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诗19首

她的好朋友，也是最好的战友和同僚——曼德尔施塔姆曾最为精准的阐述了她的一生：“阿赫玛托娃把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所有巨大的复杂性和财富引入俄罗斯抒情诗。如果不是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以至列斯科夫的某些作品，就不会有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的源头全部在俄罗斯散文王国，而不是在诗歌。”

它来自喜悦，来自宁静，

准确而又神秘。

只有哀怨的琴声的祈祷

才善于如此甜蜜地哭诉，

在陌生的浅笑中

还难把它认出。

在皇村（三首）

林荫路上牵走了一匹匹马驹

林荫路上牵走了一匹匹马驹，

披散的长鬃如同翻滚的波涛。

啊，让人心醉的城市尽是谜，

我爱上了你，却产生了苦恼。

想起来的事真怪：愁思满怀，

我病危中胡言乱语，呼吸急促。

如今，我变成了玩具似的人儿，

就像我那只玫瑰色朋友——鹦鹉。

胸中没有预感到郁闷的痛楚，

不信，你就看看我这双明眸。

不过我不喜欢黄昏的到来，

不爱海风，不愿说“你走开”。

那儿是我的大理石替身

……那儿是我的大理石替身，

破残了，伫立在老枫树下，

她把自己的面影投给了湖水，

聚精会神地谛听绿色的喧哗。

透明的雨丝淅淅沥沥

冲洗着她身上凝结的伤疤……

冰冷的、白皙的人儿，你等一等，

我也会变成大理石的她。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路上徘徊

黝黑的少年在林荫路上徘徊，

在湖边上踱步，满怀愁苦。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珍惜

他那隐隐约约簌簌响的脚步。

厚厚的一层刺人的松针

还是农田远处闪烁的灯光——

我都看见了。我都记得，

我把它们都珍藏在心底。

只有一个人我永远不认得，

甚至也不愿意把他想起。

我不祈求智慧和力量。

但，要让我取取暖，烤烤火！

——因为我用苦涩的悲哀

把他灌得酩酊大醉。

我怎能忘掉？他踉跄地走了，

痛苦得嘴角已经斜歪……

我奔下楼去，连扶手也没有碰，

跟在他身后，跑到了门外。

我急喘着高声喊道：“这一切

都是玩笑。我会死去的，你若一走。”

全忘在案头上。

灯下昏黄一团……

我谛听：沙沙响。

你为什么走了？

我感到迷惘……

明天天亮时

心情喜悦，天气晴朗。

这种生活多美好，

心儿呀，你要善良。

心儿，你太累了。

临别时，她扶着楼梯，

像是在艰难地低语：

“一切就是如此……啊，不，

我忘了，我爱你，还在那时

我就爱过你！”

“是的。”

吟唱最后一次会晤

我的脚步仍然轻盈，

可心儿在绝望中变得冰凉，

我竟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右手上。

台阶好像走不完了，

我明知——它只有三级！

“和我同归于尽吧！”枫叶间

传递着秋天乞求的细语。

“我被那变化无常的

凄凉的厄运所蒙蔽。”

我回答：“亲爱的，亲爱的！

我也如此。我死，和你在一起……”

这是最后一次会晤的歌。

来去自由的人，

幸运会等在他的前面。

我不哭，我不怨，

我不会成为幸福的人。

你别亲我，我已疲倦——

死神会来亲吻。

痛苦的日子已经熬过，

可就是不想上床。

日落时透过松针的昏暗

观赏那一条条正在熄灭的光亮，

陶醉于说话的声音，

那声音和你的多么相像。

明知一切都已丧失，

我头上是迷茫的暮色，

还有沉静的大地的呼吸。

我当初和你一样自由，

不过我有过强烈的求生之欲。

你瞧，风儿，我的尸骨已寒，

可是没人收拢我的双臂。

请你用傍晚昏暗的帷幕

把这黑色的伤口盖住，

请你让淡蓝色的薄雾

把经文在我身旁诵读。

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能够

我丈夫回家来，说得随随便便：

“听我说，打猎时在老橡树下

发现了他的尸首，抬回了家。

国王本来年富力壮！可怜的是王后！

一夜之间，变得白发苍苍。”

我丈夫在壁炉上找到了自己的烟袋，

拿起来便去上夜班，跨步门外。

我现在要把她，我的小闺女，叫醒，

他不爱孩子哭泣，

不爱掺马林果的茶，

不爱女人歇斯底里。

……可我曾是他的妻。

我的生活恰似挂钟里的布谷

我的生活恰似挂钟里的布谷，

对林中的飞鸟并不羡慕。

在海滨石堆中凄凉。

可是她习惯于安静，

又眷恋着阳光。

我在墓上筑间小屋，

像我们的家，愿它地久天长。

两扇窗户之间会有小门，

小屋里点上神灯一盏，

它像一颗黑色的心，

燃着红色的火焰。

听我说，她卧病时

呓语另一世界，那个天堂，

可是修士责备道：“极乐世界，

不是你们有罪人能去的地方。”

那时，她脸色变得灰白，

“我跟你走。”她悄悄说道。

如今只有你和我自由自在，

脚下激荡着碧色波涛。

《诗经》三百篇，差不多篇篇有情，而情最浓者，就是《伯兮》中的女子。从诗的第一章开始，她就毫无保留地夸耀自己的男人是多么杰出，多么受器重，是“邦之桀兮”（国家的英雄）；诗中流露着无限的骄傲和得意，使人仿佛看见她脸上焕发的神采，而感染到她的喜悦。“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四句诗是言情的经典。女子的脸上总是清楚地写着爱情的来去。当她的丈夫出征以后，这位小妇人竟无心梳洗，以致“首如飞蓬”。诗中没有正面写这女子如何思念丈夫，而是白描出女子的容貌，她素面朝天如花儿凋谢。这四字把她那失去了生活重心，茶饭无心的恹恹情态形容了出来，虽简约，却情意深重。这就是《诗经》中的“比”，把不再打扮后的自己的头发比喻成零乱的蓬草！紧跟着的两句：“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是心迹的表白，是以对自己女性美的破坏来拒其他男人于千里之外。这古老的诗句，以它不加修饰的素朴又真挚的情感，触动了一代代有情人心中的柔软。

这是一首卫风，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患了心病，叙写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仅用铺陈直叙的简约“赋”法，就把主人公内心冲突的辗转递升描述了出来，使得诗篇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六义”是什么意思？

《诗经》分风、雅、颂三类，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是音乐性质的不同；其次是诗歌内容的差异。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雅，即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赋、比、兴是怎么回事？在《诗经》中又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概言之，赋、比、兴是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的重要表现方法。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赋是《诗经》中最基本的创作手法，也是最灵活的手法，它可以叙事、写景、状物、抒情，用简洁的语言表情达意，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的写作手法在《诗经》中是非常广泛的。如《王风·君子于役》写乡村晚景，睹物思人，用的就是一种直陈其事、直抒胸臆的手法。再如《卫风·氓》叙述古代一个女子从恋爱、婚变、决绝的过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用赋的手法写这个男子一脸憨笑、耍着小小的花招，假装卖丝，向女子求婚。这一句描写既表现了男子的狡黠、急切，又为下文两人的婚姻悲剧埋下伏笔并构成对比。《诗经》中如《氓》这般素朴又生动的“赋”笔不胜枚举。

《诗经》用“比”之处，也比比皆是，手法富于变化。《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小雅·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连续用“柔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把庄姜之美形象化，给人鲜明、生动的印象。这些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诗经》用“比”体的方式非常灵活，有几种形式：

1.一物比一物：如前引《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以“飞蓬”比喻女子头发散乱，无心梳妆；《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比喻人的盛怒。

2.前两句比喻后两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卫风·氓》）翻译过来就是，成熟的桑葚挂在枝头，诱惑着人，也诱惑着鸟，真馋！女孩子们，千万别像贪吃的斑鸠，吃多了桑葚醉倒。男人们的情话可要打折听啊，多多提防！

3.通篇用比：如《硕鼠》《鸱鸮》《螽斯》《鹤鸣》，此种情况不多。如《豳风·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比”的目的，在于使所描写对象的本质或形状、形象更加鲜明，呼之欲出。鸱鸮就是猫头鹰，在中国文化中，鸱鸮是恶鸟。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只无助、哀嚎的母鸟。诗的开篇，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巢，攫去了雏鸟，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极度惊恐和哀伤。诗以鸟比人，表现了下层人民深受迫害的痛苦。在这首诗里，为了使本体更加鲜明、突出，喻体用了夸大的形象。在《诗经》各篇的比喻中，这样的手法是常见的。

《诗经》中的“比”，常常从人们日常生活中选择大家熟知的事物作喻体，通过常见易懂的事物说明陌生、抽象的事物，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多为后世文人所效仿，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

再说“兴”。“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的本意是“起”，是托物寓情，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可以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实在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的是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常常是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的内心情感。像《秦风·晨风》开头“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鸠鸟成双成对地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同时也烘托了结婚时的热烈气氛。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寻觅不得的失望心情。再如《郑风·风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其起兴渲染了一种风雨交加中孤单无助的情势，加深了女主人公的相思之情。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手法，其作用是使文字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后代诗人特别有兴趣在这一表现手法上翻陈出新，从而造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韵味。

在《诗经》中，常常是赋、比、兴兼用，通观三百篇，通篇用“比”的诗只有少数几篇，更没有通篇用“兴”，用赋笔的诗较多。

《诗》之“六义”，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如果说，风、雅、颂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垂范，那赋、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是一篇重要的文论，他在文中阐释了“六义”的价值与意义：

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白居易把《诗经》比作一棵开花结果的树，以情为根本，以语言为枝叶，优美的声韵如花朵，深刻的义理是果实。“情”、“义”是内容，“苗”、“华”是表现形式，四者有机地结合，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而这一切，“经之以六义”，是以“六义”为根本的。《诗经》的“六义”，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给予后世文学创作永不衰竭的动力。

二“言志”与“美刺”之说

“诗言志”之说，一直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山鼻祖，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先秦时期出现最早、概括性最强、表述得最为简明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学观点，它始出于《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类似的说法除见之于《尚书·尧典》外，还见之于先秦其他文献。例如，《庄子·天下》就曾说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荀子·儒效》也说：“《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诗》是用来表达意志的，《书》是用来传达世事的，《礼》是用来规范行为的仪式，《乐》的真谛是和谐。

人们用诗来表达心中的情感，抒发喜怒哀乐，同时也就对客观外界的人、事、物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就是“诗言志”。在《诗经》的许多诗篇中，诗人都明确地表明了作诗的目的，有的是赞美，有的则是讽刺，如：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

《诗经》中像这样直接表明作诗之意的篇章虽然不多，但足以表明当时人们对诗歌的作用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诗人就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美好的人、事、物加以赞美，希望这些能够发扬光大；而对那些丑恶的东西，则给予嘲讽、鞭挞，希望能够使之改变或消失。从305篇来看，“诗言志”就是诗人运用诗歌的艺术形式抒发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

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上，《诗经》从未被视作一般诗歌，而是被当作可以指导人们生活、行为，塑造人们伦理道德的经典。春秋战国时期，《诗三百》是作为政治教科书而被使用和重视的。各诸侯国使臣及士大夫把诗作为表达思想意图的工具，运用于各种外交、政治场合，充分诠释了“诗言志”之说。

中国诗歌和政治社会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简单地说：当诗人生逢盛世，国泰民安，歌舞升平，诗歌风格就会平和优雅，如《诗经》之《周南》《颂》等；当诗人遇到乱世，征战频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诗风自然就会悲凉慷慨，批评现实的色彩也会较浓，如二《雅》中的一些讽刺诗。孔子就提出“《诗》……可以怨。”（《论语·阳货》）“怨”即“怨刺”。《荀子·赋》中有“天下不治，请陈诡诗”之说。这说明荀子已意识到了诗歌可以用来干预社会生活。到汉代，在“诗言志”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美刺”说。“美刺”说揭示的是诗歌通过歌颂美好事物和揭露批判丑恶事物而为社会实现服务的实用功能。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这段话明确提出了诗歌的功用在于教化，这种教化对于夫妇之道的匡正、家庭人伦关系的稳定、社会风俗的变易及国政礼义的兴废等，都有着重要作用。《毛诗序》的作者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社会政治状况不同，诗人的情志亦不同。因而，通过诗歌了解社会政治，并干预政治，便是自然而然的了。郑玄的《诗谱序》则认为诗歌的功用在于“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把“美刺”的作用说得更加明晰。这种认为《诗经》的作品都具有美刺的内容，要求诗歌直接为社会教化服务的观点，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调了诗歌不应脱离现实，应当有益于社会人生。历史上的伟大诗人可以说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充分发挥了诗歌的“美刺”作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自己炽热的情感，同时也深刻地揭露、强烈地抨击了黑暗势力，他明确地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后来的李白、杜甫、苏轼等伟大诗人，莫不如此。

三“雅言”的标准读本

《诗经》305篇是经过整理加工的，这种整理加工的结果表现在语言方面，便是使用“雅言”。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语与各少数民族语言并存，汉语内部又分生方言。关于当时语言的复杂状况，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战国策·秦策》说：“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就是近音异义，周人问郑人要不要买新鲜的鼠肉，郑人以为问他要不要买璞玉。郑、周同为姬姓，而语音各异，其余诸侯国，可想而知。当时中原地区管“虎”就叫“虎”，可是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国却叫“於菟（读作wūtú）”。《礼记·曲礼下》说得十分明确：“五方之民，言语异声。”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一直在探索建立并推广一种能够跨方言乃至跨民族的通用语，以方便人际交流。汉民族共同语的产生年代还不能说得很确切，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思是说：当孔子诵读《诗经》《尚书》和在司掌礼仪的重要场合，都使用“雅言”——当时中国通行的共同语，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普通话。由此可知，远在《诗经》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普通话。操山东方言的孔子，在教学和礼仪场合中能够自觉使用当时的普通话“雅言”，从而更规范正式。同时，用鲁语诵读《诗》《书》不押韵，也读不出感情，而用“雅言”读起来则朗朗上口，情深意惬。孔子的学生来自许多诸侯国，方言各异，孔子在讲学时并不使用鲁国方言，而是运用当时的规范语言“雅言”。其目的很简单，因为“雅言”是礼仪场合的用语，学好“雅言”，就是传承、发扬周礼。孔子尊奉周礼，倡导礼乐文明，自然对“雅言”特别重视。

何谓“雅”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雅之训亦云素也，正也，皆属假借。”

“雅言”可以释为“正言”。“雅言”作为言语之美的体现，包括：辞气的谦逊，态度的娴雅，文辞的通达，用语的规范，以及所传述道理的纯正。

《诗经》是孔子教学生学习语言的教材，他曾说：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不论在日常生活的应对，或是在师生教学的言谈中，一直努力践行“雅言”之美。

周王室建都于镐京（今西安附近），镐京一带的语言自然成为天下的共同语，这就是“雅言”产生的背景。所有的贵族，要成为天子之臣，就首先要学会这种共同语。在非周王朝统治的区域内，也有人学习“雅言”。是否会说雅言，应该是贵族的标志。

落实到《诗经》一书上，所谓“雅言”，即“风”“雅”之言。早在春秋中期就已成集的《诗经》，收集的是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诗歌305篇。这305篇诗歌来自如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各地，本来有着各地方言语音的差异，但经过周太师的修订和删改，在押韵方面已经很成熟，说明《诗经》是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定稿的，《诗经》正是当时“雅言”的一个标准读本。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诗三百》在当时不愧为一部优秀的语言文字教材，是在官方推广下普及的。在官方和私人办学的教学中，《诗三百》都是用当时的“雅言”来讲解的，即老师讲的、学生学的、互相间交谈说的都是“雅言”。

孔子就曾对他的儿子孔鲤说过：“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学《诗》，可以学习“雅言”，说大家都能听懂的标准话，从而可以进一步锻炼、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如果不学《诗经》，你就没有办法跟别国谈判会盟。《左传》和《国语》里都记载了很多次“赋诗言志”的例子，当时的谋臣智者们在外交场合，往往都通过赋《诗》的方式互相交流，是谓“礼”。赋诗万一“不类”——意思表达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比如说鲁昭公三年，《左传》记载郑国的子产陪同郑伯去见楚王，主人让乐工唱“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小雅·吉日》），表示自己逐鹿中原的远大志向，顺便通报明天的日程安排。子产回到住处就准备打猎用具，第二天楚王果然请郑君一块打猎。因为《吉日》篇是描写周宣王田猎的。通过所赋之诗观一国之志，在《左传》里也有详细记载。事情仍然发生在晋郑两国的外交享宴中。《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说：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萚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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