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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安得幽闲：赵孟頫的五十五岁
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9427字，阅读约40分钟
《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思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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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来宦途不再，岁经涉万有余里，游已倦矣！安得幽闲之地，葺一容膝之斋，其中惟竹与菊是植，终日燕坐，诚可乐也！”当年，赵孟頫书《止斋记》，写到这一句，想必也是心有戚戚焉。那一年是至大元年（1308），赵孟頫五十五岁。
赵孟頫书《止斋记》（局部）
《止斋记》由“东平段从周记，吴兴赵孟頫书”，主要记录了“止斋”取名的过程和这一名称蕴含的止之道：“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赵孟頫这卷行楷墨迹，主要以楷法呈现，或疏密或开张，或揖让或顾盼，纵横雄逸，墨色沉着，潇洒逸兴。点画之间呼应紧密，笔划气势连贯。笔法娴熟圆润，字形俊秀隽永，笔笔谨守法度，形意结合，每一个字都充满活力，体现了他极深的行楷功力。前一年（大德十一年，1307）闲居在家的赵孟頫作《赵氏家法笔记》，详论书画要旨，55岁的他无论书画实践，还是书画理论都日趋成熟。
那么这个止斋主人又是谁呢？止斋，“受事九郡”“官三品”“其风概严而不猛，待人和而不流。有犯，恻怛以处之，毋贷”，说明他是监察刑狱方面的官员。止斋官声很好，且被皇帝看重，正所谓“公精力未衰，中外属望，方期大用，膏泽天下，岂容止乎？”止斋尊法孔孟，应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官员。至大元年（1308）止斋“行年六十”。综合目前的史料，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只有对赵孟頫有知遇之恩的程钜夫（1249-1318）。大德九年（1305）八月二十五日，赵曾为程钜夫书《晋锡堂记》，落款谦称“门生赵孟頫书”。
程钜夫行书墨迹《薄云之谊帖》（局部）
其实，程钜夫仅年长赵孟頫五岁，却长期影响着赵孟頫。在《雪楼先生画像赞》中，赵孟頫称程钜夫“胸吞云梦”，是“一代伟人”。纵观赵孟頫人生的几次转折：世祖朝入仕、斗桑哥后外放、武宗朝时回京、仁宗朝的亨通，无一例外都和程钜夫密切相关，两人官场的起伏基本一致。延祐三年（1316），程钜夫致仕，赵孟頫擢升至程钜夫的官位。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且姓名可考者，只有程钜夫、赵孟頫他们俩。
无论是朝廷、江南，还是赵孟頫家庭、个人在大德末年都“否安耽”。“安耽”在湖州方言的意思就是没有事体，亦可理解为安心、安宁、安逸，“否安耽”就是摊上事了。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崩。五月，海山至上都即位，是为武宗。六月，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此时，江南正遭百年未遇之饥荒，随之而来的还有“疫疠”。大德十年（1306）赵孟頫因“疡发于鬓”，生死系于一线，只能告病闲居。至大二年（1309）初，赵孟頫最疼爱的幼女，也未能逃脱那场席卷江南的疫情。
五十五岁的赵孟頫受程钜夫所托书写《止斋记》时，其实正在彷徨中寻求出路。几个月后，据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记载：“除扬州路泰州尹，进阶中顺大夫，需次于家。”《元史》则只言“未上”，原因就是“需次”。“需次”指官吏授职后，按照资历依次补缺。赵孟頫从至大二年需次到至大三年，如果不是皇太子遣使来召，恐怕还会“需次”下去。至大三年（1310）九月，时隔十五年，赵孟頫决定再次远役大都，真是安得幽闲哦！
五十五岁的赵孟頫，还有一件传世的经典书法巨作《张总管墓志铭》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此卷是赵孟頫中、晚年期间书风改变过程中的佳作。其用笔一丝不苟，体势方阔开张，点画锋棱俱见，一变以往秀润隽永、柔和清婉的特点，而追求刚劲端严、骨力洞达的艺术效果。这既是其审美标准从姿媚圆活转向刚健挺拔的调整，更是刻意经营笔酣墨畅、健骨丰筋风格的书法实践，既具大楷沉着刚劲之气，又有小楷秀逸灵动之姿。书家应他人之请抄录墓志，无需书写具体的安葬日期，赵孟頫存世的诸多墓志铭都可以印证这一惯例，但赵孟頫在《张总管墓志铭》卷末原本应该空缺的日期处误书“至大元”，恰好说明此墓志就写于至大元年（1308）。
《张总管墓志铭》卷前赵孟頫所署官衔为“集贤直学士、朝列大夫、前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一个“前”字，表明此时的赵孟頫已辞去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一职。查现存赵孟頫作品所署官衔，署款“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最晚年款为大德九年（1305），最早署款“前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是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的《棣州三学资福寺藏经碑》，不见大德十年年款官衔作品。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赵孟頫辞官应在大德十年（1306）。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赵孟頫辞官，是因为其时赵不幸“疡发于鬓”，身染重病。
人食五谷杂粮，怎能不病。但赵孟頫一生中病得最严重的，要数大德、至元之间的这一次。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民瞻十札·疡发于鬓帖》，单国强先生根据元贞元年（1295）赵孟頫“病辞”分析，认为此贴应在这一时期。但元贞元年，管道升才34岁，赵管二人新婚不过六年，就直呼管为“老妇”？似乎不合常理。徐邦达先生通过艺术风格的变化，判断其书写年代在大德、至大之间。王连起先生主编的《赵孟頫书画全集》也把《疡发于鬓帖》列为“约大德十年左右”。该札运笔劲峭，洒脱飘逸，整篇洋溢着清劲爽朗之风韵，但叙述的却是十分严重的病痛：“不肖自夏秋来，疡发于鬓，痛楚不可言，今五十余日，而创尚未（愈），盖濒死而幸存耳。”
《说文》解释说“头有创曰疡”，在古代属于极有可能致命的重症，赵孟頫五兄赵孟頖就在上一年，大徳乙巳（1305）五月，因“疡发于背，竟不起，呜呼哀哉”了。《宋史》记载了龙敏、胡世将等诸人皆因“疡发于首卒”。晚明中医名家王肯堂在《伤寒证治准绳》中指出：“耳发疽生耳叶……六七日渐肿如桃，或如蜂房之状，或赤或紫，热如火痛彻心是也。十日刺出黄白脓者生；刺之无脓，时出鲜血，饮食不下，神昏狂躁者死。”晚明长洲名医申斗垣所著《外科启玄》亦指出：“耳发疽……其疽发于鬓下耳旁近脸，悬厘、主客二穴上，不五六日渐长蜂窝，皮紫焰热如火灼痛。十日内剌之，有脓者生，无脓出血，精神恍惚，二十四朝必死，不可救也。”赵孟頫说的“疡发于鬓”应该就是王肯堂、申斗垣所述的“耳发疽”，确实十分凶险。
清代碑帖拓本《赵文敏公八札》中有《半岁卧病帖》。帖中叙述赵孟頫得知朋友清真鉴义真人“亦苦疮疔”，一个“亦苦”表达了同病相怜之意，同时也为朋友之病已平复而感到欣慰。但赵自己却“半岁卧病”，“一病几死，至今未甚愈”。与此次重病相关的可能还有收录在《三希堂法帖》中的《与子阳帖》，书法用较宽的铺毫写较长的笔画，也是大德中后期的风格。贴中赵孟頫急切跟朋友子阳讨要治疗“瘰疬”之症的药方，“往年子阳苦瘰疬，闻得奇力而愈，辄欲求此方，望录以见教，乃大幸也。”
从大德十年（1306）夏秋“疡发于鬓”起，至至大三年（1309）九月，应太子之召远赴大都就职，赵孟頫在江南故里告病闲居了四年。他在《酬潘提举》诗描述了这一场大病后的闲居生活：
卧病六十日，愦愦无一欣。时取古书读，那复能知新。 客从辽东来，一见意自亲。高谈极虚无，微言合道真。 远宦万里外，飘然绝埃尘。归来如老鹤，笑视世间人。 胡为肯顾我，扁舟霅溪滨。白发我巳老，青云子当伸。 京师人物囿，子往无逡巡。而我慵墯久，栖迟甘隐沦。
这一次辞官闲居，又成了赵孟頫书法风格变迁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时期的赵体结字舒展、大开大合、其收放纵，不修边幅，横竖连笔多有非转非折，撇捺不见收束似帚头，跟大德早期《洛神赋》《赤壁二赋册》《吴兴赋》的精致圆熟迥异，与大德中期的《三门记》《周易系辞》等亦不同。此一时期的有年款的作品有《松江宝云寺记》《止斋记》《张总管墓志铭》等，还有大批书体近似无年款作品，如《闲居赋》《秋声赋》《远游》《高峰和尚行状》等，赵华先生把赵孟頫告病闲居时期的书法作品，名之为“闲居体”。
西晋文学家潘岳，曾创作《闲居赋》《秋兴赋》两篇名作，后均被选入《昭明文选》。受其感染及影响，赵孟頫曾先后挥毫写就这两篇名文佳作，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珍迹。《闲居赋》卷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秋兴赋》卷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闲居赋》笔意安闲，气韵清新，通篇行楷结合，方圆兼备，体态优雅。清代学者曹溶在《闲居赋》卷后题跋评说：“赵文敏在元朝甚被宠遇，洊历中外，勤于职事，晏息水晶宫之日较短，其书《闲居赋》得无倦于仕进，寄蒪鲈之思欤。用笔纯师李北海而运以姿秀，不诡过江家法，定为晚年合作。”赵孟頫一直徘徊在仕与隐的两极中间，加之又是以旧王孙的身份出仕，故其心理之策负可想而知。他平生常为进退之身不由已而苦恼，赵孟頫的此种内疚愧作之情，实在是一种难以排遣并且相伴终身的客观存在。他书写《闲居赋》，也许就是希望能够借助书法的力量，调和或缓解内心的矛盾和不安，使得自己的心宇获得片刻的宁情。
如今，我们受困于新冠疫情已两年有余了，个中滋味，唯己方知。赵孟頫大病及告病闲居期间，一场严重的饥荒以及由此引发的“疫疠”也正席卷江南。饥荒发生于大德十年（1306）春夏之后，比赵孟頫“疡发于鬓”还略早。饥荒至大德十一年（1307）达到高峰，该年为丁未年，因此，也被称为“丁未大饥”，出现了“人相食”“死者枕藉”“饥民啸聚为盗”等惨烈灾情。继而又引发“疫疠”，到至大二年（1309）才得以缓解，前后长达三年之久。这次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与“疫疠”，史称“江浙大祲”，多次作为一种可怕的记忆为元人所提及，“祲”者，古代迷信说法，不祥之气、妖气之谓。
大德十年（1306），浙西的松江、平江、嘉兴等处便已发生灾害。“自春以来，雨水频并，数月不止，河港盈溢”，并有飓风决破围岸，堪称七十年来特大水灾。《元史》记载：五月“平江、嘉兴诸郡水伤稼”；七月“平江大风，海溢漂民庐舍”；十月“吴江州大水，民乏食”……此灾害应该是主要是台风及其引发的秋汛。浙东则相反，为旱灾，元代诗人丁复曾记，“大德丙午（1306）旱，明年，浙东饥”。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江南雨季来临，并很快演变成大型水灾，且灾害范围从浙西诸郡蔓延至江浙全境及湖广、江西等属郡。之后的五个月，屡有“江浙饥”和官方赈济的记录。
发生在两浙境内的灾害，既有因夏秋淫雨导致的大型水患，也有因雨水绝无而引发的旱灾。前者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浙西，后者主要发生在浙东。丁未灾害一直延续到至大元年（1308），且在水、旱、蝗灾之余，爆发了“疫疠”之害。正月间，头一年的歉收，导致了绍兴、台州、庆元、广德、建康、镇江六路的大饥荒，“死者甚众，饥户四十六万有奇。”到六月，江浙行省管内已积累了一百三十三万九百五十多户流民，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威胁。
大德末、至大初的这次特大灾害，以江浙行省为中心，波及范围从南至北，灾害种类全面出现，灾情严重，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饥荒。元廷也展开积极的赈济活动，救灾使者随处可见。至大二年（1309）三月，中书省官员上奏，“国家岁赋有常，顷以岁俭，所入曾不及半。”灾害导致生活成本的提高，几乎是无可避免的。灾荒还造成人口锐减，城市萧条。中书省官员上呈说“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至大元年春，仅在杭州一地，民间善人何敬德就组织收聚了“遗骼枯骴数十万”。浙东受灾尤为严重，在疫疠的肆虐之下，“民死者殆半”。
恰逢此时，赵孟頫半岁卧病，辞官闲居。在赵的文集与书法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大量这段灾疫时期所遭受的惨痛经历。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致德輔教授《李长帖》云：“乡间大水可畏，虽水来稍早，未知可救否。米又大贵，未知何以卒岁？”“大水可畏”，“米又大贵”，连赵孟頫都开始担心 “何以卒岁”的问题了，可想而知，当时的民生状况有多糟糕。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为牟成甫乞米帖》则云：
友人牟成甫之贫，香严所谓锥也无者。丰年犹啼饥，况此荒歉，将何以坚其腹而赡其老穉。渊明乞食，鲁公乞米，赖多古贤，可为口实。仁人义士，有能指鲁肃之囷而实莱芜之甑者乎？吴兴赵孟頫白。
赵孟頫讲述友人牟成甫的生活窘况，“况此荒歉”已经没法裹腹了。他引经据典，希望大家都能效仿古贤，伸出援手，以解友人之困。牟应龙（1247-1324），字成甫，与赵孟頫同为“吴兴八俊”之一，其先蜀人，从祖父牟子才起，徙居吴兴。父亲牟巘亦是江南名士，牟巘撰文，赵孟頫书是当时的绝配，《玄妙观重修三门记》《湖州妙严寺记》《松江宝云寺记》《崑山州淮云院记》等都是两人合作的传世杰作。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新冠疫情的肆虐，大家都知道相互隔离、切断病菌传播途径的重要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赵孟頫在当时，却依然频繁参加各种文化社交活动，没有进行有效的隔离，致使赵孟頫本人和他的家庭发生了群体性感染患病、甚至家人死亡的悲剧，尤其是幼女夭亡，令赵孟頫悲痛尤甚。上海博物馆所藏致吴森《小女帖》云：“孟頫自去秋疾患，新年方稍安，而小女不幸弃世，哀痛度日，诸况皆恶。”连“日书万字”的赵孟頫都说“实以无心情可书”了。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致中峰和尚《幼女夭亡帖》云：“孟頫不幸，正月廿日幼女夭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虽之死生分定，去来常事，然每一念之，悲不能胜。兼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嚎度日，所不忍闻。近写金刚经一卷，却欲寻便上纳。”“望师父于冥冥中提诲此女，使之不昧明（灵），早生人天，弟子不胜悲泣愿望之至……甚望师父一来，为亡女说法，使之超脱，伏惟仁者慈悲，惠然肯临，幸甚。”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另一封致中峰和尚《亡女帖》（《结夏帖》）则云：“亡女蒙吾师资荐，决定往生，亦是此女与吾师缘熟故耶。今岁贱体虽托道庇苟安，老妻以伤女故，殊黄瘦，下次俾仆辈多病患，死者二人，极不能为怀。”
赵孟頫夫妇尊中峰和尚为师，家庭遭此蒙难，只能期望禅师“杖锡之临”，祈福消灾。从以上传世的信札书法作品中，我们看到，一场大疫，给赵孟頫及其家庭带来了无比悲痛的伤害。赵孟頫祈求中峰和尚为其亡女超渡，悲痛伤心之感流淌于笔端，用笔刚健挺拔，结体端严精谨，气韵苍劲纵逸。我们今日读赵帖，不能仅仅耽溺于书法的赞美，细读帖文，稍加考察，更能知悉帖后的历史背景，书者的心境。今日灯下观之，不由喟叹万千。我们无法知道年过五旬的赵孟頫是如何面对这样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也许只有从佛法中寻求解脱，心境才能浙趋平和，幼女亡故后，赵孟頫对佛道信奉日渐笃诚，夫妻俩与中峰明本的往来也愈加密切。
或许真的是否极泰来了。至大二年（1309）年中，虽然赵孟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之职务，因需次未上，但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召孟頫的使臣来了，欲罗致其至大都翰苑。有过三十三岁北上远役的经历，赵孟頫面对此次召唤并不急于成行，只是静静地观察和等待。也许赵孟頫对这个紧邻江南地区，离家不远的泰州职位还是期待的，从至大二年需次到至大三年。磨磨蹭蹭，一直到至大三年（1310）九月初，赵孟頫才决定应诏再赴大都。
或许真的是天遂人愿了。在元代从吴兴到大都，走水路至少得一个半月，这原本是一次枯燥无聊的旅行，没想到种种机缘巧合，却成就了书法史上一段传奇。九月五日，赵孟頫泊舟南浔，正为即将离乡远役而略有惆怅之意。这时候送行的独孤长老亮宝，拿出一件《宋拓定武兰亭》，赵孟頫一看，爱不释手，终于“乞得”，携带此帖上路……赵孟頫有时一天读帖数十次，他打算，“他日来归，与独孤结一重翰墨缘也”。有了感触，便随时写入跋中，船在路上走了一月有余，先后写下了十三段跋文，成为书法史上有名的《兰亭十三跋》，是书法理论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在接下来的寂寞旅途中，“河声如吼，终日屏息。非得此卷时时展玩，何以解日。盖日数十舒卷。所得为不少矣”（第四跋）。赵孟頫一生往返吴兴与大都之间多达十五次，最欣喜就是这一次北行了，赏兰亭、临兰亭、题兰亭，一路上赵孟頫的心情十分愉悦。在第八跋中他还写道：“廿九日至济州，遇周景远新除行台监察御史，自都下来，酌酒于驿亭。人以纸素求书于景远者甚众，而乞余书者坌集，殊不可当。急登舟解缆，乃得休。”当天晚上到了济州北边三十里的地方，夜深人静之际又重新打开兰亭，因此题跋。在第十二跋中总结此次北行航程，“秋冬之间而多南风，船窗晴暖，时对兰亭，信可乐也”。
赵孟頫在南浔北得到独孤和尚《定武兰亭》，一路题跋临摹，元末时王蒙称作“十六跋”，张绅则称之为“十七跋”，实际应是一十六跋并临摹一段，二说名异实同。只是元末佚失三跋，所以明人称为独孤本《兰亭十三跋》。甚是可惜的是，《兰亭十三跋》原作在明代时遭遇了一次大火，烧的只剩下数纸残章。所幸冯铨曾以赵氏《兰亭十三跋》及临本墨迹上石刻入《快雪堂帖》中，兼之刘雨若毫厘不爽的刻技，使得今天仍能从拓本中能欣赏到《兰亭十三跋》的全貌，真是一大幸事。真迹遇火后幸存的残缺本，称作“火烧本”，今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写道：“自王右军（王羲之）以后，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韵，宋米南宫（米芾）得其神韵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与神韵而得之者，唯赵子昂一人而已。”《兰亭十三跋》满满都是王羲之风范，虽因多次写成，字形大小不一，但书风统一，基本接近王羲之《兰亭序》而更趋妍媚，用笔较含蓄，骨肉匀净，结体雅洁严谨。因旅途船中闲暇无事，故书写不激不厉，无一率意之笔，然而也因此显得平淡整齐、遒丽洒脱、风神俊逸。此跋因涉及到中国书法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且论述极为精辟而传之后世。其中关于用笔和结字的论述尤为著名，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在这里留下了一个谜，他指出了用笔的重要性，但千古不易的笔法到底是什么？他没有说，引起了日后的众说纷纭。
或许真的是乐极生悲了。赵孟頫抵大都后，官拜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正三品。十二月间，一起赴京的长子赵亮却得了“嗽疾寒热”，竟于第二年的二月不幸病逝。宋元时期北方的严寒，对人确实也是一种考验，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赵孟頫直接侍奉过四任皇帝竟然都病逝于正月：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正月，延祐七年（1320）正月。北方马背上长大的蒙古帝王尚且难捱酷寒，何况南方羸弱之书生乎？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致中峰和尚《长儿长往帖》，是赵孟頫痛失爱子后半月后所书，备述赵管夫妇的“哀痛难胜”：
弟子去岁九月离吴兴，十月十九日到大都，蒙恩除翰林侍读学士，廿一日礼上，虚名所累至此。十二月间，长儿得嗽疾寒热，二月十三日竟成长往，六十之年，数千里之外，罹此荼毒，哀痛难胜。虽明知幻起幻灭，不足深悲，然见道未澈，念起便哀，哭泣之余，目为之昏，吾师闻之政堪一笑耳。今专为写得金刚经一卷，附便寄上（今先担其柩归湖州）。伏望慈悲，与之说法转经，使得证菩提，不胜至愿。此子临终，其心不乱，念阿弥陀佛而逝，若以佛语证之，或可得往生也。老妻附问信，不宣。弟子赵孟頫和南拜上。二月廿七日。
对于长子赵亮不幸去世，赵孟頫极为悲恸，恭楷钞写了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以作悼念。信中所言之金刚经，即为《竹崦庵金石目录》卷五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该经之署款为“至大四年二月廿七日，赵孟頫正书，荐亡男由亮”，可知此经与《长儿帖》乃书于同一天。赵孟頫将这部《金刚经》寄给了中峰明本，中峰明本将这部《金刚经》诵读了一百遍以超度赵公子的亡灵，然后交付幻住庵僧侣让其刊刻成经，但今天已不知所踪。
“光宗耀祖”，自古至今，似乎都是中国人乐此不疲的追求。怀“光宗耀祖”之志，建功立业，告慰父母，光大门楣，使后人引以为荣。在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社会，光宗耀祖就要当官，有功名。在这一方面，显然赵孟頫也不能免俗。“光宗耀祖”一词最早出自元初女真族戏曲家石君宝的《曲江池》，但恰恰在元代，身处第四等的南人是最难实现“光宗耀祖”。赵孟頫是少数的幸运者之一。
1312年春，元仁宗改元皇庆，赵孟頫的父、祖皆得封赠。那一年的五月十三日，被旨许假，返回吴兴为先人立碑。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致中峰和尚《暂还帖》，亦称《得旨暂还帖》，书于皇庆二年（1313）正月十一日，“孟頫自四月间得旨暂还，为先祖考立碑，五月间离都，触暑远涉，虽幸而孟頫与老妻、小儿皆善达，而童仆多病，死者三四人，其况可想。六月廿四日到家”。据《大元封赠吴兴郡公赵公碑》载：“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许过家上冢”，这样算来，在暑热难耐之际，整个返乡行程长达47天，回家一趟还真的是不容易。《暂还帖》从书风反映赵孟頫由中晚年向晚年转变的轨迹，在保持中年姿媚圆润风格的同时，用笔更趋刚健挺拔，遒劲胜过流润，结体修长端谨，尤显雍容雄健。
对于这次衣锦还乡赵孟頫在其所撰的《大元封赠吴兴郡公赵公碑》中有详细描述，八月六日“钦奉制书，告于吴兴郡公墓下，郡官偕来，亲党毕集，观者莫不叹美，湛恩汪濊（意谓恩泽深厚），罔间殁存，实惟祖考馀庆，岂不肖孤之有焉”，十二月甲子日“立石于郡公墓侧，刻辞纪事，用对扬圣天子丕显”。同时为满足管道升一直来的心愿，创设“孝思道院”，祀祠管氏先人，并亲自为道院作记。
就在返乡这一年的十一月，赵孟頫绘制了《秋郊饮马图》，是赵鞍马人物画代表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后人评价此作“笔简意闲，古秀溢目”，“笔意飞舞，设色无一点俗气；高风雅韵，沾被后人多矣”。此图绘清秋郊外牧马的情景，一红衣奚官骑马持鞭，驱十几匹马来到溪边，马的姿态各异，虽画的不大，但生动异常。坡岸填以石绿色，秋树红叶，分外幽静清致。此时的赵孟頫恩准还乡，祭祖立碑，是其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画卷中所反映的欢快情调，应是这种心境的自然流露。
皇庆元年年底，返回杭州寓所。皇庆二年（1313）元旦日，赵孟頫在杭州应制《万年欢》，并书呈仁宗，以祝岁始。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行书《万寿曲卷》，是元皇庆二年（1313）、三年（1314），赵孟頫先后所作乐府颂词四章。赵孟頫晚年主要在集贤、翰林二院任职，撰写过不少应诏、应制的诗文。此卷是其抄录在皇庆年间官集贤侍读学士时“应制”而作的乐府颂词，也是现存赵氏唯一署“臣”字款的作品。卷中书写一丝不苟，结构端严精谨，字势挺拔刚健，笔法精美且富于变化，属于赵书从中晚年风格向极晚年风格过渡的一件佳作。赵孟頫在正月十一日给中峰明本的《暂还帖》里说：“孟頫世缘缠绕，未易得脱，蒙圣上深眷，田里恐难久住，甚迟吾师来归相见一言，乃至望也。”不久“使者荐至，于是夫人复从余入朝”。
皇庆二年（1313）四月，赵孟頫已在大都书晋陆机《文赋》，“风骨内含，神彩外溢”。这一年的十月，赵孟頫转集贤侍读学士，正奉大夫，官居从二品。这一年的十一月，赵孟頫的莫逆之交田衍去世，孟頫悲痛之余，撰书《田师孟墓志铭》，深情地回忆两人的交往：
余与师孟友二十有七年（两人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大都街上偶遇相识），其相知最深、相与无间，然莫师孟若。余往年归江南，与师孟契阔。至大中，防召命道见于长芦，甚欢。余请告归，为先人立碑，复召至京师。师孟自山东使还，则已有疾。呜呼！余何意哭师孟哉！有事孰余商有过孰余规。呜呼！岂不痛哉！
这一年的十二月，管道升为了劝慰赵孟頫，画了一幅《渔父图》，图上题了四首《渔父词》，中有“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回去霅溪边”之句。赵孟頫也和了两首，以表心志，他曾多次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请辞归乡，但“蒙圣上深眷”，始终“未易得脱”。延祐六年（1319），六十六岁的赵孟頫终于得旨还家，理由是管夫人疾作。四月二十五日离开大都，五月十日，管夫人就逝于山东临清舟中。赵孟頫在致中峰明本《南还贴》中哭诉道：“孟頫得旨南还，何图病妻道卒，哀痛之极，不如无生。酷暑长达三千里，护柩来归，与死为邻。年过耳顺，罹此荼毒，为吾师慈悲，必当哀悯。”这是赵孟頫走运河，南北往返十五次中，最悲痛的一次。
三年后，赵孟頫病逝，与管道升合葬于德清千秋乡的东衡山原。那里，是他们生前约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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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制图：王燕婷编辑：梅菁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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