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 | 王枬：我填报中文系却被政治系录取了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枬，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
原题
那些年那些事
2017年12月15日，唤起了我对40年前这一天高考的回忆。
当年我们参加高考是未公布成绩而被录取的，每位同学究竟考了多少分？各科的成绩怎么样？这样的悬念一直存在于同学们的心中。我也迫切地希望了解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并向同学们解密。
在档案馆里，我终于查看到了全班同学当年的高考成绩，包括我本人的成绩。
我的4科总平均分为65.6分（其实4科加起来的总分应为280.7分，总平均分应为70.2分）。但我4科的成绩差距较大，史地不及格，政治却考了全年级的最高分：97分。我这才理解了为什么我未填报政治系却被录取到政治系的原因。
看着这40年前的档案，遥远的过去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下乡插队
1976年7月，我从桂林四中高中毕业了。在毛泽东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下，年仅16岁的我满怀着战天斗地的理想和大有作为的激情，来到了距离我家桂林冶金专科学校（简称桂林冶专，今桂林理工大学）10多里地的知青点——桂林市郊区朝阳公社西南大队寨山脚生产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被注销了城市户口的知青农民。
当时我们下乡插队的境况，由于1972年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而发生了转变：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插队形式由零星个体插队改为知青点集体户，管理模式由生产队管理改为带队干部负责。而父母所在的单位成为知青点的强大后援。
当时的桂林冶金专科学校（今桂林理工大学）
刚下乡时正值盛夏的“双抢”季节。清早约5点钟，出工的钟声就敲响了。我急忙爬起来，简单洗漱后，拿起镰刀，光着脚，跟着老知青就去村头的稻田里干活。刚学割稻的我经常被锋利的镰刀割伤小腿，忍受那阵阵的钻心疼痛，血止住了，还得接着割。稻谷收割后，还要弯着早已僵硬的腰板，站在水温高达五六十度的稻田里插秧。下工后回到宿舍，已顾不上满身的汗臭，倒在床上，累得再也不想动。
直至今日，插队一年半短暂当农民的这段经历仍刻骨铭心：“春插”和“双抢”时叮咬的蚊虫及吸附于腿上的蚂蝗弄得身上伤痕累累，冬天进城淘粪遭遇的白眼和辱骂弄得内心满是老茧，村里烧石灰后出窑肩挑115斤的重担弄得腰肌劳损；轮值当厨，骑着自行车进城买菜返回时，行驶在不足50厘米的田埂上，连人带车一同摔倒在水田弄得浑身泥泞；披星戴月耕耘田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弓腰劳作，弄得身心疲惫焦虑；每天汗水湿了干干了又湿，衣服上满是白色盐渍和汗臭的循环生活，弄得心灵麻木漠然……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不可承受的极限以及前途的惶惑。
农田农活的最大痛楚并不是肉体上的创伤和劳累，而是精神上的荒芜和未来道路的迷茫。我开始反思由“火红的年代”所引燃的扎根农村的理想，期冀寻找属于自我的存在形式与精神支柱。
参加高考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的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我们的知青点是由当时桂林冶专的子弟组成的，由一位很负责任的带队干部管理。他把高考的消息及时传达给了我们，并在最短的时间协调组织了桂林冶专一批很有经验的老师为我们这些报考者开办复习班。于是，在不到一个月的复习中，我又捡起了原来学得不太好的数理化，拿起了还依稀记得字母和音标的英语书，背起了吭哧吭哧还是读不完整的文言文，写下了我最喜爱的初中语文老师为我拟的练笔文“最难忘的一件事”。
1977年12月15日，高考第一天，桂林冶专特意安排了一辆大卡车将我们这些考生送到考场。我则带着两支笔和一块手表走进教室。几门课考下来，没有特别加过什么菜，也没有专门准备什么营养补品，更没有改变日常的习惯。倒是初中语文老师为我练笔押的作文题以及桂林冶专数学教授为我们补习的数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考完试后，一切恢复正常。我又回到了知青点，照样下地干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乎也没抱太大的希望。毕竟，那是累积了十年后的高考，聚集了无数精英。我没把结果想得多乐观。
寒冷冬日的一天上午，我与知青们一道，卷着裤腿，光着脚丫，在瑟瑟北风中下田挖莲藕。
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唤着我。抬头一看，我的同屋正沿着狭窄的田埂路从公社方向急匆匆地跑过来，一边跑还一边扬着手上的信，带着快乐的哭腔高声呼喊着我的名字。
我几乎是跳着离开了水田，不顾满脚的黑泥，用刚经水田里黑乎乎的水洗涮过的手打开了信封，抽出了“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一阵晕眩袭来，同屋扶住了我。我站稳后定睛一看，我被录取到了政治系。
1978年初，我将已经转为农业身份的户口转到了学校的集体户。我从知青农民变成了“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入校的第一批77级大学生。1978年2月，我到位于独秀峰下的王城校园报到，正式开启了我的大学生活。
入学报到时在校门口留影
进入师范院校是我的选择，我由此踏上了构筑自己教育之梦的旅途，并与广西师范大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新生入学注意事项的通知书
圆梦王城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将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未曾想却被录取到了政治系。于是，在独秀峰下、月牙池畔，在美丽的靖江王府，我开始了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学习。枯燥的内容，难懂的原著，密集的讨论，频繁的考试，成为我们大学中的基本存在方式。
可是，我的心里始终住着一个文学的小人儿，对文学的热爱驱使着我把大量的课余时间放在了文学名著和“伤痕文学”的阅读上。改革开放之初，王城校区图书馆里的馆藏文学名著不多，复本也很有限，而借阅的人很多，我只好排着队等候，曾经为了借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不得不预约等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曾经为了抓紧看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以便后面的同学接续而挑灯夜读……在当时图书馆有限的馆藏文学中，我读了绝大部分。
当年图书馆里夜读的情景
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每周我都会抽出两个晚自习的时间去阅览室，专门看《收获》《十月》《当代》等文学刊物上登载的小说。借阅的同学很多，我常常抢不到头天看了一半的刊物。班上有不少文学爱好者，每天课间都会聚在一起，谈论刚读过的小说，推荐刚看到的作品，我从交流中知道了海明威和他的《永别了，武器》，了解了郭小川的诗《团泊洼的秋天》，我和同学们讨论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分享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
于是，短暂的午休和晚上的卧谈便成了文学讨论会，我们交流读过的作品、喜爱的作家，探讨文学中蕴含的人性的真善美。我喜欢的作家细数是一列长长的名单：王蒙、张洁、张抗抗、张辛欣、孔捷生、刘心武、宗璞、谌容、卢新华、宗福先、张贤亮、冯骥才、柯灵、靳凡、戴晴、从维熙、戴舫、蒋子龙等等。
系里的老师们注意到了我们班同学“不务正业”的现象。一天晚上专门召集全班开会，系主任拿着图书馆的借书登记本批评我们。我这才知道班上有许多像我一样痴迷文学的人。系主任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专业是政治教育，不是中文，我们的主业应该是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原著，而不应该花大量的时间去读小说诗歌。这时，我羡慕极了中文系那些可以把阅读小说作为专业来学习的同学。
按照系里提出的专业学习的要求，我对文学的迷恋有所收敛，但却从未停止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且涵盖了文学的各类体裁：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
大学期间学校拍摄的宣传照（前排右2作者）
大学的日记中，我记录了阅读过的部分文学书目，粗略统计超过了100本。其中许多书后来我自己又专门去书店买来，成为我的珍藏。我还摘录了许多喜爱的名言美句，并以“集锦”命名，厚薄不同，大学期间共有11本。那时书店里买不到诗集，我便从图书馆借出来，一字一段地抄录了9本，包括：裴多菲诗选、海涅诗选、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密茨凯维支诗选、泰戈尔诗选、彭斯诗选、歌德诗选、雪莱诗选，我还抄了一本唐宋词。
为了厘清这些文学家的历史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我甚至还自制了文学艺术家年表。这些“文学食粮”滋养着我，成为我的“第二专业”。
大学期间手抄的诗集
除了阅读和抄录以外，我还在大学期间尝试着写过不少自诩为“诗”的小片段、散文和算不上小说的“小文”，这些被我以《诗文小品（自赏）》的名义保存着。尽管语言文字粗糙，也未必合乎规范，还带有很浓厚的那个时代的印记，却成为我“文学青年”的标记。
大学毕业后，我对文学的热爱一直没有放弃，我曾用一个学期的业余时间读完了《莎士比亚全集》，也曾迷恋顾城、舒婷、三毛，喜欢戴望舒、徐志摩、汪国真，所读过的这些诗、小说、散文、戏剧等，一点点地渗入了我的血液，影响并有力地支撑了我所从事的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
感谢40年前邓小平拨乱反正、恢复高考的伟大创举，也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对我的培养。谨以此文向恢复高考40年致敬！向我们曾经拥有的美好年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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