呼猛虎逢尚可，宁成宁成奈何汝。”赵孟頫心中一直有文人士大夫的节气，“男儿节义有如许，万岁千秋可以事明主”这句诗与其说是在赞美胡氏，倒不如说是他借此明志。赵孟頫对南宋靡弱的世风感到担忧，他觉得南宋军民缺乏一种刚勇尚武的精神。如果宋朝人人都能像胡氏一样有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勇气，那么宋蒙之争，鹿死谁手，犹未可知！然而，宋元朝代更迭的历史大潮，岂是几个热血男儿能够逆转的。
赵孟頫的《钱塘怀古》“非旧游”三个字，表面上只写时光流逝，今游已非昔游。实质上暗指星移斗换，国祚已移，暗藏着无限感伤情绪：
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莺花非旧游。
故园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
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
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
钱塘是南宋都城临安别称。赵孟頫在宋亡之后再到临安，江山依旧，而物是人非，黍离之悲，油然而兴。所谓怀古，实乃伤今。江水自流，千古如一，丝毫不管人世间的改朝换代，治乱兴衰。这就给作者的兴亡之感，添上了一层历史的悲剧色彩。亡国之思，感慨悲恻，自有动人的力量。
赵孟頫虽为宗室，但对南宋政权自身问题及最后败亡，有着异于常人的清醒认知和理性分析。他在《和姚子敬秋怀》中云：“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为朝廷的偏安苟且、腐败无能深感耻辱。《岳鄂王墓》是赵孟頫的一首怀古七言律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评价说，“岳王墓诗，不下数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如赵魏公作”：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作为宋宗室，赵孟頫于亡国之际，面对岳坟追寻南宋衰亡之因。此诗以岳坟的荒凉景象起兴，表达了对岳飞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并由此而联想到南宋君臣不顾国家社稷与中原父老，偏安东南一隅，以致最终酿成亡国惨剧。诗的结尾两句，蕴涵着赵无尽的家国之思、亡国之恨。全诗即景生情，咏史抒怀，议论感慨，一气呵成，语言不事雕饰，通俗自然。赵孟頫以赵宋后裔的身份为冤死于赵宋王朝的岳飞，由衷地唱出这支哀痛伤惋的悼歌，分外感人，尤为沉痛。
上海博物馆藏《草书千字文卷》，为赵孟頫适奉荐诏北上大都途中所书，是赵信札题跋外，存世最早的年款书法作品。通篇潇洒紧遒、神酣气起，洵为佳制。赵孟頫自跋云：
吾甥张景亮以此纸求书千文，属吾有京师之行。趣迎上道，不能作楷，乃为书行草二本。时至元丙戌（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二月也。次年三日，驰驿至崇德，陈君养民持以见示，始知景亮盖为陈君求也。陈君又必欲书识其后，就馆中借笔墨记而归之。
开封赵孟頫题。
“开封赵孟頫”，如此落款，是赵存世作品中的唯一。开封曾经是赵宋王朝的故都，赵孟頫在北上大都途中突然想起了开封，耐人寻味。
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赵孟頫一行至大都后不久，一同北上打算仕元的吴澄（字幼清）请辞归乡。赵孟頫在《送吴幼清南还序》开宗明义地说：
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莱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
赵孟頫送别时，向吴澄表明心迹，“吴君之心，余之心也”，并且谦虚地说，“以余之不才，去吴君何啻百倍，吴君且往，则余当何如也”。但写此序时，赵孟頫早已没有了上一年“应酬失宜，遂有远役之忧”的惶恐与焦躁。虽然赵的表达方式依旧是那么内敛和温婉，但出仕的态度是坚定和明晰的。赵孟頫接着说：“吾处吾乡，从数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间，而乐乎名教之中，读书弹琴足以自娱，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岂有用者哉？”我们甚至从中读出了点“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味。
其实，温文尔雅的赵孟頫向来是一个极其自信与自负的人，起初是自己的“经济之学”，到最后却只能是书与画了。南宋灭亡后，风华正茂的赵孟頫和很多前朝旧臣一样选择在江南隐居。在那几年里，赵孟頫也曾抱着守节的思想。据杨载所撰赵孟頫《行状》和张雨跋赵孟頫书《杂书三段卷》可知，在此之前，吏部尚书夹谷之奇、道士杜道坚，都曾推荐过他，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我们不知道这一次程钜夫又是如何说服赵孟頫的，但更大可能是因为形势的变化。
研究南人仕元问题的学者都很重视程钜夫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这次求贤。它看上去只是忽必烈灭宋以后频繁求贤活动中的一次，但与以往征用各色技艺之人的做法不同，这次所征求的对象主要是南方儒士，其目的是选拔堪任御史台、按察司官职的官员，是元世祖忽必烈用人治国的一项重大变革。求贤使臣程钜夫本身是南方士人的代言人。行前，程在《好人》《公选》等奏议中称“江南非无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群臣负陛下也”。他指出，朝中有一些北方官员鄙视和排斥南人，而以往的出使求贤者“皆昧陋愚浅，不达圣见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药工伎为好人”，故而没有达到求贤的目的。程钜夫的分析阐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赵孟頫之前为何拒绝夹谷之奇、杜道坚等人的推荐，他显然不想与“卜相符药工伎”为伍。
程钜夫向元世祖建议在监察机构中广泛起用南人，“御史行台自中丞以下，随路按察司自察使以下，并合公选南方晓事耆旧，及清望有风力人员，每路或一或二或不定员数，与北方人员同共讲论区划。庶几谙悉江南事体，周知远人情伪”。虽然此议遭到了一批北方官员的消极抵制，但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程钜夫以翰林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求贤于江南，忽必烈特命以汉字草诏，以表示对这次求贤的重视。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成为提高南方士人地位的一次重要历史契机。
1287年，也就是赵孟頫正式抵达大都的那一年，忽必烈设立尚书省，起用吐蕃人桑哥担任宰相，负责理财工作。此举与程钜夫奉诏求贤江南表面上没有十分直接的联系，但都反映出忽必烈全面起用新人执政的打算。桑哥以“好言财利事”得到忽必烈赏识，但出身不高，在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中缺乏基础，所言“财利事”又受到北方汉人儒臣的抵制，因此倾向于拉拢南士，以助己势。而以叶李为代表的一些南方新锐士人也愿意同桑哥合作，藉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政机遇，一度颇为活跃，叶李后来官至尚书右丞。这种活跃基本上持续到至元二十八年（1292）桑哥的倒台。
很明显，忽必烈大规模任用南士的决心在此时被强化并且付诸实施，让赵孟頫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才有了“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的感慨。这也表明了他北上仕元态度的转变，从消极被动的心态转变为积极参与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个细节，赵孟頫之所以坚持“非苟为是栖栖也”，抱有强烈的建功立业之雄心，跟他的出身和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非常重视嫡庶有别，嫡出还是庶出，有时候简直就是无法逾越的门槛。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自古庶出多英才，因为庶出子们改变命运的愿望，建功立业的信念更为强烈。赵孟頫，嫡母李氏，生母丘氏，就是庶出，而且在父亲赵与訔八个儿子中，赵孟頫排行第七，母子在赵家的地位可想而知。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赵孟頫十二岁，父亲去世。母亲丘氏垂泪对他说：“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赵孟頫遵母丘夫人所嘱，发愤苦读，无分昼夜。“未弱冠时，出语已惊其里中儒先，稍长大而四方万里重购以求其文，车马所至，填门倾郭，得片纸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十四岁时因家世代为官亦入补官爵，但仍在家读书，致力于学问。不满二十岁就考上国子监，注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户参军。蒙古人占领临安时，赵孟頫23岁。在战乱中东躲西藏了一两年，怆然写下“新亭举目山河异，故国伤神梦寐俱”的诗句，以表神伤。母亲看不得儿子终日惶惶然的样子，就对他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于常人？”于是，赵孟頫从母命“自力于学”，跟从精通《仪礼》的敖继公“质问经义”，学问日益精进，也因此使他远近闻名，为“吴兴八俊”之翘楚。
赵孟頫一生以儒家学者自居，他在书写儒家经典及历代大儒作品时，必定会恭恭敬敬地署上“后学赵孟頫书”。所谓“学者初心”，“学之于家”，“用之于国”，就是要追求“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因此选择出仕，赵孟頫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还是主要因素。
北宋的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大学》，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大学》遂成为儒家经典中重要的篇章，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赵孟頫小楷《大学》拓本，其落款为“后学赵孟頫书”。
《东铭》《西铭》是张载《正蒙》中的一部分，张载曾将其录于横渠镇学堂墙壁两侧作为学规。后来程颐来到关中，对这两篇文字大为赞赏。《西铭》因是程颐改名，朱熹又单篇作注，所以影响很大，后世都视其为张载的代表作。赵孟頫楷书《东铭》《西铭》如今都有碑帖或拓本存世，在《西铭》拓本的落款处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后学赵孟頫书”。
赵孟頫行书《朱子感兴诗》，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全诗共二十首加上序文，此卷书法用笔清秀苍劲，行书中多含楷书笔意，结字大小相近，肥瘦参差，体势奇宕多姿，妩媚秀丽，书于皇庆二年（1313），是赵孟頫60岁晚年时的成熟之作。其落款依旧是我们熟悉的“后学赵孟頫书”。
赵孟頫以书画闻名，但他书画的师承至今我们仍不清晰，更像是一个自学的天才。但学习儒家学说的老师，他在《送吴幼清南还序》说得很清楚，“吾乡有敖君善者，吾师也”。敖继公，宋元之际经学家，字君善。福建长乐人，后家吴兴，筑一小楼，坐卧其中，冬不炉，夏不扇，苦读经史。深究《周易》，尤精于《礼》，于元大德五年（1301）成《礼仪集说》17卷。赵孟頫拜敖继公为师学习的是经史之学，在那个时代，饱读诗书才是正途，正如《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所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赵孟頫而言，他的一生无法“志于道”，只能“游于艺”，是无奈的选择，也是最深沉的苦痛吧。
2020年底，辽宁博物馆推出了“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展出了清宫旧藏《洪范授受图并楷书尚书洪范》，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传为赵孟頫所作。《洪范》是《尚书》中的一个篇章。杨载《行状》评价说“公洽《尚书》，尝为之注，多所发明”，足见赵孟頫是《尚书》的研究专家。赵孟頫曾著《古今文集注》，元人何贞立在《松雪斋文集序》中有：“仆又尝见公所著《书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写。此又集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六有《赵子昂重辑尚书集注序并画像》一册，所录文较《松雪斋集》录文长约两倍，其中有“集注始于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辍成于大德元年，今又二十余年矣”云云，亦说明著于早年。
《古今文集注》可惜今已失传，但其序尚存《松雪斋集》中。赵孟頫明确指出“古文尚书”是伪书。此问题始于朱熹，至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此案才算暂时了结。赵孟頫反对“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的倾向，而主张“一以经为法，一以理为本”，并提倡“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他将《尚书》分今文、古文而为之集注，应是针对南宋以来那些尚空谈，不理会世事，只知讲明心见性、封建伦理纲常，而视文艺为枝叶（更视书法为小道）的道学家们的。赵孟頫精研这儒家的经典《尚书》，大概是要从根本上揭露这些“不拘经义训诂，但凭己意说经”的道学家们的虚伪。
千百年来，诸葛亮是中国人理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代表，一篇《出师表》道尽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赵孟頫行书《出师表》卷，故宫博物院藏。此帖信笔写来，点画顾盼呼应，使转轻灵随度，结构疏密得宜，正是赵氏神气内敛、人书俱老的书迹。帖中有脱、衍、误书部分文字，是默写导致的疏漏。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传为赵孟頫所绘的《诸葛亮像》轴，绢本设色。图中诸葛亮手持如意，凭隐囊而坐，人物面部表情庄重、气宇轩昂，双眼充满睿智。画的上首有《汉郡张式赞》。赞美忠武侯的诗篇不胜枚举，为诸葛亮画像和塑像也是世人表达崇拜和敬仰的重要形式，唐宋以前的作品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能看到最早的诸葛亮画像就是传为赵孟頫所绘的这一幅。
英国学者C.A.S.威廉斯著《中国艺术象征词典》“如意”条称：“这是一种带护手的短剑，最初是铁制的，古人用于自卫及做手势指挥……它实际上是种钝剑。”在军事上三尺剑等同三尺铁如意，这也与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以如意“麾军”“防身”的说法相映证。元人袁易《静春堂集·铁如意》诗云：“晶荧同剑锷，玩弄避珊瑚。谁解麾戎垒，徒能击唾壶。持将拟诸葛，碌碌笑狂夫。”末句说的是王昭远，《新五代史》载：“昭远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诸葛亮持羽扇麾军，为明末小说演绎，而执铁如意麾军却是有据可考，《诸葛亮像》便是一个例证，后蜀的王昭远“持将拟诸葛”也是史料依据。除诸葛亮外还有东晋的王敦、王戎，谢安、谢万，后秦姚苌，南北朝韦睿，五代李克用，宋代的文天祥等皆有执如意麾军的记载。手持铁如意，自比诸葛亮，何尝不是赵孟頫心之所属。
同时代的人评价赵孟頫的才能“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所谓“经济之学”并非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而是经邦济世之学。宋濂的《元史》传记、杨载的《行状》、欧阳玄的《神道碑》都详细地记载了赵孟頫的从政经历与政绩，不乏溢美之词。忽必烈对初次见面的赵孟頫非常满意，但并没有立即委他以重任，而是经历了一段“试用期”。期间只是让他“侍立左右”，顾问应对。尽管只是参谋参谋，赵孟頫也是有板有眼，颇有见地，且年轻气盛，敢于力言直谏。
一日忽必烈召集百官于刑部议法。赵孟頫坚决反对以至元钞计赃论罪断人命案，他说：“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改中统为至元。又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他深入分析认为：“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有些朝臣认为孟頫刚从南方来，就议论国法不是，当场指责他想要阻止至元钞的流通。孟頫据理反驳说：“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不贬值），岂有此理。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驳得其人无言以对。
赵孟頫的“刚正有守，敢为直言”还有一个事例。有一回，平江路总管赵全被检举“为政贪暴”，朝廷打算派王虎臣前去调查。此事其实与赵孟頫无关，但赵孟頫出于公心，向朝廷进言赵全自然该接受调查，但王虎臣此前也在平江路做过官，任内“多强买人田，纵宾客为奸利”，并且因此与赵全有过节，两人结怨甚深，如果派王虎臣前去调查，他一定公报私仇，即便所查为实，大家也不会相信的，出于避嫌，应当改派其他人前去调查。朝廷认为其建议合乎事理，最终予以采纳。
“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的职责之一是管理全国驿站。元代国土广袤，驿站遍布全国。元代驿站负有为往来官员与使者提供食宿的义务，光饮食之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赵孟頫在任时，财政拨付给全国驿站的饮食之费“不过中统钞二千锭”，还是至元十三年（1276）定下的标准，随着货币贬值，物价已经增长了几十倍，加以往来官员与使者的增多，十多年间未新增，无论如何不够用。导致，管理驿站的官员不得不“强取于民”，乃至偏僻小镇竟无商人出来做买卖了。赵孟頫了解情况后，向中书省申请将预算增至中统钞二万锭，不仅百姓免受侵夺之苦，管理驿站的官员亦减轻了负担。
至元二十七年（1290），发生了大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但大家都“畏忌桑哥”，“莫敢语及时政”。赵孟頫找到朋友阿剌浑撒里，建议由他出面“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赵孟頫受命前去宣读大赦诏书，但桑哥依旧坚持认为这“必非帝意”，“举目环视，诸公辟易屏息，不敢出气”。赵孟頫上前对桑哥晓之以利害关系：“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桑哥顿悟，众多百姓得到救助。
“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但赵孟頫“比还，不笞一人”，对此，桑哥大为不满。桑哥的专横跋扈，引起不少朝臣的反对，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十分忌恶，纷纷上奏弹劾。赵孟頫似乎也积极参与其中，《元史》记载他专门去做奉御彻里的工作：“帝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损一旦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最后忽必烈“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大臣多以罪去”。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赵孟頫似乎也带着“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的喜悦。在大都的六年中，虽然“议法刑曹，一去课文之弊；条事政府，屡犯权臣之威”，但并未实现政治抱负，内心想必是失望的。“青春憔悴过花鸟，白日勾稽困文簿”，斤斤于日常琐事，徒费青春。他在《罪出》中这样感叹道：“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这是他在朝为官的生活与心理上最直观的写照。他在《兵部听事前枯柏》一诗中还说：“清晨骑马到官舍，长日苦饥食还并。簿书幸简不得休，坐对枯槎引孤兴。”这也都是他在元朝为官的真实描述。对度日如年、消磨时光的无能为力，对“安知世故不相舍，坐受尘土凋朱颜”的无奈痛苦和无法排解的心情，使赵孟頫的心情陷入了长久的困顿之中。元代的官俸其实并不高，从五品的官职，月俸为银70两，迟迟无法接妻小到京城团聚。“青灯耿耿照土屋，白酒薄薄无荤膻。破愁为笑出软语，寄书妻孥无一钱”，就是对这种困境的无奈抒发。《投赠刑部尚书不忽木公》中“赋诗时遣兴，好客恨无钱”《和黄景杜雪中即事》中“燕雪常飞十月前，敝裘破帽过年年。拥炉自笑何为者，欲买浊醪无一钱”，都是表达对生活拮据的无奈。
很难说，赵孟頫在桑哥的倒台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相反桑哥倒台后，“多以罪去”的大臣中就包括了大量出仕的南人，叶李赵孟頫也不能幸免。《元史》所谓的“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既为君上讳，也美化了赵孟頫的见微知著。至元廿九年（1292），赵孟頫转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赵孟頫在济南官事清简，“讼者稀少”，并“以兴学校为先务”。但赵的济南三年任期并不顺，比如：“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
《元史》有关赵孟頫政绩的记载到他济南任上戛然而止。之后赵孟頫20年的为官经历中，只见皇帝恩宠与褒奖，就再也不见着赵孟頫展现他的“经济之学”。元仁宗夸奖了赵孟頫七个“好”，从出身、相貌一直到佛老之学，何尝见他夸一夸赵孟頫的“经济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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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
制图：潘美馨编辑：金臻瑶
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摄于长兴县虹星桥镇
摄影：谭云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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