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权力不可滥用,善政也会引发恶果
按:中国四千年文明史是在与洪水的搏斗中揭开序幕的。美国学者费礼门(John Ripley Freeman)指出:“洪水在中国,危害人民生命为数之众,举世殆无其匹。”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指出,中国远古时代关于洪水的神话,不但提供了对通过等级分化的强制实施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思想的戏剧性描述,而且被用来作为政治秩序的起源神话。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君权尚未形成和稳定的时代,刘易斯看到了治水事务中反叛者的反抗与最初统治者通过治水来强化君权的真实历史。在君权极端强化的明清时代,治水事务始终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维护君权的需要。
读马俊亚先生著作《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三百年来,淮北百姓生活艰难,一字一句, 令人悲恻。自古暴政都容易被人指出阙失,然而治河和漕运两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竟然也招致一方百姓数百年无法自拔的贫穷。说“苛政猛于虎”,善政也会引来洪灾!
作者指出,为了漕运和明代皇陵,刘大夏、潘季驯等一代治水贤臣,居然以淮为壑,让滚滚黄河倾入徐淮平原。漕运有关北方千万人口的食用,还可以说得过去;所谓“凤阳根本之地”,皇陵之内并无骨骸,寝殿之中也无居人,居然以此为理由,使淮北生态完全改观。“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言念及此,深叹权力两字不可滥用。
自来研究生态变化者,可从种种角度考察其前因后果。真能如这部著作一样,以绵密证据,找出元凶——错误的政策,如此者,真不多见。
回顾历史,为了政权不惜工本,以致引发生态巨变者,比比皆是。汉唐两代,都以关中为畿辅。汉代三选七徙,将关东富户豪杰 一次又一次移居关中,长安四周,添了十余个城邑,这些卫星都市 的人口,加上长安本身人口,使关中无法负荷,以致光武中兴不得不将首都迁往洛阳。经过南北朝,长安常为战争之地。但是从北周 以关中为基地,大量府兵驻扎关中。
盛唐之时,关中人口大增,不 仅有政府官员,大量军队,还有西来的番商胡贾,于是关中资源再 度衰竭,武则天不得不时常就食洛阳。更可惜者,关中树木作为柴 薪砍伐殆尽,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到中唐时,树木已大不如前。关中植被流失,造成史念海先生所指陈的“河流侵蚀原地”。
今天, 八水绕长安的盛况,已完全不可再见。“周原芜芜”,今日破碎 不堪,这个经验,竟不为世人察觉。在今天我们又见到首都人口剧 增,调动南北资源只为此一个超大都市的食用和饮水。南水北调是 巨大工程,对饮用水还有补充余地,但终究救不了地下水源干枯, 河北平原下陷岂止以尺计!
即使不谈首都面临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全国处处都有所营建,处处高楼大厦,一片一片水泥地,夺走了农田与植被。缺少了 植物覆盖,雨水不再能渗入土壤,而水泥地的反射热,又增加了许 多大地暖化的温度。为了这些兴盛的表象,后代将支付无穷的生态 代价。
以上所说,只是我们亲眼目及,堪为痛心的一些现象。今天国人的环保意识已比二三十年前提高不少。我想我所指出的问题,都发生在生活之中,我们是不是也对于政策的设计和运作,应当以史为鉴,有所警惕。
这部著作中,提到淮北农家长久没有男耕女织的分工,妇女似乎没有发挥她们从事副业的生产力。这种现象,值得注意。但其中缘故安在,值得推敲。副产品的市场还在,副产品生产者也在, 原料不难取得,而农户生活艰困如此,除农田生产收入外,为何男女都不能在副业中找出路?作者必有很多研究资料,盼望他另有宏文,就此问题,作出分析。
许倬云
谨序
2008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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