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芳：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

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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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梁国杰

2021年第3期

●语言生活研究

【编者按】

我刊第3期组发的两篇论文——文秋芳教授的《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和游汝杰教授的《汉语研究的当代观和全球观》，如题所示，观点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亟待学界认真讨论的重要话题。公众号第一时间推送，以飨读者，并诚邀学界就这两个话题展开热烈讨论，投稿我刊。

作者简介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语言能力、外语教育。

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提要 近年来有关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很多，但鲜有涉及语言权问题，主要原因是学术权力与语言权力重叠，导致语言权力被“遮蔽”。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学术创新、强势英语、传播平台、学术影响”这四大因素形成循环，产生马太效应，导致学术权力和语言权力不知不觉地合二而一，相互强化，形成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是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的宏观因素；学术语言政策和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则是中观因素。当前我国已具备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的宏观基础。中国学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觉醒，行动起来，为中文在国际学术领域中争得应有地位。建议在三方面采取行动。（1）制定明确的学术语言政策，力争用30年使中文成为世界第二通用学术语言；（2）提高中文学术创新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3）政府和学者协同发力，实现国内外创新知识同步双循环。

关键词 学术国际话语权；语言权；中文地位；学术语言政策；创新知识双循环

学术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国家民族精神和文化影响力的标志（余波，宋艳辉2021）。近年来讨论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很多，有的讨论其定义（例如郑杭生2011），有的阐述其重要性（例如胡钦太2013；沈壮海2016），有的总结西方学术话语权构建的路径和策略（例如赵春丽2020），但探究其中语言权力的论文比较鲜见。似乎学术话语权只与表达内容有关，与语言形式无内在联系，这种看法明显不符合逻辑。学术话语权的表达工具是语言，将语言搁置一边，何谈一个国家的学术国际权力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鉴于此，本文将讨论两个主要问题：

（1）学术国际话语权中是否应包括语言权？

（2）如何提高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中文地位？

一、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被遮蔽的“语言权”

对于“话语权”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左凤荣2020）。国际学术领域内的话语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梳理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对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解读，虽侧重点不同，但存在同一瑕疵，即没有触及语言权力。笔者认为这种片面解读，易误导读者忽视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

（一）对学术国际话语权的片面解读

郑杭生（2011）指出，学术话语权[1]指学术领域中行为主体说话“权利”（right）和说话“权力”（power）的统一（见图1）。话语权利是权力的前提，有了权力又能够强化话语的权利，两者之间存在辩证互动关系。他认为，权利包括创造更新权（具有生产新知的权利）、意义赋予权（具有解释事物和现象的权利）和学术自主权（具有学术活动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等）。权力包括指引导向权（能够引领学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社会实践）、鉴定评判权（能够制定并发布学术质量评价标准）和行动支配权（能够持续通过话语影响社会实践）。

图1　学术话语权的内涵

（点击图片可放大查看）

余波、宋艳辉（2021）虽同意学术话语权是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但他们认为权力是决定学术话语权的关键因素，与权利相比，权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指学术主体的学术引领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见图2）。

图2　学术话语权的内涵（余波，宋艳辉2021）

“学术引领力”指学术主体在某个学术领域内引航指向的能力；“学术影响力”指学术主体能够影响相关客体的理念和行为的能力；“学术竞争力”指学术主体与同一学术平台上的其他主体相比，具有优势，能够发挥更强的引领力和影响力。笔者赞同“权力”比“权利”更重要的观点，但不同意将个体、机构和国家都作为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平等主体，因为某个个体或机构在某个领域的影响力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国家的学术国际话语权不可能由单个个体或机构来代表。

综上，图1和图2对学术话语权的解读不完全相同。前者强调话语权利与权力的互动关系；后者则认为权力是话语权的主要方面，并强调行使权力的不同主体。两者的共同点是：忽视了学术话语权中的语言权。

（二）忽视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的原因

笔者认为学术国际话语权可解构为学术权力和语言权力，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其逻辑关系非常清楚。学术创新必定从构建新概念开始（赵春丽2020）。新概念必须选用某种特定语言的词或词组表达。目前英语的语言权力位居世界第一。全世界有59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的人口达6亿多人，英语网民人数近10亿，选择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近80个（李宇明，王春辉2019）。在学术领域，以英语表达的学术权力更是独占鳌头。据饶高琦等（2020）对近10年国际权威期刊使用英语情况的统计，“自然科学引文索引”（SCI）中的英文期刊占98.05%，“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英文期刊占96.17%，“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A&HCI）中的英文期刊占75.26%。

一旦学术权力与语言权力结合就成为权力复合体，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借力、相互强化。其结果是，学术权力成为显性一面，语言权力成为隐性一面（见图3），学术话语权的语言性就被悄无声息地“遮蔽”。然而不少学者对此毫无觉察。例如，蔡基刚（2021：82）直截了当地说道：“……用什么语言首发与提倡学术话语权和第一发表权并没有直接关系。”

图3　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三）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的形成过程

图4简要描述了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形成的过程。创新学者如选择用强势英语表达新概念，就拥有了获得学术权力的先机。因为英语给学者表述创新成果带来更大便利，供他选择的传播平台更多、权威性更强、受众面更广，产生的学术影响自然也就会比使用权力地位低的其他语言要大得多。学术影响大的成果又推动这一方面的创新向纵深发展，随后便有更多创新成果用英语发表，进一步强化英语的权力优势；英语权力强的传播平台随之更具权威性，获得更多创新成果；传播平台提供的学术创新知识越多，产生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强；学术影响越大的创新成果又进一步激发了这方面研究的创新活力。这就像滚雪球一样，产生的马太效应越来越大。如无外部因素干预，这种循环会持续进行，学术权力和语言权力就不知不觉地合二而一，相互强化，成为霸权复合体。

图4　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形成过程

这种“英语霸权”不仅在学术领域“横行霸道”，在其他领域也有类似表现。左凤荣（2020：208）在《世界大变局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书中指出：“在当今世界，一些实力不是很强的国家，在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方面也做得颇为成功，如英国和印度。”作者分析了英国、印度通过政治操作提升国家话语权的策略，但忽略了两国拥有的英语语言优势。又如新加坡，也常作为“小国”在世界上拥有较高话语权的例子，但该国拥有强势英语作为交际工具这一重要因素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当然，拥有英语语言权力的国家，不一定拥有国际话语权；但拥有较强国际话语权的国家，其官方语言通常是英语，或者至少与英语同源。很显然，如果学习者的母语与英语同属一个语族，他们就比较容易掌握英语。

在这方面，中文就不具有英文的优势。中文虽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由于使用者同质性强，目前还难以成为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工具。中国学者的创新成果如用中文表述，其传播平台的数量有限，传播范围不可能很广，学术影响力也不会很大。要想提高中文成果的影响力，就必须将其译成英文。但翻译总要损失一些中文的精妙之处，有时译得不确切，还易引起误解。此外，这其中还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桑海2013）。中国学者要紧跟学术前沿，就必须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阅读大量的英文文献；而西方学者即使无视中国同行的学术研究，却照样可以在国际学界“自由游弋”，甚至“称王称霸”。这种“不对称的无知”，其强有力的支撑就是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

二、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力的因素

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力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类。宏观因素指国家经济、军事、科学等的硬实力；中观因素主要指国家的学术语言政策和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微观因素有许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学习某种语言的难易程度。本小节聚焦宏观和中观因素，因为这两个层面上的因素对语言权力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宏观因素

一种语言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会永恒不变。回顾历史，强势语言或通用语言在西方科技界经过几次大的更迭（Gordin 2016）。早期，拉丁语是唯一的学术通用语。从16世纪开始，法语进入学界，逐步成为国际学术语言。到1850年前后，国际学术语言形成英语、法语、德语三足鼎立之势。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他的首篇狭义相对论论文，就是用德语发表在德国著名刊物《物理学年鉴》上的。英语成为广泛使用的学术通用语，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50余年的较量，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最终战胜多语制。当前，“英语独大”局面已难以撼动。值得一提的是，俄文在20世纪50～60年代一度成为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

推动学术通用语变迁的宏观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很显然，英语能够获得学术语言霸主地位，主要是因为英美两国的崛起和强势。英国从19世纪初开始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军事强国，美国则从1894年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军事强国。尽管英美两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有所变化，但两国均使用英语，这为英语成为世界第一学术通用语打下了扎实基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在全世界的推广，进一步巩固了英语的世界第一学术通用语地位。而俄语能在20世纪有20余年作为第二学术通用语，主要靠的是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篇章。既然在历史长河中，学术通用语可以随着国家硬实力的变化而变化，英语独大的局面就一定不会永存。当然这种变化是缓慢的，至少需要用百年作为计量单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军事、科技的实力在不断增强，早在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预测，到2035年，我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30年内可建设成为科技强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蔓延全球，我国迅速战胜疫情并最早全面恢复生产，客观上缩短了我国赶超世界第一的时间。目前我国科技发展整体上呈现从“跟跑”到“并跑”的态势，某些领域已进入世界科技第一方阵，如量子信息、高温超导、中微子震荡、干细胞和基因编辑、纳米催化、超级稻等。此外，人工智能、航天科技、通信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创新发展也势不可挡。从宏观层面来说，我国的硬实力已达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也就是说，已具备了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的宏观基础。既然俄语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为什么中文没有可能呢？我国政府和学者对此应具有大历史观，要把学术语言的发展放到历史长河中去审视、去判断，建立“文化自信”和“语言自信”，拥有“超前意识”。政府需要制定“2050学术语言战略”与配套行动计划。经过30年努力，笔者坚信，中文完全能成为世界第二学术通用语。这个目标不是幻想，更不是妄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文能够很快替代英语第一学术通用语的地位。即使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科技、军事强国时，中文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与英文相同的地位。语言是个“慢变量”，因为人们有“路径依赖”的心理习惯（王春辉2016）。我们对这一点必须有清楚认识，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文化自信。回看历史，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之间的更迭，基本上发生在同一语系内。即便如此，英语一统天下的形成还花费了百年时间。而中文与英语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即使能够实现更替，至少也要花费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

（二）中观因素

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地位的中观因素有两个：学术语言政策和学术话语权中的语言权意识。比起宏观影响因素，笔者认为这两个因素对语言地位变化产生的作用更为直接。

1.学术语言政策

目前我国还未有国家层面的学术语言政策。遗憾的是，21世纪前20年，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对学科、学者的评价体系为英语霸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学术走出去”“中国学术要与国际接轨”的呼声增大，不少单位对发表在SCI、SSCI、A&HCI国际期刊上的论文给予重奖，同时将其作为评奖、评职称、评选各种人才计划的重要指标，有的院校甚至将在SCI、SSCI或A&HCI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等同于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上发表两篇。如此做法，极大增加了中国学者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提高了中国学术的国际显示度，但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显现（文秋芳2021）。“洋文至上”靡然成风，学术创新成果外流，中国学术难以及时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难以得到学界的及时帮助（李宇明，王春辉2020）。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使这一弊端更加凸显。疫情初期，一些中国学者第一时间纷纷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有关疫情的重要信息，而未用中文向社会及时公开，致使相关成果未能及时应用于抗疫阻击战。这一问题曾引发公众的高度关注和不满（杨金志2020；李宇明，王春辉2020）。为了回应社会的关切，2020年年初政府连续下发多个文件，要求科研工作人员集中精力全力攻克各项关键任务，把论文写在抗疫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尽快应用到战胜疫情中。最近学科评估也出现了积极变化，例如科技部要求在院校列出的代表性成果中，中文发表的不能少于三分之一。

目前科技部和教育部颁发的这些文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洋文至上”的不良倾向，但这并不能降低学者将论文投向国际传播平台的热情（蔡基刚2021）。如果没有约束力较强的规章制度和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些文件就像没有牙齿的老虎，看上去来势汹汹，但成效不会显著。当下亟须做的事情是政府部门根据学术语言战略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严格规范学术语言的使用。

2.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意识

要打破目前世界上英语-学术霸权复合体，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面对这种英语控制下的学术霸权，我国有一些学者对母语地位的削弱“忧心忡忡”“焦虑万分”（例如汪品先2015a，2015b；文秋芳2018；李宇明2018；李宇明，王春辉2020），多次向学界和政府部门呼吁。但相当一部分学者缺乏语言权意识，对于英语的学术霸权，有的“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有的“麻木不仁”“听之任之”（文秋芳，濮实2017），甚至有极少数对其“大加赞赏”“拍手称好”。

最早注意到学术中语言权的是我国哲学家冯友兰。早在1929年，他就在《清华周刊》中提出“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桑海 2013）。如何理解“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桑海指出，冯友兰的“这一说法，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从学术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可以给予多种解释。桑海认为这句话的最高境界是：“创建并繁荣植根于汉语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学术……在这一境界中，语言是以汉语为中心，学术流向上是交流互动的。”笔者认为，“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掷地有声，生动、形象、简洁、明了地展示了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

近年来大声疾呼要提高中文学术地位的是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院士。2014年他给《文汇报》编辑部写信，提出“三问”，其中有一问是“汉语在科学创新中是什么地位”。2015年《文汇报》组织专版讨论这一问题。汪先生撰文《汉语被挤出科学，还是科学融入汉语？》呼吁，中国学者用汉语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平台。他给出3条理由。

第一，科学界的通用语有生命周期，其长短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汉语成为第二学术创新语言绝不是不切合实际的奢望。

第二，深层次创新思考需要母语文化滋养，而母语文化深植于母语之中。

第三，汉语方块字具有先天优势，具有成为科学通用语的明显潜势。

当今世界，英语承载着最多的科技创新信息，任何科学创新都须以熟练的英语能力为前提，但这并不排斥我们现在应为把汉语建设成为第二科技创新平台而积极努力。

李宇明（2018）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用中文表达世界知识》，尖锐指出：在西方学术语言英语化的浪潮中，中文边缘化导致知识边缘化的问题日显严重，情况令人担忧。他认为，我国目前整体的科研水平在快速提升，已有不少学科与国际水平相差无几，也有个别领域处于领先状态；如将全世界华人的创新成果集中起来，分量不可小觑。不过，要真正提升中文文献的国际声望，使中文文本承载世界领先的学术成果，关键还在于改革我国目前的评价制度，鼓励“中文首发，外文后发或并发”，以此维护中文首发创新成果的权利。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文脉国脉的时代课题”。通过英文提升中国的国际学术地位，只能是权宜之计，而提升中文的国际影响力才是中国获得学术话语权的根本。

对上述提高中文国际影响力的呼吁，有少数学者明确表示反对。例如，参与2015年《文汇报》专版讨论的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薛宇教授（2015）就是其中一位。他给出3点理由。第一，有关汉语的发展不是科学家该管的事，这应由中国作家负责。中国能够使用英语交流的人比例极小，根本不会影响汉语的发展。第二，在科学研究中用英语只是为了同行之间交流方便，英语译成汉语常不统一，意义含混，阻碍交际。他认为，“语言只是载体，用汉语还是用英语，哪种语言更方便、更精确、更容易交流，就用哪种语言”“不能通过打人情牌，来建议用汉语”。第三，汉语方块字的优越性及其蕴藏的优秀文化与科研创新没有任何关系。他理直气壮地说：“中华文化是不是有优良传统，其深处是不是藏着科学创新基因，有没有问鼎世界科学顶峰的前景，这跟用不用汉语没有一毛钱关系。”例如，华人诺贝尔获奖者的研究用英文发表，获奖感言也是用英文，这就充分证明科学创新与汉语没有关系。

笔者认为，学者是打破“英语统治学术天下”的主力军，中国学者必须首先觉醒，行动起来，才有可能“冲破”英语编织的学术霸权网络，为中文在国际学术领域中争得应有的地位。

三、提高中文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建议

随着我国的和平崛起，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学术创新力和中文的语言权力也一定要得到相应提高。然而，正如左凤荣（2020：5）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实力的发展，国家利益向海外的延伸，要求提升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但国家实力不会自动带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有一系列的策略运筹。”即便中国综合国力跃升至世界第一，中文也不可能自动成为世界通用学术语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相应的战略措施。为此，笔者提出如下3点建议。

（一）制定明确的学术语言政策

学术语言政策应该对未来中文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给予明确规划，制定清晰时间表，力争用30年时间，使中文成为世界第二通用学术语言。具体可分3个阶段实现这一目标：

（1）2021～2025年，随着我国学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努力使中文达到目前法语与德语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2）到2035年，中文在我国50%的国际领先学术领域中作为第二通用语；

（3）到2050年，中文在我国100%的国际领先学术领域中作为第二通用语。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相关制度保障，例如，采取中文首发制或中/外文并发制（文秋芳2017；李宇明2020）。要使这一制度有“牙齿”，就一定要与学术评价相对接，例如，在职称评聘、成果评奖、学科评估和各类人才的评选中都要严格执行这一规定。与此同时，要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的重要性，解释实行新规的必要性，特别要提高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树立文化自觉与语言自信，使学者积极主动执行新规，为提高中文在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地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提高中文学术创新能力

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可解构为学术权力和中文权力。语言是载体，是容器。中文权力的实现一定依赖于容器内所承载知识的创新性。问题是，目前我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都是从西方引进，几乎所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都源于西方。教科书虽用的是中文，但洋概念多，土概念少；洋理论争奇斗艳，土理论无一席之地；洋研究方法丰富多彩，土研究方法被认为不科学。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都要套用西方理论，缺了就被认为不专业、不科学。作为学者个体思维时，脑细胞好似禁锢在“外国细胞膜”内，基本依赖西方概念、西方范畴、西方理论、西方研究方法来审视中国的现实和问题。在学术共同体内交流时，虽然用的语言是中文，但就其内容来说，仍旧离不开西方的学科体系。当下我们迫切需要以中文为载体的学术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这种创新研究既要深究中国问题，同时也要关注世界性问题。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只关注国内，还必须向世界提供学术“公共产品”。一旦中文所承载的创新知识含量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中文对世界学术界就能产生吸引力，影响力也就能随之提高。

（三）实现国内外创新知识同步双循环

有人可能担心，仅用中文传播创新知识，外国学者看不懂，在世界范围内传不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不是简单地改用英文直接传播，而是使中英文和中外知识同步双向循环，即中国学者能够用中文表述中国知识和世界知识，也能够用英文向世界表述中国知识和世界知识。

从政府层面来说，需要同时组织中译外（外译）工程和外译中（内译）工程。外译工程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智慧等，让中国知识进入其他语言的知识体系（见图5）。这项工程政府已经投入巨资。要想达到更好的效果，外译最好选择外国汉学家，否则，中国学者完成的外译作品，外国人可能看不懂，起不到应有作用。例如，早年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德国的哲学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绝大部分译者都是我国学者，而不是外国学者。同理，我国作品要在国际传播，最好也是依靠外国汉学家，我国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辅助作用。

图5　“中译外”工程的作用

目前我国还未有系统的内译工程，即“外译中”，笔者认为这项工程也非常重要：一是可以让我国全体公民拥有获得世界新知的平等权利，不会因为英语水平低而无法及时获得国际新知；二是能提供中文表达世界知识的语汇（见图6）。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内译的重要性还未有充分认识，通常外译中成果还不能作为提升职称的依据。

图6　“外译中”工程的作用

从学者个人来说，要提高中外双语能力，既要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也要能将学术创新成果放在国际平台上传播和交流。我们要把世界前沿知识介绍给中国人民，让我国的学术研究与世界融为一体，同时也要让世界人民知晓中国的最新成果，在与国外学者的交流、碰撞中提高创新的广度和深度，扩大创新成果的受益面。我国学者一定要激发创新活力，努力提高语言主体性意识，为提高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做出积极贡献。

只有政府和学者协同发力，致力于国内外创新知识双循环，才能同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权力和中文国际影响力。国强，语必强，强语助强国；国弱，语必弱，弱语无强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学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肯定不会缺位，中文地位的提升也不应缺位，更不能缺位。笔者坚信，中文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二通用学术语言。

四、结　语

我们常说美国霸权有4个支柱：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其实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霸权，即英语语言霸权。遗憾的是，英语语言霸权在国际学术界“悄无声息”地征服了不少学者，甚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捍卫其霸权而努力工作，自己却“浑然不知”。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学界同仁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关注学术国际话语权中语言权问题，认清其实质，为争取中文应有的权力而奋斗。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笔者从不反对中国学者学好外语，特别是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英语。个人外语能力是国家国民素质的体现。中国人通过掌握一门外语，可以扩大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拓宽个人发展空间，做到从中国看世界，也能从世界看中国，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能用外语在国际舞台上有效展现中国实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用外语了解其他文明的绚丽多彩之处，可以丰富中华文明。国家也需要提高外语能力，因为国家外语能力既是国家的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关乎国家的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和资源等多个领域的安全。

注释：

*　2018年度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ZDA135-7）。

[1]　郑杭生（2011）和余波、宋艳辉（2021）虽然使用了“学术话语权”一词，但就其内容而言，讨论的均是中国的学术国际话语权。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看原文。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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