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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王士元：在“陈三两”的沈阳，工作有劲，吃得极差
王士元，1964 年兰州大学物理系毕业 ,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从事计算机教学与计算机研究，研究方向是信息采集与数字信号处理，现已退休。2000年被邀，在华为公司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退休后被返聘在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多年。著有《PC接口技术及应用》《 C 高级实用程序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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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
计算所报到后，我被分到711大型计算机研究室。711大型计算机是当时全国在研的三个大型计算机之一，是国家重点项目，我在内存组参加该机内存贮器的研制，计算机研制当时分运算控制器，内存贮器，外设三大部分，而前两部分是计算机的主机部分，即是计算机的心脏，大脑。这时，我如鱼得水，好像精神上得到重生一样，有使不完的劲儿，有学不完的东西。
他们分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调制差分放大器，这是内存贮器的关键部件，是别人很难啃的硬骨头，别人都不愿接受这个任务，因而就落在新人肩上。因从磁芯读出的“1”信号只有几微伏，必须要放大到3伏左右，才能识别，差分放大器就是用来读出磁芯信号的，故它又称为读出放大器。我恰好有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的理论和经验，这时帮了忙，我成天待在实验室，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整个711机所需读出放大器的调制，同室的人都感到惊奇，我也受到了表扬。
我在埋头工作的同时，也不忘再充实自己，我几乎用所有业余时间，读书、查资料，由于资料几乎全是英文、日文的，我想一定要将英文的计算机术语熟悉，也参加了所里举办的日语学习班。我失去的，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这股力量激励着我，使我有了无比的动力，我忘记了一切，像机器人一样，成天在实验室，资料室，宿舍三个地方周转，就是人们说的生活在三点一线上。这样也提高得很快，不到半年，我已可以比较流畅的阅读英文资料了。在讨论专业问题时，我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了。
711机研制进入各部件分调阶段，内存贮器也进入调试，它包括控制电路，读写电路，磁芯体，该机共有四个存贮器，要分别调试。最关键的是磁芯板的检测，它组成了磁芯体，磁芯板上是用如头发丝细的三根漆包线穿过的小磁芯阵列，它能存多少信息，就有多少颗磁芯，如4k容量，就有4096颗磁芯。计算机运行时，按数字多长位进行计算，称为字长，如16位，就表示字长16位，这样的存贮体就要有16个磁芯板组成。每个磁芯板，都要反复经过读写“1”和“0”的检查，无误后，才能连成存贮体。
这种检查是用一种按最苛刻的读写“1”和“0”的程序实施的，又称为“下雨”检查，即将运行“下雨”程序的磁芯体的信号接入示波器，这种示波器是三维的，是苏联进口的，即x，y方向接入驱动读写磁芯的电流，用于同步扫描z方向接入读出的磁芯“1”和“0”的信号，当示波器屏幕上显示表示“1”和“0”的亮或暗的点，通过x，y方向电流同步扫描，屏幕上就显示出规律好像是下雨那样的画面，读写出错时，画面就乱了，说明磁芯有不合格的，要找出坏的磁芯，让穿磁芯板的女工换磁芯。如此反复检查，大量的辛苦工作，才能确保存贮体能正确工作。
当存贮器调试无误后，就要和运算控制器及外部设备联合调试了。由于后两部分分调容易，一般很早会调试完成，存贮器比较麻烦，一般总是拖后，最后调试完成。
联调时计算机得昼夜运行，联调人员24小时三班倒，即存贮器组，运算控制器组，外部设备组各出几人，组成一个班，相同结构的这样的班共有三组，分别在24小时上早、中、晚三班倒，我是其中一组的成员，每当轮到上夜班时，会有牛奶，面包的加餐，这可是一顿美餐。要知道当时沈阳供应多差呀，人们当时称为“陈三两”时期，即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是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他规定辽宁省每人每月供应3两油、3两肉，为国家节约2两。当时市场物资紧缺，粮、油、肉都是按人限量供应的（全国每人供应5两，而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是敞开供应的），因此老百姓称他为“陈三两”。主粮是玉米面，高粱米，大麦面。细粮白米，白面只有几斤，吃得极差。
研究所给我分配了宿舍，但我不想突然离开那些和我同甘苦共患难过的同届大学生们，所以还住在重型机器厂的单身宿舍里。但当我上夜班时，就麻烦一些，因为研究所在南湖附近属于和平区，厂宿舍在铁西区重工街，相距要6至7公里，下夜班是夜里2点左右，要穿过许多漆黑的大道，好在那时社会秩序很好，很安全。
我当时骑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它是我爱人在上海长期出差时托人从上海买的，由火车托运来的，那时这些东西都是紧俏物品，尤其永久牌自行车拿高价钱也买不到的。
在我夜班下班回宿舍的路上，曾发生了一件事——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拐弯处，我突然感到一个人跳到我的车后架子上，用手揪着我的衣服，接着我听到一个年轻女孩颤抖的声音，她说：“一个坏人在追我，请你救救我，带我到我家门口。”她告诉了我地址，其实离我当时的地方还很远，我有点害怕，但救她的本能使我来不及考虑危险，我不敢回头看那个坏人和那个女孩，救人的意念支使我突然有了力量，不顾一切地拼命快速地朝她的家蹬去。
蹬了很久，这时已很安全了，因为路灯很亮了。这期间，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她说快到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骑行速度放慢了，当她说“这就是我家门口”时，我按闸停下，她轻轻跳下，我没仔细地看她，只感到车轻了许多，赶快调头骑行，我只听到她的感谢声，要我停一下，但我没有接受她感谢的心思，想着赶快回宿舍睡觉。
在机器联调过程中，要运行大的计算程序，以验证各部分的稳定与正确性，以及各部分的协调性，计算机在昼夜运行程序，有时会出现丢“1”、冒“1”的现象，这可能与内存贮器个别磁芯不好有关，这个工作就落在我们当班的存贮器组人员身上。
一次，我上夜班遇到这种情况，我和一个湖南大学的同事值班，他到所多年。我根据现象，分析原因，运用不同的方法，定位了这颗有问题的磁芯位置，想想，这可是要在4096×16×4个磁芯中找出一个有问题的磁芯呀，即要在四个存贮器中找出一个有问题的，当定位到一个存贮器后，又要在有4096×16个磁芯中定位是哪一个，我找出这个磁芯，并用电烙铁将其穿过的驱动线烫开，在值班记录上写明了该磁芯的位置，并写明了已将其驱动线焊开，请马上修理。
不想，第二天这成了所里的大事件，所里领导，一些权威人士，都到现场，召开事故现场说明会，让我说明原因，因为存贮器当时是计算机中最值钱的部件，也是最珍贵的，一个初生牛犊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也有一些后怕，不几天，经过专家们的诊断，确实是这颗磁芯的问题。我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通过这件事，同事们也把我不再看做是新手了，很客气，也感到他们开始尊重我了。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各方面也开始了交流互访。受美国的邀请，中国派出了第一个科学家访问团，沈阳计算所有一个搞计算机外部设备的专家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访问结束，回国后，他们在北京经过统一认识后，回到各地，介绍访美的观感。
我们听他讲演：他说，当时正赶上美国阿波罗登月最后一次发射（阿波罗登月计划始于1961年5月，至1972年12月第6次登月成功结束），美国接待方准备安排他们到发射现场（位于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的肯尼迪航天中心）观看发射，说全世界的许多科学家们都云集这里，为了观看这次发射，想你们也一样。代表团领队回答说：“我们研究一下”，他们请示中央后，毛主席说：地球上的事还没有做完，上月球干什么去。代表团拒绝了观看发射，这时在做报告的大厅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受“读书无用论”极左思潮影响的年轻人，还处于文革时的狂热中。
我当时感到人们太可怜了，被愚弄得多么无知啊，我也为国家担心，忧国忧民，这样会愈来愈落后，人们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会愈来愈贫穷。
这位专家又说：美方还是不甘心，又在每个住中国科学家的房间安放了一部大彩电，说不去现场，晚上你们休息时可以打开电视看现场转播吧（这次是阿波罗登月的第一次晚上发射），到发射倒计时，美方想打开电视机给大家看时，却发现每个房间都是黑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关灯睡觉了，他说：“我们又一次地战胜了美帝的企图”，这时大家又一次地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次的报告，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现场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这位披着红色外衣的专家，可惜好景不长，他后来由于奸淫邻居的女孩事发，被管制劳动教养。
当内存贮器调试正确后，就要进行稳定性与可靠性考验了，就是在电源有波动的情况下，是否仍然不出错，由于白天进行全机联调，这项工作只能在夜班进行。这天，正赶上我值班，由于我是带班的，所以这个过程由我进行策划和实施。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实验，我事先看过调机记录（每班都会详细记录的），也看过别人如何做的。做法是，对内存贮器供电电源（有两种，即直流12伏和5伏）,进行拉偏，即同时人为调高电源5%，6%，7%，8%等，看内存贮器工作正常不，如有问题，找原因、解决，然后调低电源；同样的做法，还有12伏电源调高，5伏调低，交叉进行，当都通过时，说明存贮器可以稳定可靠工作。
当我做这些考验时，都正确通过，我为了得到更高的指标，将电源上限调到更高的幅度或更低的幅度，直到不能正常工作为止，找出了不能工作的电源上限值与下限值，早上接班时，带班的一个党员，突然对我发难，说我这是盲干，将电源调到这样高，至使晶体管电流过大，会将整个存贮器烧坏，他还去给领导说，真是危言耸听。
当然我也得到教训，不要太过于逞能，太过于张扬，不要出风头，要照顾工作时间长的“老人”的面子，中国现实的社会就是这样，要论资排辈，嫉妒是常有的，不要太出风头。
当711机完成联调，进行考验时，就没有多少事了，于是，大家投入了学习外语的高潮。但就在我全力投入学外语的高潮时，又有了机会，天津有军工项目，一个军用的大型计算机系统要研制，我由此费了许多周折，调到了天津，要知道当时全国是户口冻结的，尤其三大直辖市更是冻结不能调进。
在我调出前，计算所又调入两个大学生，一个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个北京大学的，比我晚毕业一年。我曾听到，院长问下面，他们能有王士元那样能干吗？这是我亲耳听到，我当时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当我离开后，后来他们一个派往德国，一个派往美国进修，到期后，他们都没有回来。我如果不走，结果可能和他们一样。
有所得，也有所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要感谢计算所，让我镀了一层金，使得北京和天津的多所院校要我，让我有了自己奋斗的方向，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我庆幸选择了计算机专业，它很适合我的兴趣和爱好，给了我许多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并能有所贡献，这也是我一辈子的欣慰。
以后，我和计算所还有联系，所里办的刊物《小型微型计算机系统》，是国家计算机专业学会的会刊，国家一级刊物，我曾有几篇文章在上面发表，有一篇还被收录到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中。SCI收录的文献，成为目前国内提职晋级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也后来参加过计算所承办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了“微型计算机开发系统”。
711机有几个大柜组成，每个大柜大小像一个较小的衣柜一样，内存贮器共有四个柜，加上外部设备，运算器，控制器，规模很大，存放它的大厅（机房），足有200多平米。当时在国内是仅有的三个大型计算机中的其中一个，经过两年的调试，可以正常的工作了，然后又经过几个月的不停机运行大的考验程序，专门有国内专家组成的鉴定组考核认定，通过验收。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受到了表彰。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中科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711大型计算机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成果奖。后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人事部发布通知：确认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是国家级奖励。
曾记得文革初期，六哥王士奇参加全国民族代表团来沈阳参观访问时，沈阳政府优待他们，规定他们每人可买一个双喜牌高压锅，双喜牌高压锅当时是全国唯一的一种高压锅，相当有名，在那个年代，它是很稀缺的，因为制锅的铝大多用于制作了主席像章，高压锅市面上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它是凭票供应，六哥问我要不，当然要，我考虑长远，要了一个最大号的，这样当孩子们大了，做出的饭才能够吃。结果真是这样，这个锅一直使用到孩子们都长大了，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女儿王梅是在1969年6月20日在天津出生的。当时我们两地生活，生孩子前，我请假赶到天津，厂子对爱人很照顾，给了在水上公园附近的一间新修的简易平房，周围都是稻田。
记得坐月子时，我提着买回的一袋鸡蛋，在田埂上骑着自行车，突然倒了，鸡蛋全掉到泥中，还好，有泥保护，很少有破的，到家后一一清洗。
做饭用煤球炉，由于不会生炉子，往往要生几次，才能生着，这时爱人已经饿得直叫。我最拿手也是最快能解决吃的问题的方法，就是下挂面，里面卧几个鸡蛋，放西红柿，再调香油，有时买来排骨、猪肉，用帶来的双喜牌高压锅煮，很节省时间和火力。没吃完的，再用火煮，直到高压锅冒汽，但不要打开阀。这相当于一个已消毒且密闭不透气的大罐头一样，可以在大热天保持数天不坏。那时人们还不知电冰箱为何物呢。还好当时天津肉、蛋、面还敞开供应的，沈阳早已定量。
儿子王松是1972年11日27日在沈阳出生的。由于我请假是要扣工资的，许多女同事们，根据他们生孩子的经验，现身说法，动员我让妻子来沈阳生。这样我也可以长时间照顾她。她也愿意来沈阳，恰在此时，我往沈阳计算所已调成，但还在办理手续中，因而可有一段空闲时间，在此之前，女儿已送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八叔家由叔母照顾。
由于沈阳早已对肉、蛋、面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月定量供应油三两，肉三两，糖三两。后来供应有所好转，我又由于在车间为重体力劳动，享受劳动保健待遇，因而发一些特供票证，这样我就积累了许多供应票证，还有同学特意送的，因而月子里的供应不成向题。吳芝芳来时住在我住的单身宿舍中（几乎住的都是单身大学生），原来住的两个室友搬到别的屋里去住了。
生王松时是在半夜，我一直在医院，当夜深时，大夫和爱人都劝我回去休息，我便回宿舍了。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医院时，护士对我说：恭喜你，又是一个女孩。我当时根本无所谓，只要大人小孩都安全就好。护士又改口说：是一个男孩，高兴了吧！据大夫说：王松出生体重达10斤8两，是该院建院以来，第一个这样重的婴儿。
厂子有规定：单身宿舍不能住家属，更不能坐月子，因而在厂区附近建了一个临时招待所。这实际上是将一个大厅用木板隔成许多小房间而成的，房内仅够放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屋内说话周围房间的人能听见，人们都说是火柴盒。吳芝芳不愿去，只得硬着头皮住在单身宿舍中，几天过后，每天管理员的头头都要来骚扰，命令搬到招待所去，到了最后甚至对我大声喊叫，声称将要强行让我搬出。
本来管理员头头以前和我关系都是很好的，但厂保卫科常来检查，听到婴儿啼哭声，就命令管理员的头头让我立即搬走，所以他无法才这样干。过了满月，搬到了招待所，却不知隔着木板的另一小屋住着的一对年轻夫妻，妻子有精神病。平时显不出，有一天我端着刚蒸好的热气腾腾的馒头从公共使用的灶房中回家时，由于雾气蒙住了眼镜，沒看清，推开了这家的门，这下可坏了。这就引起了这个女人对我们的兴趣，她一看到妻子就紧追，我们生怕她要夺孩子，吓得晚上在屋内都不敢说话，生怕又引起她发作，跑到屋里来，我们每天进出都得锁着门。
正当我在所里废寝忘食地干着时，所里计划将两地分居的爱人从天津调入，出现了一个机会。天津有一个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合作的军事项目151大型计算机，急需人，于是爱人吳芝芳上报我，当时全国户口调动成冻结状态（极个别特殊情况例外），尤其天津是直辖市，是生活特供的城市，生活条件别的城市无法比（除北京、上海），因而更难调入。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我只能硬着头皮，央求所里放我。经过许多次交谈，并咬定爱人厂里不放，最后终于同意放我。当天津电子仪器厂来人看档后，汇报厂领导，结果管人事的不同意（她是天津革命委员会主任万晓塘的老婆，极左），但蒙古族的厂军代表图木乐坚持要。几经周折，最后同意。发调令后，沈阳革命委员会又不同意调出，可能以为是一个稀缺人物，但所里也不给帮忙。
这样，我只得私闯有士兵把守的沈阳革命委员会，由于没有入门证，我都是偷着闯进去的。经过多次交涉，说出自己的困难，他们也经不起磨，最后同意调出。这是1974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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