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我们到不莱梅去 | 未来荐读
“趴在床上，娜佳幻想父亲能被天使簇拥从天而降。或者像童话里许诺的那样，父亲沿着铁路走啊走，战胜了所有的怪兽，就能凯旋而归。一家四口紧紧拥抱在一起，活下去，或者一起逃离。”
我们到不莱梅去
郭爽
A面
柯尼斯堡
那天，父亲突然把孩子们叫到一起，给每人的衣襟缝了块写着字的布条。布条上写着孩子的名字、家的地址。“记住，如果我们不小心走散了，让大人们看这上面的字，一定要找到回家的路。”
很快，空袭轰炸就开始了。而家，无论是一家四口的栖居地，还是这座叫柯尼斯堡的古老城市，都在一天天衰毁。
第一次看见炸弹从飞机上掉下来时，娜佳还不知道它是什么。当房子倒塌、树木断裂，连她最崇敬的康德的雕像也被炸毁后，她开始瞪大眼睛捂住耳朵。
尤其在晴天里，飞机常常会成群结队地来。孩子们跟着大人躲进地下室，从透气窗看着飞机掠过屋顶，丢下一串串闪光的炸弹。黑烟与火光随之窜起。也有飞机间的厮杀，当有飞机被击落坠毁时，孩子们会拍手唱歌，高兴起来，完全忘记了危险近在咫尺。
父亲一辈子都靠铁路讨生活，即使在战争爆发的时刻，他也不得不离开家去外地铺铁轨。给孩子们的衣襟缝上布条后，他离开的那天跟往常并无二致，帆布包挂在肩膀上，里面塞满工具。毛呢帽子，旧大衣。挂着包的那边肩膀低一些，不快不慢往前走去。
哥哥还在院子用石子击打核桃树的果实，一击即中的时刻，青色的核桃“噗”一声闷响坠落。娜佳依着门框，数算着核桃的多寡。向阳的那面，核桃长得更饱满，即使在深绿色叶片的掩映下，也能数得一清二楚。很快，核桃树被炮火熏成一棵黑色的枯木。果实半埋进燃烧过的土壤，青色的外壳斑驳或不知所踪，露出还未完全成形的核桃硬皮。
这里曾是荣耀之土。这里，濒临波罗的海的海港城市，普鲁士人古老的定居地。这里，在柏林作为城邦崛起之前，一度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与文明的光灿之地。德语里，柯尼斯堡意指“国王之山”。
娜佳在书本上，在课堂上，在遍布城里的历史遗迹里铭记着这种荣耀。它属于条顿骑士团，属于波西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属于每一个柯尼斯堡人。
但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世界图景的构建与形成，总是从身边“与我有关”的伟大名字开始。像老师说的那样——我们拥有克里斯蒂安·哥德巴赫，我们拥有莱昂哈德·欧拉，我们拥有范妮·莱瓦尔德，还有——我们拥有伊曼纽尔·康德。这是让德意志人甚至世界文明都由衷地躬下身来竖起耳朵的名字。
对娜佳来说，这就是童年与家园的一切。当然，还有我们鼎鼎大名的肉丸子。白酱汁上撒满刺山柑花蕾，土豆配上大大的肉丸子！
除了肉丸子，伙伴们津津乐道的还有人工湖。低凹的水面，外围有长廊，在夏天，没有哪儿比这里更适合奔跑。在城里，还有数不清的城门——国王门、萨克海姆门、罗斯花园门、弗兰德门。就像一个个迷宫的入口！
所以你知道，柯尼斯堡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娜佳觉得，再没有别的地方更适合做自己的家乡了。
但战争爆发了。
城邦越丰沃，在战争中越快成为被凌虐的焦土。柯尼斯堡东临波兰、立陶宛、俄罗斯，也因此最早经受“二战”炮火的侵袭。
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大火烧了几天几夜。
市政厅，古老的城区阿尔茨塔特、克奈普霍夫和勒贝希特不复存在，位于其间的大教堂、城堡和大学均化为残骸。炸弹在教堂的青铜尖顶上留下黑色的烧痕，十字架倾颓、破裂，或者干脆倒在地上，无视人间悲苦。
孩子们缝着名字的外衣已肮脏破损，但父亲仍未归来。
大部分家庭开始计划逃亡。那时候，关于俄罗斯会全面入侵对纳粹德国施以“报复”的说法尘嚣尘上，直至引发了东普鲁士地区的全民恐慌。
炸弹从头上掠过，击毁马车、城堡、教堂，撕碎着柯林斯堡人的意志。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涌向邻近的港口城市但泽，希望从这里乘船往西边——更安全的地方去。虽然那些载着求生希望的船，似乎永不会来。
夜里，马蹄踏破结冰的道路，皮鞭在飞雪中扯出一声又一声脆响。柯尼斯堡从未如此安静，不，是沉默。似乎大家不过在屏气息声，担心死神率先嗅出自己的行踪。
趴在床上，娜佳幻想父亲能被天使簇拥从天而降。或者像童话里许诺的那样，父亲沿着铁路走啊走，战胜了所有的怪兽，就能凯旋而归。一家四口紧紧拥抱在一起，活下去，或者一起逃离。
只是，离逃亡的日子越来越近，幻想并未成真。
船来了。
关于让人类获救的方舟，及不可抗拒的洪水与灾难，自古以来就被记载、谈论与想象。上船要经历拣选，要与同是人类的诺亚相生相伴，而靠岸之日遥遥无期。在已知的无数关于逃亡的船舶故事中，生存与覆灭就是一体双生的连体婴。亦如逃亡本身的悖谬。
在比娜佳的声音洪亮得多、更为人所知的记录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关于这艘方舟的讲述至今作为“权威”的见证留存。
但泽，就是那个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等待船靠岸的港口城市，是格拉斯的出生地。1927年，这位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出生于此。
格拉斯的父母在但泽经营一个小商店，靠小买卖营生。这个冬天，俄罗斯人就要全面进攻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格拉斯远离父母身边，正在空军服役。他建议父母搭乘威廉·古斯特洛夫号逃往西部更安全的地方。但父母当时没有走。到了夏天，他们被攻陷但泽的苏军驱逐。
而从周边地区涌到但泽期待获救的人，逃亡的愿望更迫切。
这艘叫作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船日后将非常著名，而此刻，只是娜佳母亲不惜一切代价让自己和兄妹俩能攀附上的救生艇。必须往西逃。
甲板上密密麻麻站满了难民。有人在静静掰食碱水面包圈，掉落的碎末甚至面包圈上的盐粒还来不及捡拾就被海鸟叼走。娜佳觉得很饿。面包圈是冷的，并不会散发香味，但她就是觉得止不住地饿起来。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是一艘邮轮，与难民佝偻的身姿与愁眉不展的神情所应对的，是船身中间一个不合时宜的游泳池。此刻，泳池的边沿也坐满了人。一阵喧闹，一阵安静。母亲带着兄妹俩挤上船后，孩子们一人攥着一人的衣角，要连成不会被冲散的死结。
这天很冷，虽然人声鼎沸，但声音喊出来似乎在半空中就会被冻结，有一种诡异的静。娜佳与哥哥自觉地检查着胸襟前缝着的名牌，那几乎是他们能否与父母在一起唯一的凭证。
风突然大起来，甲板上的人缩手缩脚，也有人未免冻僵，开始跺起脚来。船开始鸣笛。呜——呜——呜——声音冲破了云层，也压制了鼓噪的人群。母亲突然从行李箱上站起身来。
“我们不能就这样走掉。”母亲说。
娜佳与哥哥怔怔看着母亲。
“我得等你们的父亲回来。”
汽笛声中，母子三人比上船时更艰难地攀越人群，要挤出一条下船的路，也许也是一条通往死亡之路。但母亲的决定如此突然而坚决，不容任何质疑。事后她告诉孩子，虽然父亲出门时间已经很长很长，而目前音讯全无。但她不能在不知他生死的情况下就离开。无论如何，她也要回去等丈夫归来。
上岸后很久，娜佳才松开了哥哥的衣角。由于攥得太久太过用力，衣服挤成一坨后的纹路深深嵌进了她的手掌，以至于松开后，手剧烈地痛起来。那些没有船票或因各种原因无法挤上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人，正把好奇或憎恨的眼光向他们母子投射过来。
哥哥不知是否站得太久太累，突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的羊毛袜子早已湿透，看不出是海水抑或汗水。母亲则一动不动看船离开，眼里涌动着泪水。
孩子们都没有说话，他们不能确定母亲到底怎么了。是因为他们失去了逃生的机会，或者是想到了不知所踪的父亲。
这艘娜佳母子三人最终没能登上的船，即将遭遇人类有史以来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海难。
而此刻，海鸟不过继续俯冲、滑翔，在熙熙攘攘的人头间贪婪捡拾食物的碎屑。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原本只能搭载2000人。但在东普鲁士的全民恐慌中，当天，超过8000名难民挤上了船。加上船上原本有的173名船员、918名第二潜艇训练师的士官及士兵、373名女性海军医护人员、162名受重伤的士兵，这艘船前所未有的超载。
就在娜佳、母亲与哥哥步履蹒跚，从但泽回到柯尼斯堡的途中，海难发生了。
这是1945年1月30日。早上，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离港，随行船只包括满载难民的汉萨号客轮和两艘鱼雷艇。但驶出港口后不久，汉萨号和两艘鱼雷艇中的一艘就发生了故障，中途返航，只剩一艘鱼雷艇负责护送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一前一后，一大一小，驶入波罗的海。
回家的路上，母亲给娜佳和哥哥一人买了一个碱水面包圈。哥哥把自己面包圈的一环掰了下来，交给娜佳，然后舔了舔沾在手上的盐粒。他说，他不饿。回家的路很长，娜佳知道，可能比他们一路逃向但泽更为艰难。
情势是在夜间突然变坏的。
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有四位船长，其中三位是民航船长，一位是海军船长。在决定航线上，四位船长意见出现分歧。海军出身的扎恩海军中尉建议把船驶向近海的浅水领域，并关掉所有灯火，以避免受苏军潜艇伏击。彼德逊总船长则持不同看法，认为应该把船驶向深水区。之后，当得知德国扫雷舰正迎面驶来时，彼德逊决定开启船上红绿两色的导航灯以避免相撞。但这个错误的决定使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在夜间海面暴露了自己。
黝黑的海上，苏军S级潜艇S-13避开了德军的侦查，冒险驶到但泽湾找寻建功的好机会。果然，很快发现了打着红绿导航灯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这是1945年1月30日。这一天，希特勒上台十二周年，正举办纪念日庆典。而就在当天晚上九点，希特勒在电台上发表演讲完结不久后，苏军潜艇向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发射出四枚鱼雷。
四枚鱼雷分别以俄文写着——“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为了苏联人民”、“为了列宁格勒”。
除了“为了斯大林”卡在了发射管、没有发射成功外，其余三枚全部命中目标。
黑夜的海上，一阵火光与轰鸣后，成百上千人的呼喊与啸叫汇聚成最可怕的声音，连巨浪之声也无法令之止息。
而娜佳一家，正缓慢行进在但泽回柯尼斯堡125公里的路途中。面包圈在嘴里留下淡淡的啤酒味道。
爆炸点附近的乘客即时丧命，挤在游泳池边的女性医护人员全部死亡，而船上其他乘客都听到响亮的爆炸声。随之而来的，是近万名乘客的失魂逃窜。
这是一月，波罗的海的平均水温是摄氏4度，但那天特别的寒冷，气温在摄氏零度一下。海面有浮冰。
难民涌向救生艇，争夺救生衣。混乱中，好些救生设备掉下海去。有些人被涌入的海水溺死，有些是因为发生恐慌时在楼梯里或甲板上遭踩死或压死，也有些乘客跳进冰冷的海水里冻毙。孩子们尖叫着哭起来，有一些孩子因穿上不合身的成人救生衣，在水中头下脚上，最后溺毙。
事发15分钟后，跟随着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鱼雷艇赶到，并尽量把生还者救起。而本身载着1500名难民的邮轮希柏上将号，接到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受袭的讯息后，仍然选择继续冒险救起海面上的生还者。
尽管如此，被三颗鱼雷击中仍是不可挽回的事实。
50分钟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沉没。
这艘死亡人数比泰坦尼克号多六倍的难民船，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希特勒的帝国正在崩溃。苏联飞机盘旋在空中。希特勒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造成人类空前的苦难，一切以复仇之名的屠杀，都获得了残酷的默许。
浮冰不语，只作见证。
“我虽行过死荫之地，却不怕遭害，因你与我同在。”
娜佳祈祷，不断地祈祷。她盼望父亲回来。母子三人回到了城里后，很快得知沉船的消息，惊魂不定。
但父亲迟迟没有出现。
出现的是如传言中来“复仇”的苏联军队，迅速攻陷并占领了柯尼斯堡。
在从但泽回家的路上，有一段铁路被封锁了。母亲带着孩子沿着铁轨边的小路往前走。来来往往的是些跟他们一样逃亡的人。大家的面容都晦暗而沉闷，步子都沉滞而迫切，似乎心里的应许之地都有一个确切的名字。但又都被这块绝望的土地牢牢吸附着，无法抽身离去。
所以，当那个牵着奶牛的男人出现时，娜佳产生了强烈的幻觉。那并不是一头真的奶牛。它没有乳房，也没有天然的黑白斑纹。它的黑色皮毛上，被人用白色的颜料拙劣地画上了过于规整的圆斑。你甚至可以数得清，那些玩笑一样的圆斑的数目。奶牛，不，牛路过娜佳身边时正在反刍。鼻息里喷散出草的味道，有力，蓬勃，带着湿润的暖意。娜佳瞪大眼睛看向牛的眼睛。与牛的沉默黯哑不同，牵牛的男人亢奋地唱着歌：“我的伙计，你的力气大如山，你的乳汁甜如蜜……”这头瘦牛在他的歌声里就是这世界最强壮多产的奶牛之王。不少人被他吸引了目光，以为他是卖艺的艺人，但看了一会儿后，发现这男人既不翻跟斗，也不会更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就那一句。大概是疯了吧。人们于是退避不及。
娜佳却不断回头。她看见了奶牛的世界和牵牛男人的秘密。他用歌声编织出了一个真正可以逃亡的出口。娜佳想跟着他走进去。
一个真正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父亲出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征兆。
已是4月，苏军的攻势排山倒海，德军的溃败已如定势。很快，柯尼斯堡德军司令奥托·拉施宣告投降。太多人死去，如果按照日后官方的统计数据，城里军民死亡总数超过了四万人，更有超过九万人被俘。
幸存的12万人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娜佳母子三人，就属于这幸存者数字中的三个。
这天，母亲在院子里晾衣服。在挂起第二件衣服时，一个男人的身影在布料与风之间闪动。那是怎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呢，消瘦，苍老，原本只是有些塌陷的右侧肩膀现在已经完全塌陷了下去。他看过来，寻找她的眼睛，安然交接。
母亲异常的平静。都没有死。孩子们还活着，虽然面黄肌瘦。她还活着，虽然看起来已像一个老妇人般羸弱。他也没有死。
食物已经没有了。柯尼斯堡也没有了。房子毁掉了三分之二。邻居与朋友四散。只剩活着一件事。
父亲与母亲静静拥抱在一起。大人没哭，孩子们哭了。
此时城里已没什么人气了，走在路上，你几乎遇不到其他活物。偶尔一只猫，或者三两成群觅食的狗。狗的眼睛带着血红，散发恶劣的臭味。在夜里，整座城就像废墟，阴影与阴影之间，显得尤其狰狞。
想着战争开始前就夭折了的两个弟弟，娜佳竟生出几分羡慕。
柯尼斯堡张开嘴，一些生命被吞进去，再来，再吞进去。波兰人，匈牙利人，都是犹太人。被关押在柯尼斯堡的集中营。只是苏联军队毕竟打过来，这些人又被成批地运走，移送到桑比亚半岛。最终，他们在帕尔姆尼肯被处死。而那些为关押他们而修筑出来的集中营，就变成了德国难民和苏军俘虏在柯尼斯堡的新住处。
逐水而居般，娜佳一家搬出了几近倾颓的旧屋，紧靠难民营住下。食物是唯一还有价值的东西。父亲尝试开垦出一片小小的菜园，把土豆切成小块种下去。甚至，多少能种出一些蔬菜来，虽然远远填不饱肚子。
父亲佝偻着背挖土豆的时候，栅栏背后的难民营总有眼睛盯过来。是那些脸色比土豆的青皮更青更硬的苏军俘虏。父亲捡起一两个土豆，隔着栅栏递给他们。
饥饿的折磨下，最痛苦的是哥哥。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每天饿得头晕目眩。
一天，他跟娜佳说，我们一起去找吃的，好不好？
他们先是在城里晃悠。哥哥很擅长辨认方向，他能指出维斯图拉湖在哪边，大教堂（已被炸成废墟）又在哪里。几乎没有所获。走得太远，两人筋疲力尽，只能扯蒲公英的杆嚼一嚼。
哥哥说，在国王门，有奥托卡一世、阿尔布雷希特和腓特烈一世的雕像。
娜佳问，他们会守护我们吗？像守护天使一样。
哥哥把手中最后一根蒲公英的杆递给她，说：“他们不会。”
在城里像没头苍蝇一样转了好几次后，哥哥终于发现了一个可能找到食物的办法。柯尼斯堡是德国东部的交通要塞，火车通往克莱佩达、波列斯克、泽列诺格拉茨克、蒂尔西特和但泽。车进站时要减速，或者会停下来，装货卸货。两人就这么跳上车去，在根本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往外跑。
空气已经开始暖和起来，但早上或者夜晚，还是冻得慌。哥哥弓起背，像伞，像蘑菇，像屋顶，像盾牌，从风中割出一个人形的通道。娜佳就躲在这里面。
只要离开，只要离开柯尼斯堡，总有办法找到吃的。那些荒废的农田里，刨一刨总有土豆。或者被遗漏的麦粒。
那天，娜佳跟哥哥不小心上了部快车，开了很远很远才停下来，他们下车找食物，再想方设法回到柯尼斯堡时，已经是几个星期之后了。那些捡拾来的麦粒，几个发育不良的胡萝卜，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早已被咀嚼过度再吞咽得一点不剩。娜佳的头发已经结块，发臭，但身体光溜溜，没有虫子来要寄居。到底是怎么回去的，娜佳似乎模糊、删除了这段最恐惧的记忆。只留下哥哥沿着铁轨跑，要找到一个缺口的身影。哥哥的肩膀跟父亲一样不平整，用力跑起来时，手臂和腿像要从四面八方拉开这个身体。
母亲与父亲重逢时没有哭，见到哥哥与娜佳出现时，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母亲已经瘦得两颊凹陷，如此剧烈的哭泣让她的整个身体如冬天的枯枝一样摇摆起来。
被占领的时光过得异常缓慢。一度，柯尼斯堡被苏军更名为基奥尼斯堡。1946年7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早期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米哈伊尔·加里宁逝世，柯尼斯堡因此更名为加里宁格勒。古城从此失去了德意志的名字与身份。那些曾荣耀娜佳的荣耀。
在那些开往远方、目的地不明的火车上，娜佳常常祈祷。她握住哥哥的手，兄妹俩紧紧靠在一起，同声地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而这样每一次的“出逃”，并不能给两个孩子带来自由。他们知道。
在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里，德国东部被苏军占领后一片狼藉。《蚂蚁大道》这一章里，苏军开进但泽地区，强奸和暴行。《在货车皮里长个儿》这章里，德国人在不久之后遭到驱逐，乘货车逃难，难民在货车上遭到抢劫。后来，君特·格拉斯又写了小说《蟹行》，以维廉·古斯特洛夫号海难为事件，讲述苏军驱赶前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和一千多万人逃难的事。
娜佳还是个孩子，孩子看不到这些。或者她看到了，但那又如何。她只是记得，城里讲波兰语和俄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苏军占领三年后，柯尼斯堡的德国人已不足三万。对这些人，苏军的做法是，要么被遣返至盟军占领区，要么发配至西伯利亚古拉格。
只有一点土豆可吃的日子也继续不下去了。
娜佳一家踏上了遣返之路，他们将逃往汉堡。后来，娜佳知道，去西伯利亚的人，一大半都死于疾病或饥饿。
旁白
娜塔莎
一个寻常的星期五。每个星期五，妈妈都需要回公司上班——她在一家进出口公司负责货物检验工作。是汉堡这座港口城市常见的工种之一。所以，在这一天，我都会跟外婆和外公一起度过。
我的外婆名叫娜佳，外公名叫汉斯。
通常是这样，上午放学后，外公外婆就去接我。他们把红色的小汽车停在学校门口的停车道上，然后坐在车里等我。一下课，我就会走出来寻找红色小汽车。然后，三个人就一起回到家。
外婆负责做午餐。我最爱的食物是煎饼，所以，外婆在这一天通常都做煎饼。面粉加入黄油和牛奶，在平底锅里摊成香喷喷的煎饼。再浇上苹果糖浆、草莓酱。三个人，我、外婆与外公，就这么围坐着吃全世界最美味的食物。
外公是汉堡人，说标准德语，用词准确清晰。而外婆说话则随意得多，叽叽喳喳个没完。吃完午饭，外公通常都会去打个盹。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他一辈子都是建筑工人。而做了一辈子清洁女工的外婆，也退休了。两人的星期五，都完全属于我。
午睡时间，外婆和我可兴奋地睡不着，刚吃完煎饼的能量还足着呢，我们就好好地玩起游戏来。
外婆是个想象力十足的人，看似平常的家用物件，在她的描述下，都会变成另一样新鲜东西。比如这天，她拿起熨衣板，往我面前一放，说：“售货员小姐，请问你有糖果卖吗？”熨衣板一下就变成了柜台。
我站在“柜台”后面，开始一件一件地出售想象中的小物件。外婆扮作一个挑剔的顾客，常常对售货小姐提供的物品不满意。于是，我们就开始细致地描述想象中的物品。颜色，形状，摸起来的质感，闪闪发光或者有高雅的花纹。
也许就是这些时刻，我看见了那些并不真实存在的东西。我拿起它们，一件件递到外婆手里。她开心极了，空气被勾勒出钻石般闪光的线条，是一件件我们用语言“变”出来的好东西。
外公醒来后，我们三人会一起吃饼干或者蛋糕，外公和外婆喝咖啡。但我与外婆之间的游戏并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聊着想象中的世界与人物，比如，“隔壁搬来了一位漂亮女士，你发现了吗？”“一个像屋子一样大的草莓蛋糕，你看见了吗？”
说着说着，当外婆和我都有点累了的时候，就会拿起童话故事书，进入那些古老、经典的想象中去。
你还是个孩子时，可曾想过，今生会去最远的地方在哪里？又可曾想过，会遇见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
那时候，我总是缠着外婆要听故事，而在一本又一本的童话书中，我发现，外婆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不莱梅的乐师》。没有灰姑娘的水晶鞋，没有莴苣姑娘的金发辫，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几只因年老体衰而失宠的动物。他们不服气，要去寻找生命的新价值。每次，他们大闹强盗屋的情节都能逗得我“哈哈”大笑，但我其实不明白，外婆为什么特别钟爱这故事？
我知道四只动物的结局是在一个美好家园里快乐地活下去。但家园不就是我们眼前可见的这所房子吗？有什么特别。
自然，我太小了，小得不能理解这个童话的含义。很多小时候听的故事，我们都需要阅历与时间，才能真正地了解。
四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动物——驴、猫、狗、公鸡。都是家禽家畜，为主人服务了一辈子后，终于，它们老了，不再被主人喜欢和重视。驴子最先决定要去寻找新生活，他想自己可以去不莱梅当音乐家——为什么不呢？走着走着遇到了狗，他鼓励狗说，你是老了，但你可以打打鼓。后来又遇见了猫，他说，走吧走吧，我们一起到不莱梅去，你会奏夜间的音乐。又遇见了公鸡，正在被主人宰杀前大声喊叫。驴子说：“你同我们走吧，我们到不莱梅去。你无论到哪里，总比死好一点。”
故事最妙的地方是，四只动物走到一半，遇到了改变他们命运的事。在森林里，他们发现了一座强盗屋，那些为非作歹的强盗正在里面胡吃海喝。四只动物想出了一个吓唬强盗的办法，他们叠罗汉，狗站在驴背上，猫站在狗背上，公鸡站在猫背上。他们叠罗汉的影子映在窗户上，再加上齐声乱叫，把强盗吓得魂飞魄散。后来，强盗们壮着胆子回来想夺回屋子，但被动物们又教训了一次。他误把猫眼当成了燃烧的煤块，就擦了根火柴像点燃，结果被猫爪狠狠抓了脸。当他捂着脸往外逃时，绊到了门口躺着的狗，狗狠狠咬了他一口。再往外逃，院子里的驴子被惊醒了，狠狠踢了他一脚。他尖叫着吵醒了公鸡，公鸡打起鸣来，突如其来的尖利声音让他吓破了胆。
就这么，四只动物只是从属自己本性的行为，却让强盗再也不敢上门了。外婆最喜欢这个故事的是结尾的那句话：“四个不莱梅镇的音乐家住在那里，非常高兴，不要再往别处去了。讲这个童话的人现在还活着呢。”
外婆第一次讲《不莱梅的乐师》的故事时，告诉我，看哪，动物们本来因年老被主人抛弃，怀抱希望要去不莱梅成为音乐家。最终，虽然没有去成不莱梅，却也有所归宿。“这个故事是多么甜美。”外婆说。
直到长大到可以一个人呆在家里，也就是十一二岁，我都跟外婆共度星期五。这些星期五里，我们玩游戏、读童话。长大后，你知道，我现在是一名认知心理学的博士生，我渐渐明白，这些我们相互陪伴的时光，是对外婆过于艰难的童年的偿还。政治、历史、战争这些让人苍白渺小的大事，我们不怎么说，我们只在意馅饼、游戏、童话，喜悦与陪伴。
“那些静默的祈祷。”外婆说，所有的故事里都有声音在场。
“什么是静默的祈祷？”我问过外婆。
“那些不知是否被应许的祈祷。”外婆说。
B面
汉堡
从柯尼斯堡坐船到达汉堡的那天，是个星期天。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一家人下了船后，沿着码头走了走，就遇见了鱼市。沿着岸边，一辆辆车撑起阳伞和雨棚，三文鱼的头立在案板上。
鱼市每周日一次。这天也没有什么不同。鲜红的有纹路的鱼肉，银白色的光滑外皮，黑白分明的眼珠，一排排洁净锋利的牙齿。人类的主要肉食种类之一，就这么摆放在案板上，等待交易、拣选、烹制、吞咽。鱼废弃的内脏与边角散发出浓重的腥气，引来红嘴海鸥与黑嘴海鸥毫不躲避地从人头顶飞过，像要撞出一条加冕之路，宣布它们对人类的嘲讽和对鱼类的权威。
下船后，登记身份时，每个人需回答如下问题。无论这一船人看起来如何像是战争的残废品——老弱病残为主，长长的队伍里间杂一两个成年男子。
名字。
年龄。
男性还是女性。
婚否。
职业。
有无书写能力（是不是文盲）。
来自哪个国家（不少人号称自己是某国人但看起来听起来都不像）。
种族。
最后的定居地。
在汉堡有无亲属。
是否曾入狱，进过集中营，或者疯人院。
身体有无残障或畸形。
有无可辨认的身体特征（伤疤，胎记，纹身）。
……
娜佳的登记表上，也盖上了钢戳。至于这些问题，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她只是像被罚站一样，拘谨地站着，从嗓子里抠出一些词来回答那位问话的先生。
战争期间的折磨毁坏了母亲的身体。在安置难民的定居点，母亲躺了下去，此后经年不再能起来。父亲也不过在硬撑。大人们的脸上都罩着一层灰色，混合了绝望与屈辱。可能他们知道的事情已经足够多，记忆力已经足够好。无论如何忘不掉。
不种不收的日子里，人并不能如天上的飞鸟般不为明日之事忧虑。相反，定居点里充斥着父亲的责骂，母亲的眼泪，孩子们的嚣叫。或者父亲的嚣叫，母亲的责骂，孩子的眼泪。食物固然有，床铺固然有，屋檐固然有，生存却前所未有的艰难。比战争期间更艰难，那时死神在身后追赶你至少发自本能地想要逃。
而在这里，连德语听起来都那么陌生的地方，还有什么。
一些真正丑陋的事登场。比如那个在交换食物时总是耍滑头的男人，就叫他K吧，面包、黄油、牛奶、香肠，总是缺斤少两。但那些比他高大、正义、勇敢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不过在一个傍晚，围成一圈，让这个矮小的男人猴子一样爬来爬去，“鸡是什么，告诉我们鸡是什么”。K蹲低了身子，像俄国人的舞步一样贴着地面行进，双手在身体两侧鼓动。嘴里“咯咯咯”叫着。“下个蛋啊，”人们喊。他把屁股冲上，高高翘起，五官紧缩，像是双手合十捧住的那团圆形的空气，真从他的身体里诞生，真给他的屁股带来了痛苦。再后来，人们不满足，让他一件件脱掉衣服，像铁笼后的猴子，脖子上捆着锁链，无耻地展示着与脸一样红的阴部。为什么那么红，不过是因为被抽打得厉害。
娜佳的眼睛被哥哥捂住。
军装，制服，注射器。床单，毯子，热牛奶。恐惧与安适之间，是长长的灰色通道。编号，印章，消毒室。或者肥皂，清水，一碗热汤。这前后两种的对比，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只要想起它们，每一个从这场瘟疫中趟过的人都会呼吸急促，不能安息。精神上的伤疤——有人这么总结归纳。
娜佳跟哥哥继续在城里游荡。几乎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游戏。
内湖，外湖，圣彼得大教堂。河道纵横的汉堡陌生、强硬。海水蒸腾出的水汽让建筑和天空都变得雾蒙蒙的，无数的桥，架在水上，架在陆地上，架在建筑与建筑之间。幽深的河道里，水并不干净。
娜佳想起柯尼斯堡，犹如一块琥珀。古老的树脂沉入地底，凝结蜕变而成矿石。
而汉堡，是一块铸铁的船锚。人们向喷泉里投下祈愿的钱币，再随船驶入大海，或冀望的乐土。
来汉堡的船上，有个男人看起来格格不入。首先，他只有一个人。连上那顶破呢帽在内，他也算不上拥有他者。虽然，呢帽被他时不时从头上摘下来，拿在手中揉捏，就像一个活物。即使每个船上的人都看起来又脏又穷，但他脏污和衰败的程度仍触目惊心。手指像沾染了石油再被风干，漆黑油腻，指甲几乎都不见了，秃秃的手指像未发育完成的动物。就这样，没有人靠近他。保持着安全、节制和几分蔑视的距离。他却突然说起话来。背诵了一段《圣经》里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然后，鱼突然从他的嘴里跌落下来。
他曾是个鱼贩，在战争开始前。不是港口前把鱼冲刷干净、排列整齐，等待人们闲逛着用篮子拎走它的那种买卖。而是在邻近俄国的村庄里，把鱼串起来，搭在肩膀上叫卖。那边的人不吃腌过的鱼，所以鱼就这么一条条从嘴巴处被串起来，贴着他的前胸和后背。走的脚程越长，买鱼的人越少，鱼就越发地生气，发起臭来。他也就开始咒骂这些鱼——就算我把你们的嘴打了孔，就算我往你们的鳔里注了水（用针管打进去，鱼会重，而且看起来肥美极了），就算我让你们干巴巴地行进在林间远离了水，但你们死得其所，去喂饱孩子和女人，老人和傻子。填进他们的肚子，你们去天堂。所以——别那么把你们的臭嘴对着我嚷嚷。
鱼的嘴自然不会闭上。
他当然是个骗子，可又做不得大恶。那天，就剩下最后两条鱼了，一条过分的大，一条又过分的小。似乎吃下去，嘴里要么是脂肪要么就是骨刺。他走到一座木屋前兜售。包黑头巾的女人出来，手指戳了戳鱼。三个小男孩也跟着出来，看着鱼。我们没有钱，女人说。拿东西换也可以，他说，指指耳朵、手指、手臂这些可能戴首饰的部位。女人说，我没有，我丈夫死了，只有三个孩子。他像惯常的那样，面对孤儿寡母的弱势，直接走进厨房，拉开柜门，掀开桌布，搜寻他们尚有交换价值的东西，然后做个漂亮买卖。女人牵着孩子，站在厨房门口看他。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他突然愤怒起来，大声责骂女人，你这个婊子，什么都没有，还想买我的鱼。你知道什么是买卖？孩子不明所以地哭起来。这里大概不是第一次冲进他这样的人，男人，统治者，法西斯，脸上挂着有形和无形的靴子，只想索取和褫夺。
女人说，我真的没有钱。
他抓过一只平底锅，摔打着桌子、门、灶台，让整座房子都“嗡嗡”作响。灰尘大簇大簇地跌落。女人和孩子看起来就要被拖进地狱。
他卖过的所有鱼开始啃噬他的身体，像接到了不容置疑的指令。鱼群呼啸着碾压过他，让他的灵魂碎成比玻璃渣更细更硬的颗粒，再不能粘合。
娜佳猜，他最后把那两条鱼扔了下来，从肩上摔在了厨房的桌上，夺门而逃。或者，他也可能殴打乃至杀害了母子三人。或者，他只是这艘船上诸多濒临失常的人一样，要用一个疯狂的故事来消解自己，融化耻辱。谁知道呢。
只是在船上，他不断大声向天空祷告。呼求着耶和华万军之神的名，一遍又一遍。
所以人们说，他疯了。
母亲去世的那天，汉堡下起了雨。
初春，雨从海面上过来，又湿又冷。娜佳、哥哥和父亲并排站在墓园里，听牧师祈祷。送葬的人打着黑色的伞，从天空看下来，是环绕着墓坑长出的一朵朵黑色蘑菇，在风中点头。祈祷词随着雨滴，一个一个打在母亲的棺柩和即将埋葬它的泥土上，很快消失不见。
到汉堡时，母亲病了一年多，在病床上躺着起不来。社工上门来勘察（那时一家已从暂居点搬到了离圣彼得大教堂步行20分钟距离的居民区，红砖外墙的排屋），坐在木箱子上问父亲话。
鉴于您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状况，我们建议将两个孩子暂时送到儿童之家。社工穿一件粉色毛衣，紧紧勒在发胖的身体上。
看在上帝份上。父亲咳了又咳。
看在上帝份上，这样孩子起码能吃饱，你也能照顾好夫人。
父亲环顾了这个被称为“家”的地方。俯下身握住母亲的手。
看在上帝份上。
娜佳和哥哥被社工带到了儿童之家。自然，并不是所有被叫作“家”的地方都是家。
如果对日子数算得足够清楚，你会知道，这是1950年，德国已战败。
柯尼斯堡被划归苏联领土。城市开始重建，作为苏联最西端领土，更名为“加里宁格勒”。被更换的不止是名字。
天气好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娜佳和哥哥从儿童之家跑出来，像当年他们爬火车远离柯尼斯堡一样，他们用双脚尽可能地往外走。轮船停泊在港口，建筑都是红砖外墙。
儿童之家的保姆总是把东西量化。做得好，奖励一颗糖。做错了，罚站半小时。牛奶喝完必须舔干净杯沿。做操每天一次，每次半小时。娜佳远远地看着哥哥，知道家绝不是可以量化和数算的样子。
母亲一生只做过一份工作——家庭主妇。对她来说，家园就是厨房的炉灶、熨烫平整的衣服和床单、秋天自家制作的橘子酱。而她信任和依赖的，从求生的船上决然离开的勇气，都被衰弱的身体毁灭了。
母亲葬礼上，娜佳跟哥哥并肩走出墓园来。哥哥，当年为了填饱肚子冒着危险去跳火车的人，在回答她“想不想柯尼斯堡”的问题时说，“很少想。亲爱的，我们在那里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哥哥的头发已经白了。
可是她总觉得，哥哥的某一部分，母亲的某一部分，她自己的某一部分，是留在柯尼斯堡了。想想父亲隔着栅栏递给苏联俘虏的那些土豆。那只疤痕累累的手。这些不会存在于汉堡。也不会存在于加里宁格勒。
娜佳读了一阵书就退学了，开始做清洁女工养家。
每天，她到不同人的家里去给人打扫清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可以很亲近地跟人交往，进入一个个家庭，也许是这份工作最大的长处。
汉堡是个兼容并蓄的城市。住在这里的似乎人人都怀揣故事。
比如，一位独居的老太太，是从奥地利的乡下移居到汉堡的。“一打起仗来，农民就没地种了。但谁能想到，汉堡……”
另一位老先生，原本世代住在德国南方。1848年革命爆发，他的祖父跑到汉堡来，做了记者。而这位老先生现在也还在印刷厂工作。
还有一对犹太夫妇，纳粹统治时从德国东部逃到汉堡，打算从这里乘船去美国，但丈夫突发重病，两人去法国藏匿下来，战争结束后回到汉堡。
在种种逃亡的故事中，她发现，从原属德国的领土上被迫迁徙的人，最沉默。或者是，他们的声音最不被重视。人们把这看作是惩罚，是代价。
哥哥和她双双辍学的结果，是两人都只能干体力活。她做清洁女工，哥哥做建筑工人。但她天生聪慧，喜爱阅读。雇佣她打扫屋子的主人们知道她爱读书，就时不时送她一两本。他们带着几分仁慈与怜悯送书给这位年轻的清洁女工。通常都是宗教小册子，偶尔也会有童书。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当然还有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读的故事越多，她禁不住越要想——为什么故事有魔力？为什么她会切切地相信那些故事？小时候，在柯尼斯堡的时候，母亲总告诫她要祈祷，她也祈祷了。祈祷，带来的好的事，也带来了无法预料的事。但祈祷是诉说，是相信之后的诉说。而故事是倾听，是倾听之后的相信。她常想着这些，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逾越了自己的身份，一个清洁女工，可笑啊。但更多的时候，那些不需要想任何人解释的时候，她觉得满足并快乐。只要能阅读，就足够快乐了。
她试图在故事里找到对家园的回应。家园对人类来说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水草丰茂的乐土存在？如果永久地失去了家园，人是不是就缺少了什么？失去的家园会在别处重生吗？
这些问题让她既亢奋又沮丧。固然，她流离失所。但那些留在了故土上的人，却也被从这个国家分裂出去了。他们的家园又还是家园吗？尤其有一天，她震惊地得知，加里宁格勒，也就是她永远的柯尼斯堡，居然出产一种叫“东德马克”的啤酒。她有点伤心。
1962年，易北河洪水淹没了汉堡。他们家的房子地势较低，被淹了个底朝天。在救助站里时，见到了这个城市最多的异乡人。葡萄牙人聚在一起，还有长相容易辨认的土耳其人，也有为数不少的波兰人。一个紧挨着他们坐下的混血家庭，父亲德裔母亲亚裔，则是曾常驻远东做茶叶生意的商人。那时娜佳已经生下了女儿，抱着女儿坐在满地狼藉中时，常常回想起父母辛苦抚养他们兄妹三人的那些日子。那些她和哥哥从土里跑出来的根茎芽块，母亲总是煮得软软的让他们吃掉，自己不吃。
而在很多年后，当她给女儿的女儿，也就是她亲爱的外孙女娜塔莎讲故事的时候，外孙女问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故事，她终于能回答：“是因为那些静默的祈祷。”
那些在结冰的海面上挣扎浮沉的灵魂，那些在炮弹与轰炸中被燃亮的脸庞，一个个消失了的，不再被记得的生命。他们若能诉说，一定会说出自己的故事。而故事的开头，一定是——我记得……
外孙女问她为什么喜欢《不莱梅镇的音乐家》，她说，这是个多么甜美的故事啊。他们不仅一鸣惊人，还半途而废，可就算这样，他们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就像生来就属于此地，就像从没有离开过。
刊发于《作家》2017年第1期，原题《家园》
郭爽
郭爽
郭爽，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做过记者、编辑。出版故事集《亲爱的米亚》（2013）。小说、非虚构作品刊发于《作家》《山花》《上海文学》等。2015年获“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赴德写作。现居广州。
梦中的塞巴斯蒂安
作者：[奥]特拉克尔
译者： 林克
定价： 16.00
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
出版年： 2010-01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诗经·小雅·何人斯》）——对我们而言，这中国君子（最早的汉语诗人）的原初精神感觉是远古的漫夜，深邃得有如——借用特拉克尔喜欢的语词——“纯粹的蓝色”。面对这已然如蓝色灵光的远古精神感觉，现代诗人若有所失，难免会寻问属于自己的——亦即现代的所在——死亡。如果死亡属于人，“不愧于人”则不够，应愧对死亡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27岁的现代德语大诗人特拉克尔在战争前线因服毒过量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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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吴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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