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宋韵湖州⑧：考学记（上）——胡瑗与宋代湖州州学

湖州发布 2023-12-10

播音：王然、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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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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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大典》载湖州府城图

1964年末1965年初，在对湖州龙溪港进行疏浚整治时，时吴兴县横街公社东斗大队农民蒋会泉在安定书院地段的河床上掘出了一对牛形青铜器。其中一件品相相对完好，体量身长37厘米，高26厘米，宽17厘米；躯体与四肢饱满圆润；背开桃型孔，孔上覆盖的桃型盖缺失，腹底镂长方形孔，孔上有盖板，盖板上镌刻“皇宋湖学宝尊”六字篆书铭文。从其铭文可知，该件牛形铜器，应是赵宋时湖州州学所用铜牺尊，铭文中的“湖学”并非后人所指胡瑗所创“湖学”，而是湖州州学。铜牺尊绿色的锈迹里长满了故事，它穿越了800年时间的隧道，双耳斜竖、两眼圆睁、昂首露齿，迫不及待地要把它经历过的故事说给我们听，透过它，宋代湖州教育逐渐有了清晰的面貌。

以上牺尊图片来自陈子凤所撰《湖州“皇宋州学宝尊”铭青铜牺尊考》

牺尊，亦作“牺樽”。牺，古代祭祀用牲的通称，纯色祭祀牲畜为“牺”，形体完整的为“牲”，牺尊，则指背上开孔以盛酒的牛形酒樽。从湖州出土的这件铜牺尊来看，实用功能已不复存在，当为礼器无疑。《礼记·文王世子》有记：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大意是说，每逢开学，都要向先师行释奠礼；春季的释奠礼由春季的主讲教师主持，夏、秋、冬三季也是这样。凡是新建的学校，一定要对先圣先师行释奠礼，而且祭品要比平常贵重，用束帛。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宋真宗下诏“太常礼院定州县释奠礼器数”，“先圣先师每座酒樽二，笾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作为州学释奠礼的礼器，牺尊便是其中的一种。有文献可考，有文物可证，足见历代君王对学校先圣先师的释奠传统延续有序。北宋哲宗元祐六年、南宋孝宗淳熙四年，两位皇帝甚至亲自赴太学对先圣先师行释奠礼。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载牺尊
宋代湖州州学，因一个人的到来而领风气之先。北宋宝元二年（1039），尚书祠部员外郎滕宗谅奉命守吴兴郡。这位新上任的湖州知州就是与范仲淹同科进士，因《岳阳楼记》中“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被后人所知的滕子京。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所描写的那样，滕子京治下的巴陵郡，才一年便出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气象。滕子京的确是一位廉政爱民、重视教育、崇尚气节的官员。刚到湖州，他就“见吏民，问疾苦，披图牒，考风俗”，在了解了百姓疾苦与风俗人情之后，即刻向宋仁宗进表，请求在湖州开州学。为什么建州学要向皇帝请示呢？因为在宋仁宗景祐年间，建州学的审批权在中央，朝廷批准了才赐予学田和教材。学田相当于政府出资的教育经费，学田所有权与产出归州学所有，用以师生日常教学膳食开支等费用。所以州学是免收学杂费且管食宿的官办学校。

据《嘉泰吴兴志》绘湖州州学平面图。（手绘：徐桦）
宝元二年（1039）滕宗谅进表，宝元三年（1040）四月中央的批复就下来了。“夏四月，敕书先至，锡名州学，仍赐田五”。新建的州学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呢？“重门沉沉，广殿耽耽……论堂、书阁皆相次东西序，分十八斋……学官、宿斋、庖圃、廥藏，凡屋百有二十楹”，上课的教室，教授的官署，藏书的图书馆，庭园，仓库，宿舍，食堂、浴室具备，房屋总计达一百二十间。此时请建州学，时间算早吗？虽然范仲淹进行庆历新政期间，直到1044年仁宗才“诏州县皆立学”，以朝廷为主导要求全国州县全部奉诏修建州县学，但是1039年这个时间仍不算早，因为仁宗即位初（1023），孙奭便为兖州州学申请学田与学官。从仁宗即位（1023）至庆历四年（1044）的二十几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粗略统计，全国共建州学六十七所，而明道（1032）至景祐（1038）六年间所建也有四十五所之多。所以从时间上来看，滕宗谅的上表并不算早，领风气之先从何说起呢？师资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知州滕宗谅凭借他与范仲淹的关系，从苏州州学挖来了教师胡瑗，请他主持州学学政，担任掌学。胡瑗（993-1059），泰州如皋人，世称安定先生，与名儒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三人开宋代理学先河，而胡瑗的学术成就与影响又排三人之首。

范仲淹题胡瑗像

1024年，在泰山栖真观的胡瑗学成回家，十年间连续七次赶考，除积累了丰富的应试经验外一无所获。40岁的胡瑗就此放弃了科举的念头，专心治学。42岁被时任苏州知州范仲淹聘为州学教师，从此开始在公立学校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直到庆历三年（1043）胡瑗才真正应滕宗谅的邀请来到湖州开始讲学，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业”，其间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州学法”，世称湖学。仁宗皇祐四年（1052），60岁的胡瑗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掌管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多年。七百年后的大清王朝，还在下令仿效他的教育方法。可以说由他之后中国的古代教育，大都笼罩在他的影响之下。
清初，在由黄宗羲编撰、全祖望续成的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中，胡瑗所创“安定学案”领全书之首，以展全书脉络。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卷一《安定学案》中称胡瑗是开宋世学术之先的人物：“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现代人常说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成果由学生的成就来检验。《安定学案》中是这样记载的：是时礼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常十居四五，随材高下而修饰之，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胡瑗所教学生中最为后人知名的就有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颐。
在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与胡瑗学生刘彝的一次召对中，刘彝很清晰的阐述了胡瑗的教学理念：“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由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上面这段话，刘彝解释了什么是体、什么是文、什么是用。人伦纲常、仁义礼乐为体，体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各种儒家经义中。掌握了儒家经义的思想，结合当下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治理，是以为用。但是当时国家科举取士，却更注重诗赋文章的声律与浮华的辞藻，不看重士子的人品道德与治理国家造福百姓的实际才能，比如民政、军事、水利等，可谓舍本逐末，脱离实际。胡瑗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刘彝对答完神宗又问，那他的门人现在在朝为官的都有谁呢？刘彝回答说，有钱澡（副部级）、孙觉（副厅级）、范纯仁（副国级）、钱公辅（正部级）等，这些人或治学精深渊博，或为人醇厚清明，或为官清廉敢言，这些陛下都是知道的。“其在外，明体达用之学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朝廷以外，授先生明体达用之学的教育者，且比一般学子更优秀的人数更是众多，数不胜数，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神宗听了很高兴，有这样杰出的教育家，为国家培养出了这么多栋梁之材，当然是本朝幸事。
胡瑗“明体达用”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其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胡瑗出身于小官吏家庭，父亲胡讷博学能文，宰相吕夷简欣赏他的才能，推荐他修撰国史。年幼的胡瑗从小耳濡目染，“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寐，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以这样的天资与学习态度钻研经学，很难不出成果，后著有《易书》《中庸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春秋要义》等书。
年轻的胡瑗除了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学，还对音律有极高的兴趣与实践。仁宗景祐二年四月（1035），胡瑗受范仲淹的举荐，应召赴京更定雅乐。胡瑗以一介布衣面君召对却不失礼法，仁宗赞他进退周旋皆合古礼。皇祐年间，胡瑗又第二次应召入宫，与阮逸共同主持修订钟磬制度。一直到皇祐五年九月（1053）雅乐定稿，胡瑗又将他的实践成果转化为理论著述，与阮逸合编成《皇祐新乐图记》三卷，仁宗赐他绯衣银鱼袋，相比于品衔官职，这更是一种荣誉。
《武学规矩》一卷是胡瑗在军事武备方面的论著。很难想象，一介儒学大家竟然在军事方面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史防御西夏。七月，他任命刚到湖州的胡瑗为丹州军事推官。在边境，胡瑗常与少数民族首领、下级军官和兵士、仆人交谈，了解边防情况和各种意见，供安抚司决策时参考。他改革军事制度；改善武器装备；开垦荒地为营田，保证部队的供给；还招募强悍的本地人参军，发钱让他们购买骏马，逐渐取代从东南地区长途跋涉而来的懦弱士兵。这些做法都很有价值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武将们没想到只会读圣贤书的一介儒生工作能力这么强，都十分佩服。一段时间后，胡瑗调任密州观察推官，因父亲去世离任守丧。三年守丧期满，胡瑗又任保宁军节度推官，重新回到湖州任州学教授。因为这一段戍边经历，胡瑗任国子监直讲后，一次向仁宗上书，“……臣曾任边陲丹州推官，颇知武事。若使（梅）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只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间必有成效。”可惜的是因为庆历改革失败，仁宗转向保守，并没有采纳胡瑗的建议。
在对人才的供需关系上，胡瑗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国家更需要能治理一方的人才，而科举取士大多是只懂诗赋文章、没有实践经验的儒生。湖州学法不是胡瑗凭空创造，而是他了解社会、关心时政，积极实践，在谙熟了儒家经义的基础上思想的一次提升。胡瑗在湖州州学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开始他的教育实践，是水到渠成。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湖州。
胡瑗在州学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成为高等学校分系分科的开端。经义斋主要学习儒家经术，使用的经学教材由朝廷在建学时与学田一并赐予，主要有《诗》、《书》、《易》、《春秋》、《左传》、《榖梁传》、《公羊传》、《礼记》、《周礼》、孔颖达《五经正义》、徐彦《公羊传疏》、杨士勋《榖梁传疏》、贾公彦《周礼注疏》、《礼仪注疏》。治事斋主要学习民政、军事、水利、天算（历法与算术）等学科。用现代教学体系去理解，经义斋所学是必修课，而治事斋所学科目是根据个人特长开展的主修与选修。民政、军事、水利、算术都是直接应用于实践的科目。在中国古代，技艺性工作一直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儒家经典《礼记·王制》中说：“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工……不与士齿。”在宋代，不但算术、水利等科目被人看不起，从事科技和艺术工作的官员（技术官）身份也很低微，而且重文轻武蔚然成风，武将地位远不及文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胡瑗能从社会实际出发，为最高统治者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虽然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草草收场，但是作为庆历新政中教育改革的一部分，胡瑗的“湖州学法”却被仁宗看重，庆历四年（1044）建太学时，“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湖州学法”在太学得以实践。

各种历史线索为我们描绘的胡瑗，是一个既严谨而又活泼的人。这些个性都体现在他的教学方法上。胡瑗在湖州时，慕名前来从学的州学学生，在籍的与旁听的，常有数百人（彼时太学的人数尚不足二百人），胡瑗并不分别对待，他“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
首先，胡瑗非常注重行为规范的培养，并且能言传身教。“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即使盛夏时节，胡瑗依然规范穿着端坐课堂，决不懈怠。士子徐积初次见到胡瑗时，头稍微有点歪。胡瑗严厉地说：“头摆正！”徐积猛然觉得自己形容有失，连连自省，不但头容要直，内心也要正直。在这样的要求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雅饬”，“衣冠容止，往往相类”。人们一看这些士子的容貌风度，便知道他们是胡瑗的学生。
其次，胡瑗执教下的湖州州学，有着科学的培养体系。州学学习作息规定：上午讲解经义，下午讲解历史，晚上讲解子集。课后胡瑗还常常与学生互动，先让学生讲自己的学习体会，针对疑惑帮助他们判明是非，有时胡瑗先自己提出问题留给学生思考回答，再根据当时的时政给出自己的分析解答。除了书面学习任务，胡瑗还在湖州州学内设立了射圃和乐斋，让学生练习射箭和音乐，指导他们锻炼、休息、娱乐，从德智体美多方面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培养。每次考试结束，就与学生一起聚集在首善堂奏乐唱歌，唱和之声一直传到校外，到二更才结束，然后由各个斋室的学生自主安排娱乐活动。
第三，胡瑗鼓励学生多实践，开阔眼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他说为学之人如果只局限在一个地方则容易狭隘，应当走出去游历四方，了解世间百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充实自己，这样才更有助于学习，学习才会进步。一个人埋头死读书往往是读不好书的，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活动才能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有所启发，从而得出有创造性的见解。胡瑗曾率领湖州的学生游览关中，登高远眺，看到黄河汹涌，华山险峻，一望千里。从南方走出去的学生对北方的壮观景色感慨不已。
我们可以想象，经义斋的学生在立教堂学习经义，书声琅琅，射圃里有学生正在练习军事技能，乐斋里传出阵阵雅乐，藏书阁上还有人埋头于古籍文献，厨房里为师生准备的膳食已飘出香味，不时老师还会带着学生远游实践。有这样的老师和校园氛围，哪个学子能不心向往之呢？所以在湖州州学学习的除了本籍学子，还有外地慕名而来的好学者来旁听。因为按庆历五年（1045）的规定，有官学的州县只许本土学子听习，在外游学的会被勒返户口所在地。当胡瑗在湖州执教时，见于文献记载的本地学生有刘彝、朱临、卢秉、莫君陈，还有旁听生扬州人潘及甫、邵武人莫表深、仙游人陈高等。据《安定学案》统计，从学于胡瑗的学子遍布天下，但留有记录的只有三十四人。这些人中，有一代理学大师程颐，有善于治水的刘彝，通经学的顾临，长于管理的孙觉，善于治边的滕元发，善于外交的安焘，精通医学的陈高。尤其是莫君陈，嘉祐年间中进士科，放弃做官的前途，熙宁中，又中大法科头名。宋代吴兴莫氏的辉煌自莫君陈起，因其治家严谨，莫氏连续五代高中进士榜，实属难得。
回顾下胡瑗人生的前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是42岁时被范仲淹聘为苏州州学教师，第二个转折点是48岁时跟随范仲淹在边疆防御西夏。仁宗皇祐四年（1052），60岁的胡瑗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三个转折点。经过范仲淹的反复推荐，胡瑗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专门掌管太学的教育。仁宗庆历四年（1044）之前，宋朝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只接受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在太学听讲，而八品及以下官员子孙与庶民则在四门学听习。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教育改革作为其中一部分，为了能让更多的士子接受国家的高等教育，庆历四年（1044）四月，朝廷决定将太学从国子监剥离出来，升格为独立的学校。
胡瑗自己曾是一介布衣，一位七次落榜的生员现在要去管理太学，并给学子上课，不经历一些挫折显然是不可能的。起初，对于初来乍到的胡瑗，太学生们并不信服。于是胡瑗请来了他的两名已经入仕为官的学生盛侨和顾临来帮他协同管理，并请孙觉来给学子们讲说《孟子》，局面这才稍有好转。一天，胡瑗坐堂给学生们讲解《周易》，“音韵高朗，指意明白，众方大服”。在胡瑗到太学之前，太学的招生多年都不能满额，仁宗皇祐三年（1051）还一度将生员定额从二百减到一百。胡瑗到来之后，士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课，致使太学都无法容纳，不得不占用旁边的步军官署用以扩大校舍。胡瑗授课时，听讲的除了太学生，还经常有大批的校外士子，最多时一次多达千余人，盛况空前。到仁宗嘉祐元年（1056），太学有在籍学生三四百人，比四年前胡瑗没来时增加了两三倍，可见胡瑗的教学法对士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清《帝鉴图说》彩绘本《天章诏见》。该图讲述宋仁宗在皇家图书馆天章阁召见大臣，咨询时政阙失，请众臣畅所欲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还是这一年，胡瑗又被任命为天章阁侍讲，专为皇帝讲授经史，但是欧阳修建议，胡瑗最好还是能继续兼管太学，不然由于失去一位优秀的教师，太学的学生可能会流失。为了能继续保持太学良好的学习局面，仁宗答应了这个请求。

湖州道场山胡瑗墓
仁宗嘉祐三年（1058），胡瑗经仁宗皇帝钦准，领太常博士衔赴杭州长子胡志康任所疗养离京。“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皆叹以为荣”。仁宗嘉祐四年（1059），胡瑗病逝，谥号“文昭”，葬于湖州何山。一代教育大家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他的教育理念并未因他的离去而消散，相反，他的一众诜诜子弟都在延续他的理念和经学思想。湖州州学虽几易教授，但由胡瑗始形成的学风一以贯之。1072年，胡瑗弟子孙觉知湖州，上疏请建先师安定书院，神宗下诏有司建祠并春秋致祭同孔庙，按《宋元学案》神宗题赞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苏、湖之中。师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诸峰，法严而信，如四时迭运于无穷。辟居太学，动四方欣慕，不远千里而翕从，召入天章，辅先帝日侍，启沃万言而纳忠。经易治事，以适士用。礼义定乐，以迪朕躬。敦尚本实，还隆古之淳风，倡明正道，开来学之颛蒙。载瞻载仰，谁不思公。诚斯文之模范，为后世之钦崇！”祠建于州学偏右，有祠堂三间，绘塑胡瑗像，前厅为明善堂，东西有经义、治事二斋。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在湖州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湖州师范学院也以此作为校训。
前文所述，因胡瑗的到来，湖州州学领风气之先，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张方平在《湖州新建州学记》中记载的“设附立小学于东南隅”，建州学的同时附立小学，这是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官办小学记录。而官方规定州县必须设立小学一直要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八月蔡京上言“州县学并置小学，十岁以上皆听入学”以后，湖州官办小学的设立比官方整整早了63年。虽然蔡京在历史上一直被赋予奸臣的定位，但是他和徽宗在北宋中后期制定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对宋代乃至今后中国教育的发展更多的还是具有积极作用。蔡京也不曾想到，徽宗崇宁元年（1102）他建议废科举取士，推三舍升补法，让湖州归安的一位贾姓小学子从此走上了一条近乎现代的高考登科之路，一举成为国家高级公务员。这条路怎么走，有多难呢，他会碰到哪些人物，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下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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