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一部基于多学科前沿成果、堪比《翦商》的远古中华史著作！

大有书局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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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从早期智人时代到大禹涂山会盟时期的中国远古历史。充分汲取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前沿成果，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学材料为基础，对中华早期文明做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早期历史脉络。兼具通俗性与学术性。本书可与《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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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

作者：柯胜雨

出版社：大有书局

出版时间：2021年6月

页数：368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58.00元

ISBN：978-7-80772-030-0

作者简介

柯胜雨，历史作家，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福建省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厦门市远东学院教授，2015年第五届厦门文学艺术奖获得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及创作，主攻方向为宋元海洋史、海上丝绸之路史。已出版作品主要有：《丝绸之路千年史：从长安到罗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万历东征：1592-1598抗日援朝之战》（清华大学出版社）、《大明帝国抗日史》（磨铁）、《谲谋的霸主：曹操》、《卑微的智者：诸葛亮》、《隐忍的大帝：孙权》（浙江大学出版社）、《东方大帝忽必烈》、《王朝的命运：极简吏治三千年》、《了不起的败国者：张居正和他的朋友们》、《夏商周通鉴》等。其中《丝绸之路千年史：从长安到罗马》列入中宣部“2020年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俄文版将由俄罗斯体育文化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从早期智人时代到大禹涂山会盟时期的中国远古历史。包括穴居的古百越人、华北地区的猎人时代、中原史前农耕聚落、苗蛮文化、东夷部落、良渚古国等远古历史文化。早期智人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涂山会盟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制度的转折，通过会盟，中国改变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共主的地位得以确立，重新规划了部落联盟的权力管控体系，为夏商周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涂山会盟为中华文明从蒙昧的原始时代进入国家文明时代提供了支持。

本作品兼具通俗性与学术性，参考数百种文献史料，融合考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对中华早期文明做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展示了中华文明开端阶段的历史细节，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早期历史脉络，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头。

名家推荐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史前中国》一书，正是充分汲取了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等多学科的前沿成果，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学材料为基础，条分缕析，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文字，勾绘出一幅史前中国漫长而壮观的发展图景。

——周书灿（苏州大学东吴学者、教授）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并有记载历史的习惯。这些历史记载让今天的我们知晓这个国家往日的辉煌和苦难。但在国家诞生之前、信史出现之前，这片土地的先民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些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这部《史前中国》借助上古传说、最新的考古挖掘成果和现代分子人类学技术，在重重迷雾中，为我们向上追溯几十万年，勾勒出中华大地漫长历史的轮廓。

——纪彭（《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

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中国的史前传说，经过一代代学者的编排，逐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头。《史前中国》一书，对中华早期文明做了别具一格的探讨，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早期历史脉络，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看懂过去，才能读懂今天。阅读《史前中国》，是回溯中华文明的起源，更是聆听历史的耳语，读懂数千年中华文明从未断流的密码。

——十点读书（阅读类头部账号）

编辑推荐

★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吗？《史前中国》带你重建上古史，穿越数万年的古史脚印，寻找史前文明源头，探访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要求，解读并佐证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的论断，有助于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

★本书专业但不晦涩，深度梳理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详细讲述了上古文明的历史事件，可读性强，符合时代要求，帮助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苏州大学东吴学者周书灿教授、《国家人文历史》副主编纪彭、阅读类头部账号十点读书诚挚推荐。

★内含中国史前文明发展简图拉页。

第一章究根溯源

第1节从非洲走来第2节曼德海峡到喜马拉雅第3节族群分合与传说第4节新仙女木事件

第二章星河灿烂

第1节穴居的古百越人第2节华北地区的猎人时代第3节中原史前农耕聚落第4节绽放的苗蛮文化第5节潮起潮落钱塘江第6节东夷的勃兴

第三章仰韶光芒

第1节半坡时代的炎帝部落第2节黄帝部落联盟第3节黄河金三角的新崛起第4节最初的酋邦

第四章苗蛮一统

第1节大溪文化与苗蛮部落第2节最早的城第3节制陶技术革新第4节屈家岭文化的扩张

第五章瑰奇东夷

第1节少昊氏与鸟夷第2节东夷的奇风异俗第3节绝地天通第4节海滨的早期文明

第六章良渚古国

第1节河姆渡：坚果采集与鸟田第2节早期太湖文明的先声第3节良渚早期的酋邦第4节移民与治水第5节 “中华第一都”第6节神王之国第7节群巫之王

第七章城邑万邦

第1节中原文化式微与重组第2节酋邦大时代第3节海岱地区的东夷雄城第4节良渚文化北伐第5节早期国家之殇第6节尚武的三苗古国

第八章英雄时代

第1节唐伐西夏第2节仁君“文尧”第3节虞舜西迁及夺权第4节大洪水与鲧之死

第九章宅禹绩

第1节治水及营建阳城第2节陶寺晚期暴动第3节禹征三苗第4节涂山会盟：禹的登基大典第5节夏伯之邦——开启文明之门主要参考文献附录：早期中华文明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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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序言

中国的古史传说由来已久。迄北宋时期，流传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传说，经过古代学者的编排，渐趋定型统一，并逐步被纳入封建时代的古史体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蓬勃兴起之初，顾颉刚先生系统地公布了其著名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之说，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古代为黄金世界，“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此后，封建时代史学家编排的牢不可破的古史体系，顷刻间被彻底颠覆。随着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建立，中国古史学基本按照当时学者“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的预言，沿着“从实物着手”，“建设真实的古史”的“一条大路”向前推进。以中国人类的起源难题的破译为例，学者建议：“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协作，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并向着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前行，应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译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命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以上学者所论，无论是“开展相关领域交流合作”，还是“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也都适用于与人类起源一并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的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诸多重大学术难题。2001年启动的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和“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亦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王巍先生举证说：

1.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距今5000年前后，在长江、黄河和辽河流域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出现王权、阶级和国家，相继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只是个传说，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2.从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的关键特征，丰富了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3.通过多学科研究，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区域性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以及其与各地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为今后在考古学乃至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摸索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4.对距今55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吸收、融合重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汇聚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夏王朝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作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实践及所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表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借鉴与运用，是解决史前中国历史与文化一系列繁难问题的不二选择。很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在“走出疑古时代”理论误导与区域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推动下的复古、信古回潮，愈演愈烈，很多看似热闹非凡的学术活动，几近失去了学术意义和价值。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殷玮璋先生就曾批评学术界一种把某种考古学文化与文献上的某个族人联系起来的倾向，指出：“从长远来说，进行这样一项工作可能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但在现在，在对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内涵、特征、与其它文化的关系以及上下的源流等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还不具备做这种探索或考订的时候，似应先做些基础性的研究，积累起必要的研究素材，以备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由此可见，当下某些学者在毫无坚实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的情况下，反复炒作石峁遗址是黄帝族邑之类的怪论，并不具有一丝学理价值。

目前，古史研究中还应注意的另一倾向，即从对“二重证据法”、古史多重证的质疑、商榷乃至根本上全盘否定，从批判“二重证据法”“穿凿附会”“顾此失彼”，到批判“二重证据法”“不可证伪”，再到批判“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陷入循环论证之中”。甚至有的学者学着当年“走出疑古时代”的做法，振臂高呼：“走出‘二重证据法’！”无论是“走出疑古时代”，抑或是“走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这些釜底抽薪式全盘否定民国学术的论点，显然都很难构成合格的学术命题。举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该工程的成功实践与取得的一系列丰硕成果，恰恰就是“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这一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似乎就已有暗示：“实现考古、历史、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自考古学和民族学已分化成独立学科后，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工作，在欧洲，至迟19世纪末已经开始；在我国，自本世纪（20世纪）20年代以来，也不断有人进行。但三者的全面结合程度，至今仍有相当距离”。所以，无论是“走出疑古时代”，还是“走出‘二重证据法’”，中国古史研究究竟应走向何处，论点的提出者均很难给出准确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这就不能不令人作出种种大胆的假设和猜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史前中国：从智人时代到涂山会盟》一书，正是充分汲取了史学界、考古学界、民族学界等多学科的前沿成果，以大量翔实的材料，尤其是考古学材料为基础，条分缕析，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文字，勾绘出一幅史前中国的漫长而壮观的发展图景。总体上，全书论述做到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一系。本书作者柯胜雨先生虽非专业的史学和考古工作者，但其对史前中国的古史传说、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古资料是颇为熟悉的。作者是一位作家，显然我们不大可能用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的标准和眼光对作者和该书提出学术创新等更高的要求。该书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或许正可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供旨趣各异的人们鉴赏品读。

苏州大学第三批东吴学者、博士生导师

周书灿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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