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山：乡村振兴与团体组织——以梁漱溟为例【2019乡村振兴与规划建设系列学术报告】

Original 庚子大寒腊月初八乡村规划与建设

2024-09-04

全文字数｜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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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1日-6月1日，民盟上海市委、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会乡村委）、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芝英研究中心、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社会》杂志编辑部、芝英镇政府、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联袂举办“新时代下的乡村振兴——第六届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会议邀请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李荣山副教授做题为《乡村振兴与团体组织——以梁漱溟为例》的学术报告。

本文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宋小河，乡村委志愿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吴俊伯，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乡村规划与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邹海燕，根据会议速记稿及主讲人PPT整理校对，特此感谢！

本文已经秘书处审核，未经发言人审定。

开卷有益

主讲人

李荣山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一百年前中国面临外来压力，实际上最早是从乡村建设开始。今天我们在芝英开这个会议的场景，可能和一百年以前很像，很多仁人志士发现中国乡村衰败了，都在想办法把它振兴起来，有送文字下乡、有送法下乡等等……

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

乡村振兴是多元的，现在和一百年前一样也有多元路径。企业层面有资本下乡，政府层面有政策下乡，这些年还出现了项目下乡、艺术下乡等。很多资源进入乡村，形形色色的人去参与乡村振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么多人和资源以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使其能够有效地运作起来？或者资本、政策、项目用什么组织方式撬动？今天依然面临这个问题，与一百年前有某种共通性，但面对的组织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梁漱溟先生的时代面对的组织条件：中国军阀混战，并不统一，与今天面临的组织环境和政治环境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乡村有村两委。宗族网络曾经在传统社会发生过重要作用，现在有的地方依然存在，但更多地方是已经没有了。国家层面要推行新乡贤，有的地方建立了乡贤理事会，理事会里面有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本地乡贤，在一起形成组织形式共同参与乡村振兴。

无论如何，振兴到底由哪些人振兴，是今天在乡村层面依然会遇到的组织问题，近一百年前的类似问题对今天还有启发意义。

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新的组织基础？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最大特点是新组织构造。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有一个判断，一是伦理本位，中国是差序格局，与西方社会不一样。二是职业分立社会，中国各个行业是没有阶级性社会。整个国家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国家政权能力不是特别强，无为而治，比较散漫。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是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在这个基础上把它振兴起来必须有一个组织方式。

中西方组织结构的差异

如何来组织振兴，是在原有基础条件上振兴，还是借鉴西方的组织方式振兴，这时候需要先分析中西社会组织结构差异。当时梁漱溟先生画了下方这样一张图。

西方重视“团体”，但在社会组织层面注重“个人“”，但是西方“家庭”并不发达；而在中国“家庭”极大，所以是大写，但在“团体”（组织）和“个人”层面上不发达。

中国传统世界观中，“天下”的概念极大，“家庭”也大，与此同时“个人”和组织“团体”层面是非常薄弱。西方是“团体”格局，社会组织层面或者“个人”特别发达，“家庭”和“天下”维度比较弱。

照搬团体格局吗？

我们很难照搬西方团体格局、或直接引入西方组织参与中国的乡村振兴。西方团体格局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人组织基础之上，这是由宗教原因产生的格局特点，人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才会有良好的秩序。西方个人和个人的结合，是通过契约方式，争取每个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的社会方式。在梁漱溟看来西洋社会看起来非常公正，但它只是一个范围内的公正。

芝英这样的古镇是作为传承儒家礼仪的重要载体，特别能反映中国传统特点。中国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人讲究和而不同，在此情况下引进或照搬西方的方式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我们不能直接照搬西方，那如何创建新的组织方式来组织乡村社会，这是梁漱溟先生所关心的，也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根本地方。

乡村建设的宗旨：新组织构造

乡村建设的宗旨，是要重建一种符合中国乡村生活秩序原理的新组织。这个新组织有很多的说法，可以叫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原则是调和古今中西。

首先是把古代散漫的调整为团体的，这个团体不是西方意义上团体，正是他特别纠结的地方。

第二是西方组织中消极的地方，例如你防我，我也防你，而不是你想着我，我也想着你，这是消极伦理。梁漱溟先生想要变消极为积极伦理，这是出于他对于真正儒家伦理的向往。

第三，他说新社会组织不是一个像西方那样的个人本位，也不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类似家族“傀儡”那样的个人或者鲁迅曾说的“人吃人”的社会。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应该互以对方为倚重，“团体”要时时刻刻想着“个人”，“个人”也要时刻想着为“团体”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团体本位，而是一个相互关系。

新社会组织包含两点：第一，伦理情谊的组织。家庭必须有伦理情谊在里面；第二，向前进的目标，大家齐心合力干点事，不仅是为了防灾或者抵抗战乱等被动性的行事，而是主动性集体行事的方式干更多事情。总体来说，主要宗旨是以中国精神为主，吸收西方长处的团体组织方式。

新社会组织的构造或者结构，与芝英古镇关系很大。芝英是儒家礼仪的重要历史载体，乡约在这里曾起到过重要作用。梁漱溟对于新社会组织构造恰恰从这两个角度，赋予它以现代的含义。

新社会组织的结构

伦理层面上，中国传统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妻、朋友、兄弟）将赋予现代性含义，新增团体性的社会组织维度，即乡村、村学，某种教育结构形式，不但是教育机构，还承担行政和教化双重功能，这是它对以往概念的革新。

具体组织：乡约之补充改造

组织层面上，对于古代乡约有着补充和改造。乡约有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是明清两代政府用政治力量来提倡的乡约，而是宋代最初由乡村人自己发动的，乡村内部自身的约定。

宋代吕氏乡约有四句话：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是总纲。其实梁漱溟时代的政府也在推行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运动，当时类似引进西方的方式，以权力为本，项目制的方式没有考虑到地方自治伦理和精神层面。梁漱溟先生认为乡约超越地方自治，含义更广。

除此以外，他对古人乡约也不满意，认为古人乡约比较虚，没有做实在事情，后来清代人把它落实成社学、保甲、社仓，通过这个开始做实事，有了积极的含义。

梁漱溟的改造：改消极为积极

梁漱溟先生在清代基础上再做推进：第一，要做事，建立合作社做更多事情；第二，理想和境界上提升；第三，不仅局限于乡村，他有一个理想，把乡村和整个世界连通起来。

组织力量极为重要，他认为不能仅仅借助政府，也不能仅仅提倡个人，而是靠社会组织来整合，把政府、个人等各方面力量整合在一起。

乡村社会组织：乡农学校