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贵 李辉| 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要素及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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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语言政策研究公众号
摘要：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文国际传播历经多年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但中文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综合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仍旧突出，因此应高度重视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文国际传播能力主要由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能力、中文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能力、中文国际传播服务能力、科技赋能中文传播能力、中文产品生产能力、中文国际传播风险防范能力六个要素构成。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着力点在于:积极推动中文教学的当地化，打造高水平传播人才队伍，提升服务水平，推进智慧型中文国际传播建设，增强中文国际产品供给，保障中文国际传播安全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内涵要义;构成要素;提升策略
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紧密相关，对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出要加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合作，增进中外沟通理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2019)。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田学军在全国语言文字会议上强调，要深化国际中文教育和语言文字交流合作，积极提升中文承载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中文传播平台，提高人类信息知识的中文表达能力水平(田学军，2020)。可见，推进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环节。
中文国际传播历经多年发展，取得瞩目成就，但中文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使用比例不高、中文在大型国际活动及经贸往来中的使用范围不广、中文的国际地位与我国综合国力不相匹配的问题仍旧突出，因此应高度重视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文国际传播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转危为机，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加强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大变局”下推进中文国际传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成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和语言文字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学界早已认识到中文国际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对国家形象和话语体系的构建影响深远(吴应辉，2011)，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赵世举，2016)。中文国际传播首先要树立科学的传播观念，即为世界各国建造通向中国的友谊之桥———汉语桥(陆俭明，2013)。具体表现为传播主体多元观、传播受众本位观、传播内容整体观(李宝贵，2018)。吴应辉(2015)对中文国际传播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狭义的中文传播仅指汉语的国际传播，广义的中文传播既包括汉语，也包括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
中文成为全球性语言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李宇明(2011)强调汉语传播的主要动因是经济。陆俭明(2014)提出最根本的因素是国家强盛，特别是在经济、政治和综合国力上能居世界前列;国家科技、教育事业高度发展，是在具备前一个因素条件下的关键性因素。陆俭明(2019)指出，语言传播是否成功也有显著的标志:一是是否纳入多数国家的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二是教师是否实现本土化;三是世界各国能阅读所传播的语言的书刊报纸、能上所传播语言的网站浏览的人是否越来越多，并逐年上升。
然而，目前中文的国际化程度还相当低(李泉，2014)，中文的国际地位不高、中文文本的科技含量不足(李宇明，2020)，中文还是一个相当弱势的语言(陆俭明，2013)。而且，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风险(郭晶、吴应辉，2020;朱瑞平，2021)。如何增强中文的国际地位?关键是全力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
推进中文国际传播的路径，第一，要重视海外中文教学问题，如师资建设本土化(赵金铭2014;崔希亮，2018)、教材编写国别化(吴应辉，2013;李泉，2015)、教学方法受众本位化(崔永华，2017)。第二，应关注中文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李泉，2016)。第三，要着力研究孔子学院的发展问题(王建勤，2016;宁继鸣，2017)。第四，要推进中文成为世界公共产品，重视现代技术在语言传播中的作用(李宇明，2020)。
学界对中文传播的价值、内容、条件、目标和推进策略的讨论为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强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有助于新时代中文国际传播行稳致远，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是提升中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关键路径。然而学界对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研究稀缺。什么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包含哪些能力要素，又该如何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这是当下亟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力图厘清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要义与构成要素，并探究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路径。
研究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策略，首先要准确理解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科学内涵与构成要素。内涵要义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全面、深刻把握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本质属性和中心要旨，深入分析能力构成要素，为探究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策略提供学理基础。
(一)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要义
目前学界尚未对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概念进行界定。要定义“中文国际传播能力”，首先要阐释“能力”和“中文国际传播”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能力”的释义为:能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百度百科将其解释为“完成一项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大致分为“一般能力、特殊能力、再造能力、创造能力”等。可见，“能力”是主体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体现的足以担任某项任务的综合素质。
要明确“中文国际传播”的内涵，就要从“语言国际传播”说起。李宇明(2007)提出:“语言传播指A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若引入国家的概念，会看到许多语言传播也在国家间进行。”贺阳(2008)认为:“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这种语言的扩散跨越国界在其他国度内发生，就是语言的国际传播。”两位学者对语言国际传播定义的要旨在于:一是语言国际传播是跨国界的传播;二是语言国际传播最终表现结果是获得国际语言地位，成为强势语言。吴应辉(2010)阐述了中文国际传播的概念:“指建立在世界各国对中文需求的基础之上，中文遵循语言传播规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语言传播现象。”中文的价值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因素，即“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看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李宇明，2007)。
基于上述分析，可将“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定义为中文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按照语言传播规律增加语言的传播价值、获得国际语言地位所具有的综合素质。其一，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首先在于用世界各国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满足其对中文的不同需求;其二，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推动中文在国际上共时的吸引力和历时的影响力所具有的综合能力;其三，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目的是保持和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研究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我国语言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提供决策参考。全国语言文字会议(2020)提出，要“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语言的传播与国际化、语言的声望问题等是语言文字应用治理的现代化关涉的重要方面(王春辉，2020)。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语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国家语言能力是指“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文秋芳，2019)。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运用中文这把“钥匙”增进中外理解的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具体体现。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有助于增强国家对外话语表达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决策参考。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中文是中外文化交流、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搭建了中外沟通的桥梁。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提高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提升中华优秀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要素
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构成要素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组成部分，是研究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基础。探析构成要素，有助于深入理解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内涵，进而提出科学的提升策略。
1.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能力，是指中文教师提高中文教学质量，提升中文学习者掌握中文知识和运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主要包括:中文教师的语言使用能力，中文教师组织中文教育教学活动的能力，中文教师选编和使用教材的能力，中文教师了解和研究中文学习者的能力，中文教师教育测量与评价能力以及中文教师的科研能力等。
对象国中文学习者对中文持有积极的态度、对中文的掌握和运用实践能力是中文实现有效传播的重要表现。国际中文教育教学是促成海外受众选择中文、学习中文、使用中文最直接的方式。正如陆俭明(2019)所强调:“汉语走向世界的主要渠道是开展汉语教学。”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能力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基础，更是核心要素，直接决定中文国际传播的效果。
2.中文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能力，指对中文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实施能力。增强中文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能力就是提高以下几种人才的培养能力:一是提高海外中文教师培养能力;二是提高来华留学生(尤其是学历生)培养能力;三是提高汉学家培养能力;四是提高“中文+”复合型中文传播人才培养能力;五是提高中文国际传播管理人才培养能力，包括海外语言传播机构管理人才、当地中文教学机构管理人才、中文公共产品生产与流通管理人才培养能力等。中文国际传播依赖传播人才，同时中文实现在海外的顺利传播又能为传播人才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有效发挥中文传播人才的作用。可以说，提升中文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将为中文国际传播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中文国际传播服务能力，是指中文国际传播主体提供服务的能力。中文国际传播主体主要包括:海外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各级各类学校、中文教育机构、华文学校，以及从事中外经贸交流活动、开展中国语言文化传播活动的个人及企业。具体来说，包括以下方面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咨询和阐释中文国际传播新理念的能力，提供语言和技能教育培训能力，对人力资源的统筹调配能力，资金拓展与分配能力，对语言传播规划的实施能力，海外中文传播舆情监测能力，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服务能力等。
世界各国竞相发展语言传播能力，要在国际语言传播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促进服务能力的提升。服务能力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服务能力越强，越能最大化发挥各种能力要素的潜能和效能，中文国际传播越能与当地传播环境相适应，越能拓宽、拓深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越能有条不紊、高效地向前推进。
4.科技赋能中文传播能力，是指使用科学技术对中文教育教学资源进行汇聚、整合与传播的能力，即“开发研制、建设灵便多样、有效的网上/线上汉语国际教育资源”(陆俭明等，2020)的能力，“适应全球汉语教育智能化的要求”(李宇明等，2020)的能力。科技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推动科技创新和中文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是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所在。
信息化时代，中文国际传播过程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科技的赋能:传播主体国际中文教育素质的获得、传播受众中文需求的析取、传播内容的提炼、多元传播渠道的创新、传播效果的评估都需要科技提供有力支撑。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核心算法和区块链等一系列科技应用已用于国际传播、人文教育等领域。中文国际传播也需紧跟时代潮流，及时回应现实需求，积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科技与中文传播的深度融合，促进中文国际传播业态因时、因势而变。因而，增强科技赋能中文传播能力是提高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关键要素。
5.中文国际产品生产能力，是指国家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或个人为海外中文传播受众创制以中文为载体的语言产品的能力。中文国际产品是中文供给的一部分，体现为中文传播机构或相关组织为满足海外中文学习者需求所生产的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常见的中文产品有中文学习产品和中文艺术及娱乐产品。中文学习产品指“语言知识产品”，如教材、教辅、工具书、中文学习软件等教学资源;中文艺术和娱乐产品指影视作品、音像制品、文学典籍、中文游戏等。中文作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在国际社会流通，海外民众从中文产品中获得语言福利，有利于提升其对中文的获得感，有利于中文的国际传播。
6.中文国际传播风险防范能力，是指提高中文在海外传播过程中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中文国际传播如何规避风险、安全有序发展，为世界认识、理解中国营造良好氛围值得高度关注。中文国际传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来源于复杂的国际环境，因而要积极预防、规避中文国际传播领域外源风险。风险防范能力为中文国际传播提供安全发展的保障，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要素之一。
中文国际传播的六大能力要素是一个动态系统，各要素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揭示各个构成要素在中文国际传播过程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研究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中文国际传播虽取得瞩目成就，但中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仍不相称，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中文使用场域有限
中文使用场域是指中文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环境和场所。中文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在国际社会的使用场域却很有限。第一，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有限。中文虽然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但国际会议语言仍以英语为主。除联合国及其下属的部分机构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之一以外，世界上只有世界旅游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和上海经合组织这一区域性组织将中文确定为工作语言。亚洲的五大主要经贸组织都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汉语被完全排斥在外(李清清，2014)。截至2020年，国际组织已超过7.5万个，但是，中文在这些组织中的作用还较为有限(李宇明，2020)。
第二，在科学网数据库三大索引中的地位较低。一种语言在国际学术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是该语言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饶高琦等，2020)。饶高琦基于科学网数据库，统计了近十年学术论文的语言使用情况(见表1)。
表1 近十年科学网数据库学术论文语言使用情况表
表2 第二语言人口数量
由表1可见，在各学科学术论文的语言使用中英语都占据“一语独大”的地位。其他语种分布不均匀，中文在自然科学引文索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艺术与人文索引中占比都很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仅占6.5×10-05%。可以看出，中文在学术研究领域使用有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然科学引文索引”(SCI)英文为98.05%，美国学者的贡献率是28%，中国学者的贡献率是17%，仅次于美国。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为英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作出了大贡献，但是并没有为中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作出同样的贡献(李宇明，2020)。
第三，第二语言人口数量仍需扩大。二语人口数量是语言传播力的最为重要的表现(李宇明，2020)。由表2可见，二语人口数量最多的是英语，中文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二语人口数量仅为1.93亿，为英语二语人口数量的31.6%。
图1 世界主要语言的互联网文本覆盖率情况(截至2021年4月)
第四，在互联网领域，中文网络文本覆盖率低。据李宇明(2018)研究发现，世界前10位“语言网民”，英语网民数量第一，中文网民数量第二，且与英语网民数量迅速接近。但网络文本覆盖率排名前20的语言中，中文只排名第10(见图1)。
第五，中文出版物国际影响力不足。中文出版物是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出版物的出口情况也反映了中文的国际传播能力。目前，中文出版物出口数量远低于外文出版物进口数量。以2019年为例，图书、期刊和报纸的进口与出口情况相差较大(见表3、表4)。
表3 2019年图书、期刊、报纸进出口情况(单位:万册)
由表3可见，2019年我国图书出口数量为1134.37万册，仅占进口数量的36%;报纸进口数量为771.98万份，是出口数的将近18倍。即使是期刊，进口数也比出口数多了将近5000册。
进一步比较表4中图书的进出口情况发现，中文各类图书出口数量均低于其他语言图书进口数量，中文图书出口占比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少儿读物类>综合类>哲学社会科学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进口占比由低到高排序分别为:自然科学技术类<哲学社会科学类<综合类<文学艺术类<文化教育类<少儿读物类。可见，中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国际影响尤为不足。
表4 2019年各类图书进出口的数量及其所占全国出版物进出口总量占比情况
综上，中文在各场域发挥的作用不足，中文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亟需加快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促进中文更广、更深的传播。
(二)中文纳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的广度和深度不足
衡量语言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情况。中文纳入海外各国国民教育体系是中文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但是目前中文纳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存在广度不足、深度不够的问题。其一，广度不足。李宇明(2020)指出，中文纳入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以1955年韩国把中文纳入其基础教育为开端，但之后一度进展缓慢，到2000年才有7个国家，2010年增至17个国家，2014年31个国家，2017年67个国家，到2019年，中文才进入70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仅占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的30%左右。如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中，仅有2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文纳入的比例为39.1%(李宝贵、庄瑶瑶，2020)。又如，西班牙17个自治区中，仅有3个自治区将中文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且只有1个自治区发布了小学中文教学大纲(陈晨等，2021)。可见，中文纳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的比例还不高。其二，深度不够。主要体现在中文纳入他国国民教育体系还存在延续性弱的问题上，如海外中文教育呈低龄化趋势，基础教育中文纳入态势良好，但到高等教育阶段中文纳入比例较低。以“中文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民教育体系情况“为例”，基础教育阶段纳入的国家数量为17，而“基础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仅为8个(李宝贵、庄瑶瑶，2020)。并且，各学段中文课程大多以选修课为主，“选修课占比为82%，必修课仅为18%”(李宝贵、庄瑶瑶，2020)，中文课程必修课占比较低说明中文纳入纵深发展不足。总之，目前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中文纳入状况广度有待拓展，深度有待拓深。
(三)高素质复合型中文国际传播人才缺乏
中文国际传播应把人才培养放在中文国际传播的优先位置。本领域人才资源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文国际传播的成效。中文国际传播需培养一支具有深厚的中文素养和跨文化传播能力、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队伍。
当下，高素质、复合型中文国际传播人才仍然紧缺。具体来说，横向看，一是缺乏精通中文知识和中文教学技能的本土教师。教师是中文教学的核心，实现教师队伍本土化是中文融入当地的关键，但限于各种因素，当地从事中文教学的本土教师比例还很低，而且现有本土教师从事中文教学的能力仍较弱，对本土师资，尤其是优秀本土师资的培养任重而道远。二是既精通中文又精通专业的“中文+”复合型人才培养不够。中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但中文教育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与行业的人才培养仍较为薄弱，课程设置缺乏市场需求导向，很多中文学习者缺乏专业技能知识，既能熟练运用中文又熟练掌握职业技能的复合型语言人才远远不足，这已成为中文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李宝贵、李辉，2020)。三是专于研究中文教学、中外人文交流的汉学家仍量小力微。可喜的是，青年汉学家已经崛起，但囿于各种因素，讲中国故事能力仍显薄弱(孙宜学、雷雨露，2020)，如何多渠道培养汉学家、积极发挥汉学家的作用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纵向看，保证中文持续传播的高层次人才欠缺。主要体现在学历生的培养上，2018年，来华留学学历生比例为52.44%;2019年，来华留学学历生比例达54.6%。较之前呈上升趋势，但占比较低。此外，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研究生培养刚起步，2018年7所高校招生22人，2019年19所高校共招生59人，这远远满足不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国家对中文教育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四)中文国际传播服务质量仍需提高
中文国际传播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开展中文国际传播事业的各方还需持续优化服务品质，提高受众满意度。以孔子学院为例，英国孔子学院服务存在“缺乏专项汉语技能课程、课时周期短”的问题(梁吉平、贾培兰，2021);美国孔子学院文化活动存在“受众群体单一、对文化活动内涵解读不足”等问题(王丹、梁宇，2021)。中文国际传播各方主体要全面分析、聚焦受众关注的问题，改善相应的服务举措，为进一步提高中文国际传播的服务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五)科技赋能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有待深化
当今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科技这一利器。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更加离不开科技赋能。传播技术提升迅速，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增强;反之，则影响中文加快走向世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科技为中文教学带来的超越时空的便利。正如李宇明(2020)所指出的，语言教学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拼资源”“拼技术”的行当，必须要把汉语教学资源汇聚起来，把现代教育技术及装备集中上去，适合5G和语言智能时代的要求，适应全球汉语教育智能化的要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他们已习惯于“碎片化”学习，习惯于从网上找学习资源。
然而，科技信息手段的功用在中文国际传播领域还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自国际中文教育兴起以来，主要以线下中文教学为主，网络孔子学院等数字平台或科技手段未被充分利用，未能最大限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虽然已经出现不同种类数字化教学资源，但对教学资源规划设计不足，教学资源配置有待优化。只有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功能并进行整体规划，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对中文国际传播的需求。不仅如此，中文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等每一个环节也都需要科学技术的参与。总之，科技深度赋能、创新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是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六)中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尚显不足
中文国际公共产品的推陈出新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重要表现。中文国际公共产品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无论是教学资源还是中文产品都要随着中文传播的新趋势、新业态而更迭换代、创新发展，以适应中文国际传播的需要。
作为中文母语国，我国为世界贡献中文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教学资源为例，匹配青少年中文学习的教材较为缺乏。海外中文学习者出现低龄化趋势，部分国家低龄化水平达到或超过了60%(李宇明，2018)。但目前青少年中文教材不足，有成人、儿童使用同一教材的现象，青少年教材建设满足不了中文学习者低龄化趋势，这种情况亟须改进。此外，中文艺术产品、中文信息产品、中文文化产品也有待进一步丰富。
(七)中文国际传播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亟待强化
安全发展是中文国际传播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底线要求。增强风险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增强中文国际传播的风险防控能力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面临的现实问题。百年变局与全球疫情叠加，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不利影响，不同文化圈文化之间的理解鸿沟等，都可能为中文国际传播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具体表现为: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中文教育正常、安全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少数国家对孔子学院正常开展教学活动设置障碍等。这对中文国际传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新形势下，中文国际传播如何防范和化解风险，强化风险防控能力至关重要。
全面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客观要求。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了，中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将随之提高，有利于促进中文纳入更多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因此，需要不断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通过中外语言文字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国际理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全面推进中文教学的当地化，提升中文学习者的获得感
当地化传播是中文传播逐步融入当地因素、逐渐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趋势。当地化是最深刻、也是最有效的国际传播(李宝贵，2018)。体现为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文区域传播、国别化传播和分众化传播，增强中文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中文国际传播充分融入当地文化、走特色化发展之路，使中文学习者乐意学、学得懂、学得快，让他们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他们对中文的接受也自然水到渠成。教师培养、教材开发、教法探究是中文教学当地化的核心。
第一，培育本土师资力量是首要。一种语言从本土向世界各国传播，一个重要的传播成功标志就是“所传播的语言的语言教学，在对象国的初级、中级教学阶段，其任课的语言教师基本都能由对象国的国民来担任，真正实现外语教师的本土化”(陆俭明，2019)。因此，中文要想真正融进当地，需要一批能胜任中文教学的本土教师。具体来说，应从以下方面着力:培养汉语教师的汉语语言要素教学能力，加强汉语教师从教技能的训练，举办师资培训讲座，拓宽教师视野(李宝贵、李辉，2016)。此外，要重视对海外华文教师的培养。华文教育能力正是中文走向世界能力的一部分(郭熙，2020)。华文教师拥有相对扎实的中文基础知识，又熟悉当地风俗习惯，是中文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第二，推动本土教材建设是关键。教材是中文“教”与“学”的依托，制约着教学的 效果。本土化教材建设应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依靠中外骨干教师，凝聚中坚力量，组织优秀的教材编写队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充分考虑国别特点，为当地中文教学量身编写具有针对性、多样性和实用性的优质教材。
第三，教学方法“入乡随俗”是重点。充分考虑国别特点、课型特点、学生自身特点等因素，不断创新授课形式，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操练汉语，培养学生言语交际能力，在言语交际实践中落实所学的语言知识，培养灵活运用中文的能力。
第四，健全教学质量监督机制是必要之举。引入质量监督评估体系，规范国际中文教育，形成可观察、可量化、可比较、可评估的机制，确保各中文教育机构运营和管理的透明度，有效提升国际中文教育的办学质量(李宝贵、刘家宁，2021)。总之，要以“规范”为导向，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健康、高效运转。
(二)对接中文国际传播人才需求，培养高水平传播人才队伍
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人才。中文国际传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要按需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努力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的高水平国际传播人才队伍。
第一，着力培养“中文+”复合型传播人才。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日益频繁，各国对中文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与日俱增，并且处在动态调整中。例如，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创新培养中文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突破“课堂语言教学”传统模式，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人才。如，我国高校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习中文的学生开设相关职业类课程，推荐他们到当地“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或中资企业实习、工作，同时沿线企业把HSK和BCT的水平等级列为招聘人才的参考之一，以此促进“中文+”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第二，重视来华硕士、博士高端中文传播人才的培养。他们是未来中文海外传播的骨干力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文是否能在当地深度传播。国内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与国外相关大学、研究机构、智库可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实质性合作，加强中文传播高水平人才的联合培养。
第三，加强中文国际传播管理人才的培养。管理人才是中文国际传播具体项目的规划者、组织者。中文国际传播的各项工作和规划都需要管理人员来组织和实施，管理者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中文国际传播的成效。提升中文国际传播的管理能力，关键是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要多渠道培养、培训管理人才，造就懂管理、能管理、善管理的高素质人才。
(三)优化中文国际传播服务质效，提升服务水平
服务质效关系到中文国际传播的声誉，服务质量的优劣是判断中文国际传播能力高低的要素之一。服务质量的提高有赖于服务理念、服务手段、服务管理和服务制度的共同作用。
一是服务理念的国际化。中文国际传播应先思考这样的问题:海外民众有什么中文学习需求，学了中文能为他们创造什么价值?要逐渐习惯于用世界的眼光看中文国际传播，而不是只有“国家的眼光”(陆俭明，2013)。服务理念要与时俱进，以传播受众为主体，正视文化差异，充分考虑不同国家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用当地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提供服务，才能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欢迎，中文教育才能扎根于当地，促进本土化发展。
二是服务手段的信息化。信息化服务手段是指将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于中文国际传播服务过程，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在信息环境下互动，推动服务的科学化。如充分利用全球线上中文学习平台为中文学习者提供中文教育服务，有效使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提供多元化沟通交流服务，利用中文网站网页在线实时沟通工具提供中文信息咨询服务等等。
三是服务管理的协同化。中文国际传播的各方服务主体是一个整体，各方应积极推动中外各类学校、机构、企业等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各个服务主体应强化人力管理，合理配置中文语言文化资源，促进均衡发展，积极构建中文国际传播新格局。
四是服务制度的精益化。以“规范化”为目标，量化管理，做到精准规划、精准落实、精准评估。
(四)借力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推进智慧型中文国际传播建设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新业态。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应借力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将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应用于中文国际传播，建立网格化、智慧化传播机制，推进智能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信息时代，课堂形式、授课方式、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在这个信息空间也发生了改变。中文教育如何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传统内容资源如何借助先进技术赋能，新形态教育资源如何实现提质增效，都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和新使命(梁宇，2020)。现在越来越多的线上教学平台出现——有中国大学MOOC、超星学习通、云班课、雨课堂、钉钉、腾讯课堂、企业微信等线上学习平台，越来越多的授课模式出现，如直播课、录播课、慕课、远程指导(陆俭明，2020)。这些科技手段赋能中文教育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世界各国中文学习者多样化学习需求，为中文教学提供了便利，但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还要向科技手段借足力，促进中文传播与信息技术的智能融合。
后疫情时代，探索数字化技术如何应用、融合于中文国际传播，打造全景式的语言传播平台，提升网络空间中文传播能力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全面推动信息化中文学习平台建设，提供直播和录播等技术支持，提升中文联盟等平台的品牌塑造能力。第二，建立健全数字课堂教学体系，加强中文国际教育资源共享，使教学资源集群式发展。第三，生产、普及数字化中文国际产品，深入了解本土中文语言需求，提升网络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加工能力，加强与当地媒体合作，扩大中文国际产品使用的范围。
(五)增强中文国际产品供给，推进中文融入海外民众语言生活
中文国际产品不仅指中文作为一种世界的交流工具，也指以中文为载体的系列语言衍生品。中文国际产品的质和量决定了中文国际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一些中文国际产品在海外受到欢迎。如中文网络文学小有成绩，截至2019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1万余部，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中文国际产品在提升中文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声音上能够起到明显作用。但是，目前中文国际产品的数量和种类还不足，对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影响力还比较有限，需要增强中文国际产品的供给力。一要以受众为本位，深入掌握受众对中文产品的多样化需求，积极探寻受众喜闻乐见的中文产品输入的方式方法。二要能够根据掌握的需求信息进行产品生产、加工。传播的中文产品主要分两种类型:根据海外需要对已有中文产品的再创造和基于海外需求的新生产。这就对生产者、市场开拓者及产品推广者提出更高要求。如何创新思路、如何使用信息技术提升生产力是新产品生成的关键。三要通过多元化平台将产品输出。传播平台越多元，产品市场推广越畅通。
(六)多措并举防范风险，保障中文国际传播安全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明确提出:“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他在强调规避经济风险时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危险。”积极防范、有效应对风险同样是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一，研究中文传播规律，敏锐辨识中文国际传播面临的风险。遵循语言传播规律、掌握中文传播规律是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的前提。只有逐步深化对中文传播规律的认识，才能敏锐辨识并有效应对风险，不断丰富和发展中文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是价值，增加中华语言的传播价值便为第一要事(李宇明，2007)。中文国际传播过程中，如何增加中文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服务价值等促进中文高质量、可持续传播就是应当研究的关键问题。
第二，借鉴世界语言传播机构经验，防范中文国际传播潜在的风险。世界有影响的语言文化传播机构如英国文化协会、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意大利但丁学会、西班牙塞外提斯学院等历史悠久、运营和管理较为成熟，已经具有品牌影响力。中文国际传播可以借鉴其经验，不仅要从中文传播的外部环境如在海外的认同度、接受度，也要从各主体发展如办学职能、运行机制、经费来源、传播策略等方面深入认知中文国际传播的风险与挑战，科学预判，有效防范和化解，从而规避风险。
第三，科研引领、支撑中文国际传播向高质量、更安全方向发展。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离不开科研的引领与支撑。学界亟需加强理论研究，探索中文传播内涵式发展的路径，提炼安全可持续发展模式，以理论创新指导中文国际传播能力要素落实到中文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中去。
本文摘自《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5月第2期。
作者简介：李宝贵，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国际传播和语言规划与政策等;李辉，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国际中文教育。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意大利汉语当地化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18BYY06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的资助。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 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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