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商学院院长毛基业：数字化时代企业社会责任不再局限于捐款多少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37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应用飞速发展，很多公司从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互联网市场的庞然大物，虽然这些公司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其带来的系列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和相关机构的广泛关注，包括用户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利用大数据杀熟、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等等。

越来越多的热点案例显示，随着数字经济在生活场景中的广泛应用，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的互联网企业日渐具有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性质，这对互联网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巨大挑战，对企业长期的发展战略造成了影响。搜狐财经《致知100人》独家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探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履行，思考数字经济带来的利与弊。

《致知100人》对话人大商学院院长 毛基业

关于互联网企业发展成就的理解，毛基业教授的观点可谓不拘一格。他认为我国数字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出现一批互联网头部企业，主要是因为我国此前宽松的社会环境给予了互联网企业极大的创新空间，让企业能够自由的探索创新。其中包括我们牺牲了部分消费者的隐私保护，目前国内企业最应该做的就是提升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提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意识，公平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让企业提供的福利和价值与企业收集的信息对等。

在利益追求和社会责任承担的权衡层面，毛基业教授表示目前我们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还比较狭隘，还停留在企业捐款数额多少等浅层理解。随着企业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未来我们在社会责任认知和实践方面的考量将会更加多元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将不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或者唯一目标。

本期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 毛基业

以下为搜狐财经《致知100人》与毛基业教授的采访精编：

《致知100人》：从国内企业的整体发展状况看，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目前处于哪一阶段?

毛基业：从我看到的情况来看，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展并不乐观。严格来讲，大部分企业连基本的信息化都还没有完成。不久前，我们做了一个调研，调研显示在我国销售收入达500万的中小企业中，仅有10%左右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网站或者智能APP。从这一调研数据看，我们离数字化转型的最后阶段——“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们确实也有基础比较好的企业在信息化这一块做得比较好，但是它们所形成的数据还是一座孤岛，并没有形成体系。简而言之，就是数据孤岛和烟囱系统林立，部门之间的数据系统都是割离独立的，沉淀下来的数据并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对于这一类企业，它目前的重点就是打通数据，关联才产生价值，才能更精准的刻画企业运营情况，提升决策质量，让沉睡数据在每一个决策环节实现它的最大价值。

《致知100人》：在国际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呈什么样呢？

毛基业：虽然国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遇到了一定的挑战，但是把我国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水平放到国际上，我国的发展速度和成效还是比较突出的。例如我国的消费互联网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包括国内的金融科技、数字化营销、智能制造、共享经济都是国际上公认的发展典范。

《致知100人》：相较于其他国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果亮眼的促成原因有哪些？

毛基业：一方面，我国移动互联网的网民基数很庞大，为电商等数字经济平台的建设提供了规模支撑，这就间接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没有人口基数和市场规模就无法支撑这些创新。

另一方面，我国此前宽松的社会环境给予了互联网企业极大的发展空间，让企业能够自由的探索创新。在其他国家，社会公众对隐私的保护意识非常强，他们对政府和企业非常警惕，不会随意授权企业收集个人信息，而且他们这方面的立法管控也比较严格，因此国外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受到多方因素的限制。

但是我国的消费者在个人信息保护层面并没有过多警惕，这就让互联网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收集数据、沉淀数据、快速拓展数字业务，从而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致知100人》：您觉得在用户数据安全保护方面，我国企业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优化完善？

毛基业：目前国内企业最应该做的就是提升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提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意识，公平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消费者信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隐私性，企业收集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意味着对消费者了解得更多。换句话说，用户牺牲了隐私，就应该获得更优质的服务，企业提供的福利和价值应该与企业收集的信息对等。倘若企业收集的信息超过了企业提供的服务，企业利用自身便利变相地将客户信息变成自己的商业秘密，那么企业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企业应该给予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例如企业可以把收集信息的目的、限度告知消费者，让消费者进行选择，让消费者不仅仅能够选择是否授权信息收集，也要让消费者能够选择授权信息的范围和限度。

《致知100人》：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一些社会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数字鸿沟问题，对此您怎样理解呢？

毛基业：我觉得其本质是社会公平性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全社会都需要关注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小康或者局部相对富足的社会，普遍拥有智能设备并且具备使用能力，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手机，都具备获取数字资源和使用数字资源的能力，我们应该关注到还有一部分群体，例如老年人或者偏远地区的部分人群，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

我们深刻地明白，数据是资源、数据是资产，数字经济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但是换位思考一下，某一群体没有办法享受和利用这一资源，在这个数字经济日益普及的社会，他们的竞争劣势可能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公平的社会不应该遗弃这些不具备数字化能力的弱势群体。

《致知100人》：针对这个问题，您觉得社会和企业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毛基业：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照顾到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弱势群体。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方面是给这一群体赋能，为他们提供智能设备和使用技能辅导，让他们拥有享受数字化服务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机构或者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在服务过程中，不仅要追求服务优化的最高标准，也要主动满足最低标准，甚至将特殊情况的满足条件作为组织服务的基本。例如企业网站的设立，在追求视觉美观、浏览便捷的情况下，也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友好窗口，以便使用落后、过时、低端设备的群体也可以享受基本服务。虽然这一群体的占比不大，但是这样的做法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是一个社会的良心。

《致知100人》：在未来的发展中，您觉得企业该如何平衡利益追求和社会责任承担这两者的关系？

毛基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企业发展目标一定会更加多元化，股东利益最大化将不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目标或者唯一目标。

在过去，企业还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的时候，企业的持续发展最重要；当未来企业有能力做更多的时候，企业就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它要兼顾到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福利，其中包括企业的用户、企业的员工、企业所在的社区。

整体来说，目前我们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还比较狭隘，我们对企业责任的关注与定义还停留在“哪里救灾，某企业捐了多少钱”等浅层面理解，但是随着企业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未来我们在社会责任认知和实践方面的考量将会更加多元化，我们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将不再局限于企业捐款数额的多少，而是从企业给社会带来的整体效应进行衡量，例如企业给它所在的社区带来了哪些福利，企业主动为社区或者社会做了哪些事情；企业为低碳减排做了哪些贡献，为当地文化古迹做了哪些贡献，员工是否有足够的获得感。

《致知100人》：最近互联网企业频频爆出的丑闻，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引起了公众对数字技术的质疑，也造成了公众对数字经济背景下市场失衡的担忧，您觉得这种担忧多余吗？

毛基业：我觉得不应该质疑数字技术，而应该质疑数字技术的使用方式，因为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可能由于数据技术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它的这种天然属性有可能导致企业利用自身所拥有的数据规模和信息干扰市场秩序，从而使市场出现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情形，这确实会阻碍社会的创新与进步，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其他力量来约束它，防止寡头垄断阻碍公平竞争。

客观来看，这种情况也存在两方面影响。在国内，头部企业可能会妨碍竞争，侵犯消费者的福利。但是在国际市场中，真正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还是这些头部企业。另一方面，这些头部企业确实营造了一个积极的创新生态，他们在进行市场扩张的时候，也在不断地进行市场投资，构建创新生态并且处于自身成长需求为传统企业赋能。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正确、客观的看待看数字经济的优势和劣势。

《致知100人》：目前来看，数字化转型成效比较显著的企业大多都是民营企业，你觉得民营企业在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毛基业：实事求是地说，最有创新活力和创新绩效的企业确实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对市场的敏感以及企业本身的创新机制，促使民营企业一直跑在市场发展的前沿，包括在数字转型方面，做得最彻底，最激进，最有成效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

从民营企业发展的领先性来看，民营企业在我国数字化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起到标杆作用和示范作用，能够为其他企业带去转型经验借鉴。

其次，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充当赋能者，为后进企业创造非常好的转型环境，提高我国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譬如华为，它在技术研发、业务拓展过程中，需要对接供应商。倘如后者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非常落后，无法跟上它的发展脚步，势必会影响到华为的研发效率和发展进程，为了企业自身的发展，华为就必须要回过头来帮助供应商进行系统优化，给它做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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