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颜花花：我们当时报北大清华的考生特别多

颜花花新三届 2021-11-09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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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颜花花，1957年底出生在闽南古镇安海，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安海知青农场下乡。1977年参加第一次高考，虽上录取分数线经过体验，因政审原因或志愿问题没被录取，1978年复考录取师专，中学任教十几年转行到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高考趣事及经历

今年适逢恢复高考40周年，不禁让我想起40年前自己参加高考的经历及趣事。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当时我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知青，天天干着面朝大地背朝天的农活，在知青农场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接到可以参加高考的消息，知青们都很兴奋，大家看到了希望，有可能"鲤鱼跃龙门"了，如能考上就意味着命运的改变，不用扎根农场一辈子了。可我们是纯知青农场，农场领导怕没人干农活不放知青回城复习。我们只能白天在农场干活，晚上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当时我们住的溪边村农民家还没电灯哦），拖着疲惫身体，看那些没被当废品卖掉的中学课本和散发着油墨味且不是很清楚的刻印资料（当时基本没有复习参考书）。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我和冬冬、妙生、德芳挤住在一间农民的土房子里，地和墙都是土；"床"是用石头、砖架两块木板做成的，冬天上面就加层稻草再铺上草席，一张约180厘米的床我们四个人横着睡，宿舍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复习时，我是把装衣服的木箱子拉到床前当桌子，箱子比床稍高一点，上面放煤油灯、复习材料，我就坐在"床"边，趴着解数学题、做练习。

由于白天劳累我经常是边看书边打嗑睡。但为了早日排脱知青的命运，逃出农场，打嗑睡醒来后就用冷水洗洗脸刺激一下（当时可是大冬天哦），清醒后继续看书，看书时还要忍受蚊虫，特别是跳蚤的骚扰，经常熬到半夜才休息，想想当时自己也是蛮拼的。

记录插队生活的顺口溜

虽然复习时间少，还好凭着中学时不错的基础，1977年我高考上了录取线，进入了体检，当时是大中专同一张卷，上录取线才有能参加体检的。

记得当时我们的考场设在养正中学里。第一天考语文，考卷有一题是默写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文革时毛主席诗词背诵很多，这诗词谱写的歌我都会唱。考试时我边默默唱歌边作答，整首诗词都默写完，自己也很高兴。考完语文出来遇到同农场的黎丝好友和她对答案时，她说她毛主席诗词没写完，我说这首诗词的歌我们不是会唱还一起唱过吗？她说是啊，我也是边默唱边写，可我唱到后面有一段是"啊……啊……"我就"啊……"没了，忘了。

我告诉她，"啊"后面是"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是重点啊。她说当时就是想不起，都是被“啊……啊……”给害的，我们俩当场大笑。

还记得语文考卷有一小段读后感，内容大体是写大庆厂里有一个阿姨的一件什么事情，主题是要歌颂大庆精神，歌颂铁人王进喜；但好多人写偏了，写阿姨的事迹。因此，当时参加高考的熟人相遇后，问起考得怎样，都会问问语文“你是写王进喜还是写阿姨？”还好我这题没跑偏。

记得我们每次从农场回家，要经过安海冶练厂，冶练厂的大门口写着一付对联"厂举大庆旗，人学王进喜"，我无意中记住了这幅对联，没想到高考时在写读后感时我就用上了。自我感觉当时我语文是考得不错的，不过考了多少分也不清楚，因77年高考是没公布分数的。

考试完填志愿时，也是在农场，没人指导。当时对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不仅没有任何信息可了解，也根本不懂得志愿应如何填报。就凭学校要好，专业要自己喜欢的原则来填写志愿。那时可填三个重点学校，三个非重点学校，全国所有院校的招生情况就登在福建日报的一个版面上，农场也只有一份福建日报。重点学校的第一个志愿我填的是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第二个志愿填的清华大学，什么专业忘了，第三志愿好像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没出过省，三个志愿却都填了外省，还都高大上。

曾经的荣耀（为数不多的县级先进）

现在的考生可没哪个有这个胆量，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清华，而我们当时的考生报北大、清华的人特别多（偷笑）。自己为何会报北大地球物理专业？是由于中学时我是学校地震测报小组的成员，且稍有成绩，对地震测报很感兴趣，就往有关这方面的专业报，但在整版报纸上也只有北京大学这个地球物理专业与地震测报较接近了。当时北大在福建省招地球物理专业只招两名。更可笑的是第二个志愿填清华大学，真是无知者无畏。

我虽上了录取线，并参加了体检，可最后并没被录取。但到底什么原因也并不清楚，是不是和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志愿填报有关，亦或是由于父母的政历问题没结论，亲戚中还有一个伯伯在台湾，反正我满怀信心企盼的录取通知书最后并没收到。

考完试继续回农场干活，看着陆续接到大中专院校录取通知书的场友，我心情低落，脸无笑容。记得落榜后的第一次请假回家，妈妈很伤心地对我说，"对不起，爸妈连累你了。"听了妈这话，我放声大哭了。要回农场时，妈给我准备了很多当时算奢侈品的零食，三合面、花生、糖果、饼干等，还有一大罐咸豆豉煮肉，妈想用食物来安慰我。

后来才知道，当时妈把不久前二伯从台湾辗转寄来的信和照片也烧了。分别三十多年没音信，伯父那边也是思乡情切，可爸妈接到这信和照片更是百感交集，怕我的前途再受此影响，信、照片不敢保留（因我报考时政审材料上填写的是父母政历清楚，二伯在台湾，从没联系），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到了1978年7月高考，很多上年没来得及报考或没考好的考生，1978年初就开始准备高考了，当时中学也开设了补习班。听说好多人都在积极准备，有的还到学校插班补习，可我们农场还是不放我们的假期，心里很是着急。

农场要做县里的标兵农场，要在赤土埔上种水稻，提出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的劳动可用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来形容，为了改良土壤，我们天没亮就起床到一个大水库去挑水库底的黑土（当时干旱水少）；为了增加土地的肥料，农场用手扶拖拉机每天早上从安海"猪笼"屠宰场运来猪粪便，车到中午到农场时立刻倒入水田里，知青们则顶着烈日光着脚丫在田里踩，让猪粪便与土壤均匀混合（现在很难想像）。

土地改良后种上了水稻，可惨痛的代价是，知青们的脚几乎都溃烂并得了皮肤病。我当时先是手、脚上有水泡，后来变成一个个小圆圈，小圆圈一直扩散全身，奇痒无比，涂上药膏也只能暂时缓解，真的是身心双重的折磨。

别的农场的知青也遇到不能请假回城复习的情况，意见提到县知青办。临考前一个月，县知青办才发个文，要求农场支持知青回城复习考试。接到县里通知，我们终于有机会回家复习了，回家后立即报名安插在养正中学的应届毕业生班参加复习。

记得当时我插的班是原班主任高玮老师的班，尽管高老师对我特别关照我，可坐在教室里，老师讲的复习题有的跟不上，加上边治疗皮肤过敏吃中药，人真的很疲惫，屋漏偏逢连夜雨，高考前一天下午突然发高烧病倒了。

记得老妈在晚上六点多给我煎第一次中药喝，十二点过又叫我起来喝第二次中药。第二天高烧是退了，但脑袋晕晕沉沉，考试第一天就考砸了。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物理。学生时代我一直是班上的物理科代表，物理学得不错，可那天连没什么难度的题目都做不出来。

我回家时悲观失望，哭着要放弃接下来的考试。妈妈安慰我，劝我当成练习，鼓励我继续考试。

老爸保留1978年我填报志愿的草稿。1978年可报5个重点5个非重点大学。我的第一志愿仍报与地震有关的专业，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地震班）

1978年高考有公布考生的成绩及录取分数线，我的成绩刚上录取线，但仍没被录取，与我向往的大学失之交臂，万念俱灰后只有回农场继续接受再教育了。

因中断长达十年的高考，1978年考生很多，为了照顾被各种原因耽误了的优秀考生，1978年底又进行了一次扩招，我幸运地赶上了末班车，被录取上了泉州师专（金井大专班），从此改变了命运。

记录农场不放假，我在农场过两个春节，高考落选心情的日记

1979年初扩招时，农场的政审材料，老妈还给抄在笔记本上保存。妈可能又担心我受政审的影响。（流泪）

当时的我，对本科与大专都分不清。因统称大中专生，所以我要上大学报的是大专。（偷笑）

记录当时农场早工情况的顺口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