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对谈 | 李黎x尚仲敏：四十年，个体经验与时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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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数年，一大批1980年前后登上诗坛的诗人迎来了“四十年”大关，出版界也推出多种《四十年诗选》，评论家霍俊明专门撰写了长文《“四十年诗选”：历史正典、同时代人与未来感——兼谈选本文化以及“第三代”》刊发于《文艺报》“凤凰书评”专刊。围绕诗歌创作“四十年”话题，尤其是个体经验与时代发展，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著名诗人尚仲敏展开对谈。

PART ONE

李黎：尚总你好！很高兴跟你聊诗歌，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你目前的身份是企业家。这个身份似乎和诗人身份格格不入，但细想也容易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太多人写诗，随后大家都要去各行各业做更务实的事情。从投身诗歌，到突然离开，再到最近的回归，你和诗歌的关系可谓分分合合，那么你认为人与诗歌，本质上是什么一种关系？

尚仲敏：诗歌与人的关系应该这样撇清：第一，诗歌不是一个诗人的全部，人的一生太漫长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存在，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写小说可以作为一种职业，你可以计划一篇小说，但你无法计划一首诗，所以，写诗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唯有诗歌是无法预知和谋划的，它只能在一个神秘的稀有的时刻来到笔端，也只有在这一刻诗人才是所谓的诗人，其他时候都不是。第二，诗歌不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么多优秀的诗人突然离开诗歌，从事别的行业或下海从商，就是因为诗歌养活不了诗人自己，更养活不了诗人一家。那些把诗歌当成生活方式，或者从外表上看更像诗人的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惨。我大学毕业的那几年，对诗歌几乎陷入痴迷，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立足。我逐渐醒悟到，这样下去一方面生活无以为继。另一方面，执意写诗，也不一定写得好。我决定离开诗歌一段时间。大概有二十年时间，我看起来和诗歌完全绝缘了，甚至听到别人谈诗，我会走得远远的。由于本质上还是一个诗人，或者说，身上已经有了诗歌的基因，我会把握极其有限的时间，在繁杂的事务之余，看一些自己喜欢的诗人的诗。激情燃烧时，偶尔也写一点，一年也就二三十首吧。我有两个朋友圈，一个是诗歌方面的，另一个是其他的。在现实生活中，我把这两方面分得很清。我会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内心深处的诗和诗友，不让太多无关的人进入其中；同时，其他方面的朋友，我也会真诚地和他们相处。其实，我生意上的大多数合作伙伴，都不知道我还会写诗什么的。

李黎：1988年，诗人海子在你的宿舍里跟你长谈了七八天，然后离开，你写了一首《告别》。这首诗被解读为既是朋友之间的告别，更是两种诗歌美学的告别，即你所秉持的口语的、现实的和即时的诗歌，和海子那种史诗和神秘感的告别。今天看来，经历了“第三代”诗歌洗礼，海子还是相信史诗，算不算一种异类或者执着？你怎么看待他的写作？

尚仲敏：海子1988年秋天来成都，当时我在一所大专学校教书，有一间宿舍，他就在我那里住下来了。那个年代，朋友往来基本上都住在对方家里，一是旅馆很少，二是没钱。海子头发很长，穿着一身牛仔服，外表看起来时尚而叛逆，但骨子里面却是一个内向甚至羞怯的人。我们是同龄人，也是好朋友，我非常坦诚地接待了他。前后有一个礼拜左右，我们朝夕相处，喝酒谈诗，他酒量不大，我喝的要多些。他更多地谈到了他的长诗，谈到史诗和寻根的宏大写作，他把诗歌置于人类命运和死亡的高度，并为此孤注一掷、走火入魔。我和他在诗歌观念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相比于他的长诗，我更喜欢他的短诗。我始终认为，诗歌应该抓住当下的每一个瞬间；诗歌除了语言不应该再承载别的什么；诗歌如果要怎么样的话，那就是从凡人的生活开始，到凡人的生活结束，要接地气、说人话。争论归争论，我们仍然是朋友，相处的几天还算愉快。

他走后，我给他写了一首诗，标题是《告别》：

  过往年代的大师

  那些美丽的名字和语句

  深入人心，势不可挡

  但这一切多么徒劳

  我已上当受骗

  后面的人还将继续

  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

  我们痛悔的事物日新月异

  看一看眼前吧

  歌唱或者沉默

  这一切多么徒劳

《尚仲敏诗选》

尚仲敏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PART TWO

李黎：1985年，你成立了“大学生诗派”，创办了《大学生诗报》，从最初就秉持一种特别“非非”的，今天看来又很“废话”的创作理念。我很好奇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怎么形成这个观念的？当时你的诗歌阅读、“诗歌教育”是什么一种状况？

尚仲敏：1985年，我在重庆大学读书，创办了面向全国的《大学生诗报》，提出了“大学生诗派”的理论主张。当时的诗坛是朦胧诗的天下，朦胧诗的高大上，朦胧诗的英雄主义，朦胧诗的艰涩难懂。作为朦胧诗的对立面，以口语化和叙说凡人生活为特点的“大学生诗派”应运而生。1986年，我大学毕业到成都工作，周伦佑、蓝马、杨黎筹划“非非主义”诗歌流派，他们拉我入伙，我就参与了。“非非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反崇高、反修辞、反语义、反价值，这与我一以贯之的诗歌主张不谋而合。后来杨黎提出并实践了废话理论，从诗歌语言革命来看，废话的先锋性和价值观，我深以为然。大学生诗派、非非主义、废话，其核心是始终如一的，就是语言上的反修辞，价值观上的反意义。

为什么我一开始就会形成这样的观念，我想，大概和我的阅读习惯（我会自觉排斥一些装神弄鬼的鸡汤式的文本，在阅读方面，我一直在做减法）、过往经历（特别是童年经历）、性格、格局、气场有关。这里的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展开细谈，最重要的是，生而为人，度过的每一天，面对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肉眼可见的、鲜活的事实，它们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用最简单、最直接又最无疑的方式说出，就是对它们最大的尊重。除此之外，我从不认为还有别的写作方式。

李黎：“大学生诗派”这个词在后来的诗歌史和文学史中被反复提及，但似乎并不如别的流派和群体为人所熟知，这是不是和命名有关？毕竟这个命名是按照人群来的，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确定的时效，比如四年时间。其中的一些人和事，能否借此机会再进行一些回顾？

尚仲敏：“大学生诗派”是作为朦胧诗的对立面提出的。在1983年左右，一类和朦胧诗完全相反的诗，从全国各个大学悄悄涌现。可以说，进入八十年代，没有哪一所大学没有诗社，没有哪一个诗社不创办油印诗刊。这些油印诗刊经过相互邮寄和相互阅读，形成了巨大合力。以于坚、韩东为代表，南方有张小波、宋琳、梁晓明、余刚，北方有封新成、菲可、叶舟、潘洗尘、苏历铭等等，很奇怪，他们的诗大多数都和主流诗歌朦胧诗格格不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加以归纳、研判和梳理，最后发现，虽然每个个体都栩栩如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语言方式上的简单直接，在内容选材上的凡人化、世俗化，对现实意义的荒诞、反讽、自嘲、调侃式表达，是共同的，呈现出了一个诗派的特色。加之他们的身份都是在校大学生，就干脆取名“大学生诗派”。正如你所言，这个诗派有特定人群和时效性局限，它显然不是一个持久恒远的流派，它的魅力和作用也许正在于它的短暂。就像我在大学生诗派宣言中所写，它就像一枚炮弹，只追求那美丽的轰隆一响。

李黎：几年前开始，你支持南京的《青春》杂志做了一个面向大学生的诗歌栏目，这是不是一种怀旧和反馈？今天的大学生诗歌和你们当年相比，不变的和变化的都有什么？

尚仲敏：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四年是最适合写诗的四年，在我们那个年代，你不读诗、不写诗，你都不好意思说你在读大学。李樯担任《青春》杂志主编后，一直注重大学生诗歌，并开辟了相关栏目和举办了一些评奖活动。我的支持很有限，要回归和弘扬大学生诗歌精神，需要大学生的自觉和全社会的关注支持。今天的大学校园诗歌，和八十年代相比，诗歌没有变，诗歌一直在那，但参与其中的人数已经断崖式下降了。这是因为大学生的关注点和娱乐方式变了。

PART THREE

李黎：你是为了诗歌主动申请从北京回到成都的？成都作为八十年代的汉语诗歌重镇已经广为人知，是名副其实的“诗歌之城”，群星闪耀，并且不断把周围的人吸引过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级诗歌事件的？传统、方言和世俗生活等，或者说诗人和观念，哪些因素作用最大？

尚仲敏：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很快调回成都。成都的诗歌氛围在当时是最火的。一是群体众多，二是群星荟萃：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柏桦、李亚伟、翟永明、万夏、石光华、宋炜、刘太亨、孙文波等等，这些名字至今仍在中国诗坛滔滔做响、回声不绝。成都作为诗歌之城，在八十年代几乎占据了全国诗坛的半壁江山。如果从深层意义上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级诗歌事件的原因，我认为和地域、气候、风土人情、地方方言、生活习惯，甚至和风水都有或多或少的微妙关系。或者，和成都人普遍隐忍、阴柔、细腻、敏感的性格有关。

李黎：南京和成都一样，八十年代也是诗歌重镇，而我个人有一个极端的观点，那就是整个八十年代，全国所有的城市全部都是诗歌重镇，所有的县城也是。今天我们回顾这些城市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看当时当地的重要诗人，以及这个城市的诗人是否熬过了诗歌不景气的年月坚守到如今，以及这个城市在今天的整体文化话语权。带入这些标准后，各个城市在诗歌史上的位置会出现一个排序。但当年在每个人内心闪耀的诗歌之光，应该不分东西南北中的。不知道这个看法是否成立？

尚仲敏：我同意你的看法，不管是成都、南京，还是一些别的城市，甚至一些小县城，在八十年代，都是诗歌重镇。那时因为那些地方居住着一些重要的优秀诗人。随着诗人的变迁，各个城市在诗歌史上的排名肯定会出现新的排序。不过这个排序并不重要，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贡献了为数不多的堪称伟大的诗人的持续探索，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闪闪发光并照亮人们心灵所沉浸的茫茫黑夜。

李黎：你其实是在诗坛消失了近二十年，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丁当。随着网络对诗歌传播的极大刺激，你也复出了，类似的情况也有很多。抛开一个时代的集体选择之外，你突然开始写诗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再突然消失于诗坛，再到最近几年的复出，有没有具体的、个人的因素在里面？有哪些故交让你难忘？

尚仲敏：我在九十年代初辞去公职、下海从商，经历可谓云诡波谲、一言难尽。大概有二十年，为了不使诗歌受到损害，我选择远离。诗歌是一项安静的事业，需要全神贯注。静不下心来的时候，最好别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有了微信和自媒体，写诗突然变得容易起来。在茶余饭后，在等人的间隙，只要愿意，都可以拿出手机写诗。写着写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丁当的情况和我不同，首先，他是“第三代”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次，他的工作和事务繁忙复杂程度非我们所能想象，他至今不写现代诗是诗歌的巨大损失（逢年过节，我会收到他偶尔为之的简短古体诗）。除了丁当，类似情况还有北京的张小波、万夏。但沈浩波是个特例，他把公司做得很大，又能坚持写诗，而且写得很多，有机会我要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李黎：最近几年开始，多位诗人纷纷进入了诗歌写作四十年的阶段，关于四十年的精选集也不断问世，可以罗列出一个特别长的名单，而标准略放宽的话，这个名单基本就是半部八十年代诗歌史了。你前几年也已经出版了《尚仲敏诗选》，收录了从1980年以来的诗歌。回顾四十年的诗歌写作，你能否进行一次总结和梳理？

尚仲敏：这么多年来，我只出版过一本有正规书号的诗集《尚仲敏诗选》，是潘洗尘帮我出的。杨黎的橡皮给我做过一本诗集《始终如一》，没有书号，算是藏品吧，不过我同样看重和高兴。至于我的写作，我想还是留给我的朋友们去梳理和评说吧。

对谈嘉宾

 李 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读家对谈》栏目嘉宾主持。

尚仲敏

上世纪80年代先后发表《对现存诗歌审美观念的毁灭性突破》《反对现代派》等重要诗论，率先提出“口语诗”写作，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主要批评家和理论家；同期写作的诗歌作品《卡尔·马克思》《桥牌名将邓小平》《祖国》等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出版诗集《始终如一》《尚仲敏诗选》。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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